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各有不同，千差万别。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在不同之中寻求共识点、相通处。常言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陈寅恪先生说：“天理人情有一无二，有同无异。”人类的绝大多数都是有理性的社会动物，是讲究人情事理，可以心灵相通的。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可以同享一个真理，不会受到真理的伤害，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对真诚说不，因此，可依“理”、“诚”二字为链环而彼此相处。
这里所说的理是指要知晓事理。凡事都有一个理在，为人处世重在明理。人生不外言动，而我们的一言一行都离不开一个理字。要依理而言，依理而行，非理勿言，非理勿动。理是判断的标准，行动的依据。理是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是保持正常健康的人际关系的基础，是维护社会机器正常运转的润滑剂。常言道：“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在常态下，坚持真理，服从真理就能征服一切。而现实状况却是有理未必走遍天下，无理也未必寸步难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除了正理之外，还总是存在一定的“黑的东西”、“阴的东西”、“灰的东西”。从古到今，历来有之，只不过是多少轻重的问题。就像大自然有蜜蜂也有苍蝇，有鲜花也有毒草，有清水也有浊水一样。在现实生活中，有理却要饱尝艰难困苦，非理却能一帆风顺，畅通无阻之事时有发生。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始终沿着真理的航道前行，依理行进未必没有风险，但这却是一条安全系数最高的航道。航行于此道，即使出了问题也应该是无怨无悔，心安理得，甚至是值得的，因为这是一条正道。如果行进在非理的航道上，那只能是冒险、侥幸之行，随时随地都有碰撞倾覆的危险，因为这不是一条正道。偏离了正道就要出危险。偏离越大，危险就越大。夏桀由于荒淫无度，暴虐无道，被商汤所灭。周幽王为博美人一笑，玩“烽火戏诸侯”的把戏而自取灭亡。
坚持真理是永恒的道理。每一个人，无论处于何种境遇之中，都要时时坚持真理，事事坚持真理，唯理是从，克己服理。在真理面前没有特殊例外者。地位越高，影响力越大，越是要坚持真理。成事在理不在势，不能以势压人，吹胡子瞪眼，耍大牌，耀武扬威。要以理服人，只有以理服人，才能真正令人心悦诚服。理性的领导者应当善于倾听各种不同声音，特别是反对的声音。常言说：“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要有求理之意，纳谏之胸。唐太宗李世民广开言路，提倡和鼓励臣子直言进谏，真心接受批评，使他汲取了众人的智慧，做到正确决策，对开创贞观盛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要使我们的事业生机勃勃、兴旺发达，就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坚持真理是至上的道理。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把理放在首要位置，在合理的前提下，再考虑是否有利，是否合情。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怎能无欲。有情有欲是正常的，只是要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之上。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孔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苏东坡说：“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不要做非理之事，不取非理之利。见利忘义，伤天害理者，其实大都是以利己开始，以害己而告终。人们常说，做事要合乎情理，合理尽情。情理是可以兼顾的，但必须是寄情于理。“事有是非，公无远近。”“私怨不入公门。”要坚持事理至上，不能情大于理，悖理顺情。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实例中得到一些启示。
其一，清朝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张英官至宰相。一日，安徽老家来了一封书信，是为了与吴姓邻居争一墙之地。张英看罢哈哈大笑，并当即回了一封书信，信中只写了四句话：“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阅罢，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深受感动，也主动让出三尺空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六尺的巷子。此举成为传颂至今的美谈。
其二，在清同治年间，曾国藩的干爹在清明节扫墓时，与人发生了一场纠纷。对方依仗有钱有势，硬将坟迁到他家的祖坟所在地。官司由衡阳县打到了衡州府，总是对方占上风。老头吞不下这口窝囊气，想上吊自尽。此时，一个老友提醒他：“你不是有个干儿子在南京做两江总督吗？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天下谁个不知其名，你只要求他给衡州府写个二指宽的条子，保险你把官司打赢。”老头把胸脯一拍说：“好办法，我怎么没有想到呢？”于是就凑足盘缠钱，奔往南京。到南京后，由于曾国藩有公务在身，就先让人陪他干爹在南京先游玩几天。待曾国藩办完公事回家后，夫人对他说起干爹特意来金陵之事。“你就给他写个条子到衡州吧。”曾国藩听后说：“这怎么行呢？我不是多次给澄弟写信不要干预地方官的公事吗？如今自己倒在几千里外干预起来了，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干爹是个天本地分的人，你也不能看着老实人受欺，得主持公道呀！”经夫人再三请求，曾国藩动心了。“好，让我考虑考虑吧。”第二天，曾国藩奉谕升职，南京的文武官员都来贺喜。曾国藩在督署设宴招待，干爹被尊了上席。敬酒时，曾国藩先向大家介绍，首席是他湖南来的干爹。接着，曾国藩还把自己的干爹推崇了一番，说他一生勤劳，为人忠厚啦，怎么不愿在南京久住，执意要返乡里啦。说着，从衙役手中接过一个用红绫包着的小盒子，打开后拿出一把折扇说：“我准备送干爹一个小礼物。列位看得起的话，也请在扇上题留芳名，做个永久纪念。”诸官放下盅筷，接过一看，只见折扇上已工工整整地落了款。上款是“如父大人侍右”，下款是“如男曾国藩敬献”。各位应曾大人之请，也在扇上签起名来，折扇两面都写得满满的。回到家后，衡州知府升堂，老头手执折扇，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在那个时代，上堂打官司，手执折扇是藐视公堂，要受到惩治的。“把扇子丢下！”衙役喝令。老头装着没听见，一个衙役从手中夺过扇子丢到地上。“这个可丢不得，是我干儿子送的。”知府大怒，惊堂木一拍：“放肆！拿上来！”知府接过扇子翻来覆去看了后，又将视线转移到老头身上，仔细打量了一番。然后，一声令下：“退堂。”退堂后，知府不仅恭恭敬敬地退还了这把折扇，还热情地款待了他。官司的输赢当然也就不言而喻了。
诚就是为人处世要真诚。人是社会之人，需要相互交往，这种交往是建立在彼此互信的基础上的，互信的前提是真诚。真诚是人生的命脉，是建立一切价值的根基。人们常说，为人要讲诚信，以诚信为本，可见诚信是一个人良好本质的标志。如果要人诚信，首先要自己真诚。真诚是一种真心实意的表露，可以拆除彼此的心理防线，架起心灵互通的桥梁。真诚是一种力量，因为至诚足以感人。无论客观环境如何变化，真诚之心当永保不变。以下是两则有关真诚的实例，我们可以从中体会一下真诚的意味。
其一，汉武帝当政时，御马官上官桀养马得法，很受汉武帝赏识。汉武帝曾经有一段时间身体不好，不能坐朝视事和骑马游猎。等汉武帝身体痊愈后，他发现宫中御马比以前瘦了不少。这位非常爱马的皇帝把上官桀找来，气愤地指责他说：“你是不是以为寡人一病不起，连御马都不能再看上一眼了？”说完就准备把上官桀关押起来治罪。上官桀从容应对道：“吓死臣也不敢这么想！一听说陛下圣体欠安，臣就日日忧虑，夜不能寐，哪里还有心思放在喂养御马上呢？臣失职，陛下愿杀愿罚，都请自便，只要陛下圣体健康，臣死而无憾！”未等话说完，上官桀已泣不成声。汉武帝被上官桀的忠诚所打动，从此对他格外器重，把他从养马官提拔到骑都尉。
其二，面对当时曹操准备北伐，征战乌桓这一十分危险的举动，各位将领纷纷劝阻，但曹操固执己见，率军出击，结果大破乌桓。班师归来，曹操开始调查当时有哪些人不同意北伐。将领们以为曹操要处罚人，都十分害怕。不料，曹操却给了那些人十分丰厚的赏赐。将领们很奇怪：事实证明，劝阻北伐是错误的，怎么反而得到赏赐呢？曹操说：“北伐之事，当时确实十分冒险。虽然侥幸打胜了，是天意帮忙，但不可当作正常现象。各位将军的劝阻，是出于万全之计，所以要奖赏，使他们今后敢于发表不同意见。”
真诚不仅适用于常人之间的交往，有时甚至适用于与敌人的交锋。明朝的王阳明在平定南赣之乱时，为说服贼寇，写下了发自肺腑之言的《告谕巢贼书》，从中可以窥见王阳明的一颗真诚之心。现摘录其中的一段，译成现代语如下：
人情皆以为耻的莫过于身背盗贼之名，人心所共愤的莫过于身遭抢劫之苦。若骂你们是强盗，你们必然也会勃然大怒，说明你们也知此为耻。那么，又何必心恶其名而身蹈其实？若有人放火抢劫，夺走你们的妻女，你们也必愤恨报复，既如此，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别人呢？我也知道，你们为官府所逼，或为大户所侵，一时错起念头，误入歧途。此等苦情，甚是可怜。但是你们悔悟不切，不能毅然改邪归正。试问当初生人寻死路，你们尚且要去便去，如今死人寻生路，反而不敢，这是为何？因为你们久习恶毒，心多猜忌，无法理解我的诚意。我无故杀一鸡犬尚且不忍，若轻易杀人，必有报应，殃及子孙，何苦必欲如此？我每为你们思念及此，都终夜不能安寝，无非想为你们寻一条生路。但是，若你们顽固不化，逼我兴兵去剿，便不是我杀你们，而是天杀你们。现在若说我全无杀你们的心思，那是在骗你们；若说我必欲杀你们，那也绝非我之本心。你们起初也是朝廷之赤子，就如同一父母所生十子，二人背逆，要害那八个。父母得除去那两个，让那八个安生。我与你们正是如此，若这两个悔悟向善，为父母者必哀悯收之。为什么？不忍杀其子，乃父母本心也。
王阳明的真诚话语，不是子弹胜似子弹，深深地击中了贼寇的内心，使他们中的大部分有了弃恶从善的愿望，分化瓦解了贼寇。从而使王阳明仅用一年半时间，就平定了为患几十年的南赣之乱。
真诚是一种软实力，可以消寒融冰，化干戈为玉帛，有时甚至胜过真刀实枪的拼杀。要十分珍惜真诚，坚守真诚。真诚就是要说实话，办实事，不忽悠，不欺骗，情真意切，开诚布公。正如高尔基所说的那样：“走正直诚实的生活道路，定会有一个问心无愧的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