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在历史上找一个最能代表“中国”的人，自然非孔子莫属。有学者称孔子为“中国文化之中心”，并说“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洵为中肯之论。从这样的意义上讲，海外数百所“孔子学院”实际上也可以称为“中国学院”或“中国文化学院”。不难理解，要了解中国，应该从孔子开始。
那么，怎样了解孔子？如果就这个问题向孔子本人请教，他一定会让我们关注“六经”，要我们修习诗、书、礼、乐，重点研读《春秋》和《周易》。孔子晚年作《春秋》，寄予褒贬善恶，表达政治思想，只是《春秋》过于简略，一般不易理解；《周易》则被尊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欲理解孔子，了解他思想的深度和高度，不可离开此书！然而孔子作《易传》，在《周易》中“观其德义”，理解起来同样难度极大，需要认真揣摩！
既然“六经”难读，人们自然把目光投向《论语》，投向“孔子遗说”。但需要知道，“孔子遗说”可不仅仅只有《论语》！孔子在世时，他的弟子随时记录整理师说；孔子晚年讲学，又专门有年龄较小的弟子轮流笔录。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材料，这是人类珍贵的历史遗产。孔子逝世后，孔子弟子后学集录整理孔子遗说，选编孔子的“善言嘉语”，使孔子教诲得以传留至今。因此，我们应该感谢孔子，感谢孔门弟子后学！
如果静下心来阅读，会发现“孔子遗说”真的很多，会发现竟然有那么多的孔子言论分布在那么多的典籍中，似乎让人无从着手，让人感觉庞杂而散乱。实际上，学者们以往进行过很多研究，检查过这些材料的来源或者可靠性。尤其在今天，借力大批新的地下文献的问世，原来许多模糊的认识清晰了，很多纠缠不休的纷争解决了，让人感到由衷的欣喜！
说到这里，我们似乎最应该感谢一个人，他就是孔子的裔孙子思。人们对于子思，以往知之不多。但种种迹象显示，孔子逝世后，他的造诣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随着孔子弟子的相继辞世，子思历史性地承担起了汇聚、整理、选编孔子遗说的使命，为此，他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今天看到的《论语》《孔子家语》，其最初的编纂，都与子思有直接关系。
我们了解到子思所做的工作，也看清了孔子遗说由先秦至秦汉传流变化的基本情况。孔子去世后，孔子弟子和子思等人聚录编辑孔子遗言，《孔子家语》的最初形态应即渊源于此；又选取其中“正实而切事”的内容，另外编辑成为《论语》。《论语》和《孔子家语》虽历经辗转传抄，也有篇章分合以及后人“润色”的成分，但在孔子遗说中，其材料最为集中，真实性也相对较高。
除《论语》和《孔子家语》之外，其他可靠的关于孔子的材料当然还有很多，如《易传》《孔丛子》《左传》《孟子》《荀子》《史记》以及早期出土文献等。《礼记》《大戴礼记》的材料也十分重要，但这些材料经过了重新编辑，为服从汉代政治的需要，对不少字句进行了更动。如果你有兴趣将二戴《礼记》与《孔子家语》相同的内容进行对比，就很容易发现这一点。
既然如此，在文献材料的研究方面，学者们首先需要做的工作有两点：一是在相对更为“真实的材料”中有哪些可能的添加与润色；二是明显经过了后人特别是汉人改动的材料又包括了哪些方面。搞清这些问题，在使用相关文献时才可以不再缩手缩脚、动辄得咎。在此之后，方能进入思想义理的论说层面。
文献的基础研究固然重要，思想的诠释解说更需周全：
首先，世异时移，约2500年过去了，孔子都说了些什么？他为什么那样说？
第二，孔子思想是一个庞大体系，其“博大精深”肯定不是一句空话，那么孔子所言，其本意为何？我们理解得对吗？
第三，前沿学者看到经典“翻译”中的“意义流失”，遂尖锐地指出：翻译者本身必须是专业的哲学家。中文外译是这样，古文今译是否也应同样如此？
时下，孔子文化普及还存在不少问题，距离科学真实地展现孔子思想体系还有不少距离。其他语种的译本，因为文化背景等因素的限制，更存在不少偏颇乃至错误，急需提供文约义丰、原汁原味的孔子思想学说精编解说本。当年孔子后学或者子思选编《论语》，其用意也应该如此；但毕竟对于忙忙碌碌的多数今人而言，读起来依然艰涩，字数还显得较多。因此，很需要爬梳剔抉，精心选辑，编纂准确严谨、简明适用的孔子学说读本。
孔子研究院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有多年的友好合作关系，本书最初便是应奥方要求，由孔子研究院组织力量，在自己“正本清源研究孔子”学术理念指导下，立足学术最前沿，吸收最新研究成果编纂而成的。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儒学普及读本，能够还原一个真实的孔子，传达真实的孔子思想。
杨朝明
2013年7月6日 于孔子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