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近卫军中士
珍惜名声年少始。
——谚语
若在近卫军，他明天就该是上尉。
不必了，让他去部队当兵吧，
说得好！让他多受些磨难和痛苦……
……
可是，他的父亲是谁？
——克尼亚日宁[1]
我的父亲，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格里尼奥夫，年轻的时候曾在米尼悉[2]伯爵手下当差，17××年以陆军中校退役。从那时起，他便住在他的辛比尔斯克村里，并很快同当地一位穷贵族的女儿——阿芙多吉雅·瓦西里叶夫娜·尤结了婚。我们家兄弟姐妹一共九人，但除我之外全都夭亡了。
我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承蒙我们家的近亲——近卫军少校柏公爵的照应，已经在谢苗诺夫军团登记入册成为一名中士了[3]。万一母亲生下个女儿，父亲便会申明这个尚未出世的中士已经死亡，这件事情便就此作罢。在我学业完成之前，我一直算是请假。那个时候我们所受的教育和现在不同。从五岁起，我被交给马夫萨维里奇，因为他不喜喝酒，于是让他来做我的管教人。在他的管教下，我十二岁便学会了俄文，并且已经能够很好地判断猎狗的脾性。这时候，父亲又给我雇了一个法国人，麦歇[4]波普列，他是跟随我们订购的供给全年的葡萄酒和橄榄油一起从莫斯科来的。他的到来使萨维里奇非常不高兴。“感谢上帝，”他自言自语道，“这孩子梳洗得干干净净，肚子也吃饱了，何必再白白花钱雇个麦歇，就好像我们自己家没有人似的！”
波普列在本国的时候原是个理发师，后来在普鲁士当兵，最后到了俄国来pouretreoutchitel[5]，尽管他对“老师”这个词的意义还不大了解。他是一个好人，但是非常轻浮放荡。他的主要弱点是迷恋女人，往往因为献殷勤而招致拒绝，为此，他常常一连几天唉声叹气。而且，他不是（照他自己的话说）酒瓶的敌人，也就是说（用俄语说）喜欢喝几杯。可是在我家只有在午餐时才喝葡萄酒，并且每人只能喝一杯，还经常在斟酒时把教师给漏掉，所以，我的波普列很快就习惯了喝俄国泡酒[6]，甚至比他本国的葡萄酒更喜欢喝，认为俄国泡酒对于养胃非常不错。我们俩一拍即合，尽管按照合约，波普列负责教我法语、德语和其他各门功课，但是波普列倒是更愿意跟我学扯几句俄国话，然后我们俩就可以各自干各自喜欢的事情。我们相处得非常好，以至于我不想再另找老师了。可是，不久，命运就将我们拆散了，事情是这样的：
一天，我们的洗衣女仆，一个胖胖的、满脸都是雀斑的姑娘，和独眼的放牛女佣阿库里卡约好，两人一起跪在了我母亲脚下，承认由于自己太软弱，犯了过错。她们哭诉麦歇利用她们没有经验玷污了她们的清白。我的母亲对这样的事情向来很严厉，就告诉了父亲。父亲办事很干脆，立马派人把那个法国无赖喊来。他们告诉父亲，麦歇正在给我上课。父亲便来到我的房间。那时波普列正在床上睡大觉，而我也正在做自己的事情。我得说明一下：他们给我从莫斯科订购了一张地图，它挂在墙上，毫无用处，而我早就看中了这张又宽又厚的纸了，我决定用它做一只风筝。趁着波普列睡觉的时候，我开始了我的工作。当父亲进来的时候，我正在把一条树皮制作的尾巴固定在好望角上。看见我的这种地理作业，父亲揪了我的耳朵，然后奔向波普列，一点也不客气地叫醒了他，接着就对他破口大骂。波普列惊慌失措，想站起来，却不能：这可怜的法国人已经烂醉如泥了。新账旧账一起算，父亲抓住他的衣领，把他从床上拽起来，推出房间，当天赶走。这一下萨维里奇乐不可支。我的教育也就此结束了。
我过着纨绔子弟[7]的日子，跟仆人家的孩子们一起追鸽子，玩跳背游戏。在此期间，我已经十六岁了，这时我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秋天里的一天，母亲在客厅里熬蜂蜜果酱，我舔着嘴唇，盯着锅里滚起的泡沫。父亲正在窗下读他订阅的宫廷年鉴，他每年都会收到一本。这本书一直对他影响很大：每次读后都会有强烈的感慨，而且总是令他肝火旺盛。母亲深知他的脾气和秉性，总是想尽办法把这本倒霉的书藏得尽可能远一些，于是，父亲有时候几个月都看不到。可是，一旦他碰巧发现它，就会一连几个小时不离手。于是，父亲就读起那本宫廷年鉴来了。他时不时地耸一下肩头，并且低声重复着：“陆军中将……在我连队的时候他还是个中士呢！……两种俄国最高勋章的获得者[8]！……可是不久以前他和我还……”最后父亲将年鉴往沙发上面一丢，陷入沉思，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忽然，他转向母亲：“阿芙多吉雅·瓦西里叶夫娜，彼得鲁沙多大啦？”
“眼看就十七岁了，”母亲答道，“彼得出生的那年，正是娜斯塔霞·盖纳西莫夫纳伯母瞎了一只眼睛的那年，那时候还……”
“好啦”，父亲打断她说，“该送他去服兵役了，别再让他在女佣的房间里乱跑，爬鸽子棚了。”
想到不久就要和我离别，母亲吃了一惊，勺子滑落进锅里，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流了下来。相反，我却欢喜得难以言表。一想到服军役，我便立刻联想到自由，联想到充满各种乐趣的彼得堡生活。我把自己想象成为一名近卫军军官，在我看来，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了。
父亲从来不会改变他的主意，也不爱拖延。我出发的日子定下来了。在我出发的前天晚上，父亲说他打算给我未来的长官写封信，叫我带上。他要来了纸和笔。
“别忘了，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母亲说道，“代我向柏公爵问候，你就告诉他，我希望他能对彼得鲁沙多多关照。”
“胡说什么！”父亲皱着眉头回答道，“我为什么要给柏公爵写信？”
“是你说的呀，你要给彼得鲁沙的长官写信呀。”
“是我说的，那又怎么样？”
“可是彼得鲁沙的长官是柏公爵呀，彼得鲁沙不是已经在谢苗诺夫军团中登记了吗？”
“登记了！他在那里登记了与我有什么关系？彼得鲁沙不去彼得堡。在那里服役，他能学到什么？学会乱花钱、过放荡的日子吗？不，让他去军队里当差，多吃点苦，让他闻一闻火药味儿，让他去当一个真正的士兵，不要当浪荡公子。在近卫军登记过又怎么样？他的证件呢？给我拿来。”
母亲找到我的证件，它放在一个小匣子里，和我受洗时穿的礼服在一起。母亲颤抖着手，把它交给父亲。父亲仔细看过，将它放在面前的桌子上，开始写信。
好奇心使我着急万分：如果不去彼得堡，那么到底把我送到哪里去呢？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父亲的笔，可是它却移动得很慢。终于，他写完了，把信连同我的证件一起放在了信封中封好。他摘下眼镜，把我叫到跟前，说道：“这封信给你，把它带给安德烈·卡尔诺维奇·罗，他是我的老朋友、老伙伴，你到奥伦堡去，在他的手下当差。”
一瞬间，我一切的光明和希望都破灭了！等待我的，不是彼得堡欢乐的生活，而是那偏僻遥远地方的枯燥日子。刚才还让我心花怒放的差事，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一种不幸。但这是无法争辩的事实。第二天早上，一辆带篷旅行马车来到大门前。我的提包、装有茶具的旅行食盒、几袋面包和馅饼——这些家庭溺爱的最后一点表示——被装进了马车里。我的父母亲祝福了我。父亲对我说：“再见，彼得。对于你宣誓过的人，要忠心；要听长官的话；不要想着讨好长官；别强行揽事干；也别推脱自己的责任，要记住这句谚语，‘爱惜衣服新衣起，珍惜名声年少始’。”母亲含着泪叮嘱我注意身体，又叮嘱萨维里奇好好照顾这孩子。他们给我穿上一件兔皮大袄，又套上一件狐皮大衣。我满脸是泪，跟萨维里奇坐进篷车里，上路了。
当天晚上，到了辛比尔斯克，我们要在那里停一天，买一些必需品，这件事由萨维里奇去干。我则留在旅馆里。萨维里奇一大早便跑出去买东西。我望着窗外肮脏的街道，实在是有些烦闷，于是我便在旅馆的各个房间里踱步。走进台球房，我看见一个高个子老爷，三十五岁上下，留着长长的黑胡子，穿着一身长袍，手里拿着球杆，嘴里还叼着烟斗。他在跟记分员打球，记分员若赢了就喝一杯伏特加，输了就在台球桌子底下爬一趟。我就看着他们玩球。他们玩得越久，记分员爬的次数就越多，最后终于留在桌子下面出不来了。那位绅士在记分员的头顶上说了几句尖酸的话，似乎是在作悼词，然后就邀请我和他一起打。我拒绝了，说我不会。他似乎觉得很奇怪，略带遗憾地看了我一眼；但我们开始交谈起来。我得知他叫伊凡·伊凡诺维奇·祖林，是骠骑兵团的一名上尉，他到辛比尔斯克是来招募新兵的，现在就住在这家旅馆里。祖林邀请我和他共进午餐，就像当兵的那样，随便吃点啥。我欣然应允。我们坐下吃饭。祖林喝了很多酒，还向我敬酒，告诉我应该习惯军队的生活；他给我讲军队中的趣闻，笑得我前仰后合。这顿饭吃完我们两个已成了地地道道的朋友。这时，他提出要教我打台球。“这个对于我们当兵的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说，“譬如说，行军到了一个小地方，有什么好干的呢？总不能老去打犹太人吧[9]？只好到旅店中去打台球；如果那样你就必须得学会打！”我完全被他说服了，于是就用心学起来。祖林大声地称赞我，对我的进步之快表示惊奇，教过我几次后，便提议跟我赌钱，赌一个戈比，不为输赢，只是没白玩一场，用他的话说，白玩是一种再糟糕不过的习惯了。这一点我也同意。祖林又叫人送来潘趣酒[10]，他劝我尝一尝，并一再告诉我必须适应军队的生活：如果不会喝潘趣酒，还当什么兵！我照他说的做了，然后继续打台球。我从杯子中喝潘趣酒的次数越来越多，胆子就越来越大。台球不断地飞出台外；我直冒火，骂那记分员，天知道他是怎样在记分的，我的赌注越来越大——总之，我像一个突然挣脱了管束的孩子一样。时间不知不觉地在流逝。祖林看看表，放下球杆对我说，我已经输了一百个卢布。这让我有些着急。我的钱都在萨维里奇那里，我表示抱歉，祖林打断我的话，说：“得啦！你不用着急，我可以等，现在我们到阿里努什卡那儿去吧。”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跟开始一个样，我糊里糊涂地过完了这一天。我们在阿里努什卡那里吃了晚饭。祖林不停地给我倒酒，并一个劲儿地跟我说应该适应一下军队的生活。从饭桌上站起来的时候，我都几乎站不住了。半夜的时候，祖林把我带回到旅店。
萨维里奇在台阶上接我们。看到我这副无疑是热心当差的样子，他不禁惊叫出来。“你这是怎么搞的，少爷？”他埋怨道，“你在哪儿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哎哟，我的天啊，这种罪孽以前可从来没在你身上发生过呀！”“闭嘴，老东西！”我结结巴巴地回答他，“你准是喝醉了，去睡你的……扶我到床上去。”
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头还很痛，模模糊糊地记起了昨天发生的事。萨维里奇端着一杯茶走进来，打断了我的思绪。“你放荡得太早了，彼得·安德烈伊奇，”他摇着头对我说，“太早了。你这副样子像谁呢？你父亲、你祖父都不是酒徒，你母亲就更不必说了：一辈子除了克瓦斯[11]，什么也没喝过。是谁让你这么干的呀？一定是那个该死的法国人。他总是往安吉普耶夫娜那儿跑：‘太太，热夫普里、伏特加[12]。’看，热夫普里给了你什么！不用说，他真是教给你好东西啦，那个狗东西！用得着请一个不要脸的异教徒来照料孩子吗，就像老爷家里没有人似的！”
我觉得很惭愧。我转过脸去，对他说：“你去吧，萨维里奇，我不想喝茶。”可是萨维里奇一旦教训起人来，要想阻止可没有那么容易。“现在，你看看，彼得·安德烈伊奇，喝酒有什么好的，脑袋发沉，还吃不下饭。人一喝酒就没有一点用处了……喝一点加蜜的黄瓜露吧，最好是再喝半杯果子酒解解酒。要我拿给你吗？”
这时，一个男孩走进来，交给我一张祖林写给我的便条。我打开它，上面写着：
亲爱的彼得·安德烈伊奇，请你将昨天输给我的一百个卢布交给这个孩子带回。我急需用钱。
随时准备为您效劳的
伊凡·祖林
毫无办法。我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转向萨维里奇——我的钱财、衣物和事务的管理人[13]，命令他给这个男孩一百个卢布。“什么！为什么？”萨维里奇大吃一惊，问道。“我欠他的。”我回答道，极力使自己的口气显得平淡。“欠他的？”萨维里奇反问道，他显然越来越惊奇了，“可是，少爷，你什么时候欠下的这笔债，我们才刚来到这里呀？事情可有些不对头。随你便吧，少爷，可是钱我是不会给的。”
我想，如果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我不能摆平这个固执的老头儿，那么以后要想摆脱他的管束可就难了。于是，我傲慢地看了他一眼，对他说：“我是你的主人，你是我的仆人。钱是我的。我把它输了，因为我乐意这样做。我劝你不要自作聪明，只管照我说的去做。”
我的话让萨维里奇十分吃惊，他拍了一下巴掌，然后呆立在原地。“你还站在那儿干嘛！”我生气地大喊大叫。萨维里奇哭了起来。“彼得·安德烈伊奇少爷呀，”他用颤抖的声音说道，“别让我愁死吧。我的宝贝儿！听我老头子的一句劝：写信告诉那强盗，就说你是闹着玩的，说我们没有这么多钱。一百个卢布！我仁慈的上帝！你告诉他，你的父母亲严厉禁止你赌博，除了赌个核桃什么的……”“你胡扯够啦！”我严厉地打断他的话，“把钱给我，否则我把你掐着脖子赶出去。”
萨维里奇悲痛地望了我一眼，去拿钱还债了。我对这个可怜的老头心怀愧疚，但是我想要挣脱他的管束，我想要证明我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钱付给了祖林。萨维里奇迫不及待地要把我弄出这家该死的旅店。他来告诉我，马已经准备好了。我带着一颗不安的心和深深的愧疚离开了辛比尔斯克，没有和我的老师告别，也没有期望什么时候会再见到他。
第二节 向导
这片可爱的地方啊，
是我不曾相识的异乡！
不是我自己要来到这里，
也不是骏马把我带到这里：
是那年轻人的朝气和勇气，
和那酒店中醉人的气息，
引来了我这年轻的小伙儿。
——古代歌谣
一路上，我沉思默想，并不愉快。我输掉的钱，按当时的价值来算是笔不小的数目。我心里不得不承认，我在辛比尔斯克旅店的所作所为是愚蠢的，而且我觉得自己很对不起萨维里奇。这一切都使我觉得心里难过。老人家脸色阴沉地坐在赶车人的位子上，背对着我，偶尔干咳一两声，却什么话也不说。我想与他和解，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开口。终于，我对他说：“好啦，好啦，萨维里奇！行了吧，让我们和解了吧，我错啦；我明白是我错啦。我昨天犯了错，无缘无故惹你生气。我向你保证，我以后一定机灵些，听你的话。好啦，别生气啦；咱们讲和吧。”
“唉，彼得·安德烈伊奇少爷呀，”他长叹一声回答说，“我是生我自己的气呀；这全都是我的错。我怎么能把你自己一个人留在旅店里呢！怎么办呢？鬼迷心窍啦：我突然想到去教堂执事的老婆那里，去拜访我的教亲。就如俗话说的那样：去看望教亲，会受到监禁。真是倒霉呀，可也只好这样啦！我可怎么有脸去见老爷和太太呢？要是他们知道孩子在外面喝酒赌钱，他们会怎么说呀。”
为了安慰可怜的萨维里奇，我向他保证，今后若没有他的同意绝不乱花一个戈比。他渐渐平静下来了，只是还时不时地摇着头，自言自语地说：“一百个卢布呀！可不是开玩笑的。”
我渐渐地接近了我的目的地。我的四周是一片荒凉的沙漠，山丘和峡谷在其中交错。到处都覆盖着白雪。太阳快下山了。马车顺着一条狭窄的小路往前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顺着农家雪橇滑过的痕迹向前走。突然，车夫抬头望望远方，最后，他脱下帽子，回过头来对我说：“少爷，我们还是回去吧！”
“这是为什么？”
“天气靠不住：起风了，你看，风把雪都刮起来啦。”
“这有什么关系？”
“你看那边是什么？”车夫用鞭子指着东方。
“除了一片白茫茫的草地和晴朗的天外，什么也看不见。”
“那儿，你看那儿有一块云呀。”
我确实看见天边有一块云，起初我把它当成是远处的小山了。车夫向我解释说，这一小块云就是暴风雪的预兆。
我听说过那一地区的暴风雪，也知道它往往能淹没整个车队。萨维里奇同意车夫的建议，认为我们应该折回去。但是我觉得风并不大；我很想及时赶到下一站，便只告诉他们快些赶车。
车夫把马车赶得飞快，但是仍然不停地望着东方。几匹马儿很有节奏地奔跑着。而这时，风越刮越大。那一小块云变成了一片灰白色的阴云，正在厚厚地涌起、扩散，渐渐地布满了整个天空，先是飘起了细小的雪花，突然间就落起了鹅毛大雪。狂风怒吼着，暴风雪来临了。顷刻间，阴暗的天空和雪的海洋混在一起，所有的事物都消失不见了。“糟啦，少爷，”车夫喊道，“真的遇上暴风雪啦！”
我从车里往外面望去：周围是漆黑一片，夹杂着狂风。狂风怒吼着，带着一种凶猛和残暴，似一只张牙舞爪的野兽；雪花把我和萨维里奇的身上全撒满了；马儿一步步地向前走着，很快就停下不动了。
“你怎么不走了？”我不耐烦地问车夫。“怎么走呢？”他一边回答，一边从驾车的座位上下来，“不知道我们到哪儿了；没有路，到处又是一团漆黑。”我开始骂他，但是萨维里奇却袒护他，“你为什么不听他的话？”他生气地说，“本来可以回到旅店里，你就可以喝杯茶，舒舒服服地睡到天亮，暴风雪也停了，好继续赶路。急啥呀？又不是赶着去参加婚礼。”萨维里奇是对的。可是毫无办法。大雪还在下着。马车旁边已经堆起了雪堆。马儿站立着，耷拉着脑袋，时不时地把身子抖几下。车夫在周围走动，却无事可干，只能理一理马套缰绳。萨维里奇嘴里嘟囔着什么。我四处张望着，希望能看到一点儿房屋或者是道路的痕迹，可是除了昏昏沉沉飞卷着的风雪，什么也分辨不出来……忽然，我看见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喂，车夫！”我喊道，“你看，那个黑乎乎的东西是什么？”车夫仔细地观察着，“只有天知道，少爷。”他一边说着，一边爬上了驾车的座位，“车不像车，树不像树，似乎一直在动。也许是一只狼或者一个人。”
我吩咐马车往那里赶去，那个黑东西也立马往我们这边儿移动起来。两分钟后，我们走到一个人跟前。“喂，好心人！”车夫向他喊道，“你知道路在哪儿吗？”
“路就在这里，我就站在坚硬的路面上，”过路人回答说，“你问这干什么？”
“你听我说，乡下人，”我对他说，“这片地方你熟悉吗？你能不能带我们找个住宿的地方？”
“这地方我是很熟的，”过路人回答道，“感谢上帝，这地方我全都走遍了。可是你看这天气：我们很容易迷路的。最好是停在这儿等着，没准儿暴风雪会停下来，等天放晴了，我们就可以根据星星找到路。”
他的镇静给了我勇气。我已经决定听天由命，在草原上过一夜。突然，过路人麻利地爬上驾车的座位，对车夫说：“感谢上帝，附近有住家，往右拐，走吧。”“我为什么要往右拐？”车夫不高兴地问道，“你看到哪儿有路啦？还不是看着马是别人家的马，马套子也不是自己的，那就马不停蹄地赶吧。”我觉得车夫的话有道理。“说真的，”我说，“你怎么知道离这儿不远会有人家呢？”“因为风是从那边吹过来的，”过路人回答说，“里面夹杂着一股烟味；可见这附近一定有个村子。”他的机灵劲儿和敏锐的感觉使我感到惊奇。我吩咐车夫上路。马儿在深深的积雪中艰难地迈着步。车子静静地行驶，时而撞上雪堆，时而陷入沟壑，一下子倒向这边，一下子又倒向那边，就像一条船航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似的。萨维里奇嘟囔着，时不时地将肘部碰到我的腰部。我放下挡门的帘子，裹了裹身上的大衣，打起盹来。暴风雪的怒吼声和马车前进时轻微的晃动使我昏昏入睡。
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而且直到现在，当我回想我这一生的奇遇时，我仍旧觉得这个梦是个预兆。读者会原谅我的，因为凭经验可以明白，不管一个人多么努力地蔑视迷信，他还是会偏信迷信的。
我的感觉和心灵正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中：现实渐渐被幻想取代，并在昏昏欲睡时两者融为一体。我似乎觉得，暴风雪仍在怒吼，而我们仍旧迷失在雪地中……突然，我看见了一扇门，并且随着马车驶入了我们的院落。我首先想到的是父亲会对我发脾气，因为我不由自主地又回到家里，是在有意违反他的命令。我忐忑不安地跳下马车，看见母亲在台阶上迎接我，但是却是一副悲痛欲绝的神情。“轻一点，”她对我说，“你的父亲病得不行了，他想再见你一面。”我吓坏了，随母亲走进卧室。我看见房间里灯光微弱；床前站着很多人，个个面带哀愁。我轻轻地走到床前；母亲掀起床上的帐子，说：“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彼得鲁沙来啦；他听说你生病了，就回来啦；给他祝福吧。”我跪到地上，注视着病人。但是怎么回事？我看到床上躺着的不是我的父亲，而是一个长着黑胡子的庄稼汉，他正快活地望着我。我疑惑不解地转向母亲，问道：“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是我父亲。我干什么要一个庄稼汉来祝福我？”“都一样的，彼得鲁沙，”母亲回答我，“这是取代你父亲给你主婚的人；吻他的手吧，让他给你祝福……”我不肯。这时那个庄稼汉从床上跳下来，从背后抽出一把斧子，往四处乱砍。我想逃……但是逃不了；屋子里到处都是死尸；我撞在这些尸体上，滑倒在血泊中……那个可怕的人却亲切地喊我，对我说：“别害怕，过来让我给你祝福吧……”我满心的恐惧和疑虑……就在这时，我醒了。马儿已经站住了；萨维里奇拉着我的手说：“下车吧，少爷，到啦。”
“到什么地方了？”我揉着眼睛问道。
“到旅店啦。上帝保佑，我们正好撞在围栏上啦。快一点，少爷，下车，快去暖和暖和身子吧。”
我从马车里出来。暴风雪虽然势头小了些，但是仍在继续。四周一片漆黑。店主在大门口迎接我们，他把灯笼放得低低的，带我来到一间客房中。房间虽然狭小，但却非常干净；点着松明。墙上挂着一支步枪和一顶高高的哥萨克帽子。
店主是雅伊克河[14]一带的哥萨克，看起来是个六十岁上下的庄稼汉，精力非常充沛。萨维里奇拿着食盒跟着走进屋里，他向店主要了火，准备烧茶，我从来没有像这会儿一样这么想喝茶。
“我们的向导去哪儿了？”我问萨维里奇。
“在这儿呢，老爷。”一个声音从上面回答我。
我抬头往高床板上望去，看见一撮黑胡子和两只闪闪发亮的眼睛。“怎么了，老兄，冻坏了吧？”“只穿一件破大衣，怎么能不冻坏！我本来有一件皮袄的，不怕您见笑，昨天抵押给酒馆掌柜的了；那时候以为天还不大冷呢。”这时店主端着滚烫的茶炊进来了；我请我们的向导喝杯茶；那庄稼汉便从高床板架上爬下来。他样貌英俊，看样子四十岁光景，中等身材，略显瘦削，但是肩膀很宽。他的胡子已经有些灰白，一双大眼睛十分灵活。脸上的神情十分快活，但是有点狡黠。他的头发剪成圆顶型；身上穿一件破烂的粗呢大衣和一条鞑靼人的灯笼裤。我递给他一杯茶；他尝了一口，皱了皱眉头。“老爷，您行行好，让他们给我一杯酒；茶这种饮料我们哥萨克是喝不来的。”我满心愿意地满足了他的愿望。店主从橱柜里拿出一个酒瓶和一只酒杯，走到他跟前，瞧了瞧他的脸，说：“嗳嗨，你又到我们这儿来了！是打哪儿来的？”我的向导意味深长地向他眨眨眼，用一句隐语回答道：“飞进菜园找食儿，一啄啄了个大麻籽儿；奶奶朝着掷个小石子儿——没打着。嗳，你们的人怎么样啦？”
“我们的人能怎么样呢！”店主继续用隐语回答道，“他们要敲钟做晚祷，但牧师的太太不准敲；牧师出门做客去，只有魔鬼在坟地。”“别说了，大叔，”流浪汉打断他，“天上若下雨，地上就长蘑菇；如果有蘑菇，就要用篮子装。而这会儿嘛，（他又眨了眨眼睛）把斧子藏在背后吧：守林人正在巡查呢。老爷！祝您健康长寿！”说着，他端起酒杯，画了个十字，一饮而尽；然后，他向我鞠了个躬，又回到了高板床上去。
那时，我一点儿也搞不懂这些黑话；但是后来，我猜到他们说的是雅伊克地区军队的事，这支军队一七七二年发生叛乱，当时刚刚被镇压住。萨维里奇听着这些话，满脸的不高兴。他满腹狐疑，时而看看店主，时而看看向导。这家旅店，或者按当时的叫法，大车店，孤零零地坐落在草原上，离别的村子都很远，看起来太像强盗窝了。但是毫无办法。继续赶路根本是不可能的。萨维里奇的不安把我逗乐了。这时，我已经开始安排住宿，在一条大长凳上躺下。萨维里奇决定睡在炕上，店主睡在地板上。很快，房间里便都是鼾声，我沉沉地睡去像个死人一样。
第二天早上我醒得很迟，我看见暴风雪已经停了。太阳照耀着。一望无际的草原上覆盖着皑皑白雪，白得耀眼。马已经套好了。我与店主结了账，他只收了我们那么少钱，连一向惯于讲价钱的萨维里奇也没有因此争执。昨天晚上的疑虑已经完全从他脑子里消失了。我叫来向导，感谢他给我们的帮助，并吩咐萨维里奇给他半个卢布买酒喝。萨维里奇皱起眉头，“半个卢布买酒喝！”他说，“凭什么？就为他把你带到旅店里？随你的便吧，少爷，我们可没有多余的半个卢布。见人就给钱，那我们自己马上就得饿肚子啦。”我无法跟萨维里奇争论。我已经许诺过，钱由他全权掌管。可是我却很难过，因为不能对这个人表示感谢，如果说他不是使我摆脱了灾难，至少也是帮助我摆脱了不愉快的境地。“好吧，”我冷冷地说，“要是你不想给他半个卢布，那么就从我的衣服里拿一件给他。他穿得太单薄了。把我的兔皮袄给他吧。”
“行行好吧，彼得·安德烈伊奇少爷呀，”萨维里奇叫道，“干嘛把你的兔皮袄给他？这狗东西，他会马上在酒店把它喝掉的。”“这个嘛，老头，我拿它喝掉或不喝掉，就不用你操心啦，”流浪汉回答道，“老爷把皮袄赏我；这是老爷乐意，你当下人的该做的是服从，而不是顶嘴。”
“强盗呀，你连上帝都不怕！”萨维里奇气冲冲地对他说，“你看到这孩子还不懂事，你就来利用他善良的天性撺掇他。你要老爷的皮袄干啥用？无论怎样，你都休想把它套在你那该死的宽肩膀上去！”
“别自作聪明啦，”我对老人说，“快去把我的皮袄拿来。”
“上帝呀，”我的萨维里奇怨叹道，“兔皮袄几乎还是新的！给谁不可以，偏要给这个穷酒鬼！”
但是皮袄还是拿来了。庄稼汉立马就在身上比量着。确实，这件兔皮袄我穿都稍微嫌紧，他穿上就更紧了。可是他居然想方设法把它穿在身上，连缝线都撑开了。萨维里奇听到线的断裂声，差点没叫出声来。流浪汉收到我的礼物非常高兴。他把我送到马车旁，向我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说：“谢谢，老爷！上帝会报答您的善心的；我永世不忘您的恩情。”他自顾自走了，而我则继续赶路，完全不去理会萨维里奇的不满，很快，我就把昨天的暴风雪、我的向导和兔皮袄都忘掉了。
到了奥伦堡，我直接去见将军。我看见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因为上了岁数，背有点驼。长长的头发已经全白。老旧的制服使人想起安娜·伊凡诺夫娜[15]时代的军人；他说起话来带有很重的德国口音。我把父亲的信交给他，听到父亲的名字，他迅速地瞧了我一眼。“我的上帝呀！”他说，“似乎不久之前，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还是你这个年纪呢，可是，现在，你瞧，已经有这么大一个儿子啦！唉，时间哪，时间！”他拆开信，开始低声地读着，一边还评论着。“‘尊敬的安德烈·卡尔诺维奇阁下，我希望大人您’……干嘛这么客气？呸，真不嫌害臊！当然，纪律是顶要紧的事，可是有这么写信给卡姆拉德[16]的吗……‘大人不会忘记……’嗯……‘以及……当……已故的元帅米尼……行军……还有……卡罗林卡’……嗨，布鲁德尔[17]呀，原来他还记得我们过去的淘气事儿啊？‘现在说正事吧……我的浪荡子前来见您’……嗯……‘套在刺猬手套里[18]’……什么是刺猬手套？这大概是俄国人的谚语……什么叫‘套在刺猬手套里’？”他回过头来，又向我问了一遍。
“意思是说，”我尽可能以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回答他，“待人和善，别太严格了，多给他些自由，那就是套在刺猬手套里的意思。”
“嗯，我明白……‘不要放任他’……不对，看来刺猬手套不是这个意思……‘随信附上他的证件’……在哪儿呢，啊，在这儿……‘通知谢苗诺夫军团’……好，好，一切照办……‘请允许我不拘礼节以老朋友老伙伴的身份拥抱你’……嘿，总算想明白了……还有，还有……好，我亲爱的，”他读完了信，把我的证件放在一边，说，“一切都会照办的：现在把你转派到××团去当军官，为了不浪费时间，明天你就启程到白山要塞去，在那儿接受米罗诺夫上尉的指挥，他是一个善良正派的人。在那儿你要认认真真当差，学会遵守纪律。在奥伦堡你没有什么事情可干，而游手好闲对年轻人没有什么好处。至于今天，我请你赏光在我家吃午餐。”
越来越倒霉了！我心里思忖着：我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就是个近卫军中士了，可是现在又有什么用呢！把我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去××团，到那个吉尔吉斯卡伊萨克草原边境上鸟不拉屎的要塞去！……我在安德烈·卡尔诺维奇家里吃午饭，和他的老副官一共三个人。他家的餐桌上充分体现着德国人那种严格的节俭，因此我想，他急急忙忙把我派到边防驻军部队去的一部分原因，是担心多余的人会出现在他那单身汉的餐桌旁吧。第二天，我辞别了将军，到我的目的地去了。
第三节 要塞
我们在要塞里面住着，
吃着面包喝着水；
一旦凶残的敌人，
要来吃我们的馅饼，
我们就准备好一顿好饭；
请他们尝尝大炮里的炮弹。
——士兵的歌
他们是老派人啊，亲爱的。
——《纨绔子弟》[19]
白山要塞离奥伦堡有四十俄里[20]路。道路沿着雅伊克河陡峭的山路向前延伸。河面还没有结冰，浅灰色的水浪在白雪覆盖、景色单调的河岸之间显得昏暗而忧郁。河的那边是广阔的吉尔吉斯草原。我陷入沉思，想的大都是些伤心事。驻军的生活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我竭力地描绘着我未来的长官米罗诺夫上尉的样子，把他想象成一个严厉的、脾气暴躁的老头儿，除了自己的职务以外对什么也不关心，随时都可能因为一点儿小事而关我的禁闭，只给我面包和水。这时，天色渐渐地暗下来了。我们走得相当快。“离要塞还远吗？”我问车夫。“不远啦，”他回答说，“您瞧，这不已经看得见了。”我向四面眺望着，希望能够看到一些威严的棱堡、塔楼和土围墙；但是除了一个用栅栏围起来的小村子以外，什么也没有看到。在村子的一边，是三四垛被雪覆盖了大半的干草；另一边则是一架歪斜的风磨，树皮做成的翼片懒散地挂在上面。“可是要塞在哪里？”我惊奇地问。“这不就是嘛。”车夫指着小村子回答，说话间我们的车已经驶了进去。在大门旁，我看见一尊旧的生铁大炮；街道狭窄而曲折；屋舍低矮，大部分是草房。我吩咐车夫把车赶到要塞司令那里去，过了一会儿，车子停在了一个木屋前。木屋建在一处高地上，靠近教堂，教堂也是用木头建成的。
没有人出来迎接我。我走进门廊，又推开前厅的门。一个伤残的退役老兵坐在桌子旁，正在把一块蓝色的布缝到一件绿军装的袖子上。我叫他去通报一声。“进来吧，老爷，”残疾老兵回答说，“我们的人都在家。”我走进了一间颇为干净的小屋，屋里按老样式摆设；墙角立着一个餐具柜；墙上挂着镶框的军官委任状；镜框四周还贴着几张花花绿绿的民间木版画，画的是攻克基斯特林和奥恰科夫[21]，还有选新娘和猫的葬礼[22]。窗下坐着一个老太太，身穿棉坎肩，头上包着头巾。她正忙着绕线团，一绺线正绷在一个身穿制服的独眼老头儿手上。“有何贵干，老爷？”他问我，一边还在忙着自己的事情。我回答说，我是来任职的，照例应该来向上尉先生报到。说话间，我转向那个独眼老人，我以为他就是要塞司令，可是女主人打断了我准备好的已经倒背如流的话。“伊凡·库兹米奇不在家，”她说，“他到盖拉希姆牧师家做客去了；不过没关系，老爷，我是他太太。请多多关照。请坐，老爷。”她叫来女仆，吩咐她去找下士[23]来。那老头用他的独眼好奇地望着我。“斗胆请问，”他说，“您在哪一团当差的呢？”我满足了他的好奇心。“斗胆请问，”他继续问道，“您为什么从近卫军转到驻地来呢？”我回答说，这是长官的意思。“大概是因为做了违背近卫军军官身份的事吧？”这个不知疲倦的询问者继续问道。“别胡说八道啦，”上尉太太打断他说，“你看这年轻人一路劳累了；他顾不上跟你……（手绷开点……）你，老爷”，她转过脸来跟我说，“别因为他们把你发配到这么个偏远的地方而担心，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习惯了就好了。亚历克赛·伊凡内奇·施瓦布林因为杀人而被发配到我们这儿来已经五年了。天知道，他怎么会作出这种孽来；你看，他跟一个中尉骑马到了城外，他们都带了剑，两个人就彼此厮杀起来了；亚历克赛·伊凡内奇把中尉刺死了，还当着两个目击者的面！你说怎么办呢？能人也难免犯罪呀。”
就在这时，军士进屋来了，是一个年轻的、身材匀称的哥萨克。“马克西梅奇！”上尉太太对他说，“给这位军官先生找个住处，记得干净一点儿的。”“遵命，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军士回答道，“可不可以请老爷去伊凡·波列扎耶夫那儿去住？”“胡说什么，马克西梅奇，”上尉太太说，“波列扎耶夫那儿已经很挤了；而且他是我们的教亲，也记得我们是他的长官。把这位军官先生带到……请教您的名字和父名[24]，老爷？彼得·安德烈伊奇吗？……把彼得·安德烈伊奇带到谢苗·库佐夫那里。这个无赖，把他的马放进我的菜园里了。怎么样，马克西梅奇，全都平安无事吧？”
“谢天谢地，全都平安无事。”哥萨克回答说，“只有普罗霍洛夫伍长为了一桶水，跟乌斯季尼娅·涅古尼娜在澡堂子里打了一架。”
“伊凡·伊格纳季奇，”上尉太太对独眼老头儿说，“你去调查一下普罗霍洛夫和乌斯季尼娅的事情，看看谁对谁错。把两个人都处罚一下！好了，马克西梅奇，你去吧。彼得·安德烈伊奇，马克西梅奇将带你到你住宿的地方去。”我辞别了他们。军士把我带到一所小屋里，小屋坐落在高高的河岸上，位于要塞的边缘。房子的半边住着谢苗·库佐夫一家，另一边分给了我。这本是一间房子，十分整洁，用隔板隔成了两间。萨维里奇开始布置房间；我从窄小的窗户向外望去。眼前是一望无际的荒原。斜对面有几座小屋；街上有几只鸡在游荡。一个老妇人站在台阶上，手里拿着猪食，正在唤猪来吃食，猪友好地向她哼哼着以作回应。唉，这就是我命中注定要度过青春的地方！一股忧伤涌上我的心头；我离开窗户，在床上躺下，连晚饭也没吃，也不理会萨维里奇的一再劝说。他愁容满面，不停地念叨着：“仁慈的上帝！这孩子什么都不肯吃，要是生了病，太太该怎么说呀？”
第二天早上，我正在穿衣服，门开了，一个青年军官走了进来，他个子不高，脸色黝黑，并不好看，但是却非常灵活。“请原谅，”他用法语对我说，“我冒昧地来拜访你。昨天我听说你来了；我多么想看到一个像样的人的脸，这种愿望是如此强烈，终于忍不住了。您要是在这儿再住上一些时候，就会理解的。”我猜这应该就是那个因为决斗而被近卫军除名的军官了。我们立刻就熟识了。施瓦布林远不是个愚蠢的人。他的谈吐犀利而诙谐有趣。他饶有趣味地为我描述了司令一家人、他所交往的人和这个我们命中注定要来的地方。我痛快地大笑着，这时，我曾经看到的那位在司令家前厅缝补旧制服的伤残老兵进来了，他告诉我说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请我去他们家吃饭。施瓦布林提出要跟我一起去。
在靠近司令家房屋的地方，我们看见广场上有二十来个伤残的老兵，拖着长辫子，戴着三角帽。他们正排成队列，前面站着指挥官，是一个身材高大、精神饱满的老人，头上戴着尖顶帽，穿着中国长布衫。一看见我们，他便向我们走过来，对我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继续回去指挥。我们本想停下来看他们操练；但是他让我们去找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并告诉我们随后就来。“这儿嘛，”他补充了一句，“没什么好看的。”
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随和而亲切地接待了我们，仿佛跟我是多年的至交一样。那个伤残老兵和帕拉什卡摆好了餐桌。“今天伊凡·库兹米奇干嘛训练那么久呀！”司令太太说。“帕拉什卡，去叫老爷来吃饭。玛莎她又在哪儿呢？”这时进来了一个姑娘，十七八岁，圆圆的脸，面色绯红；淡黄色的头发整整齐齐地梳拢在耳朵后面，耳朵也是红的。我第一眼看见她的时候并不十分喜欢她。我是带着先入为主的成见来看她的：施瓦布林已经为我描述过玛莎——上尉的女儿，说她是个傻丫头。玛莉亚·伊凡诺夫娜[25]在屋角坐下，开始做起针线活来。这时候，菜汤做好了。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见丈夫没回来，再次吩咐帕拉什卡去请他。“告诉老爷，客人在等着，汤都要凉了；谢天谢地，要操练，时间有的是；有他吆喝的时候。”上尉马上就回来了，身边跟着那个独眼老头儿。“你是怎么啦，我的老爷？”上尉太太对他说，“饭菜早就摆好了，可是你总是不来。”“你没看见吗，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伊凡·库兹米奇回答说，“我在忙着训练士兵。”
“算了吧，”上尉太太反驳道，“训练士兵不过说来好听罢了，——你的士兵不会学到什么，你自己也搞不出什么名堂。你还不如坐在家里向上帝祷告，那还能好一些。亲爱的客人们，请入席吧。”
我们坐下来吃饭。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的嘴简直一刻也不停，向我问了好些话：我的父母亲是谁，他们是不是还健在，住在哪里，财产有多少？当听到我父亲有三百个农奴的时候，她说：“好不简单！天底下真的有那么些富翁！可我们，我的老爷，就只有一个农奴，女仆帕拉什卡；不过谢天谢地，我们过得也还说得过去。就只有一件糟糕事：玛莎，到了该出嫁的年纪了，可是她有什么嫁妆呢？一把箅子，一把笤帚，还有三戈比的小钱（上帝宽恕！），就只够到澡堂子搓个澡的。若是能找到个好人，那是她命好；若不然，只能一辈子在家里当个老姑娘啦。”我朝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望了一眼，她满脸通红，眼泪都落进盘子里了。我为她感到难过，就赶紧换了一个话题。“我听说，”我有些不适时地说，“巴什基尔人要来攻打您的要塞呢。”“亲爱的，您打哪儿听到这个消息的呢？”伊凡·库兹米奇问道。“我在奥伦堡时听说的。”我回答说。“没有的事！”上尉说，“我们这儿已经很久没听到过啥啦。巴什基尔人已经被吓破了胆子，而吉尔吉斯人也受到过教训。别担心，他们不敢来攻击我们的；如果他们胆敢来侵犯，我就好好地教训他们，让他们再安生个十来年。”我转向上尉太太继续问道：“您留在这么危险的要塞里不害怕吗？”“习惯啦，我的老爷，”她回答说，“二十年前，我们刚从军团调到这儿来的时候——但愿不再有这样的事了，我是多么害怕那些可憎的异教徒呀！那时候，我只要一瞧见他们那山猫皮帽子，一听见他们的尖叫声，老爷你信吗，我就胆战心惊呀！可现在，我全都习惯啦，要是有人来报告，说有坏人在要塞周边游荡，我根本就一动也不动啦。”
“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是一位非常勇敢的太太，”施瓦布林认真地说，“这一点伊凡·库兹米奇可以证明。”
“不错，”伊凡·库兹米奇说，“她不是个胆小的人。”
“那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呢？”我问，“也跟您一样胆大吗？”
“玛莎胆大吗？”她母亲回答道，“不，玛莎是个胆小的人。到如今还听不得枪声；一听到枪声就吓得浑身发抖。两年前，我过命名日，伊凡·库兹米奇突然异想天开地放了一下我们的大炮，她呀，我的宝贝，吓得差点死掉了。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放过那该死的大炮。”
我们从餐桌上站起来。上尉和上尉太太去睡觉了；我去了施瓦布林那里，跟他一起度过了整个晚上。
第四节 决斗
好吧，请你摆好姿势，
看我如何在你身上刺个洞。
——克尼亚日宁[26]
几个星期过去了，白山要塞的生活对于我而言不仅是可以忍受的，甚至是感到愉快的。司令一家待我像亲人一般。这夫妻两人都是值得尊敬的人。伊凡·库兹米奇是行伍出身，后来升为军官，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人，但是非常地正直和善良。他的妻子管着他，这正合了他那凡事不操心的随性脾气。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连她丈夫的军务也要管着，她把军务跟家事一样看待，并像管理家事一样管理着要塞。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很快就摆脱了初见我时的羞涩，我们变得非常熟识了。我发现她是一个通晓事理而又情感丰富的姑娘。不知不觉间我已经迷恋上了这个善良的家庭，甚至对伊凡·伊格纳季奇这个独眼中尉也很依恋，施瓦布林曾经编造闲话说他与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之间有不正当关系，其实这是没影的事；但是施瓦布林对他编造谎话这件事却毫不在乎。
我被提升为军官了。要履行的职务并不难办。在这座有上帝保佑的要塞里，既不用巡查，又不用操练，也无须站岗放哨。司令随自己的兴致偶尔会训练一下士兵；但是至今还没能让他们分清哪边是左，哪边是右。于是他们当中有些士兵，为了不搞错左右，每次转身之前都会在身上画一个十字。施瓦布林有几本法文书。我便读起书来，渐渐地培养了对文学的兴趣。我每天早上都会读读书，练习翻译，有时候还写写诗；我几乎天天在司令家吃饭，一天余下来的时间通常也会在那儿度过。晚上，盖拉希姆牧师和他的太太阿库林娜·潘菲诺夫娜有时候也来到司令家里来，牧师太太是附近一带最喜欢散播谣言的人。当然，我每天都免不了见到施瓦布林，但是渐渐地他的言谈对我而言不再那么具有吸引力。他总是嘲笑司令官一家，这使我很不喜欢，尤其不喜欢的是他对玛莉亚·伊凡诺夫娜的冷嘲热讽。在要塞中没有其他人可以交往，而我也不希望有其他人来交往。
尽管先前有过流言，但是巴什基尔人并没有叛乱。要塞四周一直安然无恙。但是这种平静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内部纷争打破了。
我已经说过我尝试学习文学。在当时看来，我的尝试之作算是非常不错的。几年之后，亚历山大·彼得列维奇·苏马洛科夫还对此甚是称赞呢。一天，我创作了一首短诗，自己也非常满意。大家都知道，作家们有时会假借征求意见的名义，去寻找能赏识他作品的知音。因此，我抄好了短诗，拿给施瓦布林去看，他是要塞中唯一懂得品评诗歌作品的人。在作了简短的一番说明之后，我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小本子，给他读了下面这首小诗：
我试图驱逐心中爱的思虑，
我把个美人儿丢在脑后。
噢，我避开玛莎，
想要获得期望的自由。
可是那双迷人的眼睛，
日夜在我眼前浮现；
它们搅乱着我的心灵，
它们破坏着我心中的安恬。
当你知晓我的不幸，
玛莎啊，请你怜惜我；
你眼见我陷入这种痛苦的境地，
便知我已经是你的俘虏。[27]
“你感觉怎么样？”我问施瓦布林，期待着他的赞美，认为这是我理所应得的。但是，结果却令我大失所望，平日里并不算苛求的施瓦布林，这一次却断然宣称，我这首诗写得不好。
“为什么不好？”我掩饰住自己的不满，问道。
“因为，”他回答说，“这样的诗只有我的老师华西里·基里内奇·特列季雅科夫斯基[28]才会说好，它使我想起了他的情诗。”
说着，他把小本子拿过去，开始不怀好意地对每一行诗和每一个词加以评论，极其尖酸刻薄地嘲笑我。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把小本子从他手中夺过来，并且说，从今以后再也不给他看我的作品。施瓦布林对我的威吓也加以嘲笑。“咱们走着瞧吧，”他说，“看你说话算不算数，诗人需要听众，就像伊凡·库兹米奇饭前需要一瓶伏特加一样。可是这个让你对她倾吐柔肠和表达相思之苦的玛莎到底是谁呀？难道不是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吗？”
“这不关你的事，不管这个玛莎是谁，”我皱着眉头回答他，“我既不想听你的意见，也不想听你的猜测。”
“唉哟，好一位富有自尊心的诗人和谦逊谨慎的情人啊！”施瓦布林接着往下说，他的话越来越激怒着我。“不过请你听朋友一句劝：假如你想得到她的青睐，奉劝你别借助这些短诗来献殷勤。”
“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请你解释一下。”
“非常乐意。我的意思是说，假如你想让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晚上去与你相会，那么还是送给她一对耳环，而不是什么柔情诗。”
我的血液沸腾了。“你为什么这样看她？”我问，仍然竭力压制住自己的愤怒。
“因为，”他面带阴险的冷笑回答说，“我凭经验可以知道她的秉性和品行。”
“你撒谎，混蛋，”我疯狂地怒吼道，“你在扯最无耻的谎言。”
施瓦布林变了脸色。“这事不能就这样算了，”他捏紧我的手说，“我要跟你决斗。”
“请便，随时奉陪。”我高兴地回答他。这一刻，我恨不能撕了他。
我立刻去找伊凡·伊格纳季奇，他正遵照司令太太的吩咐，手拿一根针，把蘑菇用线穿起来，晒干以备冬天食用。“啊，彼得·安德烈伊奇，”他看见我说，“欢迎您！什么风把您给吹来啦？斗胆请问有何贵干？”我简短地向他说明，我和亚历克赛·伊凡内奇起争执了，我请他伊凡·伊格纳季奇来当我们的决斗证人。伊凡·伊格纳季奇仔细地听我说完，瞪着他的独眼望着我。“您是说，您要杀掉亚历克赛·伊凡内奇，想让我做个目击证人，斗胆请问是这样吗？”
“一点不差。”
“上帝保佑呀！彼得·安德烈伊奇，您怎么想得出这样呢！您和亚历克赛·伊凡内奇吵架了，那算得了什么呢！骂人的话过去就算了。他骂了您，您就反过来骂他两句；他打了您的脸，您就反过来打他两三个耳光，然后各走各的路；过后我们再给你们调解。要不然，把自己熟识的人杀死，请问难道是什么好事吗？要是您把他杀死了倒也罢了；上帝保佑他，保佑亚历克赛·伊凡内奇；我也不喜欢他。可是要是他在您身上刺个窟窿呢？这可像个什么？斗胆请问是谁更吃亏呢？”
中尉这一番冷静的分析并没有使我动摇。我已经坚定了我原先的打算。“随您的便吧，”伊凡·伊格纳季奇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但是干嘛要我去当见证人？有什么必要呢？斗胆请问，两人打架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吗？谢天谢地，我和瑞士人、土耳其人都打过架：这种场面见得够多啦。”
我试图向他解释决斗证人要做的事，可是伊凡·伊格纳季奇却怎么也不明白我说的。“随您的便吧，”他说，“假如一定要让我参与这件事，那么依照我的职责，我只得去报告伊凡·库兹米奇，就说要塞中有人正计划做违背国家利益的恶行；并请示司令是否要采取适当的措施……”
我吓了一跳，央求伊凡·伊格纳季奇什么也不要告诉司令。我费了很大的劲才说服他。最后，他向我做了保证，我也就不再坚持让他做我的证人。
这天夜里我像往常一样在司令家度过。我尽力表现得快活而又平静，以免引起任何怀疑，也为了避免啰哩啰嗦的盘问。处在我这种情况下，人们几乎总是大吹特吹自己有怎样的冷静态度，可是，我承认，我那时并不具有这种冷静。这天晚上，我变得多愁善感。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比平日里更使我着迷。只要一想到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她，她在我眼中就变得更加迷人。施瓦布林也来了。我把他支到一边，把我和伊凡·伊格纳季奇的谈话内容告诉了他。“我们干嘛需要证人？”他干巴巴地对我说，“没有证人我们一样可以进行。”我们约定好在要塞旁边的干草堆后面进行决斗，并且定于第二天早上六点至七点的时候在那里会合。从表面上看来，我们的谈话似乎很友善，以至于伊凡·伊格纳季奇快活地说漏了嘴。“早就应该这样啦，”他看起来非常满意地对我说，“妥协一些求得和平总比在一场吵架中占了上风要好；虽然说面子上有些损害，但是保住了性命呀。”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伊凡·伊格纳季奇？”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问道，她正坐在房间的角落里用纸牌算命，“我没听清楚。”
伊凡·伊格纳季奇看到了我不满的表情，记起了自己许下的承诺，一时间窘迫不堪，不知道如何回答。施瓦布林赶忙过来帮他解围。
“伊凡·伊格纳季奇，”他说，“是在称赞我们的和解。”
“可是你跟谁吵架了呢，我的老爷？”
“我和彼得·安德烈伊奇本来吵得非常凶。”
“为什么吵呀？”
“为了真正是一丁点儿的小事：为了一首诗歌，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
“可找到吵架的借口啦！为了一首诗！……可是争吵是怎么发生的呢？”
“是这么一回事：彼得·安德烈伊奇不久以前写了一首短诗，今天他当着我的面唱了起来，可是我却唱起了我自己心爱的歌儿来了：
上尉的女儿啊，听我的劝告，
夜里可别出门来游玩。
我们俩就争起来啦。彼得·安德烈伊奇就生气了，但是后来他也想通了，每个人都有自己唱歌的自由，想唱什么就唱什么。事情到此也就结束了。”
施瓦布林的厚颜无耻气得我差点儿发狂，但是除了我，没有人能听懂他话里粗俗的影射含义，至少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谈话从诗歌转向了诗人，司令认为诗人都是些放荡的、不可救药的酒鬼，而且好心好意地劝我放弃写诗，因为这种事会妨碍公务，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施瓦布林的在场使我无法容忍。很快我就向司令和他的家人道了别；回到家里，我察看了一下我的剑，试了试剑的尖端，然后就睡觉了，临睡前吩咐萨维里奇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叫醒我。
到了第二天早上约定的时间，我已经在干草堆后面等待我的对手。他随后就来了。“我们会被人发现的，”他说，“要快一点。”我们脱下了军装，只穿一件背心，然后亮出了剑。就在这时，突然从干草堆后面闪出了伊凡·伊格纳季奇和五个伤残兵，他要求我们去见司令，我们非常懊恼地服从了；我们被几个士兵团团围住，跟着伊凡·伊格纳季奇往要塞走去，伊凡·伊格纳季奇得意扬扬地带领着我们，非常神气庄重地迈着步子。
我们走进司令家。伊凡·伊格纳季奇推开门，郑重其事地通报一声：“我把他们带来啦。”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朝我们走来。“哎呀，我的老爷们！这是怎么一回事呀？怎么搞的？像什么？想在我们的要塞里杀人！伊凡·库兹米奇，立马把他们关起来！彼得·安德烈伊奇！亚历克赛·伊凡内奇！把你们的剑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帕拉什卡，把这两把剑放到储藏室去！彼得·安德烈伊奇，我没有想到你会干出这样的事；你不感到惭愧吗？亚历克赛·伊凡内奇也就罢了：他原来就是因为杀人才被从近卫军中除名了，他连上帝也不信，可是你是怎么啦？你也想像他一样吗？”
伊凡·库兹米奇完全同意太太的话，他说：“你听着，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说得很对。我告诉你们，决斗在军法法典上是明文禁止的。”这时，帕拉什卡已经把我们的剑收起来拿到储藏室去了。我忍不住笑了起来，而施瓦布林仍旧一脸正经。“虽然我十分尊敬您，”他冷冷地说，“但是我还是不得不提醒您，您不必费这麻烦来审问我们。把这件事交给伊凡·库兹米奇来解决吧，这是他分内之事。”“哎哟，我的老爷！”上尉太太反驳道，“难道丈夫和妻子不是共有一个灵魂、共有一个肉体吗？伊凡·库兹米奇！你还傻待着干什么？立马把他们分开看管起来，只给面包和水，让他们的傻劲消一消；另外请盖拉希姆牧师对他们实施宗教惩罚，让他们求上帝宽恕，当众悔过。”
伊凡·库兹米奇不知道该怎么办。玛莉亚·伊凡诺夫娜的脸都变白了。渐渐地，风暴平息了，司令太太气也平了，她让我们两个互相亲吻示好。帕拉什卡把我们的剑拿了回来。我们离开了司令家，表面看起来已经和好了。伊凡·伊格纳季奇送我们出来。“你怎么不觉得羞愧呢？”我生气地对他说，“你把我们决斗的事情报告给了司令，先前你向我保证不会这样干的。”“上帝明鉴，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伊凡·库兹米奇，”他回答说，“是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从我这里把事情逼问出来的。她安排了一切，而没有告诉司令一个字。不过谢天谢地，事情总算了结啦。”说完这些话，他转身回屋去了，剩下施瓦布林和我两个人。“我们的事不能就这么了了。”我对他说。“当然啦，”施瓦布林回答说，“你对我的无礼，是要用你的血来偿还的。但是他们一定会监视我们的。我们还得再装几天样子才行。再见！”我们假装若无其事地分手了。
回到司令家里，我像往常一样坐在玛莉亚·伊凡诺夫娜身边。伊凡·库兹米奇不在家；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在忙家务事。我跟玛莉亚·伊凡诺夫娜低声交谈着。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含情脉脉地责备我，说我与施瓦布林起争执，搅得大家忧虑和不安。“当我听说你们要决斗的时候，我简直吓昏了，”她说，“男人真怪！为了一句过一个礼拜就一定会忘记的话，就要去决斗，不仅准备去牺牲生命，还准备丢掉良心，还要葬送了有些人的幸福，这些人……不过我相信，吵架不是你挑起来的。一定是亚历克赛·伊凡内奇的不是。”
“你为什么这样想呢，玛莉亚·伊凡诺夫娜？”
“那个，那个，……他那么喜欢嘲弄人。我不喜欢亚历克赛·伊凡内奇。我非常厌恶他；可是说来奇怪，我无论如何也不希望他也那么不喜欢我。这使得我非常不安。”
“可是您怎么想的呢，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您觉得他是喜欢您呢还是不喜欢您呢？”
玛莉亚·伊凡诺夫娜一时语塞，脸羞得通红，“我觉得，”她说，“我想，他是喜欢我的。”
“为什么您会这样觉得呢？”
“因为他向我求过婚。”
“求过婚！他向你求过婚？什么时候？”
“去年。大约在您来这儿的两个月前。”
“那么您没有答应嫁给他吗？”
“就像你看到的，亚历克赛·伊凡内奇当然是个聪明人，出身也好，又有财产；可是只要想到结婚的时候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和他接吻……这绝对不行！不管有多大的幸福也干不了。”
玛莉亚·伊凡诺夫娜的话让我睁开了眼睛，明白了许多事情。我明白了施瓦布林为什么总是用一些尖酸刻薄的话来攻击她了。大概是，他察觉到我们俩相互之间喜欢接近，便想方设法离间我们。引起我们争吵的那些话，现在更让我觉得卑鄙无耻了，我原以为只是粗俗和不体面的讥讽，现在看来当真是蓄意的诽谤。我心里涌起了一种更为强烈的欲望，想要惩罚一下这个无耻的诽谤者，于是，我急切地等待着一个适当的时机。
我并没有等太久。第二天，我正坐着写一首哀诗，就在我咬着笔杆琢磨着韵脚的时候，施瓦布林来敲我的窗子。我放下笔，拿起剑向他走去。“还等什么？”施瓦布林说，“现在没有人监视我们。我们到河边去。那里不会有人来妨碍我们的。”我们一声不响地走去。我们沿着一条陡峭的小路走下去，在河边上站住，都亮出了剑。施瓦布林的剑术比我好，但是我的力气更大，也更勇敢；而且当过兵的麦歇波普列曾经教过我几次剑术，现在正好用得上。施瓦布林没有料到我是这么一个可怕的对手。过了很长时间，我们彼此都没能使对手受一点儿伤；终于，我察觉到施瓦布林渐渐地有些抵挡不住了，我开始加紧向他进攻，几乎把他逼到河里去。突然，我听到有人在大声地呼唤我的名字。我回头一看，见萨维里奇正沿着陡峭的小路向我奔来……就在这个时候，我感觉自己右肩下面的胸部被狠狠地刺了一下；我倒下去，失去了知觉。
第五节 爱情
啊，姑娘，你这美丽的姑娘！
你可不要，姑娘，年纪轻轻地就出嫁；
你要先问过你的爹娘，
问过你爹娘和你所有的家族血亲；
姑娘，你要积累些智慧和理智，
积攒聪慧、理智和一份嫁妆。
——民歌
如果你找到比我好的，那就忘掉我，
如果你找到比我差的，那就记住我。
——民歌
当我恢复知觉以后，有好一会儿我搞不清楚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我躺在床上，身处一间陌生的房间，感觉非常虚弱。萨维里奇手持一支蜡烛站在我面前。有人正在小心翼翼地解开缠在我胸口和肩膀上的绷带。渐渐地我的头脑清晰了。我记起了我的决斗，明白我是受伤了。就在这时，门吱嘎一声响了。“怎么？他怎么样了？”一个声音轻轻地问，这声音使我一阵颤抖。“还是老样子，”萨维里奇叹了一口气回答说，“一直昏迷不醒，这已经是第五天了。”我努力想翻个身，但是动弹不了。“我在哪儿？谁在这儿？”我吃力地说道。玛莉亚·伊凡诺夫娜走到我床前，对我俯下身子。“怎么样了？你感觉怎么样？”她问我。“感谢上帝，”我声音很微弱地回答道，“是您吗？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告诉我……”我无力再继续说下去，便停了下来。萨维里奇“啊”的一声，脸上显露出高兴的神色。“醒过来啦！醒过来啦！”他连声说，“感谢上帝呀，唉，亲爱的彼得·安德烈伊奇少爷呀，你可把我吓坏啦！已经五天啦，容易吗？”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打断了他。“不要跟他说太多话，萨维里奇，”她说，“他还很虚弱呢。”她走出去，轻轻地把门关上。我心潮澎湃。如此看来，我是在司令家里：玛莉亚·伊凡诺夫娜会常来看我。我想问萨维里奇几个问题，但是老人家只是摇着头，还把耳朵捂上了。我气恼地闭上眼睛，很快就沉沉地睡去了。
醒来之后，我喊萨维里奇，但是我看到的不是他，而是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她用天使般的声音向我问候。我无法形容那一刻我心头洋溢的甜蜜感觉。我抓住她的手，紧紧地贴在我的脸上，流下了感动的泪水。玛莎没有把手抽回去……突然，她的双唇在我的脸上碰触了一下，我感觉到了她那清新而又炽热的亲吻。一团火燃遍了我的全身。“我亲爱的、善良的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我对她说，“做我的妻子吧，答应我，给我幸福吧。”她突然醒悟过来，“看在上帝的面上，您安静一点儿吧，”她把手从我手里抽出来，说，“您还没有脱离危险呢；伤口可能会裂开的。您要好好保重，哪怕是为了我。”说完这些话，她走开了，留下我一个人沉浸在令人陶醉的狂喜中。这种幸福感使我起死回生。她就要成为我的人了！她爱我！我整个头脑都充斥着这个想法。
从那时候起，我的身体就恢复得越来越好了。为我治伤的是团里的理发师，因为要塞里没有其他的医生，感谢上帝，他没有自作聪明地胡乱治疗。我年轻，体质也不错，这加速了我的康复。司令全家都在照顾我。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几乎寸步不离地守在我的身边。当然，一遇到适当的时机，我便继续上次被中断的表白，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比以前更有耐心地听我讲完，她没有丝毫的装腔作势，而是向我坦诚了她对我的爱意，并且说她的父母亲当然会为她的幸福感到高兴的。“可是你得好好想一想，”她说，“你的父母亲会不会提出反对意见？”
我沉思了一下。我丝毫不怀疑母亲的慈爱；但是父亲的脾气和想法我是了解的，我觉得我的爱情不会非常打动他，他会把这看成是年轻人一时的胡思乱想。我很坦诚地向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承认了这一点，可是我决定写信给父亲，要尽可能地说服他，请求他们给予我们祝福。我把信给玛莉亚·伊凡诺夫娜看，她认为这封信写得很有说服力，也很能打动人，丝毫不怀疑它会取得成功。于是，她满怀着对爱和青春的信心，沉醉在自己内心的一片柔情之中。
在我复原之后的最初几天里，我就与施瓦布林和好了。伊凡·库兹米奇因为决斗的事训斥了我，他对我说：“唉！彼得·安德烈伊奇，我本来应该把你拘禁起来，可是你已经受到了足够的惩罚。至于亚历克赛·伊凡内奇还被我给关在面包房里呢，他的剑被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拿去锁起来了。得让他好好反省一下，还要让他忏悔他的罪过。”我太幸福了，以至于心里容不下任何一种敌对的感情了。我为施瓦布林求情，善良的司令在征得太太的同意之后，决定释放他。施瓦布林来见我；他为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深表遗憾，他承认全是他的错，请求我忘记过去发生的事。我生性不喜欢记仇，便由衷地原谅了他，不再计较发生在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争吵以及他对我造成的伤害。我觉得，他的诽谤是由于自尊心受到伤害、求爱遭到拒绝而心生恼怒，于是我宽容地原谅了这个不幸的情敌。
我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可以搬回我的住处去了。我焦急地等待着父亲的回信，不敢抱太大的期望，竭力将悲观的预感压在心底。我还没有向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和她的丈夫公开讲明这件事，但是我的求婚想必不会使他们感到意外的。无论是我还是玛莉亚·伊凡诺夫娜，都没有在他们面前刻意掩饰我们的感情，我们早就确信他们会同意的。
终于，一天早上，萨维里奇走进我的房间，手里拿着一封信。我颤抖着手把信接过来。信封上的地址是父亲亲手写的。我预感到事情有点儿严重，因为通常总是母亲写信给我，而父亲只是在信末附带几行字而已。我迟迟不敢打开信封，而是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信封上那郑重其事的字迹：“奥伦堡省，白山要塞，我儿彼得·安德烈耶维奇·格里尼奥夫收。”我试图通过这笔迹揣摩父亲写这封信时的心情，终于下定决心拆开它，从头几行中我就看出，这件事完了。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彼得我儿！于本月十五日收到你的来信。信中你请求我们祝福并且同意你与米罗诺夫的女儿玛莉亚·伊凡诺夫娜的婚事。我非但无意于给予我的祝福，也不会同意你们的婚事，同时，鉴于你这种胡闹行为，我还要亲到你处，把你当一个坏孩子一样好好教训一番。虽然你已经身为军官，我也不会顾及。因为你的行为表明你根本就不配佩带这把剑。这把剑赐予你是用来捍卫家国的，岂是让你用来与一个与你一样顽劣的人决斗的！我将立刻写信给安德烈·卡尔诺维奇，请求他将你调离白山要塞，调往更加偏远的地方，以打消你的愚顽念头。你的母亲获悉你与人决斗并且受伤，悲伤成疾，至今卧病在床。你将来还有什么前途呀？我祈求上帝能让你改邪归正，虽然我不敢企望他能给我这么大的恩惠。
你的父亲 阿·戈
读着这封信，我心中百感交集。父亲不吝惜使用了那么多毫不留情的言辞，这使我感到非常委屈。他在提到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时的那种轻蔑的口气，使我觉得既不适宜也不公正。想到自己将要被调离白山要塞，我就感到害怕，不过最令我难过的是听到母亲生病的消息。我很生萨维里奇的气，毫无疑问，我决斗的事情一定是他通知给我的父母亲的。我在自己狭小的房间里踱来踱去，终于在他面前站住，狠狠地瞪着他说：“看来，你害我受了伤，让我在死亡的边缘徘徊了整整一个月，这还不够，你还想害死我的母亲。”萨维里奇仿佛遭到雷击，顿时目瞪口呆。“您行行好吧，少爷，”他几乎要哭出来，“您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您因为我才受的伤！老天明鉴，我是想跑上去用自己的胸膛给你挡亚历克赛·伊凡内奇的剑的！可是该死的，我老啦，碍事儿啦。可是我对您母亲又做了什么呢？”“你做了什么？”我反问道，“是谁让你写信告我的状的？派你到这儿来难道是来监视我的吗？”“我？我写信告您的状？”萨维里奇含泪回答说，“上帝呀！天主呀！那就请你读一读这封信吧，看看老爷给我写了什么，你就知道我是怎么告你的状啦。”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我读到了下面的话：
你这只老狗，你应该感到羞臊，你竟然无视我的严厉命令，不把我的儿子彼得·安德烈伊奇的事情报告给我；使得别人迫不得已把他的胡闹行为通知了我。你就是这样尽你的职责，为主人办事的吗？由于你隐瞒事实，放纵年轻人胡作非为，我要惩罚你，让你去放猪。收到此信后，我要你立即回信禀告，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如何，有人写信给我，他已经复原；他伤在何处，治疗状况可好。
显然，萨维里奇在我面前是有理的，而我却平白无故地侮辱他，又是责骂，又是怀疑。我请求他的原谅，但是老头却难忍内心的悲伤。“瞧我混到什么样的境地啦，”他一再说，“瞧我从主人那儿得到什么好处了！我现在又是老狗，又是放猪的，还是我害您受的伤呢！不是呀，彼得·安德烈伊奇少爷！不是我的过错，实在是那该死的麦歇，都是他的错：是他教会你拿着铁钎子刺来刺去，教你的脚蹦来蹦去的，好像这样胡刺和乱踏就可以防坏人似的！犯得着白白花那么多钱雇这么个法国先生吗？”
然而，到底是谁肯花费这样的心思，把我的行为报告给父亲的呢？是将军吗？可他似乎并不那么关心我；而伊凡·库兹米奇也并不认为有必要将我决斗的事情报告给上级。我实在猜不出来。最后我怀疑到了施瓦布林身上。只有他能从告发我这件事中获得好处，这样就可能使我被调离要塞，从而切断我和司令一家的关系。我得去玛莉亚·伊凡诺夫娜那里，把这一切都告诉她。她在门口迎接我。“您怎么啦？”她一看见我就问，“您的脸色这么苍白！”“全完啦！”我一边回答一边把父亲的信递给她。她的脸色也白了，她读完信，用颤抖的手把信还给我，并用颤抖的声音说：“看起来是我的命不好，您的父母亲不愿意让我进您的家门。听从上帝的安排吧！上帝比我们更清楚应该怎么办。没有法子，彼得·安德烈伊奇，只要您能得到幸福……”“绝对不可能的！”我抓住她的手喊起来，“你爱我，我可以不顾一切。我们走，去跪倒在你的父母亲面前；他们都是纯朴善良的好人，不是狠硬心肠和傲慢无礼的人……他们会给我们祝福的；我们马上就结婚……过一些时候，我相信，我们可以去求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会为我们求情的；父亲也会原谅我们的。”“不，彼得·安德烈伊奇，”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回答说，“没有你的父母亲的祝福，我是不会嫁给你的。没有他们的祝福，你是不会得到幸福的。让我们遵从上帝的旨意吧。你以后若是找到了未婚妻，你若是爱上了另一个——愿上帝保佑你。彼得·安德烈伊奇，我会为你们两个祈祷的……”说到这里，她哭着从我身边离开了；我本想跟着她一起走进屋里，但是又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便回到自己的住处。
我坐在那里，陷入了沉思，突然，萨维里奇打断了我的思绪。“你看，少爷，”他说着，递给我一张写满字的纸，“你瞧瞧，是不是我告了少爷的状，是不是我挑起你们父子俩的不和的？”我接过他手中的纸；这是萨维里奇写给父亲的回信。信的内容如下：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老爷，我们仁慈的主人：
我已经收到您仁慈的来信，在信中您对我，您的仆人非常生气，说我没有好好遵守老爷的命令，应该感到羞愧。可是我不是一条老狗，而是您忠实的奴仆；我听从老爷的吩咐，永远竭尽全力地效命于您，直到白发满头。关于彼得·安德烈伊奇受伤的事，我没有写信告诉您，是为了不让您承受无谓的担心。我听说，我们的主母阿芙多吉雅·瓦西里叶夫娜受到惊吓竟生起病来，我要为她的健康向上帝祈祷。彼得·安德烈伊奇伤在右肩下，在胸部的骨头下面，伤口深一寸半。他躺在司令家里接受治疗，是我们把他从河岸上抬到那里去的。给他医治的是我们这儿的理发师斯捷潘·帕纳莫诺夫；现在，谢天谢地，彼得·安德烈伊奇已经恢复健康，他的情况很好，此外没有别的可以报告的了。听说，长官们对他都十分满意；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待他像亲生儿子一般。至于他遭遇的这场意外，就不必深究了吧，俗话说：马有四条腿，也难免有失前蹄的时候。您在信中说，要送我去放猪，我完全听从主人的吩咐。谨此致以仆人的敬意。
您忠实的奴仆，
阿尔西普·萨维里奇
读着这个善良老人所写的信，我好几次忍不住笑了。我觉得我还没有勇气给父亲回信；要说安慰母亲，那萨维里奇的信在我看来就已经足够了。
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处境发生了变化。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几乎不跟我说话，而且千方百计地回避我。司令家对我来说也不再那么具有吸引力了。渐渐地，我习惯了自己一个人坐在屋里。起初，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还为了这件事责备我，可是看到我如此固执，也就不再说什么了。至于跟伊凡·库兹米奇，我只有在军务需要的时候才见面；我也很少跟施瓦布林见面，而且也不情愿跟他见面，尤其是我看出他对我暗中怀有恶意之后，更使我肯定了对他的怀疑。我的生活变得难以忍受了。我变得忧郁沮丧，而忧虑与无所事事更加重了我的这种情绪。我心中的爱情在这种孤独境地中变得更加炽热，越来越加重着我的痛苦。我全然失去了对于读书和写诗的兴趣。我精神颓丧，我怕自己要么会发疯，要么会放荡堕落。但就在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对我的一生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它给我的心灵带来了强烈而有益的震撼。
第六节 普加乔夫叛乱
现在，年轻的小伙子们，你们听着，
听听我们老人讲的这些话。
——一首歌[29]
在我开始讲述这个我亲眼所见的奇遇之前，我得先说一说一七七三年末奥伦堡省的情形。
在这个广阔而富饶的省里，住着许多半开化的民族，他们只是在不久之前才接受了俄国皇帝的统治。他们不时发生暴动，不习惯法律的约束和过文明的生活。他们总是轻举妄动，而且生性残暴，这使得政府方面不得不时刻监视着他们，以迫使他们遵从政府的法度。政府在一些适当的地方都建造了要塞，里面驻扎的大多是早就在雅伊克河两岸定居的哥萨克。雅伊克河的哥萨克本该是负责维护这一地区的平静与安宁的，但是从某一时期起，他们自己也被政府视为不安分的危险臣民。一七七二年，在他们聚居的主要城镇发生了叛乱。叛乱的原因是特劳本贝尔格少将为使军队听命而采取了一些严厉的措施。结果，特劳本贝尔格少将被残忍地杀害，军队管理制度被任意改变，最后，政府动用了大炮，施加了严酷的刑罚，才把叛乱平息下去。
这件事发生在我来白山要塞之前不久。现在一切都平息了，至少表面上给人的感觉是这样；当局过于轻信了那些狡猾的叛徒所作的虚假忏悔，这些人仍然暗中怀着仇恨，等待着适当的时机，以便再次作乱。
现在言归正传。
一天晚上（那是一七七三年十月初），我独自一人坐在屋里，倾听着秋风的阵阵呼号，望着窗外从月亮旁边飞卷而过的乌云。司令派人来叫我。我立马前往。在司令那里，我见到了施瓦布林、伊凡·伊格纳季奇和那个哥萨克军士马克西梅奇。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和玛莉亚·伊凡诺夫娜都不在房间里。司令面带忧虑地跟我打了招呼。他关上门，让我们坐下，只让军士一人站在门边，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对我们说：“军官先生们，重要消息！请听将军的来信。”说着他戴上眼镜，读起信来：
致白山要塞司令米罗诺夫上尉先生：
密令
兹有要事通知阁下：查顿河哥萨克，分裂派教徒叶米梁·普加乔夫越狱逃跑后胆敢僭称先帝彼得三世之名号，纠集匪帮，于雅伊克河沿岸村庄作乱，现已攻占并摧毁要塞数座，到处抢劫杀戮。为此，着您，上尉先生，收到此件后，立即采取必要措施，击退上述恶徒及僭称为帝者，若该犯进犯上尉先生所辖之要塞，相机将其悉数消灭。
“采取必要措施！”司令摘下眼镜，折好那张纸说，“你们听听，说起来轻巧。这个恶棍，显然是很厉害的；而我们加起来只有一百三十人，哥萨克不算在内，他们靠不住，这话指的可不是你，马克西梅奇（军士笑了笑）。可是没有别的办法呀，军官先生们！请谨慎对待，安排好白天的哨兵和夜晚的巡逻队；一旦他们来犯，就关紧大门，把士兵带出去。你，马克西梅奇，要牢牢看住你那些哥萨克们。大炮要检查一遍，好好擦一擦。最要紧的是，要确保这一切悄悄地进行，不要让要塞里的人事先知道这件事。”
给我们下达完这些指令之后，伊凡·库兹米奇让我们离开了。我和施瓦布林一起走出来，谈论着刚才听到的消息。“你认为这件事的结果会是怎么样的呢？”我问他。“天知道，”他回答说，“等着瞧吧，暂时还看不出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可是如果……”说到这里，他若有所思，之后心不在焉地用口哨吹起了一支法国咏叹调。
尽管我们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普加乔夫作乱的消息还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要塞。伊凡·库兹米奇虽然非常敬重自己的太太，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把职务赋予他的机密告诉她。收到将军的来信之后，他非常巧妙地将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打发走。他告诉她，盖拉希姆牧师似乎从奥伦堡得到什么惊人的消息，却又严守秘密，以防外人知道。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当即想到要去牧师太太那里做客，她还听从了伊凡·库兹米奇的建议带上玛莎一起去，免得她一个人待在家里闷得慌。
这一下，伊凡·库兹米奇完全可以当家做主了，他马上派人去找我们，又把帕拉什卡关在储藏室内，免得她偷听我们的谈话。
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从牧师太太那里什么也没有打听出来，回到家，她了解到她不在家的时候伊凡·库兹米奇召开过一次会议，而且帕拉什卡还被关了起来。她明白自己是被丈夫欺骗了，便去质问他。然而伊凡·库兹米奇对此早有准备。他丝毫没有感到窘迫，干脆地回答了他那好奇的太太，说：“你听我说，我的太太，我们这儿的一些婆娘想要用麦秸生炉子，这可是要闯大祸的呀，于是我就下了一道严厉的指令，今后不准她们再用麦秸生炉子，只能用枯树枝。”“那你干嘛要把帕拉什卡关起来？”司令太太问道，“为什么要让这可怜的姑娘一直坐在储藏室里直到我们回来呢？”对于这个问题，伊凡·库兹米奇毫无准备，他答不上来，只是支支吾吾地说了一些语无伦次的话。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看出丈夫在捣鬼；但是也知道从她丈夫嘴里再不可能问出什么来了，就不再问了，而是说起了阿库林娜·潘菲诺夫娜用一些非常特别的方法腌黄瓜的事情。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整夜都没有睡着，她怎么也猜不出来，她丈夫的脑子里会装着什么连她都不让知道的事情。
第二天，她作完早祷回来，看见伊凡·伊格纳季奇正从炮筒里将孩子们塞进去的破布、石子、木片、骨头以及各种各样的破烂东西掏出来。“这些军事上的准备究竟是为了什么？”司令太太想，“该不是吉尔吉斯人要来进犯吧？可是这种小事，伊凡·库兹米奇也要瞒起我来啦？”她把伊凡·伊格纳季奇喊过来，决心要从他的嘴里探听出秘密来，因为这个秘密折磨着她那妇道人家的好奇心，实在是难受。
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先跟他谈了一些家务事，这就像是一个法官审问案件一样，先从一些不相干的问题开始，以放松被问者的警惕心。然后，沉默了几分钟之后，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摇着头说：“我的上帝呀！你瞧，这是什么消息呀！事情会怎么样呢？”
“唉，太太，”伊凡·伊格纳季奇回答说，“上帝是仁慈的：我们有足够的兵，火药很充足，大炮我也已经擦干净了。兴许我们能顶住普加乔夫。上帝保佑，猪就吃不上呀！[30]”
“这个普加乔夫是个什么人？”司令太太问。
这时候，伊凡·伊格纳季奇才发觉自己说漏了嘴，便赶快闭紧嘴。可是，已经来不及了。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迫使他把一切都说了出来，她向他保证绝不告诉任何人。
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信守了自己的诺言，对谁也没有说过一个字，除了牧师太太以外，这也是因为牧师家的牛还在草原上牧着呢，可能会被恶徒们抢了去。
很快，大家都在谈论普加乔夫了。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司令派那个哥萨克下士到邻近的各个村庄和要塞去把事情好好地侦察了一番。两天后，军士回来了，他报告说，在离要塞大约六十里外的草原上，他看到有许多火光，并且听巴什基尔人说，有一支来历不明的军队正往这里逼近。不过他说不出任何确切的情况来，因为他不敢再往远一点的地方去了。
要塞里的哥萨克们显然有着异乎寻常的骚动；在各条街道上，他们一群群聚集在一起，低声交谈着，一看到有政府的骠骑兵或者是卫戍部队的士兵走过来，就立刻散开。派了一些探子到他们中间去。归了正教的卡尔梅克人尤莱，给司令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据尤莱说，军士所报告的情况都是假的；因为这个狡猾的哥萨克回来后就跟他的同伴说，他去过叛乱分子那里，见过他们的首领，那首领还让他吻过自己的手，并跟他谈了很久。司令马上下令把军士关押起来，并让尤莱顶替了他的位置。哥萨克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明显地表示不满，他们大声抱怨，伊凡·伊格纳季奇去执行司令的命令，亲耳听见他们说：“你也会得到这种报应的，你这个老鼠卫戍兵！”司令本打算在当天审问犯人，但是这个军士逃跑了，八成是他的同伙救了他。
又出现一个情况使司令更加不安。抓住了一个巴什基尔人，身上携带着鼓动叛乱的传单。对于这件事，司令想再次召集自己的军官开会，为此他又想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把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支开。可是，伊凡·库兹米奇是一个最诚实正直的人了，除了第一次用过的办法，他找不出另外的办法了。
“你听我说，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他清了清嗓子对她说，“盖拉希姆牧师，我听说，从城里……”“别再扯谎啦，伊凡·库兹米奇，”他的太太打断他说，“我看你又想趁我不在，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叶米梁·普加乔夫的事儿吧；可是这一次你可骗不了我啦。”伊凡·库兹米奇瞪大眼睛望着她。“那好吧，我亲爱的，”他说，“既然你全都知道了，那就请你留下也好；我们当着你的面商量。”“这就对了，我的老爷，”她回答说，“耍花招你是做不来的，派人去请军官们吧。”
我们又一次集合在了一起。伊凡·库兹米奇当着他太太的面把普加乔夫的宣言给我们读了一遍，不知是哪个粗通文墨的哥萨克写的。这个恶棍声明了他的企图，他要马上攻打我们的要塞；号召哥萨克们和士兵们加入他的匪帮，告诫司令官们不要抵抗，否则将处以死刑。宣言的措辞粗暴，但却十分有力，一定会在民众的头脑中留下强烈而又可怕的印象。
“好一个无赖！”司令太太高声嚷起来，“竟敢向我们提起条件来啦！要我们去迎接他，把军旗放在他脚跟前！哎呀，这个狗娘养的！他难道不晓得，我们已经在军队中当了四十年的差啦，感谢上帝，啥都见识过啦，难道有顺从这种无赖的军官吗？”
“我想应该不会吧，”伊凡·库兹米奇回答道，“可是，据说那恶棍已经攻占了许多要塞了。”
“这么说，他的确很强大。”施瓦布林说。
“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他到底有多强大，”司令说，“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把仓库的钥匙给我。伊凡·伊格纳季奇，把那个巴什基尔人带过来，叫尤莱带着鞭子过来。”
“等一等，伊凡·库兹米奇，”上尉太太站起来说，“让我把玛莎带到屋子以外的别的什么地方去；要不她听到叫喊声，会吓坏的。而且，老实说，我也不喜欢看拷问。祝你们平安无事吧！”
古时候，拷问作为诉讼程序的一部分已经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惯，因而那道废除拷打的仁慈命令竟长久不能生效。当时的人们认为，要彻底揭露罪犯的罪行，必须要有罪犯的亲口招供才行，这种想法不仅是没有依据的，甚至是与正常的司法观念相违背的：因为，如果说受审者的否认不能作为其无罪的证据，那么受审者的供认同样也不能作为其有罪的证据。甚至到了现在，我偶尔还会听到一些老法官对废除这种野蛮的习惯而表示遗憾。然而在我们那个年代，没有人会怀疑拷打的必要性，不论是法官还是被审问者都不会怀疑。因此，听到司令的这个命令，我们谁也没有觉得奇怪，谁也没有为此而感到不安。伊凡·伊格纳季奇去提那个巴什基尔人了，他被锁在司令太太的仓库里，钥匙由司令太太掌管着。几分钟后，犯人被带到前厅，司令吩咐把犯人带进来。
那个巴什基尔人艰难地跨过门槛（他戴着脚镣[31]），他摘下高高的帽子，在门边站住。我朝他看了一眼，不禁浑身打了一个哆嗦。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人。他看起来有七十岁上下，既没有鼻子也没有耳朵。他的头发被剃得精光，没有胡子，只是稀稀疏疏地长着几根白毛；他身材矮小瘦削，驼着背；但是他那双细小的眼睛仍在闪耀着火光。“嘿嘿！”司令从这个人奇怪的特征认出，他是一七四一年受过刑的暴徒之一[32]，就对他说，“看得出你是一只老狼，曾经在我们的网里待过。看样子这不是你第一次造反了吧，瞧你的脑袋已经剃得这么光了。走近点儿，说，是谁派你来的？”
那个老巴什基尔人一声不响，用一副全然不知的神情望着司令。“你干嘛不说话？”伊凡·库兹米奇接着说，“也许你别尔梅思[33]不懂俄国话吧？尤莱，用你们的话问他，是谁派他到我们要塞来的？”
尤莱用鞑靼话把伊凡·库兹米奇的问题重复了一遍。可是巴什基尔人仍然用同样的表情望着他，一句话也没有回答。
“雅克西[34]。”司令说，“我会叫你开口说话的！伙计们！把他那件该死的花条长袍子剥下来，抽打他的脊梁。听着，尤莱，给我好好地揍他一顿。”
有两个残疾老兵过来开始剥巴什基尔人的衣服，那个可怜的老人脸上显露出惊慌的神色。他四下张望着，仿佛是一只被孩子们捉住的小野兽。可是当一个残疾老兵抓起他的双手，环绕在自己的脖子上，用肩膀把他扛起来，而尤莱挥舞着鞭子抽打他的时候，这巴什基尔人用一种微弱的、恳求的声音呻吟着，他点着头，张大着嘴巴，嘴里面没有舌头，只有一截短短的舌根在微微动着。
每当我回想起这是发生在我那个时候，而现在我已经活在亚历山大皇帝仁慈统治的时代，我就不能不对教化的迅速进步和人道思想的广泛传播而感到惊异。年轻人啊！假如我这篇札记有一天落到你的手里，请你牢牢记住：最完善最持久的变革是那种从移风易俗出发、不带有任何暴力震撼而产生的变革。
大家都吃了一惊。“算了吧，”司令说，“看来我们从他身上是得不到什么了。尤莱，把这个巴什基尔人送回仓库去。诸位先生，我们还要再谈点事情。”
我们谈论起当前的局势。突然，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走进屋里，上气不接下气，神色十分慌张。
“你这是怎么啦？”司令惊异地问道。
“先生们呀，不好啦！”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回答说，“今天早上下湖要塞让人给攻占啦。盖拉希姆牧师家的帮工刚刚从那儿回来。他亲眼看见要塞是怎么沦陷的。司令和所有的军官都被吊死啦。所有的士兵都当了俘虏。眼看着暴徒们就要到这儿来啦。”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我大吃一惊。下湖要塞的司令是一个谦逊温雅的年轻人，我认识他；两个月前，他带着年轻的妻子从奥伦堡出来，路经伊凡·库兹米奇这儿，作过停留。下湖要塞离我们的要塞大约有二十五里路。我们随时都有可能遭到普加乔夫的进攻。我生动地想象着玛莉亚·伊凡诺夫娜的命运，我的心简直停止跳动了。
“您听我说，伊凡·库兹米奇！”我对司令说，“我们的职责是保卫要塞，直至最后一口气，关于这一点是不必说的。但是我们应该考虑到妇女们的安全。要是路上还太平的话，就把她们送到奥伦堡去，或者把她们送到那些暴徒一时还打不到的更远些、更可靠些的要塞去。”
伊凡·库兹米奇转身对他的太太说：“你听见了吗，亲爱的？说真的，在我们把这些叛乱分子制服以前，要不要把你们送到更远一点的地方去？”
“真是废话！”司令太太说，“哪儿有枪子儿打不到的要塞呢？我们的白山要塞有什么靠不住的？谢天谢地，我们已经在这儿住了二十二年啦，我们见过巴什基尔人，也见过吉尔吉斯人，也许我们能挺得过普加乔夫的！”
“唉，亲爱的！”伊凡·库兹米奇反问道，“要是你信得过我们的要塞，那你就留下吧。可是玛莎该怎么办？如果我们挺过去了，或者是等到了援军，那还好；可是万一暴徒们攻下了要塞呢？”
“嗯，那时……”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一时答不上来，神情非常地焦急。
“不，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司令没想到他的话起了作用，这或许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呢，他继续说，“玛莎不能留在这儿。送她到奥伦堡她的教母那里去：那儿有足够的军队和大炮，有石头砌成的城墙。而且，我也劝你和她一块儿去；别看你是个老太太了，若是他们攻占了要塞，瞧着吧，他们会对你怎么样。”
“好吧，”司令太太说，“就这样吧，我们把玛莎送走。可是你就是做梦也别来求我，我不走。我都这么大年纪了，干什么还和你分开，在外乡找一块孤独的坟墓？我们活在一块儿，死也要在一块儿。”
“这样也好，”司令说，“我们不能再拖延时间了。你去给玛莎收拾上路吧。明天天一亮就叫她走，还得派人护送她，虽然我们没有多余的人了。可是玛莎这会儿在哪儿呢？”
“在阿库林娜·潘菲诺夫娜那里，”司令太太回答说，“她听说下湖要塞失守之后，感到不舒服；我怕她会生病。上帝啊，我们的命怎么这么苦哇！”
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去张罗女儿动身的事了。司令这边的谈话仍在继续；而我已经不再插嘴，也没有听他们在说什么。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晚饭的时候露面了，她面色苍白，满脸是泪。我们默默地吃着晚饭，也比往常更快地离开了桌子；跟他们全家人告别后，就各自往回走。可是我故意把剑忘在那里，又回头去取：我预感到能单独见到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果然，她在门口迎接我，把剑递给我。“再见啦，彼得·安德烈伊奇！”她含着泪对我说，“他们要把我送到奥伦堡去。祝您平安、幸福。或许上帝会保佑我们再次相见，如若不……”说到这里，她痛哭起来。我将她拥在怀里。“再见啦，我的天使，”我说，“再见了，我的亲爱的，我的心上人！不管我发生什么事情，请你相信我，我最后想到的一定是你，我最后的祷告也会是为你！”玛莎伏在我的胸前，号啕大哭着。我热烈地吻了她一下，就急忙从屋里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