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老龄化社会的来临
在倾听老人们的讲述之前，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空巢老人”现象的基本时代背景。
“空巢老人”现象的出现，首先当然是基于老龄化社会的来临。
老龄化社会是指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达到或超过一定比例时的人口结构模型。
按照联合国的传统标准，一个地区60岁以上的老人，达到总人口数的10%，该地区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近些年这个标准有所调整，新的标准是65岁的老人占总人口数的7%，即该地区被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
14年前，中国2000年11月底第五次人口普查，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8811万人，占总人口数的6.96%；60岁以上的人口达1.3亿人，占总人口数的10.2%。以上比例，无论按新旧国际标准衡量，中国均已进入了老年型社会。
今天，老龄化已成为21世纪不可逆转的世界性趋势。人均寿命的增高，本来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但这种社会进步的表现，却令人类社会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
中国经济的崛起，是新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最为令人瞩目的人类成就。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更为艰巨地迎来了新的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1953年，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2620万人，与此相比，中国在47年中，老年人口增长了2.36倍，年均递增高达2.6%，快于全国人口递增1.6%的1个百分点，占总人口的比重由4.4%提高到7.0%，提高了2.6个百分点。近十年老龄化速度加快，每年递增3.4%，快于全国人口递增1.1%的两倍多。如按3.4%的速度推算，2002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9420万人，占总人口数的7.3%；如按2003中国统计年鉴中的2002年1%人口抽样调查算，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占调查人口总数的8.16%，以此比例推算，全国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已达10482万人，比人口普查数增加1671万人，年均递增9.0%。
中国老龄人口的增长量和增长速度是如此惊人，80岁以上的高龄人口，将以每年平均百万人的速度增长。
据联合国预测，1990年～2020年，世界老龄人口平均年增速度为2.5%，同期中国老龄人口的年增速度为3.3%；世界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95年的6.6%上升至2020年9.3%，同期中国由6.1%上升至11.5%。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增长比重，中国老年人口的扩容，都如其惊人的经济发展一般，快于整个世界的步伐。
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85亿人，占总人口的13.7%。预计到2025年中国老年人口总数将超过3亿，2033年超过4亿，平均每年增加1000万老年人口。
数字也许显得抽象，那么直观的描述则是：到2020年，全世界每4个老年人中，就有1个是中国老年人。
老龄化社会是一个需要全人类共同应对的课题，但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长达几十年乃至100多年，如法国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英国用了80年，美国用了60年，中国则只用了18年（1981年～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的速度还在持续加快。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唯一老年人过亿的国家，呈现出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峰值高，老龄化程度不均衡的特点。尤为严峻的是，从总体上看，中国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进入人口老龄化的。瑞典、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时，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已达10000～30000美元。在全球72个人口老龄化国家中，人均GNP达10000美元的占36%，3000～10000千美元的占28%，而中国是在2002年人均只有980多美元时，就提前进入了老龄化。这说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尚处于世界中下水平时，老龄化程度却已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呈现着惊人的“未富先老”特征。由此，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面临着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保障亿万老年人福祉的双重压力。在老龄化程度相同的情况下，中国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问题更为复杂，应对老龄化的困难更大。
由于老龄化的加速，中国老年人“抚养比”由1964年的6.4%上升到2002年的11.6%，城镇离退休人员由1978年的314万人增加至2002年的4223万人，24年增长了12.4倍；离退休金由1978年的17.3亿元增至3646亿元，增长了210倍，年均递增25%。按可比价格计算，实际递增18.9%，快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递增9.4%的速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0.5%上升至3.6%。上述数字均反映了城镇离退休金的增速快于经济的增速。如今十几年过去了，养老金缺口的巨大，已经成为了全民共识，上升到国家困境的严肃层面。
老龄化的加速，势必对经济、社会产生大规模的压力。而中国面临的巨大养老压力，具体症候之一就是——空巢老人家庭比例的畸高。
空巢老人家庭是指无子女或虽有子女但子女成人后离开老人另立门户，剩下老人独自居住的老年家庭。在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中，空巢期一般被看作是家庭生命周期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个人家庭生命的最后一站。目前，中国城市空巢老人家庭呈迅猛增长的趋势。
2002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65岁以上的单身老人户中11.5%为空巢老人。其中，城市中空巢家庭的老人户占老人总数的27%左右，也就是说，四分之一以上的城市老年家庭是空巢家庭（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2002年）。专家认为，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的加剧，家庭空巢化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10多年过去了，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空巢老人家庭约占老年人家庭的25%，人数已达2340万。预计到2030年，中国空巢老年家庭的比例可能达到90%。届时，中国老人家庭的一个基本存在形式，便是——“空巢化”。
第二节：空巢老人，中国社会进步下的伦理难题
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重视“孝”的国家。
“百善孝为先”，中国人把赡养老人看作人生的一件大事，甚至是事关自身道德完善、生命价值的根本性指标。然而随着城市化、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中国人发现，“孝”的中国开始面临伦理难题，现代养老的困境，严峻地摆在了以孝为先的中国人面前。
家庭养老，从来都是被专家和国民所认可的最适宜中国人的养老方式。
中国人的家庭养老是一种环环相扣的反馈模式。从经济供养上讲，家庭养老是代与代之间的经济转移，以家庭为载体，自然实现保障功能，自然完成保障过程。父母养育儿女，儿女赡养父母，这种下一代对上一代予以反馈的模式，在每两代之间的取予是互惠均衡的，在家庭单位内形成一个天然的养老基金的缴纳、积累、增值以及给付过程。
在中国，家庭养老通常被解读为由子女供养，并且更多的是指来自儿子的赡养。
中国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这是对东方反哺模式的法律解说。
归根结底，养老的实质是由谁来提供养老资源，这是区分养老方式最重要的标准，同时也可以看出，家庭养老是相对应于社会养老来说的。因此，从实质上来说，家庭养老是指由家庭成员提供养老资源的养老方式和养老制度。
费孝通先生早年在谈到家庭的概念和实体时，便强调了夫妇关系（婚姻关系）和亲子关系（血缘关系）的双合。
而家庭养老，概括地说，就是“在家养老”和“子女养老”的相结合。
“在家养老”，是中国人视为天经地义的选择。一旦缺失了“子女养老”的支撑，并且没有制度性的弥补，这种顽固的文化传统立刻便显得极度脆弱，使得中国人家庭养老的强烈愿望，转化成强烈的失落。
中国文化一直以儒家思想为主导，长期以来形成了“家庭养老”的传统模式，赡养老年人已成为国人责无旁贷的责任，“养儿防老”“父母在，不远游”等都是孝道伦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反映。父母养育了子女，子女就必须赡养老年的父母，否则，将受到道德舆论的谴责。这就是费孝通教授1983年提出的中国养老的“反馈模式”。这种以孝文化为传统的赡养方式，两千多年来一直由家庭单位直接承担，早已根深蒂固于国人的思维之中。
“养儿防老”，是中国传统养老方式的基本特征，传统家庭一般通过生养子女来解决他们的养老问题。用现代社会保障的观点来看，生育和抚养子女的花费，可以被看成是正值劳动年龄的父母为将来养老而缴纳的保障基金。这笔基金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逐年缴纳和积累，在子女的逐步成长中得以保值和增值。当父母进入老年，丧失劳动能力时，当子女进入成年，达到劳动年龄时，原先所缴纳的养老保障金就开始给付了，直至父母去世。
从传统家庭的角度看，这种养老基金的缴纳、积累、增值以及给付，是一个十分自然的“天经地义”的过程，是一个衔接得十分平滑的过程，似乎找不到过渡的节点或环节，而且符合东方文化天道循环的自然法则。总之，在中国传统家庭中，老年人的生老病死，风险全部交由家庭提供保障；家庭保障的费用支出全部由家庭承担，保障基金的积累、增值、代与代之间的转移支付等过程，一应在家庭中完成。
重要的更在于家庭养老促进代际交流，给予老年人精神归属感。家庭与老年人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对于中国老年人，尤其如此。家庭是老年人毕生精力和努力的结晶，保留了老年人整个生命历程的印记，使老年人感到安全和对亲情需求的满足，满足老年人“叶落归根”的传统文化心理。
费孝通教授讲过：“家，强调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相互依存。它给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以生活的保障。它也有利于保证社会的延续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合作。”但是，“在父母和孩子之间并不计较经济贡献上的平等问题”。可见，中国老年人更多的是渴望从子女身上获取那种情感慰藉，“儿女孝顺，含饴弄孙”，是中国老年人晚年生活的最高理想和最大精神寄托。
与社会养老相比，家庭养老是把这个社会的养老负担转化为子女的负担，一旦政府的社会保障职能无法兑现，可以规避社会养老在基金管理等方面的风险，同时也不存在服务和交易费用支出的问题。同时，家庭养老亦是中国传统道德强大内在力的必然结果。中国人提倡尊老爱幼，在全社会形成养老尊老的风气，为老人养老送终，自古以来被认为是子女一种理所当然、责无旁贷的义务。
在中国老年人口大省山东，当地老龄办、统计局等部门在2008年至2009年组织开展的“山东省2008年至2020年人口老龄化状况与对策”战略研究中显示，89.15%的受调查老人认为，家庭养老是自己最中意的养老方式。比例之高，足以证明老人对于家庭的依恋，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特征，几乎可以视为辨识中国人性格的重要依据。
然而，中国人这种渗透在血液里的情感诉求，如今开始遭遇到了毁灭性的颠覆。
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人的子女数量少了，子女不在身边了，子女事业的压力增大了，子女还要照顾自己的子女了，子女也不再把赡养父母作为最高的人生价值了……
所有这些变局，都使中国人以子女为核心的家庭传统养老功能，面临着冲击和弱化。
“空巢老人”现象的发生，在不同程度上与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有一定的关系。养老成了中国家庭伦理不能承受之重。
生育率在国策之下持续下降、人均寿命延长直接导致中国家庭供养资源减少，子女养老的人均负担成倍增长。如今，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已经开始进入老年。“421”家庭模式作为中国今后几十年的主流家庭模式，是一个极度风险型的家庭架构，对养老而言更是如此。独生子女的现实，不仅使父母早早步入空巢的阶段，更长地经历空巢期，同时也将他们置于一种更加脆弱的家庭养老的基础之上——无论是经济来源、生活照料，还是亲子交往、精神慰藉，他们能够从这唯一的孩子身上得到的，显而易见都是非常有限的。可以说，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最大限度地削弱了中国传统社会“家文化”的基础，使得众多中国家庭养老的对应措施黯然失色。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中建立在多子女基础之上的养老实践，已经在许多重要的方面，不能再为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提供经验。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革，对公民的个体价值给予了更多方面的承认，并从道义上肯定了追求个人幸福的合理性。这本是文明进步的必然，但悖论由此发生，当个体价值被确立与彰显的时刻，中国人传统家庭伦理的基础亦被强烈地动摇着。
如今的中国，交通、通讯越来越发达，信息渠道越来越宽广。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在更多、更深入地了解外面世界的同时，其观念、生活方式也不断在自觉不自觉中发生变化。在追求现代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年轻的一辈产生了对于小家庭的偏好和对大家庭的淡漠。他们转变了养老观念，开始走出“养儿防老”的陈规，加之受效益主义、拜金主义、个体主义、消费主义等不良价值观念的影响，人们的家庭责任观念、家庭义务观念等都在不断更新、蜕变之中，有些子女拒绝承担赡养老年人的义务，甚至虐待、遗弃老年人。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老年人在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等方面均处于较低的地位，再加上行动不便、体弱多病等因素的影响，渐渐地，几世同堂的家庭就少了其应有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当代中国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
农村老年人口是中国老年人的主体。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当前农村老龄化程度比城镇高1.24个百分点，预计这种状况将持续到2040年。可见，与城市相比，农村的养老压力更大。与此同时，农村养老还面临着城市化、家庭结构小型化、计划生育和人口价值观念改变等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农村人口的大量外出导致赡养脱离，养儿难以防老，这是农村几千万留守空巢老人面临的普遍难题。从今后发展看，随着农村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农村老年人老难所养的问题将更加突出。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已开始着重加强制度性建设，寻求“制度养老”对“养儿防老”的替代。
2012年底，中国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全覆盖，中国进入全民“制度养老”时代。
然而，保证每位60岁以上老年人可以领到养老金，只是物质性解决日渐严重的养老问题的第一步。如何设计中国人的养老方式，怎样在精神层面应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问题”，依然任重而道远。
问题不会在原地等待解决它们的对策追上来。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到2030年，我国空巢老人家庭比例或将达到90%，这意味着届时将有超过两亿的空巢老人。到2050年，我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将达到1.08亿，临终无子女的老年人将达到7900万左右，失能老年人将达到1亿左右。
空巢老人，在深层次上，这个命题已经触碰到了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的伦理传统。由此，这个看似人类进步需要共同面对的“普世”命题，对于中国人的民族性格而言，便显得尤为沉重。
调查显示，中国空巢老人中存在心理问题的比例达到60%，而达到疾病程度，需要医学关注、心理干预的空巢老人，比例占到10%～20%……
这些，就是我们这部书中所涉及的“空巢老人”的基本时代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