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四月的一天，青年作家黄裳拜托他的一位编辑朋友靳以，写了一封信给远方的张充和女士，请她写几个字留念。那时候，文化界的朋友都知道，张充和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才艺出众，擅长词曲，也写得一手秀雅的好字。可是，当时正值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前夕，人们大都沉浸在对未来的畅想与期待之中，远在异域的张充和，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写出黄裳所期盼的那幅字。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求字的人和写字的人，都经历了许多的风风雨雨，在中间传递书信的靳以先生，也早已去世了，就连黄裳先生自己，似乎也忘记了这封信和这件小事。但是张充和女士却一直记在心里。她藏着靳以的书信和一个未了的应诺，在海外度过了三十多年。
到了一九八一年夏天，黄裳先生突然收到由诗人卞之琳转寄来的一幅长卷，秀雅的字体写的是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同时还附着写字人的一封短信：“奉上拙书一幅，想来你已忘记此事。靳以四九年的信尚在，非了此愿不可……也请你书赐一幅，作为纪念。但不要也等三十多年就好……”
这是一个十分动人的艺苑故事，真应了张充和女士做的那副有名的对子：“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香港散文家小思女士在记述了这个故事之后，如此感慨道：“一幅字，并不那么重要。可是，三十多年变幻不定之后，它仍能到达黄裳手中，那就具有非凡的意义了。……一幅字，蕴藏着人类的光辉：情谊与信义，并非来自遥远的索求，而是来自人的内心。许下一个诺言，就守它一生一世，三十多年也无怨无悔，这是值得骄傲的事。”在小思先生看来，一幅长卷，就是一卷珍贵的人间情思。
无独有偶。我从一位老革命家、老学者李一氓先生的书中，也读到了一段类似的情谊绵绵的艺术故事。
那是在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已经获得最后胜利，正在新四军中任职的李一氓，即将奉命北移。李在新四军中的一位同事，与当时的名篆刻家钱君稥先生是同乡亲戚，乃请钱君稥为李一氓刻了三方印章，从上海带到了苏北。
李一氓回忆说：这是他第一次得到的钱君稥印刻，那几方印铺排工整，刀线细腻，极为称心。当时李在军队中做文化工作，喜欢搜集书画，有时会在得意的卷轴之末钤印一二，“灿然可观”。
心慕之余，李仍托那位同事，请钱君稥再为自己刻印数方，并具体告诉了自己需要的阴阳款识。可是当时国内战争突发，李一氓随军北上，刻印一事，也就没有了下文。事过境迁，李一氓渐渐把这件小事淡忘了。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之后，有许多更要紧的事情要做，李、钱二人都没有机会见面，也没有再提及刻印的事情。
一晃，也是三十多年过去了。到了一九七六年，李一氓忽然接到文学家郭沫若转来的钱君稥治印数方。李一氓一时感到有点茫然。仔细询问才知道，原来，三十年前，钱君稥就为李刻好了他需要的那几方印，只是因为战事爆发，山河阻隔，钱没有办法把印章交到李的手上。不过，钱想到了他们共同的朋友郭沫若。他觉得依照郭在当时的名望，一定会有办法把印章交到李的手上。于是就把印章加封托郭转交。可是不久，郭沫若也匆匆离开上海去了香港。去香港前，郭又将这包印章拜托另一位老朋友廖梦醒设法觅便投寄给李。风雨动荡的年月里，人事飘忽不定，廖梦醒不久也离开了上海。离沪前，他将这一个小纸包转存在上海的亲戚家中……
当然，几枚小小印章在这期间的数次易手，李一氓毫无所知。即使钱君稥、郭沫若、廖梦醒，也都未必会记得这件事情的下落了。一九七六年，廖梦醒的那个亲戚偶尔清点箱箧，忽然发现了这个小纸包，上面写着郭沫若的名字，遂托人带到北京交给了廖梦醒。廖收到后，根据“郭沫若”字样，又转呈郭老，郭老打开纸包，才明白这是当初钱君稥为李一氓刻的印章。于是，几枚辗转和尘封了三十年的印章，终于物归原主，到了李一氓先生手上。
这一段艺苑故事，同样也蕴藏着人类的光辉，凝聚着几位当事人的情谊与信义。李一氓先生在回忆了这段往事后，也感慨道：世间事变幻化万端，区区故事，也真称得上是三十年政治历史的一个侧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