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的时候，为了一个可以去区里演讲的名额，我在家练习了一个月，每天都声情并茂到扫地都能扫出一屋“鸡皮”。直到有天晚上一个邻居（各大演讲比赛的常任主持人）问我，今天我报幕报到你的名字，你为啥没来？我又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鼓足勇气去问通知我的老师，她笑了笑：“我忘记了。”
初中的时候，因为我家就在学校里面，同学们天天自发地中午来我家蹭饭，下午来我家玩，其实也不是和我玩，只是借用一个离学校近的地方。我妈忍无可忍地发出通牒，左看看右看看。我低着头，声音几不可闻：你们走吧，我要学习了。她们一边取笑我，一边在我的小床上东倒西歪。“你们走吧！我要学习了！”我提高了嗓门。她们奇怪地看着我，那个眼神告诉我，再也不会有人跟我玩了。
所有这些丑陋乌黑的珠子，串在一起就是那只叫作“社交恐惧症”的怪物。它控制了我的大部分人生，让我变成了一个喜欢默默关门读书的羞涩女孩。
当然我见过最严重的一位——这个人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乡村小屋里面住了近十年，他的亲生女儿去探望他，得到的答复是：不要指望将来我会有钱留给你，你不要再来看我了。其后果然，他把自己封闭，去世一周后才有人发现。他女儿一年后才知道这个消息。
那个人就是我的外公，我的那篇代表作《世界上比我还要难过的人》原型其实就是他。
至今闭上眼睛都能想得起从小学回家的路。我总是独自一人，途经一个基督教小学校、一个流动小卖摊、一条长而空寂的小巷、一个小居民区门口。
有一天我注意到围墙边上的蚁群，它们和我一样卑微行走，无声无息，赤裸于天地之间，偶尔被雨水淹没，倾家荡产，复又麻木到循环来过——生命的价值在哪里呢？我都不清楚这只黑色的蚂蚁和那只黑色的蚂蚁有什么区别？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这种人就是世人眼里的loser。小的时候孩子们写作文，喜欢用“充满朝气的脸”，说的就是身边这拨同龄人——他们佩戴红领巾，一道杠两道杠，走路蹦跳，就是这个时代应该生产的那种小麻雀的样子。
而世界在我的眼里，总是一副与众不同的样子。我总是达不到他们表达和学习的标准。比如他们很流畅地写出“月亮的映照下，窗户上老师辛勤工作的剪影。”我看不到这个，我看到的是剪影如同他山，与我从不相交，永远平行。
可是，经过那么多年的洗礼，当初我为什么要离开体育呢？闭上眼睛都能复制下同样的内容，脸就是名片，他们再也想不起我的本名，因为人人都叫我“易老师”。
那之后不久，我去了《南都周刊》，玩命一样地做着封面，主编已经习惯了，不管因为什么原因有开天窗的危险了，就问，易小荷呢？
然后又是突然地，各种各样的新闻开始报道同行们的转型，办公室越来越空，送上去的选题越来越难通过审批。我如同又掉进了小时候的那种环境：所有的孩子都在玩一种叫作“haozi”的游戏，你默默地站在旁边，他们笑着分组，却并没有人把手指伸向你。
于是有个朋友某次吃饭时分外感慨，他说：“为啥你们这些好人儿，不管才气有多高，总在现实生活中接受不断的失败？”
我不以为意地吃饭，也不抬头，假装他描述的那个人与我无关。
2015年，从《南都周刊》出来之后，我的一位老朋友力邀我去广州共同创业。我把书、猫都搬了过去，每天在办公室开各种会，联络客户，拜访，做ppt。
三个月后的某一天，我的那个老朋友对我说：“我想了想，还是觉得自己不适合做一个商人。”
广州很热，除了那些在289大院熟悉的桂花香，这是一个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城市。但那天我走在深夜两点的路上，看那些漂浮在黑夜里的小店灯光，知道心里从未有过惶恐。
深夜两点的北京，那种“荆轲有寒水之悲，苏武有秋风之别”的场景；凌晨两点的休斯敦，“鸟无声兮山寂寂，夜正长兮风淅淅”的空寂；还有一个人凝视着无尽的深渊，不管在世界任何的地方，紧紧抓住内心的峭壁，以免掉下去的那种黯然，我已体味太多。
也许，失败这两个字对我来说太熟悉了，它和世俗意义的物质财富无关，而是一种大众的惯常标准：你为什么非要活得和别人不一样？
有一次我看到保罗·奥斯特说：要进入另一个人的孤独，我意识到，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真的可以逐渐认识另一个人，即使是很少的程度，也只能到他愿意被了解的程度为止。那个人会说：我觉得冷。或者他什么都不说，我们会看见他颤抖。不管哪种方式，我们会知道他觉得冷。但假如这个人什么都不说也不颤抖呢？
深以为是。这么多年，行舟至此，就好像怀揣着一个秘密。如果把我的前半生投射在一部电影上面，灯光熄灭，漆黑的电影院里，我会看见一个胖胖的小女孩在沿着河流奔跑，怎么都抹不掉脸上大片的树影。那一年，她终于在《作文》上面发表文章，那是她来到这个世界后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2002年被《南方体育》派去美国采访世锦赛。没有信用卡，在那个偌大的国度，甚至连语言沟通都并不是完全流畅。没有任何的朋友没有电话，每天孤魂野鬼一样地游荡。只能睡两个小时，而且，需要在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没有任何的社会关系网，还要去采访那个国家的顶尖人物。我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家酒店门口，等了几天，做到了本·华莱士、乔治·卡尔、吉诺比利等几位超级大咖的专访。后来有人说“易小荷一个人打败了一支队伍”。再后来没多久，主编在报纸上说“易小荷是全国三个最好的记者之一”。
这些年总有人反复问我，一个我自己口中“智商不足”“社交恐惧”的人，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而今天所谓的这些独立，所谓的这些看上去比较利落的东西，会不会都是基于那些年。我总是被一次又一次地扔到那些陌生的、让人不知所措的环境，因为一无所有，所以实际上也并没有什么可以失去。我觉得即使丢给我一只马桶，我也能一点一点把它刷得干干净净。每一片贫瘠的旷野感受到的微风，每一个空落落的池塘迎接到的一滴水，对我来说都是额外的收获。
据说这个世界有一种人生态度叫作“上善莫若水流，自在不与物争”。我并没有淡泊到那么从容，甚至我在红尘之处，也与所有俗男信女并无不同。有的时候我会安慰自己，那是因为我内心深处有着另外一种标准的度量、秩序与和谐。
《了不起的盖茨比》当中，尼克初次到纽约，说他喜欢“在五号路上溜达，从人群中挑出风流的女人，幻想几分钟之内就要进入她们的生活……”我也总是看着人们走进一扇扇门，并且消失在温暖的黑暗之中。就这样，慢慢地告别一个个单位，告别我的职业，ex，甚至是北京，用晓跃师父的话“开启人生的下半场”。
有天晚上我和某人站在星空之下，或许因为宇宙浩渺，他突然感慨“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任务都是不同的，或许大部分女人都是来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但可能你不是”。
无论在我昏睡的黑暗里，还是抑郁的低谷，我也许不能准确地描述出来，但能够感受到某种东西的存在——它们把我填充得满满的，犹如肌肉在薄薄的T恤下面移动。如果不是它们的存在，我就只会像一个华而不实的稻草人。
别人都在低头捡便士，我却在抬头寻找月光。就好像被无数次地追问，为什么要重新做一个公号“骚客文艺”，而且还是文学类的？为什么还要一次次重新开始？
也许，生命的本质就是这样：花开花落、生老病死、雨丝风片、悲欢离合，这一点点使人沉落的人生碎片、一份从孤独中淬炼出来的东西，才足以使得某些潜伏已久的阴暗角落被重新照亮，人生本来的色泽才会显现出来。
我很庆幸，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发现自己没有成为某种摆设的东西，而是成为了“自由奔跑”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