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边等着电脑开机，一边不耐烦地用手指敲击着桌面。通常开机只需要几秒，而今天，它起码用了几分钟时间才让我看到那熟悉的桌面图像。点击了电子邮件的小标记之后，我等了又等。最后终于能打开邮件了，但每一步操作都异常地卡，速度很慢。打字也是，电脑反应特别慢，简直无法继续。就连最简单的字都无法输入。电脑这么卡，看来它是在闹罢工了。
我们的电脑维修员诊断说可能是软件出现了故障，她建议我重新安装一下操作系统，而事实上她也帮我重装了。但很不幸——电脑的运行仍然十分缓慢。
“对这台电脑目前的内存来说，最新的操作系统可能实在是太大了，”丽萨说，“我们需要升级内存。”
到了第二天，当新的软件和更大内存到位后，我的电脑终于起死回生，而我也回归了正常的数字化生活。
我们总是习惯于通过一台电脑的软件、硬件以及两者间的协作关系来判断其性能。重新编程的电脑软件能帮助提高硬件的性能，对此我们也都不难理解。然而，面对人类的思想与大脑间的互动关系，对有些人来说（其中还包括一些专业人士），他们始终认为人脑的运行机制与电脑绝非一码事。
在正式进入大脑研究领域之前，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我一直是一名执业临床心理学家，这样一份不同寻常的综合性职业经验让我对类似软件的人类思想和作为硬件的人类大脑彼此间如何团结协作——或不协作——有了一些极为重要的发现。
在我正式走上这条研究道路之后，直到现在我才发现，思想与大脑是在以一些我从未想到的方式相互发生作用的。
工作初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作为一名临床心理学家，我觉得自己仅仅是在帮助他人解决各式各样的情绪问题，当时从未想过要将这份工作与关注大脑康复的神经学科（后来它也成就了我的第二份工作）关联起来。这也正常，因为无论在医学还是科学领域，这两者都是彼此独立、毫无关联的。即便是现在，从事大脑研究的学者与从事人类思想研究的人员也鲜有交流，反之亦然。然而我渐渐有了一些自己的发现：正如电脑维修人员在帮助我修复那台电脑时所做的一样，环境条件能对人类思想和大脑同时产生影响，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协作机制。
所以，后来我觉得是时候将自己的两份工作合二为一了。在这本书中，我会将自己作为临床心理学家时所看到的一些病例与自己近三十年的神经学研究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同时，作为一名临床心理学家，我也会把自己的双眼聚焦于神经学说研究，以期了解人类怎样学会应对情绪问题、直面无处不在的压力。
能够跨越临床心理学实践与认知神经科学理论研究的边界，开创一种全新的认识，即我们人类如何“调整”自己的大脑，协调运用“硬件”与“软件”以提高我们的“性能”，帮助我们积极应对人生逆境和各类机遇挑战，这着实是我的幸运，也是这本书的主旨所在。
每周一的早晨，我都会把麻醉后的病人推往治疗室。精神病医生会用电极电击他们的头部，电流会造成他们的身体不自觉地抖动，但过后他们仍然只是那样躺着不动。剩下的就又是我的工作了，我要将他们推回病房，而一到两小时后，他们则会带着一脸的茫然和困惑睁开双眼苏醒过来。
那还是在1975年，我当时还只是新西兰一家综合性医院新设立的精神科病房里的一名普通助理护士。每周一的早晨我都需要协助病房里的大部分病人接受“治疗”，不管医生给每个人的诊断是怎样的，他们都需要使用这一诊疗方法——电休克疗法（ECT）。
在被送进精神科之前，这些病人通常都已经被一些症状折磨了几周，有些病人甚至已被折磨了好几个月。他们当中有一小部分人身上有典型的精神异常状态，如幻觉、妄想、狂躁或者抑郁，还有些人是酒精依赖，而大多数人则是抑郁、焦虑或者人格障碍一类的问题。我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作为一名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我有权阅读他们写下的一些日记。
在ECT疗法之后，对其中一名重度抑郁症患者，我偶尔也有幸目睹过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些奇迹般的好转迹象。能够看到有些人清醒过来，暂时从黑暗又绝望的困境中逃离，这绝对是令人欣慰的。但对大多数患者来说，奇迹并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有些精神病患者的病情通常还会恶化。
我记得有位病房主管医生有一天曾耐心地跟我讲解过，需要专业医学方法去处理的精神疾病治疗，与任意一个能理性思考的人就能完成的现实生活问题咨询，这两者之间是存在明显区别的。
“这里的每一个病人，”他信心十足地告诉我，“都是有病的，我们的治疗方法就是ECT疗法加药物——他们不需要额外进行什么心理咨询。”
因此，在那个我工作了将近一年的科室病房里，每个人都在根据自身病症服用各类药物，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也都需要在每周一的早晨被推去接受ECT疗法。这一切就是他们需要去例行的公事。
但是，当时科里还有一位名义上也是病房主管的心理医生，这一位却很少安排自己的病人过来住院。就算是安排进来了，那肯定也是因为病人确实病得非常厉害，或者是已经有了自杀倾向。这位医生更多的时间都是在日间门诊里度过，那里主要负责将受过专门训练的护士和心理学家组成治疗小组，共同对各种类型的心理疾病进行治疗。
我在那个门诊部里也工作了几周，在我看来，这个日间门诊所接诊的一些病人，与被前面那个医生安排去精神科病房里住院的病人并无太多不同。
面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疗方法，我困惑不已。我在精神科病房里的导师们都十分确信那种医学干预方法就是治疗病人精神问题的答案。然而，作为一名受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个人与人类潜能大开发思潮影响的心理学研究生，我开始倾向于第三种治疗方法——通过表达他们心中的问题与困惑，在巨大压力之下的人们是可以释放自我、解决问题，并从压力下解脱出来的。
但是，如果我足够诚实的话，我还是想说，对接受了上述两种不同诊疗方法的病人来说，其诊疗结果并无明显不同。所以这一切仍然让我有些许迷茫。
***
1974年，去往斐济群岛任教的前一年，在一个名叫劳托卡的冷清小镇上的公共图书馆里的一排简陋至极的书架上，我首次接触到十九世纪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著作。在那里，我心无旁骛地坐下来静心阅读了他那本《偶像的黄昏》，在那本书中，他甚至花了一周时间来写一篇简介，简要介绍了一下自己的其他著作。在格拉斯哥大学，我曾为了拿到心理学学位而同时进修过哲学，不过那时尼采的学说并非我课程的一部分。
在那个时代，尼采没能像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那样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哲学家和一个影响力甚广的心理学家，这着实是个巨大的遗憾。事实上，弗洛伊德提出的很多论点，尼采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言及，比如无意识这一概念，以及人类喜欢将自己的不良情绪完全抑制或是传播到周围其他人身上，等等。
在这本书的开头部分，尼采便列出了四十二条独立的格言。其中一条就是：所有杀不死我的，都会让我变得更强大。他清楚地指出，这句话绝对不是他新创造出来的，而是援引自罗马诗人奥鲁斯·弗利斯·安提亚斯的那句名诗：伤口能滋养心灵，强健身体。但是对尼采而言，逆境能让人变得更强这一信念，实则是他对个人自由之追求的自然流露。在他心中，个人自由甚至是凌驾于弗洛伊德后来所描述过的基本驱动力的一种存在。从这种意义上纵览尼采的著述便不难看出，他倾向于将个体视为能够驾驭自身能力的主要因素，而非总要受制于其他外部力量的代理人。
上述说法就是当我置身于精神病院的病人当中时，尼采的著作在我脑海中所呈现出来的印象。在我看来，电休克疗法——精神科医生们总爱把它所治愈的病症看成患者的硬件出了故障。而实际上，他们远没有站在尼采的立场上看清其本质——至少在尼采的眼中，他始终坚定地认为大多数病人都绝非精神压力的代理人，而是精神压力的主体、本源所在。
另一方面，对管理心理治疗病房的精神科医生来说，他们则普遍认为自己病房里的病人就像是来自同一家企业的代理人一样，他们都想从精神压力中解脱出来。这种认识对我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对两种病人——“硬件主体”和“软件代理人”——的疗效，差异却不甚明显。当然，可以肯定的是，两种病人在接受治疗后，都不可能会慢慢变得更加坚强。这就让我很疑惑了。如果人们都只是他们内心恐惧的代理人而已，那岂不是意味着，心理治疗就可以帮助他们正确处理生活的压力，然后最终还可以帮助他们变得更为坚强？但在任何一个精神科病房，我都看不到太多的实例能对此结论进行佐证。
所以我离开了南太平洋并跨越大半个地球回到欧洲，我感觉上述两种观点是全然分裂且无法调和的。是的，我本能地认可尼采的“人类能够控制自己大脑思想”的观点。但当我面对我曾经参与治疗过的那些持宿命论观点的精神病人的时候，我又会陷入自己最初的狐疑当中，觉得很可能之前那个医生是对的，这些病人之所以会出现思想与情感方面的问题，就是因为大脑里的某个硬件出了问题。
1976年10月，当我开始作为一名临床心理学家在伦敦莫兹里医院（精神病学研究所）见习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在伦敦的医院里，电休克疗法并未像其在新西兰那样被广泛应用。同时，我还知道了就在我离开后不久，一种新的治疗方案开始在新西兰的医院里普及开来，而且它比我之前目睹过的治疗方法要温和不少。
在莫兹里，我的大多数同学都是有着相当的医学背景并同时要被培养成为精神科医生的人才，只有一小撮人是像我这样具备心理学背景的，我们都在研究所的精神科进行实习。这家研究所致力于治疗大脑中的“硬件”功能障碍，主要就是通过查找发生了故障的“电路”并运用现代科学来将其紊乱的化学序列进行修复——事实上，这便是当今精神病学研究的动力所在。而无论是在这家高大上的伦敦研究院还是在新西兰的医院，它们对病人都有着相同的基本假设，那就是我们这些病患的精神问题都是由大脑功能出现紊乱造成的，而最终这些充满智慧的白衣天使则会倾尽全力，在精神病学研究所的试管中确定其生理学缺陷到底出现在何处，并找出相应的治疗方法。
这一套方法与我所接受过的专业心理学学习是背道而驰的，我学到的只是如何处理“软件”故障，全然不用考虑“硬件”设施完好与否。更主要的是，我和我的同学们都学习了一种被命名为“行为疗法”的理论，它主要就是教育人们在面临对自己越来越不利的周遭环境时，应该如何来克服自己的恐惧心理。我们可以利用此方法来治疗与强迫症类似的相关疾病。
作为一名容易被多种理论左右思想的学生，想要不受到精神病学研究所的治疗观影响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当我发现自己周围竟有着那么多医术精湛、个人魅力超群的良师益友的时候。而且当时还有两个强有力的科学因素在支撑着这个研究所的研究方向。
首先是婴幼儿遗传学。经过几十年来的发展，遗传学已经有了显著的科学生产力。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主导这门学科的一直是双胞胎研究，在自然与教育条件均衡的情况下，通过把有着相同基因的同卵和异卵双胞胎进行比较，评估各种疾病的发生频率。以抑郁症为例，其发生在同卵双胞胎间的概率就会高于异卵双胞胎，这就证明了抑郁基因有着很强的遗传性。
见习精神科医生都会被教育说，当你在面诊病人的时候，一定要详细询问其是否有家族精神病史，而一旦查出该病人确有家族病史，那么它通常就会被视为引起病人现有身体疾病症状的遗传性诱发因素。
还有一个让我认可这一精神问题治疗观点的重大因素，那就是一项基本的理念——不，它应该是确定的，即成年人的大脑是“硬连接线路”。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它不像一条断掉的腿，一旦大脑被损坏了的话，它是无法自愈的。
在医学和当时的神经科学以及很多心理学论述中，下面这点几乎算是个普遍共识了：人生经验只会在非常年轻的大脑上留下“鸿爪”，而成年人的大脑回路则好比是我们家中电路供应上焊接成型的固定回路一样，无法更改。换句话说，房子可以重新布线，人类大脑却不可以。所以呢，从精神病学的角度来看，我们都已经被动地成了遗传基因的显示者，我们的生活模式都会受到固定的神经电路影响。
在见习和之后的工作中，上述仍未明确树立于世的假定理论学说，早已经润物细无声般深深扎根于我内心。简单地说，由于大脑是“硬连接”的，只有物理或者化学处理可以改变布线。因此，无论是药物还是电休克疗法，都会越来越不受重视、越来越少被用到。
戏剧性的是，当电休克疗法的运用越来越少时，心理障碍药物的处方却开始剧增——时至今日亦是如此。以英国这样一个有着集中医疗保健系统的国家为例，在2013年，该国已经约有五千三百万人被收录在该系统。而当年的抗抑郁药处方数量则是……五千三百万。
即使可以确定数据里面有很多处方是重复的，但这仍然是个高得令人咋舌的治疗率，而且上述统计中还没有涵盖抗焦虑药物等其他类型的精神药物，至于那一块，毫无疑问，也不会是个小数字。这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不是因为抑郁症在早期被诊断出来后，精神病学终于知道要奋起直追，终于开始乐于并勇于扛起治愈这一疾病的重任了？还是人们都不愿直面自身心理压力，拒绝自我调节疗法，而是更加倾向于被动地接受医生的药物治疗了？更或许是现代人的压力更为巨大，以致人类更容易屈服于它呢？这些疑团都太大了，即使是在科学昌明的现代，仍然无人能对此状况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在某些方面，现代社会远比一百年之前的生存压力要大得多——我们需要面对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四分五裂的家庭结构、工作的压力以及各种层面上的残酷竞争。但在另一些方面，我们的生存压力也在相对变小——比如贫民收容所、饥饿、过高的婴儿出生率和产妇死亡率、肺结核、白喉及其他疾病等等，都已离我们远去。
那么为何现代人的情绪问题却越来越多了呢？在我二十六岁时，当我在莫兹里医院与病人们有了大量广泛的接触之后，这个问题便渐渐开始在我脑中盘旋。他们当中很多人处境极端，这也是他们会进入这个医院的原因。而另一些病人却对我所认为的没有什么特别压力的生活做出极其严重的反应，且深陷于痛苦之中，对此我很难理解。从这一点我也清楚地看到，不管具体源自哪种压力，即使接受了治疗，他们也不会因此变得更坚强。在精神科病房工作了两年后，对尼采所提出的我们人类本身才是大脑“软件”的主宰者这一理念，我的疑惑也已越积越多。
1982年，我以见习临床心理学家和大学教师的双重身份开始在爱丁堡工作。带着我在莫兹里医院的所学，我也拿出了一副一本正经的生物学家的姿态，开始一板一眼地向学生们传道授业解惑了，我所教授的学习内容无外乎“你的大脑不是一块肌肉；它一旦死亡，其中的神经元便不可能再生；你无法修复已经被损伤的大脑”等等。
我那些身为精神科医生的同事则完全不认为他们的病人是大脑发生了损伤，他们用生物化学方法判断病人是大脑线路出现了歪斜和紊乱，这就意味着病人的大脑电路没法正常工作。这种情况是有治愈可能的，但是，理所当然地，只能是通过药物或电休克疗法才行。这一精神障碍治疗方法完全符合教条，即成年人的大脑无法被人生经验重新塑造。
对这些已经被皈依者们普遍接受的思想观念，我只能持冷眼旁观的态度——对所有持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乐观主义思想的人来说，基于他们有着自我实现和自我提升的个人成长和发展意愿，他们应该学会正视人类大脑具备着特定的生理和遗传性质这一严酷现实。
1984年，我开始在爱丁堡的阿斯特利—安斯利康复医院担任神经心理学医生一职，并继续着自己以“你的大脑不是一块肌肉……”等为主要内容的医学演讲。
直到某一天，我的世界颠覆了。
与我曾经传授过的教学内容相反，一篇发表于1984年年初的论文显示，成年人的大脑并不是“硬连接”的，恰恰相反，它能被人生经验改变。几乎是一夜之间，我一直以来所坚信的假设被推翻了，这也直接导致了我职业生涯的方向性转变，最终，我由一名实践临床心理学学者变成了一名神经科学研究学者。
那篇论文所进行的研究，是基于对所有哺乳动物的大脑所进行的分析，这其中就包括人类的大脑。哺乳动物的大脑皮层上有一个所谓的“感应地图”，我们身体不同部位上的感觉都能在对应的“地图”部位被大脑细胞反映出来。
以我们人类大脑为例，每个手指都在大脑中有个独立的“地图”与之对应。当某个手指被触动了的时候，这种触动感就会被位于与那个手指相对应的“地图”上的神经细胞解读给大脑。而如果失去了那个手指的话，那么位于与这个手指相对应位置的大脑细胞就会迅速响应，将触感传递到与它相邻的两根手指上去。换句话说，从失去一根手指的经历来看，大脑认知就是由经验改变和重塑而来的。
前面提过的被皈依者普遍接受了的思想则充满着科学的味道。没多久，更多的研究纷纷表明，如果你反复刺激某个指尖，那么与你指尖位置对应的大脑地图则会不断扩展，进一步提高着它的存在感。接着我们还能发现，大脑传输如果被阻断了，比如对某个手指实施临时麻醉术，那么相应地，大脑感觉地图也会发生改变。学会了布莱叶点字法（即盲文）的盲人也是个很好的例子，与他们用来“阅读”的手指相对应的大脑地图部位就得到了充分扩展。
一个新的重大发现的出现总会引发一场雪崩式的科学研究，在接下来的十年当中，数以百计的论文纷纷表明，在过去的近百年中都不曾被质疑的有关人类大脑的某个医学理念是错误的：大脑明明是可以被人生经验改变的。而且这种可塑性并不仅仅与大脑的感觉或触觉反应部位相关——它与全部的大脑系统相关，从听力到语言能力，到注意力，到记忆力，不一而足。
尼采的乐观主义和宿命论观点，也对我的认知困惑之旅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从他的著述中可以看到，人类的情感经历也可以重塑我们生物学意义上的大脑。以婴儿为例，首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约翰·鲍尔比的研究中可见，婴儿与他们的母亲之间建立起的那种强烈的情感依恋关系对他们的健康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结论都在被民众广泛接受和传播。然而对一些婴儿来说，实在是很不幸，他们可能无法获得这种体验。这些体验着所谓“不安全依恋”的孩子，他们的母亲往往对其情感需求不太敏感，相比那些有着“安全依恋”的孩子，他们往往会产生更多的内心焦虑感和更少的被安抚的机会。而且，这种体验的影响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随后的研究中，这些有着安全和不安全依恋关系的十八个月大的婴儿长大了。到他们二十二岁时，那些有着“不安全依恋”体验的孩子，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更易发生焦虑，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大脑杏仁核部位的差异上。杏仁核是体现大脑情感反应的一个关键部位。当人们表现得很焦虑的时候，杏仁核部位就会非常活跃。经过多年的积累，由于位于其上的脑细胞常常受到重复刺激，根据生物界“用进废退”的原则，这个部位也会变得异常大。而且，事实上，已经二十二岁的、与母亲的关系不甚亲密的实验人群，即便他们没有被诊断为患上了精神病，但相比有着亲密亲子关系的实验对照人群，他们脑中的杏仁核部位往往会显得更大一些。
我已深深陷入这一新发现：经验就像软件，它可以重新对大脑这一硬件进行构建。
我感觉自己能体会到百年前尼采看到自己的宗教偶像跌落神坛时的感觉了。差别只在于我的“偶像”是因情绪困扰造成的大脑疾病理论，还有就是一直以来被认可的那个观点——成年人的大脑是“硬连接”的，而现在它们都已无法站稳脚跟，都在偶像的基座上摇摇欲坠。那么为什么我的偶像没有直接轰然倒塌呢？原因就在于另一个板上钉钉的生物学现实在牵拉着我的偶像——情绪困扰医学观点未被完全颠覆，而它就是遗传学。
我们每个人体内大约有24000个基因，它们不会因为人生经验而发生变动——或多或少，我们都在坚持着继承祖上传下来的东西。关于大脑是个“硬连接”这一概念或许已经被颠覆，但我的偶像仍未倒下，就是因为有遗传这一客观事实在苦苦支撑。我的精神科医生同事们在对他们手中的病患进行评估时通常都会将目光聚焦在家族史上，这一诊断过程明显具备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全球的同行们也都一样，都在努力地寻找着那些显然由基因引起的情绪疾病，如抑郁、强迫症及慢性焦虑症等的医疗解决方案。关于双胞胎的那个实验也已经能得出明确结论——大多数情绪障碍问题都存在着强烈的遗传学诱因。
然后，随着砰的一声撞击，我的偶像也在瞬间跌下神坛。
那是在1990年，有研究论文向我揭示了一些我之前接触过但并未能正确理解的、与基因相关的科学真相：尽管基因的基本结构不会因为外部事件而发生改变，但它们的运行机制却可以被改变。基因通过“蛋白质”来实现运行，这些蛋白质控制着我们身体、大脑和行为的各项机能。人生经历和环境都能成为基因中蛋白质合成功能的开关。对我在新西兰、伦敦和爱丁堡的每一个病人来说，有一项特殊经历是他们所有人都有过切身体会的。我所说的这项经历就是压力。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考试总是令人倍感压力，这也是俄亥俄州的研究学者们为了研究一种名为白细胞介素的基因物质而将正处于考试季的医学生们与处于非考试季的放松期间的他们进行对比的原因。研究人员发现，压力会使得白细胞介素这种控制着人体免疫系统功能运行的核心基因的活动能力下降。
之后很多的研究都发现了类似的压力对基因功能所产生的效应。例如，被要求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定量心理工作任务的伦敦公务员们会明显感觉到压力。这时，他们体内另一个与免疫系统运作相关并会导致动脉硬化（动脉粥样硬化）的基因就会呈现出巨大的变化。炎症发生时，白细胞介素-β基因是通过输送一枚蛋白质来起到上述关键作用的。因工作任务而引发最大压力的那名公务员体内的这一基因的活性也最大，而且这一效应能持续两个小时甚至更久。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偶像的轰然坠落也坚定了我的决心，我决定成为一名研究人员，并试图进一步理解作为“软件”的人类思想和作为“硬件”的人类大脑之间的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相互作用。
随着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十年的到来，我意识到将思想和大脑视为两个单独的软件和硬件实体来进行思考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应该思考的是这两者间相互产生着怎样的作用和影响。思想和情感将基因的开关开启又关闭，身体便会在这样的活动机制下重塑我们的大脑。反过来，身体上的生理变化又能引起我们思想与情感上的再造。
要寻找造成焦虑的心理压力源，如果只是单纯地去探索会引发情感障碍的生理因素是没有意义的。心理学家们为大脑硬件所提供的单纯心理疗法同样没有意义。将思想和大脑分离开来进行独立研究的谬论——我在新西兰、伦敦和爱丁堡一直持有的观点——就像板砖一样拍醒了我，同时，也为我敲开了神经科学研究领域的大门。
但我的脑海中仍然萦绕着一个疑问，那就是与我以前所坚持的大脑“硬连接”论点有关的一点边角料：如果心理压力源可以改变我们的大脑甚至是基因功能，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肯定心理治疗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呢？想看到这个疑团被打开，估计我还得等上二十年。语言和行为理论疗法可以从生理上改变大脑：例如，早期就有研究成果显示，为强迫症患者成功实施认知行为疗法（CBT）后，其大脑功能会发生显著改变。很多其他一些研究也已表明，思想软件的改变确实可以引发大脑硬件的变化。
那么当大脑硬件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些只信赖电休克疗法等物理治疗方法的精神科医生，在知道上述事实后，他们会对为病人们施予了心理治疗的同事另眼相看吗？而在知道了压力会改变病人的大脑“硬件”后，以前只是专注于思想“软件”的治疗师会不会采取其他一些不同的心理治疗方案呢？我相信，这些问题的回答都会是“会的”。
因为赶上了这股革命性的科学浪潮，我感觉自己的思想已经被完全解放了。1989年，我被这股浪潮席卷到罗马，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大脑可塑性研究工作。到现在为止，我确信尼采有一项理论可以被认为是正确的——我们运用思想做的事会对大脑产生影响，反之亦然。不管是对你的“软件”方面还是“硬件”方面，压力都有可能会使你变得更为强大。如今，我所面临的挑战就在于如何将上述理念付诸实践，而这也是我在之后的三十年中一直试图努力完成的工作。
1991年，我有幸得到了剑桥一家应用心理学研究所的工作职位，当时，它刚刚改名为认知与脑科学研究所。在那里，我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即我们怎样才能最好地利用自身智慧来加强“软件”与大脑“硬件”的相互作用，以帮助大家提升自己的表现力及应对挑战的能力。
1999年，我写了一本名为《头脑雕塑》的书来介绍这场科学革命，并且搬去了都柏林的圣三一学院。彼时，我已越来越确信尼采所提出的某些观点，并试图用一种更科学的视角来解读他所提出的那些概念。
目前来说，人类大脑是已知世界中最为复杂的物质实体，尼采的格言也从哲学意义上指出了人类正是通过自身所具备的复杂能力来塑造着自己的命运。尼采认为，只有当人类完全放弃掉自己所供奉的偶像，大家才能真正地意识到自身潜藏的能力，并运用自己的这种力量去锻造自己的命运。
当我还是个临床心理学家的时候，我曾尽力去记录我那些病人的个人症状，但是现在我才意识到，关于大脑有着“固定电路”的假定早已渗入了我的思想，结果就是我心中那份可以凭借自身能力去治愈这些早期病患的信心大打折扣。而且我内心的宿命论观点似乎也在潜意识中发挥着沟通作用，它将我的思想禁锢于事后被证明是谬论的偶像观点当中。因此，我们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一只手可以来损毁自己遗传到的固有能力，并通过神经运动来重塑自身的命运。
现在，一个伟大的想法已经在我的脑海中开始酝酿：我试图去理解思想与大脑间的相互作用以解释为何面对生活抛过来的难题，有些人的反应是“别有幽愁暗恨生”，而有些人的反应却是“何妨吟啸且徐行”。在我搬到都柏林后，时间也进入了二十一世纪，我深信只有将我们已知的大脑“硬件”和“软件”及两者间的相互作用知识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真正探索到尼采的格言所言及的深度。面对人生挑战和困境的时候，当一些人完全失去斗志并被重负压弯了腰，而另一些人将运用怎样的方法、将选择什么时机，以及为什么他们就能直面这些挑战与压力呢？
这本书融合了我本人和其他一些研究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且里面很多第一手的病例都来自我作为临床心理学家时的工作记录。我将用一种新的视角去回顾那些病例记录，并试图用近十年来出现的近百个全新的理论研究成果来对它们进行全新的分析和解读。要知道，这些新的理论对我们的思想、大脑与情感的理解是颠覆性的！稍有遗憾的是，我的回忆中多少会存在一些非理性的成分。因为现在我已经认识到，如果当年我能了解现在所知道的一些东西，那我当时真应该在那些病人身上倾注更多。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通过这本书，现在我可以将多年来从那些病人身上观察出的新结论及可行性建议传播给更多受众。我相信每个人都具备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思想与情感的能力，而如果大家能将这种能力发挥出来的话，那么也就掌握了将“鸭梨”（压力）转化为“冻梨”（动力）的方式方法。我写下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想通过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软件”与“硬件”间的相互作用，从而知道我们应该怎样以及为什么要学习上述方式方法。
我在爱丁堡工作时接触过的两个病例就非常适合用来举例，他们可以让我们明白，不同的人在面对压力时将会有着怎样不同的应对方式。我将会对本书中提到的病人使用化名，并隐去一些关键生活细节和位置信息。
露西是被她的大学助教送到我这里来的。二十岁的她美丽高挑，一头金发。美中不足的就是她那双疲惫的大眼睛上有一圈黑眼圈，整个人看上去也是既沮丧又紧张。这位背景优良、衣着得体、谈吐优雅却泪流满面的年轻女孩，手里捏着一块早已被泪水沾湿的面纸，局促地坐在椅子边沿，她甚至伤心到无法向我说清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告诉我，她已经失眠了好几个月，而且因为食欲不振，她的体重也轻了不少。她的大学社交生活已经缩小到只能和一个关系亲密的朋友一块儿喝点酒而已，再加上因为整夜失眠，她每天早上都感觉自己筋疲力尽，无法正常起床，因此她现在已经旷课很多节。
经过两个小时的交谈，我发现她所陈述的这些令她郁郁许久的问题至少在六个月前就已经出现。而在此之前，她的整个人生都可谓健康快乐，一帆风顺。那么在六个月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一遍遍地帮她梳理，想收集到更多相关信息，但这都是徒劳。引起露西心理焦虑的原因只有一个：算得上她人生中的第一次，在一个无关紧要的期中考试中她居然考砸了！即便在第二轮补考中她已经顺利过关，但从心理上说，前面一次考砸的经历彻底打垮了她。她对这样一个相对来说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挫折的反应，与那句“所有杀不死我的，都会让我变得更强大”所言可谓相去甚远——似乎说成“所有伤害我的，都让我几乎全线崩溃”才更恰当。而且在我做临床心理学家的那几年，我还碰到过许许多多的病人都有着跟露西相似的经历。
但也有另一个病例可以用来佐证哲学家的见解。还有一位大学生，也是在他大学助教的极力坚持下被送到了我的面前。看得出来他确实是很勉强才来的。像露西一样，皮特也旷了不少的课——旷课理由却截然不同。当露西在期中考试中没考好的时候，几乎是同时，皮特的母亲因为癌症去世了。而因为要花时间照顾病重的妻子，皮特的父亲失去了工作，又因为无法接受妻子的死亡，他的父亲还开始酗酒。他家的经济情况于是举步维艰，为了尽可能多地保护自己十四岁的小妹妹不被家庭所遭受的不幸所伤，皮特不得不扛起照顾她的重任。
他的老师担心皮特是因为这一系列家庭变故而出现心理问题，所以才会导致他在学校里缺课那么多。但事实证明他缺课的原因再正常不过了。为了缓解家庭经济压力，他找了一份兼职。
而且从交谈中可以看出，皮特确实没有什么精神问题。相反，这场家庭变故“让我变了一个人”，他这样告诉我。在母亲生病之前，他也是一个喜欢喝酒、贪玩、爱热闹的人，尽管每天都会去学校上课，但成绩很一般，每次都只是勉强应付一下考试和作业而已。他对学习从来没有发生过一丁点真正的兴趣，更没有思考过自己的未来。而现在，一切都变了。他开始专注于学习，学得也很刻苦，每天完成工作后，他都会在晚上把白天缺的课补回来。他已经决定学医并计划参加转系考试以转入医学专业。
皮特承认自己有时确实会感到压力很大，但他在描述将怎样去完成他所设立的目标时，他目光炯炯，坚定又有神。皮特没有被打倒，他反而变得更加强大了。
所以到底是什么让皮特在面对压力时做出这样的反应呢？为什么露西又会以她那样的方式臣服于压力之下呢？
经过长达三十余年的研究，现在我理解了为什么尼采的格言会适用于皮特而不是露西。正如我那台运行缓慢的电脑一样，这两个人都因为有压力而需要去面对一些问题。但皮特会设法自行将自己的大脑“软件”重新编程，及时将生活目标由以前的漫无目的调整到专注地照顾家庭以及接受医学生培训，将来去做一名医生。正如我后来通过研究发现的那样，这种“软件”方面的调整，能够有效推进他大脑“硬件”性能的提高。
露西却不一样，对一场考试失败引起的夸张应激反应，她需要我的帮助才能把“软件”进行修复。导致她无法自行走出这段阴影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她的特殊心理反应已经对其大脑“硬件”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正如在皮特的病例里说的那样，她的“软件”不光无法提升大脑运行速度，反而还伤害了“硬件”的功能。所以如果她想要靠自己的力量来修复大脑“软件”，那真可谓难上加难。
通过学习大脑思想这一“软件”怎样与大脑这一“硬件”发生相互作用，对皮特和露西在面对压力时所产生的不同反应，我相信你也能做出解释了。
而为了描述这两者间的相互作用到底是怎样发生的，我就必须来跟你讲个故事了——一个关于我是怎样发现大脑转换点的存在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