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
正当中国文艺界和印度人民热烈纪念印度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诞生100周年的时候，我不禁想起37年前泰戈尔先生访问中国时，和他接触的一些情景。
泰翁到北京的前夕，在济南对教育界的朋友讲了话。中国作家王统照为他翻译，并作了介绍说：“泰戈尔先生的演讲，不同于一般的政治家、教育家、演说家，譬如一种美丽的歌唱，又如一种悠扬的音乐，请诸君静听，方知其妙处。”
泰戈尔以洪亮清越的声音，热情洋溢地说：
我受到你们的热烈欢迎，大家所以欢迎我，大概因为我代表印度人……
今天我用的语言，既非印语，又非华语，乃是英语，这言语上的隔阂，最为痛心。而诸君犹不避风沙很热心地来听我说话，由此可证，我们之间有一种不自觉的了解，譬如天上的月亮，它照在水上、地上、树上，虽默无一语，而水也、地也、树也，与月亮有相互的自然了解和同情。
我在杭州，有朋友送我一颗图章，上刻“泰戈尔”三个字，我对此事很有感动。印度小孩降生后，有两件事最要紧，第一要给他起个名字，第二要给他少许的饭吃，然后这个小孩就和社会发生了不可磨灭的关系。我这颗图章上刻着中国名字，头一个便是泰山的“泰”字。我觉得此后仿佛就有权利可以到中国人的心里去了解他的生命，因为我的生命是非与中国人的生命拼作一起不可了……
泰翁的真挚而亲切的语言，感动了全场的听众。
在北京城里许多次集会中，使我最难忘的是1924年5月8日那一天。泰翁早就选择了北京来度过他的64岁的寿诞，而我们也早就准备为他祝寿，排演了他写的名剧《齐德拉》（Chitra）。
是日也，东单三条协和礼堂贺客盈门。祝寿仪式开始，泰翁雅步入席，坐在第三排的中间，我坐在他身边，有机会细细端详他的丰采。他头戴绛红呢帽，身穿蓝色丝长袍，深目隆准，须发皓然，蔼然可亲。
梁启超先生首先登台致祝词，接着，泰戈尔被簇拥着走上台，对中国朋友致谢词，大意说，今天是他最高兴的日子，因为他有了象征中印民族团结友好的名字，他将不倦地从事中印文化的沟通，并诚恳地邀请中国学术界的朋友到印度，在他举办的国际大学（Visva Bharti）讲学。
接着，中国文艺界的朋友用英语演出了泰翁的名作话剧《齐德拉》，林徽因女士扮演女主角齐德拉，泰翁捻须微笑。他对我说：“我希望在离开北京之前，看到你的戏。”我说：“因为您的演讲日程已经排定，我定于5月19日请您看我新排的神话剧《洛神》，这个戏是根据我国古代诗人曹子建所作《洛神赋》改编的，希望得到您的指教。”
以后，泰翁与他的同伴，国际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名画家难达婆薮（Nandalal Bose），和印度其他一些著名学者在北京轮流作了各种专题演讲，受到学术界的欢迎。
有一次，我听泰翁演讲，题目是《巨人的统治——扑灭巨人》，当他说到亚洲人受西方人的压迫掠夺已非一朝一夕时，下面有几句话是极其振奋人心的。他说：“……吾人往者如未破壳之雏鸡，虽在壳中亦有隐约光明，但限度极小，世人疑我等终不能脱壳，但吾人自信必能破壳而出，达到真理最深处。”
5月19日，我在开明戏院（现在的民主剧场）演出《洛神》，招待泰翁观剧。我从台上看出去，只见诗人端坐包厢正中，戴绛色帽，着红色长袍（按此为国际大学的礼服），银须白发，望之如神仙中人。还有几位印度学者也都坐在一起，聚精会神地看完了这出戏。泰翁亲自到后台向我道谢说：“我看了这个戏很愉快，有些感想，明日面谈。”
泰翁定29日夜车赴太原。那天中午，我和梁启超、姚茫父等为泰翁饯行。泰翁来时，是穿中国的黑绒鞋，我问他习惯否，他说：“中国的鞋子柔软轻松，使双足不受箍勒压迫，是世界上最舒服的鞋子。”他还告诉我：“前几天到汤山小住，温暖的泉水涤净了我身上的尘垢，在晨光熹微中，看到艳丽的朝霞，蔚蓝的天，默默地望着地上的绿草，晓风轻轻摇撼着刚从黑夜里苏醒过来的溪边古柳，景色是使人留恋的。”停了一会，诗人若有所思地说：“那天在郊外闲游，看见农民蹲在田垄边，口含旱烟管，眼睛望着天边远处，颇有诗意。”
席间泰翁谈到《洛神》，他对我的表演作了鼓励，唯对《川上之会》一场的仙岛布景有意见。他说：“这个美丽的神话诗剧，应从各方面来体现伟大诗人的想象力，而现在所用的布景是一般而平凡的。”他向我建议：“色彩宜用红、绿、黄、黑、紫等重色，应创造出人间不经见的奇峰、怪石、瑶草、琪花，并勾勒金银线框来烘托神话气氛。”以后我曾根据泰翁的意见，请人重新设计《洛神》的布景，在不断改进中有很大的提高，但还没有达到最理想的程度。
泰翁认为，美术是文化艺术的重要一环，例如中国剧中服装、图案、色彩、化装、脸谱、舞台装置，都与美术有关。艺术家不但要具有欣赏绘画、雕刻、建筑的兴趣和鉴别力，最好自己能画能刻。他还告诉我关于他学画的故事说：“我一向爱好绘画，但不能画，有几次我在诗稿上涂抹修改，无意中发现颇有画意，打算由此入手学画。”
竺诗人说：“我的侄儿阿伯宁·泰戈尔（Abanindranath Tagore）是印度艺术复兴运动中的先锋，孟加拉画派的创始人。他画过以法显、玄奘两位法师到印度取经为题材的《行脚图》。可惜这次没有带来。”
竺诗人即席介绍印度名画家难达婆薮，他说：“婆薮先生是阿伯宁·泰戈尔的继承人，孟加拉画派的杰出画家，我所著的书，装帧、插画大都出自他手，他对中国画很有兴趣。”
泰翁还谈到几天前和中国画家联欢座谈，交换了意见。他问我：“听说梅先生对绘画曾下过工夫。”我告诉他：“那天出席的画家如齐白石、陈半丁、姚茫父……都是我的老师。”我指着茫父先生说：“我爱画人物、佛像，曾画过如来、文殊、观音、罗汉像，就得到姚先生的指导。”
饭后，我向难达婆薮先生求画，他欣然命笔，对客挥毫，用中国毛笔在槟榔笺上画了一幅水墨画送给我，内容是古树林中，一佛趺坐蒲团，淡墨轻烟，气韵沉古。可惜当时没有请教所画的故事题材，后来我在画上以意为之地题作《如来成道图》，什袭珍藏，直到如今。
有人问泰翁：听说诗人对绘画、雕刻、歌唱音乐无所不通，此番听了《洛神》的音乐歌唱有何感想？他笑着说：“如外国莅吾印土之人，初食芒果，不敢云知味也。”我们乍听这句话，不懂他的含意。座中有一位熟悉印度风俗的朋友说：“芒果是印度果中之王，吃芒果还有仪式，仿佛日本的‘茶道’（日本人请朋友喝茶，主宾都有一定的礼节，称之为‘茶道’）。”泰翁以此比喻，是说中国的音乐歌唱很美，但初次接触，还不能细辨滋味。
梁启超先生问泰翁：“这次诗人漫游中国，必有佳句，以志鸿爪？”竺诗人答：“我看了《洛神》，正在酝酿一首小诗，送给梅先生。”大家见他凝神构思，都不去打扰他。他先在手册上起稿，然后用中国笔墨作细书，写在一柄纨扇上，原文是孟加拉文，又自己译成英文，落了我的款，签上他的名，并兴致勃勃地用孟加拉语朗诵了他的新作，我们虽不懂印度话，但从他甜软的声音，鲜明的节奏里，就有月下清梵，泉鸣花底的美感，我向泰翁手里郑重地接过扇子，向他深深地道了谢。
夜间，我们到车站送行，彼此都有依依惜别之情，我问泰翁这次到北京的感想，并盼他再来。他说：“两三年后我还要再来，我爱北京的淳朴的风俗，爱北京的建筑文物，爱北京的朋友，特别使我留恋的是北京的树木，我到过伦敦、巴黎、华盛顿，都没有看到这么多的栝、柏、松、柳，中国人有北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而美丽的都城，是值得骄傲的。”在汽笛长鸣，飙轮转动的前几分钟，竺诗人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我希望你带了剧团到印度来，使印度观众能够有机会欣赏你的优美艺术。”我答：“我一定到印度来，一则拜访泰翁，二是把我的薄艺献给印度观众，三来游历。”
1929年春，泰翁曾重游中国，到了上海，诗人回国时，宋庆龄先生主持了隆重的送别仪式，并赠送他一批中国的土产礼物，其中有一套手工精制的泥质彩绘脸谱，最为泰翁欣赏。而我于1935年访问苏联后，漫游欧洲，考察戏剧，归舟路过孟买，登陆小憩半日，但始终未能践泰翁之约。直到中国解放后，中印两国文化交流才大有发展，印度文化艺术团体曾不止一次地访问中国，1954年冬，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了印度。在新德里、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四个大城，演出了京剧，受到印度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李少春同志回国后告诉我，他们在孟加拉邦寂乡（Santiniketan）访问了泰戈尔先生的故居，我缅怀诗人丰采，为之神往。
今年的暮春，在纪念泰戈尔先生百年诞辰的前一些日子，我把珍藏已久的那柄纨扇找了出来，请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吴晓铃、石真同志来推敲泰翁原作的精神。石真同志曾在泰翁创建的印度国际大学的泰戈尔研究所里工作过5年，是一位精通孟加拉语和泰戈尔文学的专家。
石真同志接过扇子，细细赏玩泰翁的亲笔题诗，她首先称赞书法的精妙。她说：泰翁的书法，为印度现代书法别创了一格，他的用笔有时看似古拙，特别是转折笔路趋于劲直，但他却能用迂回婉约之法来调剂，寓婀娜秀隽于刚健之中，给人以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感觉，而整体章法又是那么匀称有力，充分表现出诗人的气质。
当然更吸引她的还是那首诗，她情不自禁地用孟加拉语吟哦起来。我想起37年前泰翁亲自朗诵佳作的情景，现在又第二次从听觉上感受到诗人的亲切语言和深厚的友情。
石真同志当时就把这首诗译成现代汉语：
亲爱的，你用我不懂的
语言的面纱
遮盖着你的容颜；
正像那遥望如同一脉
缥缈的云霞
被水雾笼罩着的峰峦。
她告诉我：“这是一首极为精湛的孟加拉语的即兴短诗。这类的短诗，格律甚严，每首只限两句，每句又只能使用19个音缀，这19个音缀还必须以七、五、七的节奏分别排成6行。更有趣味而别致的是，这类的短诗正像我们的古典诗歌一样，一定要押韵脚，而且每行的‘七’与‘七’之间也要互叶。”这不由得使我想到中国旧体诗绝句，要在短短的20或28个汉字的限制以内，集中而概括地写出真挚而变化多端的思想感情来，是需要艺术才能的。
石真同志说：“泰翁对我们的古典诗歌是十分称赞的，诗人虽然不懂汉语，但是他读了不少英语翻译的屈原、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的诗篇，并且时常在著作和讲话里征引，这首短诗的意境，便很有中国的风味。他非常形象地用云雾中的峰峦起伏来描述他所热爱而又语言不通的国家的艺术家那种纱袂飘扬、神光离合的印象，他感觉到美的享受，但又不十分了解戏中所包含的复杂的感情和心理状态。”她认为，诗人似乎有意识地选择这样的形式，并在这首诗的写作方法上，尽量让它接近中国风格。
更使我感动的是吴晓铃夫妇还谈到：在泰戈尔纪念馆——泰翁故居的大厅东西窗前，摆着一口特制的保存留声机片的大橱，其中大部分是我的戏曲唱片，以及前辈表演艺术家谭鑫培先生等的唱片，罗谛·泰戈尔先生（Ratindranath Tagore）曾经费了很大的气力找到一只钻石针头，在大喇叭筒上为他们播放了几个片断。那还是老百代公司的钻针唱片，当年是我经过仔细选择，赠送给诗人的微薄礼物。他们在国际大学艺术学院的博物院里还看到一套精制的京剧脸谱模型，泰翁的侄子——阿伯宁·泰戈尔博士曾经据之描绘过彩色拟本。那该就是1929年春，泰翁二次访华时，宋庆龄先生赠送他的礼物了。
泰戈尔先生虽已逝世20年，但他的热爱中国的真挚、亲切的富有正义感的言行，却在我心里留下深刻印象。事例是不胜枚举的。我想，假使天竺诗人今天还在人间，对中印文化交流必将作出更大的贡献。
（原载《人民文学》，1961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