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中期，有一种看法，认为全国90%的基层可能都“烂掉了”。这犹如一声惊雷，激起轰轰烈烈的斗争大浪。在内地搞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向来动作慢半拍的西藏也急忙组成工作团，浩浩荡荡开赴城市农村。
古波密王的领地
我所在的三教工作团波密分团，成员主要由昌都地县人员组成。自治区机关及昌都军分区也派员参加，加上西藏民院毕业学员等，共一千多人。3月初开赴波密县集训。
波密当时是昌都地区的一个县。据当地有学问的人说：波密历史上并不属噶厦政府管辖，而是相对独立的部族，由被称作“格波（国王）”的波密土王管辖。该家族相当古老，传说吐蕃建国初期，即受封波密地区，世代相传已有一两千年历史了。
由于波密地区山高林密、气候潮湿，可耕地较少，当地人大多没有或很少有牲畜，生活相对贫困。加之民风剽悍善使大刀，便经常发生械斗和劫掠，骚扰邻近地区。历史上1904年的抗英斗争，来自波密的民兵使起大刀来如入无人之境，就曾让敌人闻风丧胆，大大地出了一次风头。
波密同前后藏的藏巴（藏人）确有许多不同，突出反映在民风民俗、生活习惯、语言服饰等方面。波密人不住土垒似的平顶藏房，而是适应多雨的林区气候，就地取材用圆木修建两三层的木楼，楼下关牲畜，楼上住人。房顶用整截圆木劈成的木板铺盖，压上一排排石头，防止被大风掀翻吹跑。当地人的服装，无论男女总是喜欢在衣服外面套一件猴皮长背心，遮风挡雨除湿保暖。饮食上不像藏巴人经常喝茶，喝的是一种树叶熬的水，作为茶的代替品，日常也只吃石锅熬的糌粑糊糊。男人们腰上都别一把一米多长的大刀，三句话说得不对，扯出大刀便拼命。男人一般只参加春耕和秋收两项劳动，平时窝在家里做手工活，或者干脆就着火塘烤火。里里外外所有活路是女人们做。当地人方言重，不太通拉萨话。
由于波密人勇武好斗，桀骜不驯，自清代设置噶厦政府以来，多次与之发生冲突；而噶厦也早就野心勃勃想吞并波密，为此还多次出兵征剿。历次的残酷镇压杀戮，使无数波密人丧命，搞得田园荒芜、十室九空。到了清末民初，由于波密劫掠工布地区发生战争，最后一任波密土王白马策旺逃至珞瑜地区被杀，随后噶厦便占领波密，直逼昌都，彻底摧毁了当地的抵抗势力，将其广大土地和人口纳入噶厦的直接统治之下，于其地设立波密、冬久等宗，派捐派税支乌拉，稍有不服从即派兵清剿，杀光烧光抢光。
现波密县委所在地的扎木，原是人口众多繁荣兴旺的大村镇，位于帕隆藏布江南岸冲积扇上，以出产大刀和头盔闻名，“扎木”二字便是刀和盔的意思。由于战乱，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只剩下八户人家了。后来随着川藏公路的开通，那里才逐渐繁荣起来，先是帐篷城，后来修起楼房街道，沿江发展成一公里长的新兴城镇。江上也修起大桥，直通对岸五十三师师部和密林中的七十四军医院等单位。
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叛乱，波密地区被迫支乌拉参叛，每户都要出人出马出枪，没有男人的女人也要去，给叛匪做饭喂马。当年曾有叛匪围攻扎木县委大院，气焰嚣张，不可一世，欲夺下扎木这个川藏线上的咽喉要隘。波密县委将各单位没有撤走的人员集中到县委大院坚守，凭借大院四角的碉堡与叛匪对垒，在公路阻塞、外援断绝的情况下，孤军坚守一百多天，以极少的伤亡，击溃叛匪多次疯狂进攻。待到叛匪溃逃解围之后，川藏公路上都长出了树秧子。
直到今天，我还珍藏着一把波密短刀，就是那次蹲点的纪念品，为倾多区一个著名铁匠用失事汽车的弹簧钢板打成。最初打的是一把一米多长的传统大刀，可那时的政策规定，一尺以上的刀都算武器，属收缴范围，个人不准带长刀。只好让他截去一半，打成九寸多长的短刀。后来我们切菜用它，劈柴也用它，刃口锋利，名不虚传。
高原桃花源
扎木河谷群山环抱，帕隆藏布江穿城而过，随着大江在千山万壑中开出的通道，公路由东面蜿蜒而来，从西面曲折而去。城中心的跨江大桥，连接两岸交通。江对面林木掩映的坝子上，散落着村庄农田、部队驻地。江边还耸立着一排排铁皮顶木板平房，也不知是哪个单位修建的。平叛结束后，军队和地方人员减少，而当地百姓的人数大大增加，闲置的空房大多被群众占用。直到三教工作团来临，当地政府才将这些房子清退出一部分，供我团驻扎。
那些天，连日阴霾，先是下小雨，下着下着雪米子跟踪而至，漫天皆白混沌一片——高原上大概是海拔高了，云中的水滴还没来得及凝成美丽的雪花，就冻结落了下来，所以我见过的高原雪都是粒雪——不一会儿工夫大雪堆了半尺厚，气温也陡然下降，冷得要烤火。我们只好坐在地铺上捂着被子开会。
过了一两天，早起出屋一看，眼前豁然开朗，呵，天晴了！遮蔽原野的雪化了，只在山洼和房子背面还存有一点残雪。只见湛蓝的天空一碧如洗，没有一丝云，空气洁净而透明。远方南迦巴瓦和干城章嘉两座雪峰，像顶盔贯甲的巨人，雄踞于群山之上；又像寒光闪烁的倚天宝剑，直刺苍穹。天地交界处，银光灿灿的雪山群，给大地镶上一道亮边。雪峰下是灰褐的裸岩。再下来便是刚经雨雪洗浴的原始针叶林，一棵棵威武挺拔挤挤挨挨，像树的塔林，莽莽苍苍，无边无际，一直插入山下阔叶混交林。春天的混交林色彩丰富，深绿浅绿黄绿墨绿，斑斑驳驳像调色盘。再看山脚下，一夜之间冒出条浅红彩带，萦回缭绕伸向远方。坝子上也出现三五成堆的色块，错杂点缀于绿树青苗之间，好看极了。
我惊愕得闭不拢嘴，指着那些红色问：“那是什么呀？”
一位当地的干部答：“桃花嘛。”
“昨天怎么没有看见？”
“才开的嘛。”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桃花？它们是谁栽的？结桃子吗？”我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
那位同志禁不住笑我少见多怪，说：“那些都是野桃树，没人有能耐栽那么多，都是自己长的。不信你沿公路走几十公里看看，到处都是，漫山遍野，天都红了！”
“呀——！”
大约北京时间十点钟光景，太阳才从东山顶上爬出来。它的万丈光芒把雪山照得金光灿烂，好像变成了金山。天更蓝了更深邃了，森林更绿更明亮了，桃花更红更艳丽了，而且清晰地显现出了不同的色彩层次：有粉白、有淡红、有桃红、有嫣红，如同耀眼的朝霞炫人眼目。这景象太神奇了，让人赏心悦目。
越来越强烈的阳光温暖着大地，从森林中升起氤氲的雾霭，汇聚成团，从树顶上顺坡往上爬，一面不断膨大变幻体形，慢慢升上山顶后，像顽皮孩子那么一跳，蹦上天空变成朵朵白云，或融入其他云团，或独自游弋，横过蓝天飞到山那边看不见了。微风拂过，空气中带着松脂和艾蒿的香味。
记得画家董希文20世纪50年代来西藏采风后，画过一幅叫《春到西藏》的油画，反映的就是波密春天的景色。但画面毕竟有限，怎比得眼前景象这么博大壮美。
此后许多天，一有空闲我便钻进桃林，尽情浏览。直到缤纷的落英铺满小径，花心变成豆大的毛桃。
人们品评桃花，总觉得它在温暖的春天开放，比起顶风冒雪报春的梅花，似逊一筹。但如果你见过高原的桃花，就会改变看法。它美丽而不张狂，娇艳而不妖媚，柔枝铁骨傲雪开放，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顽强地生存并繁衍出无数后代，装点江山，使高原更美，其品格绝不亚于梅花。其实，我们的先民在上古时候就盛赞桃花，他们唱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把桃花看成是“宜室宜家”的吉祥物。
波密的野桃树之多之大，出乎想象。有的树干大到要三个人合抱，估计也有几百年树龄。枝头的累累果实，因为是野生长不大，最大的个头如杏，吃起来淡而稍带甜酸。当地群众将它沤发酵后用来喂猪，并从桃仁里提取油料。因为林区基本不产肉油，部分食用油要从桃仁里获取。尽管如此，被利用的野桃还很有限的，大多数果实都落在地上腐烂了。
如果你夏秋之际途经波密，开车师傅要是心情好的话，多半会选一棵路旁结果最大最多的桃树，把车停在树下，让乘客们爬上车厢去摘野桃。哟嗬！桶呀盆呀全体动员，直到装得满满的。
要是能像内地一样，把优良品种嫁接在野桃树上，那该是什么光景！
倾多沟深处
倾多沟是扎木以西百公里外路北的一条长山沟。究竟有多长？从下到上一字排开三个区：倾多、许木、玉仁。区下各辖数个乡。由于山深林密地广人稀，人烟大都分部在河谷冲击台地上。有的乡骑马从这头到那头要走三天。
“小四清”搞完后，工作团便编成区队奔赴各自的目的地，开展“三大教育”运动。我被分到这条沟最尽头的玉仁区则普乡。地委机关只有我一个女同志分到这最边远条件最差的地方，看来是要经受考验了。
公路通到许木区，往上便靠步行了。队里雇来许多牛马，驮上我们的行李和粮食油盐酱菜茶叶以及办公用品，立刻向玉仁区开跋。道路沿沟谷逶迤而上，在高原上一般都是沿河走才能通过。河水清澈见底，在冰川时代遗留的乱石河床中跳跃奔泻，激起浪花。两岸芳草萋萋，隔三岔五长着漂亮的楠木树，那些树木水桶般粗细，挺拔的树干，婆娑的枝叶，犹如风姿绰约的少女，养在深闺人未识。山上一律是无际的森林，笼罩在氤氲的雾霭中时隐时现。我左顾右盼，不由得赞叹：“啧啧啧，这里景色好美呀，要是搬到内地，恐怕得卖门票啦！”同路的民院毕业生们马上附和：“是呀是呀，西安的公园还不如这里哩！”
道路很窄，牛马挤挤挨挨，刮破了不少人的马背套，看着叫人心疼。没有挤下悬崖，便算不错的了。走了大约十多公里到达玉仁区驻地，在那里吃了一顿午饭，各乡队又分头前进。傍晚时分，我们到达则普乡政府所在地的打让村，夜宿乡政府木屋的地板上。从此，我们便要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到他们中间去发动群众，开展政治运动。
我们的到来，该轮到基层干部们诚惶诚恐如履薄冰了。他们首先被集中起来学习，面对面地交代问题；我们背对背地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乡政权自然就收回来，牢牢掌握在工作队手里，事无巨细我们都得过问解决，白天我们帮群众干活，夜晚搞宣传发动，非常紧张辛苦。经摸底了解，则普乡人口比较集中的有两个片区，上片叫日通，属半农半牧区；下片打让村，约四十多户人家，大多数是农奴，没有领主，也没有代理人（他们在叛乱中不是被打死，就是被关押或者外逃了）。但此地是全叛区，家家户户都出人参加过叛乱，有的还参与过攻打波密县委，可他们都是受胁迫的贫苦农奴。其中有一个老猎人，赤贫户，边坝会战时，曾利用美式武器，狙击我平叛部队，打死打伤我半个班。这一点，老人也直言不讳。
这里因交通闭塞，村里人世代通婚近亲结婚，人种严重退化，残疾人特别多，他们既干不了重活，也不能成为我们的积极分子。村里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家有麻风病人或麻风病史。剩下看似正常的人，好几个脖子上都吊着个大口袋（甲状腺肿大症）。全村找不到符合条件的依靠对象，怎么办？队里决定扩大发动面，连残疾人、麻风病人的工作也要做。队员们便分片壮着胆子一家一户去拜访麻风病人，要作长时间谈话时，便喊他们到屋外，我们坐在上风头交谈。麻风病患者个个面带桃花色，精神振奋很是健谈，对我们特别友好热情。
记得我们分散住在群众家，每天早上房东都要端一竹盘野果送给我们，那果子枣形，个头较小，颜色味道近似桑葚。房东说果子很甜要我们多吃点，又说狗熊最喜欢吃这种果子，爬到树上一直吃撑得爬不稳了，才掉下来。我们也像狗熊那样贪婪地吃起果子来，觉着好开心。过了不久，突然听说这些野果是一位麻风病人摘了送来的，吓了一大跳，再不敢吃了。
麻风病患者到晚期肢体开始溃烂时，家人便把他们送到村外专供麻风病人临终前住的小屋。一般是离村子两三公里的偏僻所在，垒一栋石头房子，没有门窗，留下一些粮食，或定期送来口粮，让他们自行终结。待到死后把他们的遗体和衣物一把火烧掉。
麻风病是通过体液和皮屑传播的。其潜伏期很长，十年甚至二十年，发病前没有明显症状。要怎样才能知道谁感染了麻风病呢？一位藏族干部教我说：“看他们的手，虎口没有那块鼓起的肌肉的，就是有麻风。”我于是注意起村民的手来，发现许多人都没有那块鼓起的肌肉，或是不明显。难道全村人都罹患了麻风病，还是他这办法根本不灵？
森林遇险
日通是则普乡人口相对集中的片区，位于倾多沟的最顶端，走两天路程翻过背后的雪山，就到达边坝县了。这里是一大片山岭环抱的草坝，还有少数农田，属半农半牧区。坝上七八个自然村，多数农户都养有牛羊，生活比达让富裕些。正值夏季，山头青葱一片，坝上麦苗翠绿，各种野花争芳斗艳，是一个小小的世外桃源。
我们分成几拨住进群众家中，白天仍然是帮群众干活以落实“同劳动”，晚上把大家集中到几个点，分别进行宣传讲解，发动群众。有的群众白天干活累了，一到会场便倒在地板上睡着了，有的甚至鼾声大作。他们大都不识字，要费很大劲才能让他们弄懂一个问题。但他们对我党有很深的感恩之情，因此党的工作队说什么，不管理解不理解他们都拥护。只有个别人在我们刚进点时，心存疑虑抵触。随着工作深入，我们与群众打成一片，彼此亲如一家，这些不利因素便自然化解了。
刚进点时，全队不分男女通通在一间房子里打地铺，由两位德高望重的男女同志睡在中间，以作分界线，其余依次向两边铺开。后来为了工作方便，才三两一组分散住进不同的村子。
我调到日通后，和一位叫小卓玛的藏族姑娘分到一起。没有武器，两个女同志居住、工作都十分不便。后来昌都军分区的一位同志把他们的枪借给我，这是一支老掉牙的“可尔提”，据说多打几发，子弹就会掉在面前。管它呢，有总比没有强。从此我就带着这支枪同小卓玛走村串户，晚上把它上了膛压在枕头下面。横下一条心，不管什么人在我们开会、回家的路上企图袭击我们，或晚间想从天窗进入我们房间，我就先开枪，打了再说，不能把拔刀的机会留给对方。后来小卓玛生病上扎木医治去了，剩下我一个人，也全靠这支枪壮胆。直到发动群众工作阶段结束，我也搬去与其他女同志同住，才把这支枪归还了。
就在我归还枪之后，有一天，驻达让片的乡队书记捎话来，叫我下去写材料。在达让住了四五天，完成任务后返回日通。上下两片相距约十公里，道路穿行在原始森林中，其间还要过几道深涧上用整根树搭成的危桥。按工作团纪律规定，外出必须两人以上并携带武器。可是乡队书记对我说，他们今天要开会，抽不出人来护送我，马已雇好，让我自己回去。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路上好吓人哟，万一有坏人，万一遇见野兽……在那个年代，心里害怕嘴里也不能说出来的，搭上马背套上马就走。路过会场，看见里面坐满了人，乱哄哄地没人招呼——原来他们的工作已大有收获，挖出一个据说曾送叛匪出境的人。当时群众中流传一种说法：从边坝到珞瑜存在一条秘密交通线，沿途有交通员一站站送出境。雅鲁藏布江上有一处江面很窄，还有几块大石头，有办法过去，快马只要两三天便能出境等等。
我骑的这匹枣红马，很是神骏，属原乡长所有，听说在赛马会上得过头奖。出村不久，枣红马大概察觉出我是新手，便欺起生来，不听我的提调，撒开四蹄风也似的朝前疾走，把牵马的老太婆甩得老远，无论我怎么勒马缰它都不理睬。山道上空无一人，刚下过雨到处湿漉漉的，就是大喊也不会有人来帮忙，只好由它，好在它还没有掀我下来的意思。
到达第一座桥——所谓桥，不过是三四根树除去枝叶搭在两岸间，树棵间连点土石都不填，裂着大口子，走在上面颤悠悠地像过吊桥，十分危险。人们过桥时都要下马牵着马过。可是我制服不了胯下的马，没法下来，眼睛一闭由它去。那马大约没把这点危险看在眼里，“嘚嘚嘚”地过去了，竟然十分平稳。就这样连闯两座桥。到了第三座桥，河岸较低，水流也较缓，我不敢再让它从桥上过，因为这座桥不但窄而且木头都已朽坏，一带缰绳涉水过去。那水透明度极高，看似很浅其实很深，走到中间竟然淹没了马肚子，把我的鞋袜和马背套都打湿了。水下的石头又大又滑，我的心都揪紧了。马儿趔趄了几下，最终还是驮着我过去了。
到了最后一座桥，也是这条路上最大的险桥。岸高谷深，涧底满布龇牙咧嘴的大小乱石，激流从上游直冲而下，挂起道道银白的瀑布，撞击在乱石上，奔腾回旋，像一锅沸水，水雾溅了几丈高，轰隆隆的怒吼声两公里以外都能听见。要是掉下去，只有一种后果：粉身碎骨。
我死命勒缰绳，枣红马仍然不理睬，自顾往前走。这家伙刚愎自用简直发疯了！情急之中我来不及多想便来个“滚鞍下马”，咕噜下来的同时没有忘记抓紧缰绳。老天保佑，还好，它站住了，并乖乖地让我牵着过了河。我一心跟马周旋，绝对没有想到此时黑森林中有一双血红的眼睛正在窥视我，那紧握刀柄的手都捏出了汗。不知道何故最终刀还是没有出鞘，眼睁睁看着我过去了。
一踏上岸，马儿又顽皮起来，无论如何不让我再骑它。怎么办？我瞧见路边有几大棵倒树，便把马牵过去，爬上倒树，趁它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跳上马背。枣红马大概没有料到我会来这一招，撒开四蹄奔跑起来，一口气跑到日通工作队驻地门前，才停下脚步。我在马背上大呼小叫，队友们闻声下楼把我接下马背，脚一沾地才发现身子都站不直了。
大家围着火塘帮我烤湿被子和鞋袜，我眉飞色舞地讲述着途中的历险。忽然，几个带枪的人闯了进来，风风火火地说斗争对象跑了，问我有没有在路上看见他。闯进来的人是下片的工作队员，大家都很惊愕。我说路上只有我一个人，什么人都没见着呀！
原来开会前，他们只顾布置积极分子们的工作，让被斗对象到屋外蹲着候命，忘记派人看住他。那人趁机逃走，挖出隐藏的大刀，不要命地钻进了密林。有目击者称，是朝日通方向去的。分析认为，日通驻有半个工作队，那人十之八九不敢去，定是藏在沿途森林中了。
几天后从达让传来好消息，逃跑者已逮住了。原来那人一逃走，达让村就立即布置人连夜在那条路的桥头设卡，切断他外逃的路。那人在林子里又冷又饿，过了三天，估计已饿得扛不住了，工作队就动员他家属带着吃的去喊话，只要他回来，按主动投诚处理，从轻发落。就这样，那人走出林子投降了，回去后交代说，他本想夺一支枪逃到珞瑜去。最理想的是夺支驳壳枪，有了枪在森林里窝几十天都没有问题，所以他埋伏在路边守候，单等工作队员经过，就跳出来一手抓马缰一手捅刀子，抢到枪后就逃亡。他从隐蔽处清清楚楚看见我骑马来了，如何过桥，那马如何跟我捣蛋。他很想杀了我，可我没有枪，杀人是要严惩的，如果逃不掉，还断了再投降的后路，想来想去不合算，才放过了我。
听到这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汗毛都竖了起来，心下好生埋怨乡队书记，他不派人护送我，差点出事，对同志不负责任。可过后一想，要是护送的人没有实战经验，很难应付突然袭击，为了抢枪，说不定两人都被捅了呢？同志们安慰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如今，事过四十年，我还能平平安安地活着，提笔书写当年往事，恐怕也算有后福吧！
把人当狗熊打了
三教工作团要求团员与群众“三同”，除同劳动外，还要同吃、同住。同住好办，老百姓都是睡在火塘边地板上的，我们也一样。刚进点时，因为潮湿，大家还用斧头劈出木板搭个矮铺，后来上面说这也不可以，大家便都睡地板了。
同吃比较恼火。我们每月只有八斤细粮——五斤大米三斤面粉，其余全是糌粑。而区队部的配给恰好相反，只有八斤糌粑，除外全是细粮。团部基本上没有配粗粮。当地人都比较穷，吃不起茶叶，是用一种树叶做替代，或者喝石锅熬出的糌粑糊糊。我们定量的茶叶，当然是要拿出来同吃的，糌粑按藏族人的习惯，个人抓自己口袋里的，这都好办。比较难办的是很少一点细粮也要与房东全家共享，这样每月只能吃上两三顿大米白面。当地人既没有吃菜的习惯，也不种菜。不吃菜光抓糌粑，时间一长汉族同志就很难习惯了。团部只供应豆瓣酱、腊肉、海带等干货，基本上没有新鲜蔬菜。为了改善生活补充体力，工作之余大家千方百计去找吃的。有的同志有备而来，带来了菠菜、小白菜种子，房前屋后找块地方刨一刨就撒下种去，湿润的气候和千年腐蚀土很帮忙，无需怎么管理就能吃上鲜菜。可菜少人多解决不了问题。工作队长便领着我们向森林草原田坝要吃的。好在这里的沃野十分富饶。森林里到处可以捡到蘑菇、木耳、地衣、野葱、野蒜，还可以打到狐、兔、獐、鹿、狗熊、羚羊等（那时还没有今天的环保意识）。田野里有野油菜、白薇薇菜、圆根等。草原上每天清晨牛羊放出来之前，去捡一种圆圆的白蘑菇，拿回来炖罐头猪肉或者撒上一点盐就那样在火塘上烤着吃，味道好极了。此外，野大黄的茎和野月季的果实等都是可以用来解馋的。一个片的同志弄到好吃的，大家都去分享，谁要是生了病，也都会得到很好的关心照顾。生活虽然艰苦，同志们团结友爱，情同手足，真是患难见真情。
为了改善生活，还闹出不少笑话。如易贡区工作队的几位队员出去打猎，在密林里搜寻许久都没有发现猎物踪影。山深林密挡住了视线，其中一位穿着黑衣服的同志，自告奋勇爬上树巅去瞭望，希望看得清楚些。正在这时，“砰”的一声枪响，他被打落在地。同伴们大声喊叫，跑过去救他。结果开枪的是另一伙队员，他们因找不到猎物而心浮气躁，忽然看见树上有个黑乎乎的东西，在枝叶掩映下看得不真切，以为是狗熊，就冒冒失失开了枪，结果伤了自己人。幸好使用的是火枪，威力没有那么大，没有立即毙命，但伤势也不轻。易贡区的交通比倾多沟还不便，山高林密坡陡，有的羊肠小道连牲口都过不去，还要通过溜索桥，才能到达有公路的地方。易贡区队一面电告团部派吉普车来接，一面组织人背送伤员。到了溜索处，用一个大筐把伤员装上，牢牢捆结实，从溜索上滑过去。总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伤员救护到七十四军医院。医生立即手术，从他身上取出几十颗铁砂，总算保住了命。
一顿吃了六碗饭
秋去冬来，我们已经在点上工作了七八个月，运动也近尾声。乡干部们经过审查，也基本上都过了关。原乡长被降格一级，成了副乡长，撤换了个别不称职的乡委员。我们的房东四郎大吉，这位憨厚结实、目不识丁的老农奴，荣任了则普乡乡长一职。过去由于经常派工作组下乡抓中心工作，基层干部也就常被工作组撤换，群众于是称这些人为“老张的乡长”、“老李的乡长”。不知后来四郎大吉把他的本职工作干好没有，会不会又被“老X的乡长”顶替了。
此外，工作队在则普乡做的另一件大事，便是把一位拥有二十余头犏牛的农奴划为富农，并把他一半的犏牛分给最贫困的群众。分牛那天，十多头犏牛一字排开套在绳索上，叫到名字的贫困群众依次上去拉牛，富农家老婆娃哭天抢地，而分得牲口的人喜笑颜开。
十月末时，山野披上华丽的黄袍，一夜之间树棵草丛挂满了霜花，呈各种六边形，晶莹剔透有如玉树琼枝，它带来的讯息表明：冬天就要到了。
工作队的任务已基本结束。进点以来由于超负荷的劳动工作，生活又差，好些同志都积劳成疾，病倒了，有几位还住了医院。我也患腰背痛直不起腰，蒙队里关照，让我去扎木就医。
下山那天，队里雇马把我送到许木区区委——也是许木区工作队队部，正碰上开午饭，菜已打完，可饭还有。炊事员无奈，问我吃不吃榨菜。这些干货早吃腻了，他瞅见案板底下有几个莲花白头头，就忙捡起来，剐去皮切成片，用盐巴腌上一会儿，放上红油辣椒、葱，就着下饭。我好久没有吃过大米饭了，馋得喉咙里都伸出了手，用三号搪瓷碗接连吃了六碗饭，还不觉得撑。六碗饭起码有一斤二两，我自己都不知道小小女子哪有那么大胃口！这是我一生中吃得最多的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真是创造奇迹了。
回到扎木，军医院诊断我得了腰肌劳损，马上收住院。年底，得到回单位的通知。这时，三教工作团铺开的第一批点全部完成，撤回扎木整训，准备来年进第二批点。
接着，“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