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化雨 桃李芬芳
——劭西先生琐记
帮我上大学
劭西先生是我上大学时的老师，但在上大学之前便已和他认识，大学毕业之后，仍和他保持联系。我向他学习、请教，书信往返达四十五年。我认识他时，他四十四岁，我则刚刚弱冠。劭西师姓黎名锦熙，当时是北平师大的文学院院长，钱玄同师是北平师大文学院国文系主任，他们同为海内知名的语言音韵学大师。我当时报考北平师大就是慕他们大名而去的。
大学考上了，学费虽然免收，但却要在入学前交杂费二十元大洋。那时我每月的伙食费只大洋二元，一次要交二十元，等于一次要交十个月的伙食费，这真叫我这样的穷困学生为难啊！但我又想“天无绝人之路”、“路是人闯出来的”，岂能让几十块钱成为我学习上的拦路虎。当时，北平的私立中学很多，不少人一考上北平的名牌大学，就可以大学生身份到中学兼课。我也只好这样考虑，万一上不了学，就扛着北平师大这块招牌到中学教书去，但又自惭形秽：一是年纪太小，不像个老师；二是衣履破旧，仪容不整，没有老师的派头。正在彷徨无计之时，我的大哥在我跟前出现了，他说，他找过劭西先生，提出因经济困难，要求为我申请保留学籍，哪知劭西先生从容地说：“二十元由我出面担保，先报到罢。”我是在报到截止前的两天才办完入学手续的。倘若没有劭西先生的帮助，人海茫茫，谁能料到我会落到什么样的地步啊！
登门造访
劭西先生的家，在北平西城根的烟筒胡同四号，是“五四”前夕先生从湖南到北京工作不久后购置的。房子是北京一般居民的四合院，质量不怎么样，但占地宽广，环境僻静，适合读书人住。先生嫌胡同名字欠雅，改称淹通胡同，发音相近，但并未通行，居民仍写烟筒胡同。我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成为他家的“常客”的，但我去拜访，多在星期天或寒暑假。第一次是大哥领我去的，当面感谢劭西师帮我上了大学。那次拉响门铃后，就听到从南屋传来洪亮的谈话声。南屋是客房，布置简朴，只有几把中式木椅，一张三人坐的旧沙发，靠窗是一架钢琴。我们进去后，黎先生连忙向旁边那位高谈阔论的先生说：“这就是我说过的那位文言文写得还可以的学生。”然后指着那位先生说：“这是钱玄同先生，见过了么？”我不禁肃然起敬。因一年级尚无系主任的课，只闻其名。钱先生个儿不高，眼睛近视，身体微胖，鼻脸发红，后来才知道他四十岁后便患了高血压病，尽管如此，仍然目光炯炯有神，嗓音洪亮。在两位学者面前，我感到特别拘谨，手足无措，但听了两位大师的阵阵笑谑，也就跟着微笑，慢慢地轻松自如了。自此之后，大概一两个月拜访一次。有时还邀我三哥或其他同学一道去。记得有一次是星期天，我和我的一位学英文的同学李章伯去拜访。因为老师习惯在夜深人静以后工作，所以起床较晚，九点以后才开始用早餐。早餐很简单，大体是一杯牛奶，几块蛋糕，他手上还持个烟斗，边吃边谈，边接待。谈到我的学习问题时，他说：“语言这个东西，不论中外，都要熟读成诵。”他认为背诵是学习语言的不二法门。尤其是古诗词，或先秦散文，都要像对待外文一样，把它背下来。因此，他并不一般地反对死记硬背，他反对的是私塾里不懂装懂的大合唱式的乱嚷，囫囵吞枣地背书。他强调在了解内容的基础上熟读成诵。他说年轻时背诵的东西，终生难忘，对以后做学问工作大有好处。劭西先生是研究历史的，他对先秦的著作，曾经整部整部地背。讲授时，凡引用《诗经》、《论语》、《孟子》、《庄子》、《史记》等，几乎都是背的，真可谓博闻强记。他的记性至老不衰。他常说：“背诵加深理解，理解促进背诵。”他并不研究音乐，因经常听女儿宪初弹钢琴，也就懂得肖邦、贝多芬的一些名曲了。我缺少音乐细胞，虽然常听师姐宪初弹琴，仍然一窍不通。我属牛，劭西师有时幽默地说一句“对牛谈琴”，引起一阵笑声。宪初的爱人方玮德，是桐城派古文家方东树的后人，新月派的新秀，与陈梦家同为徐志摩的得意门生。他与宪初订婚不久，因肺结核长期不愈，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九日病逝。劭西师写了挽联：“皖学旧名家，如此才华堪接武；珠（赤）绳刚系足，可怜药石已无灵。”同年六月，陈梦家编的《玮德纪念专刊》，由北平晨报承印部印出，收进劭西先生的挽词和黎宪初的《哭玮德》。一九三六年五月，玮德逝世周年时，在《北平新报·半月文艺》上，我发表过悼念玮德的诗[1]。一九七三年，我去北京治病，拜望劭西先生，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玮德纪念专刊》送给我，读了宪初《哭玮德》的文章，真觉一字一泪，不禁在封里题了一首七绝：
诗句情笺字字灰，招魂乏术海风哀。
当年曾说弹琴手，此日尤怜咏絮才。
自玮德病故，宪初于抗战前夕与南开大学教授陈之迈结婚，后陈赴美任驻美大使馆参赞，宪初亦赴任所，因难产身亡。直到解放前夕，才几经转折，由别人将死者生前的几件遗物如手表一块、钢笔一支带回给父亲作纪念。劭西师直到临终都是戴着女儿的手表，用着女儿的钢笔的。
讲学与“内助”
世人多知劭西先生为语法学家。的确，他是使汉语语法现代化的先驱者之一。他的《新著国语文法》从二十年代初期出版后，图解法便普及于大、中学校，影响极为深远。到三十年代，他又为师大国文系开设“比较文法”，及至六十年代，指导刘世儒同志编写现代汉语教材，从而建立了独创的语法体系，中外驰名。其实劭西先生不仅是语法学家，而且还是历史学家和诗人。他与疑古玄同先生主持北平师大中文系，特别重视中国思想史的教学。凡国文系学生都要学“周至唐学术思想概要”，“宋、元、明学术思想概要”，“清代学术思想概要”等课程。劭西师晚年除了开设“比较文法”外，还主讲“宋、元、明学术思想概要”，教学任务十分繁重，加之兼任文学院院长，行政工作占去了不少时间。此外师友门生大量来信的处理，也都是不容易对付的。为了把上述各项工作安排得有条有理，使其相得益彰，他不得不依靠他的贤内助了。记得在大学三年级时，劭西先生来校授课，往往有一位身穿紫红外衣年近三十的女士陪侍左右。上课时，那位女士便坐在教室后面一同听讲。她是谁呢？下课后，劭西先生便向我们大家介绍了，这时我们才彻底明白她就是劭西先生的内助贺澹江女士。后来劭西先生到全国各地讲学，都由贺女士照顾。他给学生的信也往往由贺女士代劳，他只签名。这样经过四十多个春秋，直到晚年为止。
劭西先生讲学与玄同先生讲学有不同的风格：一个慢，一个急；一个从容不迫，一个激情洋溢；一个似断实续，一个滔滔不绝。相同的是，都是有本之学，很少无稽之谈。用今天的话说，他们讲学是把知识性和趣味性结合起来的。我在多年直接聆受劭西先生的教益中，尤其认识到先生知识的渊博性、思想的周密性和言语的条理性，的确是同时代人中所罕见的。
请胡适讲学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劭西先生为了配合“宋、元、明学术思想概论”的教学，请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到师大来讲学，题目是“中国禅宗的起来”[2]，每周一讲，一共四讲。劭西先生指定我和另一同学作记录。我对佛学并无兴趣，劭西先生说我笔头快，可以记得完整一点。加以我常在报刊发表文章，还在胡先生编的《独立评论》上写过文章，与胡先生通过信，见过面，胡先生听说我为他记录也很高兴。讲禅宗在中国的兴起，本来是不易讨好的，但胡先生长于辞令，记忆力好，穿插了不少小故事，能做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他讲完后，我们把记录整理后交给他过目，他增删了一些内容，发表在《师大月刊》上，并印成单行本作为思想史教材。从此，我亦视胡适为老师。但在一九三五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以后，却有所变化。当时北平大、中学生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十二月九日，六千余人举行了示威游行，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结果竟遭到大批军警镇压，于是引起了北平各校学生总罢课。此时，胡适却公开站在学生的对立面，与北大校长蒋梦麟串通一气，千方百计逼学生上课。当蒋梦麟与学生在校门口辩论时，胡适竟从旁把蒋梦麟拽开，说：“何必对牛弹琴！”被激怒的学生立即斥责胡适：“你这条老牛，滚开去！胡为乎来哉！”因胡适字适之，当时的进步学生就讽刺他为“胡适之？”意谓：“国难当头，你往何处去？”有一小报便以“胡适之”作为对联的一边，征求对边。有人对了“孙行者”，劭西先生听了，也说对得工整。意谓胡适在现实生活中走投无路，只有做孙行者上西天取经罢了！
到了一九三六年六月，我和李章伯创办了北平《小雅》诗刊，在风格上公开与“胡适之体”的白话诗相对立，还提倡“国防诗歌”。他很恼火。这样，我与适之先生就不只疏远，而是对立了。但是，在事隔四十年后的七十年代，我到北京去看望劭西先生，还共同回忆了当年胡适讲“中国禅宗的起来”的情景。我对胡适的学问是敬佩的，劭西先生在背诵胡适引用的禅宗北宗的神秀的诗偈，依然滚瓜烂熟。并命我也口占一偈：
世上本无树，人间岂有台？
乾坤原一气，何处觅尘埃！
劭西先生听了莞尔一笑，点头称是。
燕云湘水两无穷
七七事变后，我向劭西先生告别，前往广西桂林，劭西先生则随校内迁西北，一别八年，但书信未断。新中国成立前夕，劭西先生函召我入京，一同参加开国大典。从这以后，我与劭西先生朝夕相处，请教就更直接了。
一九五一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拿了我写的纪念太平天国起义一百周年的长篇叙事诗《洪秀全》朗诵给劭西先生和贺澹江师母听。诗是根据秦似同志的小册子《洪秀全》写的。朗诵后，劭西先生说不错。不久，我又送请老舍先生审阅，他和赵树理同志同意在《说说唱唱》上发表。我说不知与历史真实有无出入，后来托人请罗尔纲先生过目，他写了一些眉批，说诗稿与史实有出入，最好修改一下。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被搁置起来了。这时，正好武汉大学中文系主任程千帆同志通过劭西先生转给我一封长信，动员我去武大教书。东北、山西、江苏等地的朋友也纷纷来信邀我，而北京方面又不放我。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就去请教劭西先生，聊了大半天，最后他写了一个《十字诀》送我：
一家七口，知名吴教授，
三心二意，五颜六色处处有，
十拿九稳，四面八方由你走。
不久，我就与劭西先生告别，先到武汉，后到江苏，历经各种运动，二十年间，只在一九六四年、一九七三年、一九七五年三次到北京看望过他老人家。一九七八年接到他逝世的讣告后，我又奔赴北京，参加追悼会，并护送他的骨灰盒到八宝山公墓。一代学人，千秋盛业，将与燕云湘水，同其久长。
一九八四年四月写于
江苏徐州云龙山麓向阳轩
（原载《湘潭文史资料第五辑·忆黎锦熙》，一九八六年十月出版）
注释
[1]此处作者回忆有误，吴奔星的诗作《纪念诗人方玮德》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五日《北平新报·半月文艺》第四期“诗的创作专号”，距离方玮德去世仅一月有余。——编者注。
[2]胡适到北师大讲中国禅宗应为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吴奔星和何贻焜的记录稿经胡适润色，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三十日发表于《师大月刊》第十八期，题目为《中国禅宗的发展》。——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