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非常平淡，既没有惊心动魄的场面，也没有扣人心弦的情节，但却令我难忘。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农村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今天，回忆那个年代，道出这个故事，给人启迪，令人深思。
坐落在汾川河畔的临镇是一个有着八个生产小队、一千六百多人的大队。这里的人们来自全国十三个省份，人多自然什么人物都有。董书是从佳县落户临镇的一个人物。此人其貌不扬，智力发育不全，20世纪70年代三十多岁时，仍光棍一个。年轻力壮，勤于跑腿，不懂规矩，大队部公社院成为他经常出入之地，出民工搞会战又认识了延安县委书记等一大批大官。为此，董书成了当时公社众所周知的人物。董书敢说，他见人就说，姓董的大官都是他们一家子，有爷爷、有叔叔……精明人不敢干的事，董书敢干，董书的言行证实了陕北一句土话——狼不吃憨憨，憨憨不怕狼。
就是这个“不怕狼”的董书干出了埋钟的事。20世纪70年代，土地肥沃、一马平川的临镇，是延安县的粮食主产区，虽然不少地方农民吃糠咽菜，这里的老百姓还能吃上玉米馍，喝上玉米粥，加上白菜熬洋芋，人们还能填饱肚子。
粮食多了，给国家贡献得越来越多了，农民口袋里的粮食少了，囤子不满了，肚子开始挨饿了。光棍汉董书吃了上顿没下顿，他开始找小队长要救济粮。那个年代，救济对象首先是年龄最大、人口最多、家庭最穷的贫下中农，哪能轮到一个光棍汉头上？找小队要救济粮没他的份儿，董书找大队书记。大队哪有粮食？救济指标一到，一斤一两不缺地分给各小队。董书失望了，董书开始跳神了！他指着大队书记吼道：“你不给救济粮，我就上吊死！”大队书记无奈地说：“你要死我没办法。”董书嘴上吼着、骂着，手里拿着根麻绳上吊去了。看红火的娃娃跟了一屁股，娃娃们叽叽喳喳地叫着：“快看董书上吊走。”只有娃娃起哄，没有成人挽留。董书走了二三百米，到了村子前公路边一棵歪脖子树前停下，把绳子拴在树上，却没有往脖子上挂，挂在脚腕上，一个倒栽葱。看热闹的娃娃们笑着喊着：“董书上吊了，董书上吊了！”大队书记急急忙忙跑过来一看，忍不住大笑，在似笑非笑、似哭非哭中，这场闹剧结束了。董书一无所获。
董书上吊成了人们饭后茶余的笑料。
董书恼羞成怒。第二天红日当头，这个小队的钟声仍没有响，老实巴交的小队长急得满头大汗找钟，社员们一个个探头探脑感到奇怪。在白天大干、晚上夜战的年代，哪有太阳几杆子高了，还听不到上工钟响的事情？大集体年代，村上那个钟就像部队的冲锋号，它是神圣的，只要钟声一响，不是劳动就是夜战、开会、学习。
可今天这个时光钟还不响。钟不响使没有节假日、没有礼拜天、没有白天黑夜、大干苦干的社员们内心里既高兴又奇怪。
找不到钟的小队长自然想起董书，除了他再没有哪个吃了豹子胆的敢把钟拿走。慈善的队长找到董书说：“只要你把钟找到，我就给你救济粮。”一听说给救济粮，董书二话没说，扛起头在土堆中刨出那个不显眼的钟。本应开会批董书、斗董书，看这精不精、憨不憨的货色，大队、小队都宽恕了，董书的救济粮却一斤一两没拿到！
董书恼了，董书气了，他风风火火到延安，找在延河会战时认识的县委书记。县委书记是位威望很高、口碑甚好、貌似威严、心地善良又平易近人的好官。董书来到县委大院，他对县委书记说：“临镇有几个人饿得不行了，在大队会议室上吊了，你管不管？”书记着急了，马上要县委办公室打电话给公社办公室。我们听到消息非常吃惊，赶快骑自行车到大队部会议室又是找又是看，折腾了半天，根本没有这回事，当即给县委办公室回电话说没有这回事。我又问是谁汇报的，对方答是董书。唉，又是董书。虚惊一场后，董书被拘留了。他在二庄科吃了几天凉饭。
三十多年过去了，董书离开临镇也多年了，看到临镇宽敞的街道、漂亮的楼房、高雅的衣着、生活富裕的乡亲，不由得想起董书和董书埋钟的故事。
现在想起，当时觉得董书很傻，其实，这位傻者，干出了常人想干又不敢干的壮举，他要埋掉饥饿，埋掉劳累，埋掉大锅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