范敬宜
人们常说，现在出版的新书，特别是专业类的新书，能够一口气从头至尾读完的，实在太少。我也有同感，不过也有例外，南振中同志的新著《与年轻记者谈成才》便是其中之一。我整整用了5个晚上的时间，几乎一字不漏地读完了这本402页的新书。
屈指算来，我和南振中同志相识已将近20年，可以算是老同行、老朋友了，自以为对他比较了解。但是，读完《与年轻记者谈成才》，不禁感叹不已——以前对他的了解还是太少、太肤浅了！
过去，我一直敬佩他的敬业精神。他当记者时，长期从事农村采访，以不怕吃苦闻名，有“老黄牛记者”的美誉。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非常艰苦，跑农村的记者比跑城市的记者辛苦得多，几乎全靠步行和骑自行车，而且经常住车马大店和老乡家里，还要通宵和蚊子、臭虫、跳蚤作“斗争”。风吹雨淋、吃不上饭更是常事。南振中同志对此却甘之如饴，讲起这些往事时津津有味，谈笑风生，从无怨色。即使当了新华社的主要领导，他仍然保持着这种记者的作风，不怕苦，不怕累。读了他的书，我才明白，他的这种敬业精神，来源于他一直奉行的信条：“要立志当一辈子记者，就要作好‘吃苦’的思想准备。”
过去，我一直惊叹于他的勤于积累。新闻圈里的人都知道，南振中同志是最“手勤”的人，不论是采访还是开会，都是手不停记。我亲眼看到，上自中央的重要会议，下至普通的座谈会、新闻发布会，他都以飞快的速度一记到底。直到走上了新华社总编辑的高位，还是一如既往。大约十年前，我问他当新闻记者以来用了多少笔记本，他说：“大概有2000多本吧。”我估算到现在至少已突破3000本了。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以前，我把这看作一种良好的“职业习惯”，一种恒心和毅力的表现，读了他的书，才明白这种“职业习惯”源于他的一种新闻工作者的神圣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不仅表现在记录，而且表现在随时随地对各种知识、资料的积累。
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位“实践型”的记者，与一些“研究型”的记者相比，他更重视“实战”，重视操作，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读了他的书，我进一步了解到，他不断地把自己的实践经验提升到理论高度，并且形成了一套富有特色的理性思考。从书中可以看到，他读书很多，我曾统计过全书总共引用了多少典籍和史实，不料统计了不到一半就感到困难了。他旁征博引，但不是寻章摘句；广泛涉猎，但不是炫耀知识。他是把前人的理论融会贯通到了自己的实践中去，又用自己的实践印证丰富了前人的理论。
近几年，有关新闻工作者修养的论著和访谈之类的书籍如雨后春笋。这是件好事，证明了新闻决非“无学”。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再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实在有“崔颢题诗在上头”的困难。然而，南振中同志的书仍能以他独有的特色吸引读者。这种特色，我想用三个词来概括：可信、可读、可亲，或可再加上一条：可学。
可信，指的是书中写的都是他实实在在经历过的事情，现身说法不掺杂任何自我夸耀或拔高，使人相信这完全符合他为人做事的风格和性格。比如，他在农村改革初期写的名篇《只要政策不多变，往后城里人想吃啥都有》，曾经广为传诵，引起许多新闻记者的“联想”。南振中同志在书中回忆这次采访的过程时，完全用的是白描手法，就像他写的那篇报道本身一样，令人如见其事，如闻其言。没有一点卖弄和玄虚。穆青同志生前一贯提倡“实录性新闻”，南振中同志这篇报道就是“实录性新闻”的一种实验和示范。如果现在还有人对“实录性新闻”持有异议，那么读一读南振中同志采写经过的“实录”，就会进一步懂得“实录性新闻”的真谛，懂得要写能让从最上层到最基层的读者都能相信的新闻，实在是太不容易的事情。
可读，指的是南振中同志的这本书朴实无华，通俗易懂。有点像读白居易的诗，懂行的不觉其肤浅，不懂行的不觉其艰深。做到这个境界，看似容易实艰辛。对于为文之道，孔夫子有句名言，叫作“辞达而已矣”，可是后人对这句名言有所补充，大意是说要做到“达”，还必须有文采，能够吸引人读下去。南振中同志在讲述自己的经验时，非常讲究吸引人听进去、读进去的艺术。这种艺术靠的不是华丽的辞藻，而是不同的读者都容易接受的道理，或用比喻，或用典故，或引名言，或算细账，或间杂以他特有的幽默。更使我惊讶的是他的“博览”，在讲述一些新闻原理时经常引用不为人所熟知的材料。比如他在《论“以小见大”》一章中，为了说明“太伟大的运动，我们无力表现它的全盘，可以采取‘以小见大’的手法，着力表现它的一角”（其意出自鲁迅），他联想到中国的绘画理论，想起了宋代沈括《梦溪笔谈》中一段评五代大画家李成的典故。李成擅长画山水，他作画主张“以小观大”，只画亭馆、楼塔的一个角落。沈括批评说：“李君盖不知以大观小之法。”为了弄清楚谁是谁非，南振中同志特意查阅了宋代其他一些画家的主张，说明沈括所主张的“以大观小”和李成所主张的“以小观大”，各有道理，应该辩证统一地来理解。从新闻写作的角度看，应该把“以小见大”“以下望上”作为新闻作品最重要、最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这一段文字，就使得整篇文章读起来很有“味道”。“味道”从何而来？来自广泛的书本和社会知识。宋代大学问家黄庭坚不是谈过这样的话吗：“君子三日不读书，便面目可憎，语言无味。”
可亲，指的是南振中同志和年轻记者谈成才时，亲切自然，循循善诱，没有一点专家、权威、领导的架子，给人以“润物细无声”的感觉。这不是故意摆出来的“姿态”，而是出自他没有把自己当作去润“物”（读者或听众对象）的“春风化雨”的心态；之所以不“摆”架子，是因为他本身就没有架子。在读者、听众面前，他始终是和对方平起平坐、平心静气的。正因为“平”，在对象心目中的形象就更高。我通读全书，几乎没有发现有一处是板着面孔教训人、指斥人的。即使在谈当前记者在新闻道德方面存在的问题时，也是用一种正面引导和开导的语言，讲新闻记者应该如何抗拒虚荣心的诱惑，不可“自视太高”；应该如何抗拒物质利益的诱惑，不要贪图小利，不要追求工资待遇，不要热衷于经营安乐窝；应该如何正确对待毁誉，不要计较个人的恩怨、荣辱、得失，等等。这些推心置腹、发自肺腑的话语，我想任何人都不会无动于衷的。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振中同志善于“算账”。他劝导青年记者珍惜时间，珍惜青春，利用好每一天、每一小时的光阴。他在讲青年记者要打好“五个根底”（思想路线根底、政策法律纪律根底、群众观点根底、知识根底、新闻业务根底）时，针对部分青年记者认为“工作太忙，时间不够”的思想，算了一笔“时间账”。他说：“假设某个记者全年剩余时间的有效利用率为50%，那么，他在一年当中可以有效利用的时间是1144个小时。这一千多个小时，就是我们‘打好五个根底’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这些时间如果用来读书，按照每小时阅读20页的平均阅读速度计算，每年就可以阅读22880页，也就是说，仅仅把剩余时间的一半利用起来，每年我们就可以阅读114本平均每册200页的各类书籍。这些时间如果用于写作，按每小时只写一页稿纸、200个字的纸速度计算，全年就可以写出228800字的各类文章。”
这里没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之类的说教，纯粹用合情合理的数字去启发人们如何珍惜寸阴，连我这个年逾古稀的老人读到这里，也不禁掩卷算了一笔账：如果天假以年，能够再活十年，可以读多少书、写多少文章。
可学，就是说南振中同志在这本书里，无论是讲思想、讲理论、讲精神、讲方法、谈经验，都十分具体，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可实践性。这是因为他本身是个脚踏实地的人，他所有的经验之谈都植根于他脚下那块坚实的土壤之中。因此，他的著作完全不同于那些“七宝楼台”式的“天书”。只要虚心地、真心实意地读一读他的这本书，都不会产生“入宝山而空还”的迷惘和困惑。
当前，我国新闻工作者面临着鼓舞人心的新形势、新任务。胡锦涛总书记在最近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宣传思想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科学理论指导和强大舆论力量。我想，新闻队伍能不能出色地实现党中央的要求，关键在于队伍建设，造就千百万合格人才、优秀人才、杰出人才。而人才是需要培养、需要教育、需要引导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年轻记者谈成才》一书的出版，是应时代之所需。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一件20多年前的往事。有一次，我到辽宁省朝阳地区一个林场去采访苗木“抚育”工作。我原来望文生义，以为“抚育”无非是浇水、施肥、锄草之类事情，到了林场一看，不禁大吃一惊，所谓“抚育”主要是对苗木动斧、动锯，砍旁枝，削病干，促使其健康成长。我问场长：“你不心疼吗？”他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否则它就只能成柴，不能成材，更不能成财。”这句话给我印象极深，还写过一篇《成材与成柴》，说明人的成才与树的成材有相通之理。当然，人才的成长比木材的成长要复杂得多，但都需要“严格要求”，则其致一也。严格要求本身就是一种培养、一种抚育，就其方法而论，对人才则需要像春风化雨那样“润物细无声”。这与对植物是有区别的。
我的思考是否正确，愿就教于南振中同志和广大读者。
（本文写于2003年，原载《新闻战线》2004年第1期，作者是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时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