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焕亭
读罢秦菊林女士的书稿《山菊淡淡》，掩卷沉思，我油然地就有了这样一种价值评估和判断：假如不是生活后来选择她成为一名在政坛拼搏的领导干部，或者她自己当初自觉地选择了文学，那么她今天捧献给读者的绝不仅仅是这一部文集和之前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她也许已经成为陕西乃至中国文坛的一员骁将，也许早已著作等身。的确，这些作品展示给我们的，除了作家表现生活的艺术功力，更有着对时代旋律的准确把握，对生活激流的前沿敏感，对正能量文学价值观矢志不渝的坚守，对人的生存和人性生态感性而又立体的书写。
匈牙利著名文艺评论家卢卡契说：“文学的起源和发展是社会的总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文学作品的美学本质和美学价值以及与之有关的它们的影响是那个普遍的和有连贯性的社会过程的一部分。”《山菊淡淡》收集了作者自20世纪80年代迄今发表在报刊上的短篇小说、散文、杂谈、诗歌以及一部分政论文章，内容丰富，体裁多样，大致上勾勒出作家在繁忙的行政事务之余，秉烛夜读、伏案创作的生命风景。然而，当我们走进这些林林总总的作品织成的艺术长廊时，就从中把握了一条穿越岁月的红线，这就是一个作家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艺术使命感。
当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为深刻的变革，社会结构日益多元、价值理念日益多样、文化生态日益多色的时候，秦菊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家，对于“写什么？怎么写？”这个任何时候都富于当下意义的课题做出了鲜明的回答。一组短篇小说，描绘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乡斑斓多彩的社会风俗画卷。《浴女》所触及的实际上是现代化浪潮冲击下怎样认知人的美学存在的尖锐问题。白姑娘的貌似时髦和现代，并不能掩盖其心灵的苍白和行为的丑陋；而黑姑娘的心灵美所外化的宽容、友善和大气，正是我们时代所倡导的审美取向。与此相比，《“犟”相和》中老牛筋与犟犊子两代农民在乡村变革的浪潮中从明争暗斗到携手带领父老乡亲共同致富，则表达了一个十分深刻的时代主题：当代农民在走向富裕的风雨历程中，甩掉的不单是生存贫困，更有诸多的狭隘、自私、狡黠、蛮横等文化惰性，从而完成人的现代化进程，完成从文化品格到精神灵魂的再塑，这才是乡村改革的最高境界和本质目标。《送礼风波》虽然篇幅短小，但开掘却是深刻的。作者通过赵县长为了讨好上级，不但千方百计筹集礼物，而且虚报果业成绩，以致酿成一场轩然大波，最后“作茧自缚”的故事，激烈地抨击了行政行为中违背党的宗旨和思想路线的不良风气。我十分欣赏《第三次考验》这篇小说，作者很巧妙地构思了女主人公马娅对男朋友设置的三重考验关，一重比一重递进和深入。对于男主人公“他”而言，什么都可以迁就和让步，唯有理想和信仰不可以妥协。尽管在最后一次约会时，在“他”托人带给马娅的信中，“他”把思考的空间留给了女朋友，但男主人公理想和信仰的坚定不移却是不容置疑的。可以说，作品传递了作者发自心灵深处的呼唤。联系到今天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波澜壮阔和一部分党员理想信念淡漠的严峻现实，不难触摸到作者那颗忧思漫漫的心。从作品与时代的关系来说，虽然这些作品大多发表于改革开放初期，然而，即使多年过去了，读来仍然有一种鲜活如初的感觉。它无疑说明，“小说背后所反映的是对时代历史以及人的精神状态的表达诉求，这才是小说的现实指向”（伊恩·P·瓦特）。
这些作品在艺术上也是可圈可点的。就作品构思而言，作者十分善于通过人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推进故事情节起伏跌宕地向前发展。从《浴女》中的群体冲突到《何家妯娌》的心理冲撞，从《“犟”相和》中老牛筋与犟犊子的明暗较劲到《送礼风波》中赵县长与环境的错位，其彼此的交织，前后的呼应，起伏的转换，都体现了作者对小说构思规律的把握。从叙事方式说，这些作品表现出对中国小说传统的继承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犟”相和》完全采用传统话本范式，以说话人的身份推出人物，以埋伏笔、设悬念延展故事，以大结局收尾，读来给人以淋漓畅快的故事感。就语言而言，这些作品带着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何家妯娌》中，作家对粉霞曲折心理的微妙刻画，浓淡描绘，都显示出作者厚实而又灵动的语言功力。
秦菊林的散文打着秦巴文化的双重烙印。关中以北黄土高原的雄浑沧桑，秦岭山水的钟灵毓秀、气象万千，酿造出作者笔下灵动而秀美、婉约而又明丽的文字。她的散文写作，根植于生命体验，发轫于审美实践，而绝少那种主体的内化、情感的“碎片化”现象。一曲《巴山春歌》带给读者一种诗情画意的故乡审美，作者以拟人化的笔法，赋予故乡山水以强烈的生命意蕴。“大山迎春”的欢欣雀跃，“春姑摆宴”的花团锦簇，“春进山城”的乱花纷飞，俨然春意盎然的水墨画，皴擦点染，万紫千红。一条《玉带河》，牵出游子悠悠的乡思，荡漾着作家绵绵的诗情。而玉带河两岸日新月异的变化，无疑在作者的文字里化为时代的交响。一篇《补丁对我们说》牵动对远逝的苦涩岁月的记忆，传递一缕艰苦奋斗的传统。
当然，在作者的笔下，不单是莺歌燕舞、明山秀水，还流淌着浓浓的乡愁。面对自然生态的日益恶化，作者的笔显得沉重而又忧患。《何日燕归来》中那种对童年与鸟儿深情依偎的追忆，读来令人神往。而“不知从何时起——不！应该就是从歌中唱的‘我们盖起了大工厂，装上了新机器’开始，一贯与人类和睦相处的燕儿们就日渐疏远且惧怕人类了”，那种“安谧的田园变得喧闹无比，清新的空气日渐浑浊”，那种“机器‘吐’出来的农药、化肥，不但杀死了害虫，也断了燕儿们的粮食”的生态失衡，弥漫着一种精神漂泊的“新乡愁”情绪，凝结着作者对人类中心主义隔断与大自然天然联系的纠结。呼唤燕儿归来，就是呼唤精神家园的回归，呼唤文明的回归。所有这些，都使得秦菊林的散文充盈着浓郁的文化认知特点，读来接地气，接人气。诚如著名评论家林非所说：“散文创作是一种侧重于表达内心体验和抒发内心情感的文学样式，它对于客观的社会生活或自然图景的再现，也往往反射或融合于对主观感情的表现中间，它主要是以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真情实感打动读者。”
至于收在这个集子中的杂感、理论文章和诗歌，无论是讴歌时代，还是针砭时弊；无论是弘扬传统，还是就某一热点问题阐发观点，都写得贴近时代，有一定的思想深度。限于篇幅，我就不在这里一一评说了。
祝《山菊淡淡》早日问世，以飨读者。
2016年5月5日于咸阳梅轩
（本文作者系咸阳市作家协会原主席，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咸阳师范学院兼职教授、陕西青年职业学院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