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份有限公司无法盈利
上海的街上，有各种各样的车子来来往往。光是我站在店铺前数过的，就有60多种了。自诸葛孔明时代就有的独轮车，到今天的汽车，展示出各种时代的特色，来来往往的什么样儿的都有。
时髦的妇人从黄包车上跌落了下来，几乎没有一个人上前救助，不仅如此，车夫苦力等劳动者们，拍手高喊着“好，好”（在这种时候，是表示“有趣、有趣”的意思）。这种行为，至今被人认为因为他们是野蛮人才这么做的，但我却不这么想。为什么呢？拍手喝彩的时候，他们自身会感到一种复仇的痛快（虽然这层意思很轻），而对于跌落的妇人加以嘲笑。简而言之，中国没钱没势的劳动者们，对有钱有势的人常常抱着一种反感的态度。他们认为正因为有了你们，所以才弄得我们没钱没势。这种想法，并非受近代思想的影响，而是经年累月的经验，让他们自然而然地这么想了。
于是，他们一看见那些有钱有势打扮的人物，即使那些人滑倒了甚至是跌翻了，他们不但不施救，反而还加以嘲笑，落得痛快呢。
一辆独轮小车，运着砖瓦和土过来了。这辆车子突然横倒翻车的时候，旁观的那些车夫苦力等劳动者们既不拍手，也不嘲笑，嘴里嘀嘀咕咕，都围向倒地的小车子来，帮着扶起，并将散落的东西给拾起来装好。得到了帮助的小车车夫，也没怎么道谢，完全是彼此彼此的样子。从这一点，可以分明地看出在同阶级人之间，是如何互相帮助了。某位中国通曾经说过，日本人和中国人的不同之处是：在日本即使不小心把钱哗啦哗啦撒了一地，失主可以将原款一分不少地收回来；但在中国，收回的钱，就肯定没有原先的多。这也可以说是事实，但这种时候，丢钱的人肯定不是劳动人民这类人，而且必定只限于看上去像是有钱有势的人（不论是日本人还是西洋人，所有的外国人，在他们眼中，都是有钱有势的人，虽然有时候也有例外）。假设现在有个没手没脚的叫花子，头上系了绳子，拴了个篮子，自己在街上转来转去，叫喊着一些怪声儿，乞求帮助，就能得到许多铜板（中国人对乞丐乐善好施，而布施者又以没有学识的小商贩和劳动者们居多）。丢给他的铜子，要是没丢进去，落在篮子外面了，这时候肯定会有阿妈、小伙计、车夫之类的人，帮他拾起来，放在篮子里，绝不会将散落在外面的铜子占为己有。
可惜的是，前文中国通那番比较的话，是只看到了事实的一部分，而没能看到全部。
在中国，不知道为什么，股份有限公司赚不到钱。当中有很多原因，其中有这么一条：一所公司才成立，各董事就无一不将其家人、亲戚和有关系的人拉入公司，让他们都吃公司的饭。假如说只是这样，那日本也有同样的事，董事的亲戚朋友请求公司予以留用，乃至董事的家人也拿着董事公司的薪水，也不是没有的吧。看上去事情虽然一样，其实有很大的不同。日本的公司，就算允许亲戚朋友任职，也自有其任职的必要。进入公司以后，也是各司其职的。而中国不是的，只是因为是董事的亲戚朋友这种理由就进了公司，公司方面其实毫无雇用的必要，每天只是叼着烟，坐等着拿钱罢了。
完全就像白蚁蚀巢一样，结果就将公司吃倒了。
据说中国自古便是大家族主义的。也确实是。然而，又与其他国家的大家族主义有些不同。其他国家的大家族主义，都是在一个家长的统治之下，许多人合作着，以保持一家的繁荣。即大家族与小家族之差，不过在于分居若干间房还是同住一处房子罢了。而中国的大家族主义，名称虽与其他国家相同，实际上却只有家长一个人在干活，其余大多数的人都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我给它起名为“吃倒主义的大家族制度”。
这种“吃倒主义的大家族制度”，也开始吞噬起存在于股份有限公司之中的类似的大家族。还没吞噬到一定程度是看不出什么来的，不料越吃越多，没多久，就把一家大公司吃倒了。
我认为这种“吃倒主义的大家族制度”，不仅使股份有限公司无利可赚，更是导致其不得不倒闭的重大原因。
我的店里店员的伙食，每人每月出12元，由“包饭作”包办。早晨拿粥来，中午一汤六碗（一份汤，六份由鱼肉鸡蛋蔬菜等煮菜），晚上一汤八碗。由8个人的名义包下来的，而实际上却是9个店员食用。其中一个人是白吃的。此外店员吃剩了的东西，还要给一个老司务（年长的苦力头）吃，如果9个店员把饭汤之类的吃得一点都不剩，那老司务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便雄辩滔滔地勒令“包饭作”的苦力第二天必须多送一些饭和汤来才行。后来的活，由一个以前在我店里做过又辞职的叫阿康的人，跟店员们商量后承包下来。阿康自打从我的书店辞职以后，事事不顺，自己又结婚生了孩子，失业穷困不堪，才跟店员们商量，承包下包饭的事来。
记得还向我借了些钱，作为资本。从此店里的伙食，不再委之于承揽了许多家包饭的“包饭作”，而为了帮助困于生计的人，成立了一个内山书店专门的“包饭作”。资本既得，一切准备也都就绪。眼看下个月便要开始代做了，在这时，老司务跟我说了些奇怪的话：
“老爷，下月起，我想自己做饭了，准不准我使用厨房里的瓦斯呢？”
那老司务实际上一向是吃着包饭的剩余，但却仍和别人一样，每月领取12元伙食费，也就是全部的伙食费都成了他的所得。所以，我一听到他忽然要自己做起饭来，问其原因，他说：之前一直是由大饭店包做的，多我一个人吃吃大家剩下来的东西，没有什么关系。但现在因为阿康（新的“包饭作”主），他也为生计发愁才来求帮忙的意思下，这才做成的“包饭作”，我再也不方便在里面白吃了。
我回答了两声“可以，可以”，就允许他使用厨房里的瓦斯。想想看，目不识丁的苦力头，居然有这样的想法，倒怪有趣的。
再跟股份有限公司被吃倒的事对照着看看，越发觉得有趣了。
（译自《活生生的中国》）
彻底的实际生活
中国人是如何埋头于实际生活中，又实际到什么程度，通过我写下的一两件事儿看看吧。
福州境内有一条很大的闽江流过，河上架着长长的石桥。我投宿在江岸的一家旅馆里，透过窗户可以看得见马路对面的饭店。每天早晨，卖粥的都会在饭店前面摆摊，用四五只像挑水的桶子，装满了茶色、白色等各种颜色的粥。天还没亮，摊子就已经摆出来了。附近的住家、车夫、轿夫、船夫等都是他家的顾客。桶子排排好，摊子一摆上，仿佛已经等在那儿的熟客们都围过来看。但真的只是看看而已，看了一会儿，就各自东西地分散了。这时候，附近的住家拿了各种容器，来打买热粥，都忙不过来了。忙了好一阵子之后，粥也就剩下不到一半。
一度聚过来围观又散去的车夫、轿夫、船夫等老主顾，又向桶边围过来。这回可不光是看了，而是争先恐后、拉拉扯扯、热热闹闹地喝起粥来了。这种场面，每天早上都会上演一遍。我的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了一个疑问：他们为什么不趁热乎喷香的时候吃呢？中国人明明都喜欢热气腾腾的东西。这可真是奇怪。起初我还以为是福州人的特性。福州这地方，有许多不裹脚的女人，很麻利地劳作着（虽然现在到处都有不裹脚的女人）。那时候，一看见不裹脚的女人是感到颇为奇怪的。因为有这种奇怪的事实，所以想着福州人或许是不太喜欢吃热的东西吧，但说起来也不是，他们喝茶还有吃别的东西的时候，还是嘴里一边呼呼地吹着热气腾腾的东西一边吃的。
那他们为什么不趁热吃粥呢？我想了很多，然而还是不行，弄不明白。最后只能使出我的秘密手段——亲自体验。第一步，买了一碗刚摆出摊的粥来吃，真是热腾腾的、吃了心情也热乎起来的好粥。这时候喝，卫生也没有问题。茶色的味甜，白色的一点儿味都没有，此外更没什么机关了。一切都跟我想的一样。等到车夫轿夫等常客们吵吵嚷嚷围过来买着吃的时候，我又买了一碗来吃，仔细品尝，这回可只能算是温的了。我心想，果然车夫们只不过是爱吃冷的罢了。但接下来的一瞬间，我的舌尖忽然感觉到了什么。于是，这种感觉使我的疑问迎刃而解了。
才出锅的粥，热乎、卫生，又很香，这是谁都知道的事情。然而这一批老主顾们却并没有闲暇去体会卫生呀、热呀、香呀这种奢侈的感觉。才出锅的粥，不论再怎么香再怎么卫生，但是水分实在太多。冷点儿，或是味道差点儿也没关系，稠一些的粥才经得住饿。再多说一句，也就是在一旁看着，还是作为客人去买，都是以粥的稀稠来决定的。
在人世间，喝一碗粥，还非得考虑它的稀稠不可（即使是本能地），恐怕也就只有中国人了吧。我觉得与其说中国人过着彻头彻尾的实际生活，倒不如说这实在太惨了。
平日在我的店铺前，有把大饼、烧饼、粽子、方糖糕、油条等作为点心以卖给车夫们吃的小贩来来往往。看着车夫们花三个铜板买一块这样的点心，精心挑选的情形，不禁为之黯然。相同的往事……
有一个卖发芽豆（将蚕豆泡在水里，长出了一点芽再拿去炒，就跟日本的爆花豆一样）的煎豆贩子来了。一个女人出来问豆子怎么卖。豆贩拿出一个竹筒给她看，说一个铜板一筒。那女人说，不是，我问的是一个铜板能买几粒。豆贩回答，一个铜板20粒。然后就开始讨价还价了。一边说25粒，一边说不成，我这儿都是上好的豆子；一边又说哪有的事，这豆子太小了。足足谈判了10分钟15分钟的样子，才讲妥了22粒。那女人大声吆喝，让家人送出旧报纸来，然后把豆贩的一大口袋豆子哗啦哗啦地全都倒了出来，从堆成山一样的豆子里，仔仔细细地一粒一粒挑选。每22粒放成一堆，一共选出了10堆，也就是付了10个铜板。这么一来，都得花30分钟时间了。说她无聊也真无聊，但如果不买自己所选的粒粒又大又没被虫咬过的好豆子，就觉得是吃了亏。
卖茄子的来了。阿妈（中国的女佣）走了出来，翻来覆去地将茄子看了一阵，才问价钱多少。讨价还价了好一会儿，才讲妥了。讲妥了之后才选东西。小贩将选好了的茄子捆上绳索，称称分量，说是合多少钱。阿妈提了提，说不对，这分量没那么重。卖茄子的再把茄子放在秤上，叫阿妈看清楚秤星打到哪里。可是阿妈仍旧不答应，从家里拿出自己的秤来，试称了一下，还真如阿妈所说，分量不够。“你看这不是轻吗？”“没有的事，阿妈的秤是几两一斤的呀？”仔细一看，原来是十八两一斤的。卖茄子用的是十四两四钱作一斤，就争辩说，卖水果卖菜的都规定只能用这种秤。但阿妈无论如何还是不服。临了儿，又多拿了两个茄子，带进门去，才付了钱，这笔买卖算是告了一个段落。
在度量衡不统一的中国，仅凭卖家的秤买家是不能认同的，买家手中也一定带有一杆秤。而且买家的秤码儿一定大，卖家的秤码儿一定小。
因此，不免有人会一副不屑的样子，冷笑中国是一团乌烟瘴气的吧。
但是，看看近来日本的情况，点心砂糖之类的一斤必须标明“百目”，装一磅的瓶身上，非印上“正百味20目入”（译注：“内净含量20目”之意，“目”为日本计量单位）这样的文字不可了。岂不是生活也渐渐实际起来了吗？
（译自《活生生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