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科技浪潮：国际上的科技竞争，是科技实力的角逐，也是智慧与精神的对垒。
在科技场上的博弈中，中国科学家发动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奔袭战。
01 “863”时代
浩瀚奔涌、悠悠不息的人类历史长河，在每一个澎湃激扬的拐点上，总有一群英雄挺立于潮头，成为一个时代的引领者、推动者和创造者。
于是，历史发生翻转，社会开启变革……
当今天的我们享受着科技文明扮靓的现代生活时，我们不能忘记那些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以敢于担当的精神改变历史格局和进程、奠定未来的功勋人物。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兴起了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中心的科技革命浪潮，高科技成果不断涌现，转化周期越来越短。我国科学家已经意识到，高新科技已成为跨世纪竞争的制高点和未来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主要推动力。面对我国科学技术与世界水平不断拉大的趋势，他们心急如焚。
与此同时，伴随着世界范围内科技革命浪潮的迅速兴起，第一次机器人发展高潮也随之到来。机器人技术传入我国，但国内对机器人的认知仍然是雾里看花。
1983年前后，国务院举行了“新技术革命及对我们的挑战”的讨论。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研发的第一台工业机器人成为新技术革命的一项成果，在自动化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蒋新松成为这一领域首屈一指的科学家。由于他关心国际科技发展动向，对国外机器人应用和产业发展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和独到见解，有关部门邀请蒋新松等几位专家作了几场专题报告，才使大家对机器人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各地科研院所相继开展了各种机械手的研制与开发。
1985年初，蒋新松到美国访问。他再次来到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了解到国外已经兴起“柔性制造系统”（FMS），或称为“敏捷制造”。在谈自忠教授的安排下，蒋新松到圣路易斯的一些制造业工厂里参观，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番情景了。美国的工厂不仅实现了计算机对生产制造流程的自动控制，企业的整个管理与生产流程也由计算机联网实现了一体化运行，再加上机器人生产线的应用，整个就是一座地道的无人化工厂。这一切让蒋新松有了“天上一日地上一年”的感觉。
我们国家的工厂用电机作为动力带动机械运行就觉得了不起了，和人家相比，我们还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年代。用现在的标准来看，人家都玩起了工业3.0了，我们连2.0还不靠边。外国人把我们甩下了一大截儿，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蒋新松内心十分压抑，这么玩下去，怎么能玩得过人家？我们给人家提鞋都摸不着鞋后跟啊！
蒋新松回来后，立即找到上任不久的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汇报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并提出了“计算机集成制造”，即CIM（Computer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的初期概念，作为今后机械制造业发展的方向。
宋健非常赞赏，并告诉他，几位老科学家都很着急，正准备向中央反映。中国必须紧紧跟踪世界先进科技水平，融入全球科技体系。
改革开放后，科技领域有一个口号，叫“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1984年，宋健受命担任国家科委主任时，有一个重大难题等着他去破解，那就是科技成果在“象牙塔”里，高不可攀，不接地气，必须寻找和开拓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新路子，就是把科技成果从实验室里、保险柜里解放出来，转化成推动经济发展的生产力，变成惠及老百姓生产和生活的产品，提高生活质量，让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地享受到科学技术带来的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但是，那时科技体制的改革，科技成果的转化，并不像今天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很多人读不懂科技对经济建设的深远意义。
起初，宋健提出来一个“星火计划”，科技与农村结合起来，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多实惠，为中国科技的发展找到了方向。后来，又搞了“火炬计划”，是把科技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推动中国的科技发展，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
当时，杨嘉墀、陈芳允院士找到宋健，提出“应尽快用力所能及的资金和人力跟踪世界新技术发展进程”的想法，宋健拍手叫好。但是，这个好主意怎样才能得到国家领导核心的重视和支持？他们商量后，决定以书面的形式郑重地向中央反映。
科学无国界，这是科学家们秉承的一种职业理念，但在现实世界中，科学家们的职业命运往往受政治需要的左右。一旦科学成为国家博弈的法器，科技场将是一方看不见硝烟的战场。发展中的中国在国际科技竞争中显然处于不对等的劣势地位。面对种种歧视和封锁，中国的科技发展如何加入全球的科技体系、跻身世界前列？
世上没有救世主，改变命运只能靠自己。严酷的现实给出的答案只有一个：中国科学家只有在困境中奋力追踪，才能抢占科技制高点。
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鉴于国外高技术的迅猛发展，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了要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我国高科技的建议，为本世纪末下世纪初的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技术基础。
就这样，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四老”的倡议，很快作出决定，制定我国的高技术研究计划。国家科委党组立即启动了这个项目，并根据四位老科学家给中央写信的日期命名为“863计划”。
蒋新松得知国家科委正在酝酿“863计划”，非常兴奋。他带领科技人员为争取将“CIMS主题”列入“863计划”，进行了丰富的预先理论准备和技术积累。
“CIMS”是“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英文缩写。实际上，这是蒋新松针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升级改造提出的一条科技路径，就是用信息技术把传统的制造过程变成数字化或者信息化的控制过程，这是国际上自动化发展的一个新趋势。
当时，计算机应用还很少，能够在工业界应用信息化是比较超前的。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是现在工业4.0的前身，就是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最初融合。国家“863计划”大政方针已定，但资金投入有限，哪些主题能列入其中，必须严格论证，精心筛选。
在论证计划内容时，蒋新松被推荐为专家论证组自动化分组的召集人。他的观点得到专家们的赞同，使CIMS得以列为自动化领域的第一候选项目。
今天的《中国制造2025》很像当年“863计划”的接续。不过，当年的“863计划”可不像今天的《中国制造2025》这样把“机器人”智能制造很明确地列入高技术重点发展规划。那个时候，人们对机器人的了解不可能达到今天的认知程度。机器人列入“863计划”经历了意想不到的曲折过程。
国家计划委员会在酝酿第七个五年计划时，在蒋新松的力争下，中国科学院批准在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建立“机器人示范工程”实验室，为机器人研发提供了必要的设施和硬环境。
1986年7月，“机器人示范工程”奠基仪式在位于沈阳南塔街114号自动化所选定的新址举行。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特地赶来参加奠基仪式。
当时，蒋新松满脑子都是机器人。他别出心裁，为新址的大门设计了一个卡通机器人造型。中间的圆菱柱是机器人的本体，上面两个圆圈是一双大眼睛；胳膊伸开小臂下垂到地面，形成一边进一边出的通道；一身全白，格外时尚、醒目。宋健看了称赞说：“好！有创意！让人们知道这里是搞中国机器人的。”
8月初，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王大珩陪同解放军总参谋部首长来到所里，专程视察不久前在大连首航试验成功的海洋机器人。王大珩看到蒋新松设计的机器人大门，也赞扬道：“好！科学家搞什么都专业。”如今，机器人在沈阳妇孺皆知。一提到机器人都知道是南塔街114号，那个大门就是个机器人。它已成为中国机器人发展的历史性标志物了。
要把中国机器人提升到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层面上，必须使之进入“863计划”。一个突出的现实问题摆在面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丰富的人口资源面临上岗就业。显然，这时候搞机器人不合时宜，不能匹配中国国情，不具备市场条件，似乎与现实太遥远。
蒋新松清醒地认识到，科技水平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现在不动手，将来需要时再起步就晚了，就落后了。但是，又有多少人能看到、能理解这一点呢？
在那个年代，不少人对国家科技发展战略思考与宏观管理知之甚少，对国家为什么要动用较大的财力与人力去发展机器人高技术的战略规划不甚理解。
曲道奎回忆说：“蒋老师当年搞机器人研究，很多部门不理解。他做了很多社会上的宣传工作，来推动这项研究。机器人到底是什么东西？机器人的作用是什么？那时，一些政府机关和企业认识不到这些东西。自动化领域主要就是机器人、CIMS这两大课题。但这里面要搞什么东西，大家不清楚。所以，蒋老师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呼吁、铺垫、宣传和推动，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
如果你在落后的态势下再去追赶世界的脚步，付出的时间成本不说，增加的人力物力成本也是无法估量的。所以，蒋新松是“863计划”的三任首席科学家，后来他又被公认为一位战略科学家。
此时，尽管蒋新松怀里抱着一个机器人“婴儿”，但要把它养育成“人”还要付出大量的心血，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02 “心”与“芯”
为了能把机器人列入“863计划”，蒋新松跑遍了中国科学院所有部门和国家有关部委，苦口婆心地讲解机器人在装备制造业中的地位、作用、价值和对于民族工业、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曲道奎目睹了蒋新松在那半年多时间里四处游说、逢人便讲的情景，有不少人笑话他魔怔（着魔）了，也有人说他搞的是科幻。
蒋新松锲而不舍。有人曾经见他提着复印的一摞摞资料，送到国家相关部门。人家办公室里没人，他就把资料塞到门缝里。向人们灌输一种理念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开始没人理蒋新松这一套，他坐了不少冷板凳，也闹出不少笑话。有人听说他搞机器人，就说：“机器人是啥玩意儿？外国有科幻电影，你是要拍科幻电影吧？”也有人说：“中国到处是人，都下岗了，你还搞什么机器人呀！”甚至专家评审委员会的成员对此也有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高新技术是智力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国经济初见起色，资金还不充足，应以传统工业为主，发展高投入的高新技术产业与国情不符。
在一次评审论证会上，一位评委用一种调侃的口吻向蒋新松提出这样的质疑：“现在，国家搞计划生育，连娃娃都不让‘造’了，你怎么还搞机器人？”这话随之引来一阵笑声。
“正是现在不让‘造’娃了，将来才需要机器人。”蒋新松噌的一下站起来，把大家吓了一跳。只见他舞动着手臂，情绪激昂，声若洪钟，带着江阴口音的普通话语速很快，好像吵架似的。
“你想想看，将来人少了，劳动力少了，谁来干活儿？尤其是那些高温、高压、深海、有毒等对人有危害的工作环境，‘极限作业机器人’能够代替人去干人所不能干的工作，这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市场。将来，一个娃成了宝贝，那些特殊的体力劳动、危险工作谁来干啊？说不定将来你老了，还要机器人来伺候。所以，我们必须现在就开始造‘人’。到缺‘人’的时候再造‘人’就来不及了。”
“看来，老蒋说的还真有道理。”有人听了点点头。
“既然我们将来需要人，还搞什么计划生育？我说老蒋啊！干脆，还是回家造娃吧！”于是，“造娃”派与“造人”派打起口水仗，“还是造娃好，大家快乐又高兴嘛！”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有时，科学家们很像一群顽皮的孩子，常常把一个严肃的话题调侃成笑料。“机器人是机器，不是人，不像人需要那么大的生存成本和对资源过多地消耗及依赖。这是个小儿科问题，还需要上基本理论课吗？”蒋新松当仁不让，据理力争。
科学精神强调严谨的科学态度，对任何人所作的研究、陈述、见解和论断都必须进行实证和逻辑检验。科学家们思维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喜欢用反向思维向权威提出挑战。通俗地讲，就像老百姓挑选玉米种子，把玉米棒一层层扒开，看看里面的籽粒质量如何，否则，种到地里怎能发芽？科学家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论证一种理论正确与否，首先保证科研课题或项目在科学机理上立得住，行得通，然后才能确保开花结果。这是可行性论证的基本方法，也是科学的方法论。
几位科学家的冷幽默并没有让蒋新松的热情冷却下来，他依然是机器人的超级“铁粉”。他又冷静下来，耐着性子向大家讲解：
“你们知道吗？十年前，美国人就把机器人送上太空；五年前，日本人就有了无人工厂；他们的海洋机器人可以钻到我们的海域，我们毫无办法。我到日本买机器人，遭到拒绝。他们说，十五年内不会与中国合作。”蒋新松说着说着又情不自禁地激动起来。他慷慨陈词：“现在，那些发达国家都在这个领域花大本钱，开展竞争，并对我们封锁。中国怎么才能加入全球的科技体系？我们再不干起来，就会被人家甩得越来越远，我们给人家提鞋都不够格，连‘球籍’都保不住了……”
蒋新松本来是个富有浪漫情怀、率真快活的人。那些日子，他脑门儿上总是拧成一个疙瘩，一肚子忧虑和心思。一般人很难理解他。蒋新松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强，他总能从不同的角度因人而异地切入你的兴趣，然后慢慢地吸引你、说服你，最后打动你、征服你。他那锲而不舍的精神和一颗火热的赤子之心终于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大家开始慢慢接受了他的意见。
在激烈的思想交锋和观点的碰撞中，蒋新松逐渐占了上风，赢得了许多专家的赞同。
“老蒋啊，我投你一票。等我老了，你可要造个机器人来伺候我啊！”
“863计划”对于学科领域的发展很关键。哪个学科能进入“863计划”，哪个学科就可能引领这个领域的方向，在科学领域就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各学科各院所都拼命地往里挤。自动化领域有两大方向，一是“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叫CIMS（Computer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System），这是“两化融合”的一个雏形；二是机器人。当时机器人处在一个萌芽期，还只是一只机械手，只有日本呈现出迅速发展的势头。美国和德国虽然起步早，但进入应用的热度却比不上日本。
我们国家了解的人更不多，即便在科学界也寥寥无几。“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需要机器人这颗“芯”，而机器人要有自主控制系统这个“脑”，就像人的大脑“神经元”一样，属于机器人的核心技术。
事实上，没有人怀疑蒋新松在这个领域的绝对权威和他那“视野超视距”的眼界，何况他始终怀着一颗火热的“芯”。他要研究的那颗“芯”，不单单是机器人的“芯”，真正的“芯”是他那颗科学报国之心、兴国之心，实现现代化之心、民族富强之心。
功夫不负有心人。蒋新松根据国务院领导关于要搞机器人的动议，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力排众议，提出了智能机器人作为第二候选项目，终将机器人列入“863计划”。
国家“863计划”于1987年正式付诸实施，共有15个主题，CIMS和智能机器人两个主题都进入了“863计划”的篮子。最初的投入计划达到100亿元。
机器人提升到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层面，是在进入“863计划”发展规划之后。在砥砺奋进的跋涉中，以蒋新松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几经努力，终于为中国机器人铺就了一条成长之路。
蒋新松一人承担两个主题，这在“863计划”里是绝无仅有的。没有强烈的责任心、使命感和担当精神是做不到的，没有对事业的执着和痴情也是做不到的。
启动“863计划”机器人项目，最关键的是要规划好科研方向和路径，一旦方向失误，路径出现偏差，将会导致前功尽弃，不可能抵达目标。而时间成本是最大的代价。这就像蒋新松审阅学生的论文，总是先看最后的结论是不是符合物理原理，否则，再好的设计和论证都是没有意义的。
在“863计划”指导下，蒋新松以他在机器人领域的影响力和权威性，以及高超的组织才能和战略家“视野超视距”的目光，开始构建中国机器人研发体系。
在蒋新松的积极推动和各方配合下，一批依托研究所或大学建设的开发中心或实验室逐渐完成，成为龙头基地，并对国内外开放。其中，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成为中国机器人的摇篮。沈阳机器人工程研究开发中心作为国家开放实验室已正式运行；智能系统及智能技术国家实验室建在清华大学；机器人机械开发实验室建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器人控制理论及方法实验室建在天津南开大学；非视觉传感器建在合肥智能机器研究所；机器人装备系统实验室建在上海交通大学。
仅用了5年时间，在全国各地建成了14个开放实验室、2个工程中心、9个应用工厂，建立了完善的三级管理体系，并通过了3个型号5种机器人的研发与验收。
为了推广应用这些成果，在当地政府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支持、参与下，东北三省有关部门、企业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单位，于1988年8月联合成立了东北工业机器人开发集团公司，蒋新松兼任董事长，目的是推进机器人技术走向市场应用、实现产业化。
当时，由于技术应用和配套研制的产品还不成熟，尤其我国工业制造业水平还不具备相应的条件，机器人一度升温之后，又渐渐冷却下来。
然而，蒋新松领导的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丝毫没有懈怠，始终以坚定的信念走在“863计划”设定的路线上。中国机器人犹如母腹中的胎儿艰难地孕育着。
在“七五”期间，作为“863计划”自动化领域的首席科学家，蒋新松苦心孤诣，以他过人的智慧卓有成效地指挥了CIMS的技术攻关。在他的领导下，我国CIMS技术进入了国际先进行列。反观历史，我们不能不庆幸、感叹蒋新松的战略眼界和他对世界科技趋势的精准把握与判断。当初正是沿着这两个主题确定的路子走到了今天，中国才能够从容地迎接一场以机器人为标志的科技变革的新浪潮。
“863计划”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肩负着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重要历史使命。“863计划”实施20多年，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高科技人才，缩小了我国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极大地带动了我国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为传统产业的改造提供了高技术支撑，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今天，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成就与当年列入“863计划”密不可分，当年能把机器人列入“863计划”，现在想起来那是多么了不起的一步，而且确定了“芯”和“脑”两个明确的研究方向，推动中国机器人进入元时代。蒋新松功不可没，这是公认的。曲道奎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蒋老师的执着与坚守，中国的机器人起码要落后十年，甚至二十年。”
03 探访美国NASA
“863计划”起步后，如何缩小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差距，成为中国科技界面临的首要问题。蒋新松非常清楚，在中国科技发展水平落后的国情下，最可靠的办法就是跟踪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最低的成本就是“弯道超车”，切半径直奔国际上最前沿的技术。只有追踪才能赶超，只有赶超才能独创，只有独创才能领跑。然而，最先进、最前沿的技术属于国家的核心利益，谁也不会轻而易举地出手，更不可能拱手相让。
蒋新松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再次飞越大洋，踏上机器人“友好走廊”，来到美国的圣路易斯。
“那天，我去机场接他，飞机晚点了。那是第一次见面，印象很深。他衣冠不整、不修边幅地从机场出来了。虽然看着一脸疲倦，精力却非常旺盛，说话的声音很洪亮，并且思路也很敏捷。一到美国他总是四处奔波，很累、很辛苦。”
当年，蒋新松奔波于中美之间的情景，给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席宁留下了非常难忘的记忆。
每次来谈教授这里，都是席宁车接车送接待他。那天晚上，谈自忠教授请蒋新松一起吃饭。他们就一起聊起“863计划”有些什么问题，具体怎么做，规划应该怎么搞，等等。当时有很多事情，要协调各方面的资源，国内怎么组织，怎么成立专家组，包括什么人。因为国内做机器人的很少。蒋新松说，宋健的意思是要聘请谈教授当总顾问。谈教授说，还是低调为好。低调，也是谈教授为人处世的一贯风格，所以，他总是在背后默默无闻地奉献。
这天，席宁陪蒋新松参观圣路易斯横跨密西西比河上的大拱门。这座不锈钢抛物线形的建筑物，高达192米，气势宏伟、制作精致，犹如一道彩虹横空出世般飞架在圣路易斯的上空，为这座日益现代化的都市增添了一道极为摩登的城市轮廓线。拱门底部有缆车可以直达顶层。席宁请蒋新松乘缆车上去，蒋新松坚持爬上去。他们边爬边聊。
刚刚改革开放，中国工业还没有发展起来，人还没有工作，为什么要搞机器人？确实有不少人不理解。蒋新松分析得很有道理，看得比别人远。他又对席宁讲为什么搞水下机器人。水下机器人对中国很重要，关系到探测深海资源和国家安全等。通过搞特种机器人，可以把中国先提升起来。后来又谈到航天机器人，他说，如果能与NASA合作，很有价值。
蒋新松登上大拱门，伫立在顶端，脚下是水流湍急的密西西比河。只见他凭栏临风，凝视远方，仿佛在沉思；他身上的风衣被风吹起，就像一面飘扬的旗帜定格在那里。那形象非常有气势。
他突然转过身来，对席宁说：“小席，这个大拱桥太壮观了。我们要为机器人搭建一座‘大桥’，这座‘大桥’要架在太平洋两岸，成为一条‘友好走廊’，能连通世界。机器人对中国太重要了。中国要搞水下机器人，还要研究航天机器人。现在能把卫星送上天了，将来还要发射太空飞船。”“他很有信心地说，如果能通过这座无形的‘友好走廊’与美国在这方面开展技术合作，对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将是一个机会……”
当时，蒋新松考虑的是机器人既要下海也要上天。但是，下海有点儿希望，上天还不具备条件。蒋新松以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科研骨干为主调动一些高等院校科研单位，重点在水下机器人和工业机器人两个方向上发力，“七五”期间，在控制系统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果向更高端的技术发展，尤其向航天方面发展，将面临更大的技术挑战。
1989年初，为了确定中国机器人“八五”期间的研发方向和路径，蒋新松又一次来到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对蒋新松的来访，谈自忠格外高兴，他清楚这位老朋友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第二天，他俩一见面，蒋新松就说：“你有什么好东西吗？让我看看。”谈自忠带他来到实验室。当时，中美之间的友好往来和学术交流比较多，大学实验室相互之间都是开放的。蒋新松看了实验室觉得有许多很先进的东西，特别是控制器，那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蒋新松心中暗暗感叹，发达国家的科技发展的确太快了，如果中国不奋起直追，距离就会越拉越大。
中国研发特种机器人是上天还是下海？美国将机器人用于开发太空，登上月球；苏联、日本则将机器人用于海洋开发，水下机器人略胜一筹。中国特种机器人面临方向性选择问题。
百闻不如一见。他想到世界上最尖端的机器人技术核心——美国NASA一看究竟。他坚信，高山有好水。
蒋新松就对谈自忠说起当年邓小平访美时与卡特总统签署的文化科技交流协定，其中确定了双方在空间方面的合作意向。卡特总统还邀请邓小平参观了美国载人航天基地。如果能与美国NASA合作开展空间机器人研究，对中国机器人技术将会是一次机遇。
“蒋先生是很聪明的人，有什么要求，他不会直接讲，而是委婉地、含蓄地表达出来。如果有所指的话，大家就很尴尬了。”谈自忠教授回忆说，“国际交往，大家还是比较注意分寸的，互相都理解。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比较随和，也是比较有个性的。我觉得，他是很有魄力的人。我跟他的交往，没有利害冲突。有很多人到国外就想做点生意，他从来没有想跟你做生意，或销售什么东西。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大家相处得比较轻松。我们的交流就是讨论在机器人方面有什么东西，有什么技术，下一步发展的趋势。对国内朋友，我是能帮就帮。对蒋先生，我更是尽力而为。所以，他一提到邓小平访美时参观休斯敦宇航中心这件事，我就明白了他的心思。”
十年前，邓小平访美时，卡特总统的确很破例，特地安排邓小平来到休斯敦参观林登·约翰逊航天中心。邓小平不仅参观了宇宙飞船“阿波罗”17号的指令舱和月球车，还在美国资深宇航员弗雷德·海斯的引导下，登上将于当年底进行首次试飞的航天飞机的飞行模拟器，亲身体验了航天飞机从10万英尺高空降落到地面的情景。在参观“天空实验室”太空站实体模型时，邓小平饶有兴趣地向身边的宇航员询问太空生活的细节。
谈自忠明白蒋新松的心意。但是，卡特时代已经过去，美国已经“改朝换代”，中美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了微妙变化。美国NASA是美国的高科技核心地带，与它合作，美国方面不仅要从地缘政治上进行考量，而且，没有对等的技术水平，它不会与你牵手。
美国NASA就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一个行政性科研机构，负责制定、实施美国的民用太空计划与开展航空科学暨太空科学研究。
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为了与苏联竞争，第二年，由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签署法案组建了国家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简称NASA），现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NASA对发展美国的航空航天事业起了重大作用。它下辖十几个研究中心和实验室，邓小平当年参观的林登·约翰逊航天中心是其中之一。
NASA第一次把一个机器人——月球车送上了月球，它理所当然地被公认为世界范围内太空研发机构的“大咖”。
圣路易斯有NASA的制造中心，世界上第一艘登上月球的宇宙飞船“阿波罗”就是在这里建造的，这里已成为宇宙飞船建造基地。
要满足蒋新松访问NASA的要求，谈自忠感到难度实在太大了。难就难在蒋新松的身份。他是中国机器人领域的顶级科学家，会引起对方戒备。另外，人家接待要花好多时间。在美国，时间就是金钱，不可能哪个人来都接待。谈自忠不得不把这件事委托给在NASA就职的他的学生陈以龙。
NASA神秘的大门会为蒋新松打开吗？
陈以龙是1979年根据中美科技文化交流协定首次赴美留学的50名大学生之一。陈以龙做梦也不曾想到，幸运之神会降临到他的头上。因为陈以龙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学业重新返校复读的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尽管他非常优秀，但毕竟已到而立之年。当得到中国科学院发来的赴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留学的通知时，陈以龙高兴得跳了起来。考选面试时，他知道挑选他的谈自忠教授是国际自动化控制领域的著名专家。
陈以龙果然不负所望，在师从谈自忠教授学习期间很快成为华盛顿大学机器人学科的佼佼者，于1984年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系统控制博士学位。他在谈自忠教授实验室进行的开创性工作受到了广泛认可并获得诸多荣誉。由于参与了NASA交给华盛顿大学的协作研发项目，他被选入NASA工作，进入美国高科技核心地带。
陈以龙不仅是新中国诞生以来第一批进入美国大学的留学生，也是第一个进入NASA参与美国太空开发的中国学子。他的优异表现得到了NASA总管的信任和赏识。
这天，陈以龙带着蒋新松来到坐落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NASA研究中心参观。这里戒备森严，笼罩着神秘色彩。它曾第一次出现在美国科幻大片《未来世界》的镜头里，这个神奇的城堡，带给观众无尽的遐想。想不到在大门外，两位安全人员查验蒋新松的身份后耸耸肩，把蒋新松拒之门外，不让进入。不是说好的吗，怎么又不让进了呢？陈以龙询问缘由，对方说：“这家伙太厉害。”
谁心里都清楚，邓小平能去的地方你蒋新松不一定能去，这倒不是资格问题。因为邓小平是政治家，你蒋新松是科学家，太专业、太内行，人家要小心。最后，NASA总管派出两位资深的专家接待蒋新松，他们在大门口接待室里与蒋新松进行了座谈。
谈自忠回忆说：“那时中美关系有点儿降温，关系不是那么好了。人家能接待他也是给了面子。因为那是高科技，大家都知道机器人在工业方面、国防领域都有很大的作用。蒋新松回来后，并没有表现出失望，而是很兴奋。虽然没有进去，但他肯定也有收获。”
后来得知，蒋新松作为中国一流的科学家到美国来往频繁，已经引起了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注意。蒋新松一到加利福尼亚州的NASA研究中心，FBI就向安保部门发出了报警。
机器人“友好走廊”延伸到NASA的大门口，被亮“红灯”了。
04 与世界精彩互动
在北京“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举办的“机器人创新之夜”活动现场，嘉宾主持人席宁将谈自忠教授扶到台上，向大家介绍：“首先，我向大家隆重推出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谈自忠教授，他是我的老师。几十年来，谈教授一直关心支持中国机器人事业的发展。为了出席这次世界机器人大会，他和夫人不辞长途旅行的辛苦，乘了20多个小时的飞机赶到北京。我们欢迎谈教授讲几句话。”
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谈教授接过话筒：“谢谢大家！由于大雪的影响，飞机在日本东京转机时等了七八个小时，没有赶上今天的开幕式，非常遗憾。在日本东京等飞机时，我想起25年前，邀请了9名世界一流的机器人专家到中国来讲学，也是在东京转机。那次，通过开展学术交流，给中国专家学者带来了世界最前沿的理论技术，对促进中国机器人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那时，我们海外华人科学家盼望着中国的机器人赶快成长起来，能够站到世界舞台上。这次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让我看到，这一天来到了……”
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25年前，那9位世界一流的机器人专家怎么会来到中国的？
原来，这是蒋新松与谈自忠组织策划的中国机器人学者与世界顶级专家的一次巅峰对话，也是中国与世界的一次高科技互动，对确定“863计划”中的机器人路线图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谈自忠教授讲述了那次难忘的经历。1991年，因“八九政治风波”陷入冰冻期的中美关系开始回暖。蒋新松想把世界上一流的机器人专家请到中国来，为“八五”期间机器人发展进行一次技术理论刷新，推动“863计划”的两个主题向纵深进军。
7月，谈自忠以他在世界机器人领域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帮助蒋新松邀请了9位世界顶级的机器人专家来到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举办讲座和学术研讨交流。
这批世界一流的机器人专家，个个都是“大腕儿”级人物。他们是美国航天局专家贝尔·哈森（Bell Hiall），世界机器人学会创始人、学会主席乔治·萨拉蒂斯（George Saradis），欧洲航天局的德国专家伊尔桑热（Hirshnger），日本的机器人专家福田古川，以及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顶级专家。
这样的阵容，无疑给中国带来了最前沿的机器人技术信息。
“蒋先生是很认真的一个人，对事业那么执着。他对中国机器人事业的发展竭尽全力。在那个年代、那种环境之下，他能够奋斗出来也是很不容易的。”谈自忠回忆说，“那时，我们的交往完全是学术上面的交往。我知道，中国也不是像一些人说的那样糟糕，中国在科学技术上做的事情很多，在攻克技术难点和培养人才方面，也是不错的。像中国的航空航天，能够把卫星送上去也不是吹牛的，大家都知道这些困难在哪里，要有很好的工程人员、科学家。中国的机器人搞得也是很不错的，希望介绍给别的国家。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
谈自忠回忆说：“那次去沈阳，我带过去的是全世界最好的专家，科学无国界嘛。我回到美国，美国联邦调查局就要例行调查询问。像日本人、德国人回去，他们国家的安全司法部门也可能会问他们，你到中国去有什么感受，看了什么，讲了什么，这是一定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规定和程序，所以大家只是在学术范围内交换了意见。我和那些专家就是讲前沿理论，所有问题都在学术层面交流，避免麻烦。那次活动，应该说对中国机器人技术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推进和提升。”
在中国学者与这些世界级的“大腕儿”们互动的时候，有一个问题也把老外们给搞迷糊了。外国专家问蒋新松：“你们中国为什么把Robot称为机器人？”
仔细琢磨，蒋新松也纳闷，是谁把Robot译成了“机器人”？从字面上看，很难让人猜到它跟“机器人”有什么关系。那么，英语中的机器人为啥不叫“Machine Man”，而是叫Robot呢？
说起来，还得从头捋一遍。这都是因为那个捷克人卡雷尔·卡佩克写的那部舞台科幻剧《罗萨姆的万能机器人》。剧中的主角机器人，捷克语读“Robota”。英语就沿用了它，叫Robot，没有叫“Machine Man”，这是靠谱的。到了中国译成汉语怎么叫“机器人”了呢？
当时，蒋新松给出了这样的答案：“机器人这一名词传入中国大概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内部科技刊物上，难以考证译者出于怎样的考虑将Robot译为‘机器人’，也许是Robot译成机器人比较直观吧。这一名词的翻译一直有很大的争议，但约定俗成很难改变。”“机器人”——成为中国式的称谓。
蒋新松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当初Robot译成机器人比较直观，自有它的道理和巧妙之处。但也带来对它理解的神秘化及一定的副作用。因为叫作机器人，有人自然而然地会提出中国人这么多，还需要机器人吗？这一译名的历史功过，也许会是几十年后学术界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
确实如此。Robot译成“机器人”产生了不少误会，在机器人技术的推广应用和发展中也遇到过一些麻烦。为什么不叫“人机器”或“智能机”，一度成为学术界质疑的话题，以至于在“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还有人发出疑问，“机器人”翻译回去，就不是Robot了，而是“Machine Man”。在国际的学术交流和技术合作中，我们总是免不了要向初来乍到的外国朋友解释一番。
20世纪80年代中期，Robot成为一个热词时，“机器人”成为中国表达，引发争议。蒋新松作为机器人领域公认的权威专家，一锤定音，也就被中国学术界慢慢认可了。
中国学者与世界专家的这次互动很活跃，也很惊险，惊险到集体“玩心跳”——一次意外成为他们难忘的纪念。
据谈自忠教授回忆：“那次交流活动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太惊险了。当时，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根本没有现在这样富丽堂皇的办公室，办公楼挺破的。我们一些外国专家乘电梯下楼，电梯突然卡在中间一下子停了，把我们困在里面，上也不能上，下也不能下，把我们吓死了，要他们赶快来救援。”
蒋新松在走廊突然听到电梯紧急报警，不知出了什么事。只听有人大喊：“电梯停了！快！电梯故障了，卡在半截了！”大家沿着步行梯跑上跑下，发现电梯停在了三、四楼层之间。有人叫来了所里的电工。蒋新松拦住：“不行！你们千万不要乱动，赶快去找专业人员。”
大家立刻意识到，这电梯还不能乱鼓捣，万一整得不对，会更糟糕。那里面都是世界一流的机器人专家，个个都是精英，有个三长两短，可是惊天动地啊！别说是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就是中国科学院，都承担不起这个重责啊！蒋新松只觉得后背发凉。他在三楼对着封闭的电梯门，安慰大家，已经通知专业人员，马上就会过来排除故障，请不要着急。副所长王天然陪着外国专家团一块下楼也被卡在电梯里面了。他颤抖着声音一个劲儿地说：“Don't move, Don't move”（不要移动，不要移动）。
不大一会儿，电梯服务公司的专业技术人员赶来了。原来，电梯出现了质量问题。电梯故障很快排除，恢复正常运行。专家们走出电梯，一个个惊魂未定。王天然脸色都变了。这家伙弄不好要命啊！
为了缓解一下大家心里的紧张，也为蒋新松摆脱尴尬，一向说话幽默的谈自忠教授对蒋新松开玩笑说：“你这个搞自动化的怎么不自动啦？”蒋新松一边擦着额头上的汗珠，一边直说Sorry。从来没见过蒋新松如此尴尬。事后，他也越想越后怕。为此，所里领导成员专门开了一次会，查找原因，汲取教训。
蒋新松一敲桌子，说：“要做检讨应该我做。当初购买电梯是我让选用国产的。这还是国产最好的牌子，想不到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国家能像外国一样，用机器人生产制造，就可能不会出现这种质量问题。我看，根本原因是我们国家的制造业落后，科技水平太低，导致产品质量太差。我们要承担的责任，就是加快研究机器人，发展先进的装备制造业，彻底改变我国落后的局面。”
说来说去，原因捋到了这么一条。蒋新松又说：“外事无小事，安全重于山。以后组织活动，我们可要更加慎重喽！”
应该说，这次交流活动，高山上的外国专家们放了不少好水，从机器人技术的应用到前沿理论和发展方向，专家们作了充分的介绍。在双方的座谈交流中，蒋新松带领他的团队与外国专家们进行了充分互动，无形中为中国机器人课题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方向性意见。
根据“863计划”课题，蒋新松很快作出了中国机器人发展战略的总体布局，全方位覆盖了世界上机器人技术发展方向。其实，人们并不知道，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在开发研制工业机器人、海洋机器人等特种机器人的同时，并没有放弃航天机器人的研究。
2014年，在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举办了“迎接国庆六十五周年科技成果展”。在这里，除了看到工业机器人、海洋机器人、无人机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还有一台航天机器人——登月车。这台航天机器人看上去很像只螳螂，非常小巧精致，它与2013年12月15日搭乘“嫦娥三号”着陆器驶抵月球表面的“玉兔号”月球车是一对孪生姊妹。根据航天工程需要，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两家并行研发，两只“玉兔”同时诞生。这只“玉兔”的性能不亚于登上月球的“玉兔号”。它是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在航天机器人领域探索取得的标志性成就。
科技研发战略布局，对国家包括科研机构来说，至关重要，它决定着根本方向。有人认为细节决定成败，有人认为战略决定成败，事实上，战略解决的是方向性问题，一旦方向出了问题，一切细节都毫无意义。
细节也会决定成败。细节出了问题会走弯路，而战略出了问题要走回头路。蒋新松之所以成为战略科学家，是因为他对中国机器人发展布局选择了正确方向，奠定了坚实基础。
05 “脑”与“手”
三好街，是沈阳市和平区很有特色的一条街。因为它也是中国机器人的历史坐标。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前身是辽宁电子技术研究所，1960年4月，划归中国科学院辽宁分院直接领导，并从东北工学院（今东北大学）迁到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90号科研大楼。
三好街一带过去是东北工学院东门外的一片菜地，后来在这里建立了鲁迅美术学院、沈阳音乐学院等大学和一些科研机构。那时，学校要求学生品德好、学习好、身体好。于是，为了表达老一代人对新一代接班人的美好愿望，取名三好街。冥冥之中，它也成为那个时代对中国机器人的美好期许。
沈阳市三好街的文化沃土滋养了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科学家的精神情怀，也哺育了中国机器人。在中国机器人的孕育和诞生中，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在三好街90号留下了太多的精彩和记忆的亮点。
曲道奎和王越超以出色的成绩先后毕业，进入中国科学院在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刚刚建成的“中国科学院机器人学开放实验室”工作，成为科研骨干。蒋新松把他俩放到承担“863计划”机器人项目的关键位置上。
曲道奎是中国机器人学第一个硕士，直接担任了“863计划”机器人课题组组长。曲道奎讲道：“我机会比较好，研究生刚毕业就进入了机器人学这个前沿领域，并赶上国家‘863计划’立项，承担了研发机器人这一课题。对我来说，是历史给我提供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那时，“863计划”课题负责人大部分都是高等院校的校长、副校长或研究所的所长、副所长。一个大学里有个“863计划”课题就很了不起了。
后来，王越超成为另一个课题组组长。他们俩研究的都是机器人控制方法，属于机器人最核心的技术，也就是它的大脑。他们俩研究的大方向是一样的，只是选择的路径不同。控制方法里面包括很多。曲道奎那时候做的是自适应控制。换句话说，就是有了感知能力，相当于把一个没有智能的机器人向有智能的方向发展一步。自适应就是能够主动适应周围作业环境的变化。王越超做的是基于传感器控制。最早的工业机器人是没有感知能力的，如何把感知能力加入机器人系统，根据传感器的信息来控制机器人自身的运动，这叫基于传感器控制。
他们俩研究的控制方法都是比较前沿的。正是有了比较前沿的研究课题，才能为后续的应用和产业化奠定了基础。
蒋新松的两位弟子成为他的左膀右臂。曲道奎回忆说：“我们课题组共有七八个人。最早的自动化所坐落在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90号。1988年搬迁到南塔街114号新落成的国家机器人示范工程中心。应该说，那里是中国机器人的摇篮。”
曲道奎就住在与自动化所一墙之隔的宿舍大院里。除了白天工作，几乎天天加班到晚上10点。所里晚上8点就关大门了，他们天天晚上爬墙回宿舍。如果从正门走，要麻烦看门的老师傅起来开门，还要绕道半个小时，大家都嫌太耽误时间。
当时，曲道奎正与女朋友陈丽萍谈恋爱。为什么不叫“热恋”？那时年轻人谈恋爱不像现在这么有热度。当然温度也不低，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他们是用科学人的方式。
有一次，两人见面，陈丽萍发现曲道奎胸前衣服上掉了一个纽扣。她想找一个给他缝上，没有合适的，就用审问的口吻问：“你是不是干什么坏事了？老实交代！”
陈丽萍本来是跟曲道奎开玩笑，曲道奎却认真起来。天色这么晚了，为了证明自己清白，他拉着陈丽萍来到院墙下找扣子。陈丽萍看着他那种较真儿的劲儿像个天真的孩子，心里直乐。
墙这边没找到，只见这个山东大汉两手扒住比他高出一截的墙头，用力一挺，噌地蹿了上去，转身骑在了墙上。他伸手要拉陈丽萍上去。陈丽萍连连摆手：“别别别，你下来吧！我承认你没干坏事好不好？”
“那不行，我要找着证据，洗个清白。”曲道奎一个抽身翻到墙那边，人不见了。陈丽萍觉得曲道奎很男人，那爬墙头的动作特酷。突然，曲道奎从墙那边伸过手来，手里捏着一枚纽扣。他在墙那边真的把纽扣找到了。“你翻过来吧。”陈丽萍在墙这边叫他。“好嘞！”噌噌两下，曲道奎一个连贯动作，眨眼间又翻了过来。
陈丽萍一下子抱住了曲道奎，娇嗔地说：“你可别这样了，太危险。”曲道奎突然觉得周围的世界很灿烂。一只圆圆的大红灯笼高高地挂在天空，如同婴儿的脸蛋艳亮艳亮的；那月亮就像剥了壳的鸡蛋凝脂般地鲜嫩——哦！那是被星星拥抱着的月亮，星星眯着眼睛在笑；一阵微风吹起，把玫瑰的芬芳送过来，沁人心脾。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夜晚，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那个夜晚真美，年轻人陶醉了……
回想起那段经历，曲道奎脸上洋溢着很幸福的神情。“那时的人与现在不一样，很单纯。相对来说，那时候娱乐比较少，诱惑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环境也确实能够让你沉下心来做事。另外，那时搞研究的大学生本身就少，研究生更是凤毛麟角，所以我自身也觉得有一种自豪感、荣誉感和责任感。何况，又承担了国家‘863计划’课题。机器人课题又是自己比较喜欢的，有动力也有激情，不用扬鞭自奋蹄。”
幸运的曲道奎比较得意，得意的曲道奎一往情深地拥抱机器人，却常常把新婚的妻子冷落在一旁。妻子陈丽萍嗔怪他：“机器人的‘神经元’还没应用上，你倒‘神经’了。”曲道奎全身心地投入到课题研究中，满脑子都是机器人的“脑”——机器人自适应“神经元”。他在科研的路上走得近乎忘形。
不久，曲道奎发现自己心里产生了一个怪怪的念头：这个念头在他心里很快变成一只躁动不安的小兔子，蹦蹦跳跳，伸头伸脑地四处张望。蒋新松当初交给他的课题，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偏离了。后来，小兔子又变成为一匹脱缰的野马，常常失控。这匹野马就是他一心想超越他的老师——蒋新松。他要蹽开蹄子，撒着欢儿，跑到老师前面去。他不像师弟王越超，稳稳当当，扎扎实实，向着既定的目标一步一个脚印。
科学需要像王越超一样严谨缜密，也需要像曲道奎一样特立独行，敢于向权威挑战。
有时，曲道奎觉得自己这匹野马很危险，桀骜不驯；有时又觉得很得意，可以成为一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奇葩。这种念头不断地分裂，分裂成两个曲道奎。一个曲道奎用理性的鞭子常常敲打着另一个喜欢独来独往、有了想法就任性的曲道奎。
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都不知道，也没什么压力。所谓的压力都是有了一定的社会经验，觉得过去一些事或一些经历成为包袱才会害怕。初生牛犊不怕虎，压根儿就不知道老虎是什么。老虎有多厉害都不知道，怎么可能怕呢？还以为是好伙伴呢。任性的曲道奎，不怕老虎的曲道奎，终于把老师给惹火了。他说：“我们那时也不知道深浅，研究生刚毕业就申请课题，不知道课题研究过程中还要评估、考核、验收。拿来课题就按照内容去研究，也没有什么顾虑和压力。”
蒋新松给曲道奎指定的科研题目，是CIMS与机器人控制的深度融合，研究机械手在CIMS中的实际应用，解决机器人
“芯”的问题，曲道奎却搞起了机器人双手协调控制，奔着“脑”的方向去了。
当时的机器人就像人的一只手一样，是一只机械手。但是，单手有很多限制。曲道奎解释说：“我就考虑，人只用一只手很多事都做不了，两个机器人手协调起来就可以做好多动作。就像人爬墙头一样，双手既可以分工，又可以协作，才能爬过去。双手工作起来，才真正像个‘人’。我在研究机器人的控制神经元时就搞起了机器人双手协调控制。”
但是，要达到这个功能不是个简单的事，要从算法和建模做起。那时不像现在技术发展得这么快，很多技术不支撑，不仅国内没有，国外也没见到。他需要通过各种建模和里面的通信技术，解决两个机器人手如何才能协调，包括感知系统怎么做，等等。
曲道奎说：“那时，我脑子里总有奇怪的想法，我要搞出东西让老师感到意外、吃惊，一心想给他个惊喜。”当蒋新松检查课题进度时，发现曲道奎研究的课题不对路，没有按照预先设定的做，立刻拉下脸来，样子十分可怕。但他没说话，黑着脸走了。
这不是在老中医面前玩偏方吗？蒋新松急眼了，但他没有批评曲道奎，却对着机器人研究室主任谈大龙大发雷霆，狠狠地训了他一顿。谈大龙委屈地说：“他是你的弟子，你说他都不听，我能管得了他？”这小子是山东人，倔脾气。蒋新松想到自己当年年轻气盛，也曾有过任性。科学需要这种叛逆精神，蒋新松认可了。
在科学领域，曲道奎是个“喜新厌旧”的人，他总是不断地寻找新的兴奋点、探寻新事物。一旦搞明白了，他便立刻觉得索然无味，然后又去寻找新的方向。后来，曲道奎才发现，蒋新松是一座不可逾越的巅峰。当他们小组遇到一个难题久攻不下时，蒋新松来到实验室当场为他们推导出算法公式，问题迎刃而解。
曲道奎回忆说：“蒋老师不仅在科研上经常帮我们解决一些复杂的专业问题，他在生活上也是一把好手。有一次过节，他请我和王越超几个学生到他家吃饭，想不到他亲自操刀下厨，做了一桌子好菜。据说，他在家里经常缝缝补补，连毛衣他都会织。像他这样全面的科学家，实在少有。大家对他简直太佩服了。”
曲道奎对自己的老师是既佩服又不服。每年都要对“863计划”课题组织一次验收，这回，曲道奎的“歪门邪道”能否挑战成功？在科研上，曲道奎不循常规，这次验收大考，他却十分认真、严谨地对待。
一次意外，让他给“863计划”课题的验收专家留下了太深的印象。
为了迎接第二天的检查验收，头天晚上，曲道奎按照整个程序将“双手协调”系统又做了一遍。那时，他们小组的工作室刚搬进新建的国家机器人示范工程实验室，大工作间门窗全部都是落地大玻璃，设计建造是比较超前的。
晚上10点多钟，他从工作室朝外走，不小心一下子撞到玻璃门上。原来大玻璃门边上放着一张桌子，不知道怎么回事，桌子被别人搬走了。外面是黑的，他以为玻璃门是敞着的。只听哗啦一声，玻璃门爆了。破碎的玻璃掉落在他手上，把他的右手划了一个大口子，血流如注。
当时他没在乎。回到家里，妻子一看吓坏了，流了那么多血，不放心，用自行车带着他到附近的沈阳军区总医院急诊室进行包扎，医生给他缝合了13针。第二天，大家看到曲道奎用纱带吊着一只手，另一只手操作键盘，演示机器人“双手协调”功能。专家们不知何故，小曲搞“双手协调”，自己却变成“单手操盘”了。有人开玩笑说：“小曲，还是你的手厉害，一只手指挥两只‘手’。”
06 寻找“长生不老药”
曲道奎虽然有了想法就任性，但他对老师布置的课题还是认真对待的。曲道奎不仅解决了机器人“双手协调”控制难题，也圆满完成了他担负的“863计划”第一阶段的课题。
1988年，曲道奎负责的机器人研究课题通过了验收，成为“七五”期间的一项成果。为此，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受到中国科学院的奖励。
常规情况下，曲道奎应该出国留学读博了。自动化所的领导们很纠结，曲道奎作为机器人研究的骨干力量，一旦出国，国内的研究进展就会受影响；如果不让他出国学习，又很难与国际上最尖端的技术对接。那时，中国机器人毕竟处于起步阶段，与国际先进水平差一大截子，无论对单位还是他个人的发展都不利。其实，让领导们更不踏实的是，把曲道奎送出去他还回来不回来？
曲道奎曾到美国出了一趟差，购买了一套工业机器人元器件。回来感叹地说，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太大了。有人听了，放出话给蒋新松听，这小子要是出去肯定不回来了。“那次去美国，在旧金山一下飞机看到大机场那么大，再一看高速路，跟国内完全不一样。出国前我们还有点儿盲目自信，总觉得国内已经不错了，认为这些年中国发展很快。实际上到国外一看，完全是处在不同的层次上。我在美国培训了一个月，看到国外在新技术、新领域里确实超前。”曲道奎回忆说，“回来有点羡慕嫉妒恨，一定要搞出点东西来，赶超他们。当然，也想出去长长见识。”
曲道奎出国还回不回来？当时出国留学潮开始升温，科技人员更是趋之若鹜，有些人出去就没打算再回来。蒋新松舍不得他这个大弟子。“按正常情况，1986年读完研究生，我应该出国留学。就是因为承担了‘863计划’课题，一直出不了国，直到把课题做完。当时，我们所里有好几个在国外的，后来都没有回来。”曲道奎说，“我们那个时代搞科技的人，出国很正常也很方便。没想到，我出国留学却遇到了麻烦。”
这天，蒋新松把曲道奎叫到办公室，问：“想不想去找‘长生不老药’啊？”号称具有“思维超链接”反应能力的曲道奎，大脑一时短了路，莫名其妙地问：“长生不老药？”不苟言笑的蒋新松看到他的大弟子总是表现得很开心。望着曲道奎一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模样，他也乐了，给曲道奎讲起了故事。蒋新松喜欢用讲故事的方式深入浅出地说明道理，这也是他讲话所具有的艺术魅力。
10年前，邓小平访问日本，会见日本各党派的政要和社会名流时，大概想起了2000年前徐福奉秦始皇之命东渡日本寻求长生不老药的历史故事，也想唤起日本政要对中日古老友谊的缅怀与回忆。邓小平把话题一转，一语双关，对大家说，听说日本有“长生不老药”。这次访问的目的，一是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二是对日本的老朋友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三是寻找“长生不老药”。
话音一落，现场爆发出阵阵笑声。其实，他说的“长生不老药”就是日本高速发展的丰富经验和现代化技术。
曲道奎的内心豁然透亮。老师说的“长生不老药”指的是机器人技术。他笑嘻嘻地说：“这样的好事谁不愿意去？做梦都想。”
“可惜，徐福东渡之后杳无音信，再也没有回来，让秦始皇空等了一场。”蒋新松靠在椅背上望着天花板若有所思地说道。
“这也不能全怪徐福，秦始皇也有责任。”
“秦始皇？说说看。”蒋新松立刻欠起身来，目光咄咄逼人。大弟子的跳跃思维总是让他意外。
“秦始皇没选对人啊。”曲道奎乐呵呵的，对自己的回答很得意。
“这么大的事，秦始皇也不会轻率地用人。”蒋新松又收起笑容，神情严肃地说，“恐怕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徐福乐不思蜀了吧？”
“其实，徐福也未必不想回来，根本就找不到‘长生不老药’。报国无门，回来反被打入天牢，没有好果子吃，只好望洋兴叹了。”
“这么说，徐福不回来是很有理由的？”
“那也不一定。如果用历史的眼光看，徐福没能回来有很多理由；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徐福回来只需要一个理由就够了。”
“什么理由？”蒋新松又一次瞪着眼睛盯着他的大弟子。
“对信任的忠诚。”曲道奎毫不含糊地回答道。
“说得好！我可以让你寻找‘长生不老药’了。”
“你不怕我当徐福啊？”曲道奎挑战成功，笑着反问老师。
“你要是真的做了徐福，我也没办法。不过这次不是去日本，真正的‘长生不老药’，去日本你得不到，人家不会给我们。你当一回‘灵芝仙子’吧，去拜山姆大叔为师，也许能讨回点儿‘神药’来。”
意想不到的是，山姆大叔搭错了一根筋，耍起坏脾气，不认曲道奎这个徒弟。
07 FBI例行调查
邓小平访日之后，中日关系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日之间的合作交流一直比较密切，蒋新松为什么不让曲道奎去日本而是去美国？
除了美国拥有最前沿的机器人技术外，蒋新松对日本人在自主知识产权方面的态度太了解了。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把技术看得很重，尤其对领先技术和核心技术封锁得相当严密，绝不会轻易地出手、转让或向外透露。
邓小平访日期间，曾到松下公司参观。邓小平深知松下幸之助的声誉，称他为“经营管理之神”，希望松下能够将最先进的技术传授给中国人民。松下却毫不隐讳地向邓小平解释说：“像我们松下电器公司这样的私有企业是通过不断开发新技术而得以生存的，所以日本的企业一般不会出口技术，更不愿意将最新技术公之于世。”
显然，邓小平的顾问们未曾向他提及这些信息，邓小平不了解日本的这个特点，出现了一时的尴尬。好在松下还是给了邓小平面子，又承诺尽量帮助中国掌握先进的电视机生产制造技术。
虽说邓小平访日之后，中日关系不断升温，双方交往更加密切，但在新技术交流方面，日方始终没有打开对中国封锁的隔墙。你到日本学日语、打工可以，学日本的先进技术，门儿都没有。日本企业把高技术看作生存的命根子。曲道奎之所以到美国去买工业机械手，就是因为那次蒋新松到日本购买机器人遭到冷言拒绝，日本人是不会轻易出手技术的。
蒋新松心里一直有个结。“美国人比日本人开放。1979年，邓小平与卡特签署过一份科技文化交流协定，这是一道门缝，双方之间比较宽松，我们可以挤进去。”蒋新松对曲道奎说。
美国是机器人的诞生地，比起号称“机器人王国”的日本起步早得多。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美国对工业机器人主要立足于前沿技术研究，只有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等几所大学和少数公司开展了相关的应用研发工作。那时，美国政府没把工业机器人当回事，更没列入重点发展项目，致使错过了发展良机。这不能不说是美国政府战略决策失误。
然而，深受劳动力短缺之困的日本受到启发，一股机器人热浪席卷工业界。20世纪80年代，日本成为名副其实的“机器人王国”。日本将1980年称为“机器人元年”。
此时，美国人才发现机器人的巨大威力，感到形势紧迫，政府和企业界对工业机器人的制造和应用在认识上发生了改变，开始重视机器人，制定和采取了相应的政策和措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各大厂家应用机器人技术的日臻成熟，在第一代机器人的基础上，美国开始研究生产带有视觉、力觉的第二代机器人，并很快占领了美国60%的机器人市场。尽管美国走了一条弯路，但并没有失去机器人技术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而且，美国的智能技术发展很快，在航天领域、汽车工业以及军事领域广泛应用。美国无疑成为世界上的机器人强国之一。
蒋新松毕竟是一位战略科学家，他的目光投向的是未来。他对曲道奎的留学是经过深思熟虑、从长计议的。当年，在日本受辱而愤怒的蒋新松一心要为国家争口气。今天，他要把这口气注入曲道奎身上，到美国留学是最佳的选择。他亲自与美国方面联系，安排曲道奎到美国深造。
1988年底，蒋新松为曲道奎联系去美国纽约的克莱姆森大学留学，并安排曲道奎到长春中国科学院留学人员外语培训中心强化学习了半年英语，为赴美留学做准备。
曲道奎为什么没有到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留学？谈自忠教授还原了这件事的真相。在中美之间的科技文化交流中，由于蒋新松与谈自忠之间来往频繁，引起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注意。在“八九政治风波”之前，中美关系有了波动。FBI官员过度敏感了，经常到谈自忠家里“例行调查”，对谈自忠教授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了干扰。
在这种情况下，蒋新松安排曲道奎到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显然已不合适，转而为曲道奎选择了克莱姆森大学。
结果，在办理出国手续时，因“八九政治风波”，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突然拒签。
山姆大叔关上了一扇门，上帝会把窗子打开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