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谁？
有人说他是“猫头鹰”，是中国文化的守夜人；有人说他是“小白象”，敢于说真话、说独特的话；有人说他是“孺子牛”，总是热情地帮助进步青年；有人说他是“赤练蛇”，百折不挠富有韧性……鲁迅似乎是一个个侧面，或者说是一座无法彻底穷尽的大山。鲁迅是一个喜爱黑夜的人，他在《夜颂》中坚定地说：“爱夜的人，也不但是孤独者，有闲者，不能战斗者，怕光明者。”当我们回到鲁迅所处的时代，走进他的内心世界，便会发现，他是一位内心火热的“光明诗人”。
光明一直是鲁迅的内心向往，他从没有放弃对光明的追逐。他告诫人们：“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他鼓励青年摆脱“冷气”，积极行动起来，“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他并不是一个盲目的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个清醒的战士，提倡“壕堑战”，他深知“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他更不是一个极度自我的理想主义者，他大声疾呼：“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他意志坚定，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虽然作品中常流露出孤军奋战的寂寞，但这一切并没有淹没他的战斗意志。他宣告：“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鲁迅对光明的追求是热烈的，进化论、阶级论、革命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等都曾进入他的视野，一些思想曾化为他精神的火炬，作为“火”的形象在他的内心燃烧。《死火》《雪》《秋夜》《这样的战士》《铸剑》《‘野草’题辞》等作品中，可以窥见鲁迅亲手点燃的希望之火。当然，鲁迅生命和思想中也有一直坚守的因素，即“启蒙主义”。他深刻地意识到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各年龄段都要启蒙。农民阿Q见到官家便主动下跪；孔乙己和《白光》中的陈士成一样，沉迷于科举考试，就连“六一公公”这个农民也认为“中状元”便是对读书人最好的祝愿；《祝福》中的“我”是担负启蒙责任的知识分子，然而面对启蒙对象时却失去了启蒙的能力。当然，鲁迅的启蒙主义和康德的观念是有区别的，康德主张“自我启蒙”，而鲁迅结合中国现状提出的是“他者启蒙”，即由一群人主动担当起启蒙的责任，将人们从“铁屋子”中唤醒。火炬终究会燃烧成尘，悲观者将因此徘徊不前，乐观者将义无反顾踏步前行。他在《墓碣文》中说：“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追逐光明的人往往从物质的肉体走出，灵魂向上飞扬，在世俗的时代活得诗意盎然。
诗意的灵魂催生诗意的眼睛和诗意的耳朵，寻常的物体、普通的风景都能在鲁迅笔下闪耀着诗的光泽。《秋夜》中，两株枣树刺向奇怪而高的天空，小青虫为追逐光明而献身；《雪》中，北方的雪正旋转、升腾，如沙一样在天空起舞；《死火》中，冻僵了的“死火”在“我”的温暖下，燃烧起生命的火焰。它们在战斗灵魂的照耀下，焕发出蓬勃的生命气息。
他将生命幻化为自然意象，思绪在天地间驰骋，没有了重力的束缚，身体的局限，突破了时空。他将过去在黑暗岁月笼罩下的作品比喻为“野草”，爱着，恨着，痛苦着，激愤着。他自爱这野草，但又憎恶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黑暗的社会），敏感的心灵开始奔腾，来自灵魂深处的地火开始奔突，他预言：“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他发出诗人般的长啸，释放着苍凉而豪迈的诗情：“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他将哲思化作诗意的场景，赶跑来自世俗社会、写作套路的一切束缚自己的主子，在梦境里探索人生的意义。《野草》中，共有九篇写到梦境：《影的告别》《好的故事》《死火》《狗的驳诘》《失掉的好地狱》《墓碣文》《颓败线的颤动》《立论》《死后》。真切的现实包裹在虚幻的梦境里，客观事实被主观情感包围融化，似笼着轻纱的梦，如镜子中的投影，或抒情，或寓理，或讽刺，诗意充沛饱满，读来令人千回百转、荡气回肠。
因此，鲁迅笔下的很多人和事、情与理也是诗性的，我们不能总是用实证的方法去理解文本。这不是鲁迅作品的弊端，而是他作为一个文学家固有的特点。阅读鲁迅作品时，我们应时常注意运用文学的思维。文学思维并不完全等同于形象思维，文学思维还是一种创造性思维、审美性思维和超越性思维，一种超越客观经验事实，摆脱物质世界和世俗法则束缚的灵感思维。如，《藤野先生》一文中藤野先生近乎“伟大”，而现实中的藤野在业务等方面却近乎庸众。如何看待这样的落差？当我们仔细品味之后，便会发觉鲁迅近乎诗一样的文字背后所潜藏的丰厚情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故乡》《阿长与山海经》等作品中对故乡的描写分明已经不再是真实的故乡，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低唱的油蛉，弹琴的蟋蟀，俏皮的斑蝥，神奇的何首乌，酸甜的覆盆子，悠扬的横笛，明灭的渔火，精彩的社戏，美味的罗汉豆，航船上的欢笑，月光下的闰土，买来“三哼经”的阿长……一切都化作了童话般的诗意。
是的，诗人的目光往往是儿童般的，总在好奇地打量着那个污浊的世界，企盼着美好，呼唤着真实的改变。他知道，民族的未来在于儿童，在于儿童的真正解放。鲁迅在有限的生命里，从来就没有放弃对儿童的关注，刚走上写作道路不久便发表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他一生喜爱玩具，购买玩具，收藏玩具，赠人玩具，保持着一颗孩子般的童心。凝视得久了，思考便会改变、深化。他的儿童哲学是发展变化的，起初执著于充满理想的生物进化论，认定“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后来挣扎于矛盾复杂的历史循环论。小说《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他一开始对小孩子“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要宝贵”，三个月后，却说“我的寓里正有很讨厌的一大一小在那里，都不像人”，“儿子正如老子一般”。诗人的世界里不只有清新的明月，还有迷惘的烟霭。当然，鲁迅并没有全然放弃对儿童理想发展状态的追求，他设想的人的进化链是这样的：动物——儿童——新青年——人——人国。鲁迅认为，儿童自身不能发现“儿童”，只有启蒙者才能够发现“儿童”并让儿童发现自己。鲁迅算是“老来得子”，之前关于儿童的思考，很大程度上带有想象性，周海婴出生后，他的思考变得实在、具体了很多。《看图识字》《从孩子的照相说起》《玩具》等等，都是他思考的结晶。
诗人的眼睛属于儿童，既然有了光明，便澄澈得只能装得下真相。他放弃了寻常衰落子弟走的旧路，在彷徨与奋进中寻求别样的人生。他要给密不透风的铁屋子开窗甚至拆顶，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他要揭开中国社会的疮疤，包括痛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然而，说真话何其难也！《立论》中，鲁迅以近乎调皮的口吻诉说着一个事实，中国人喜欢讨吉兆，只能听好话，听不得真话，圆滑的人们便打起了“哈哈”。鲁迅不理会这一套，他坚持要说真话，而且要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他突然仰面向天，月亮已向西高峰这方面隐去，远想离城三十五里的西高峰正在眼前，朝笏一般黑魆魆的挺立着，周围便放出浩大闪烁的白光来”，孔乙己、陈士成已经被封建科举制扭曲，丧失了读书人乃至做人的尊严；“一个小学生飞奔上来，一手按住了自己头上的雪白的小布帽，向人丛中直钻进去……他知道无可措手，只得顺着裤腰右行，幸而在尽头发见了一条空处，透着光明。他刚刚低头要钻的时候，只听得一声‘什么’，那裤腰以下的屁股向右一歪，空处立刻闭塞，光明也同时不见了”，看示众的人在被示众，光明也就看不见了；“殊不料现在阿金却以一个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娘姨，不用一个月，就在我眼前搅乱了四分之一里，假使她是一个女王，或者是皇后，皇太后，那么，其影响也就可以推见了：足够闹出大大的乱子来”，依附于人的是奴隶，仗势欺人的是奴才，没有人格底线不能算人。他说，脸要自己长，面子要自己挣，一本正经未必真君子，人不如虫豸，“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墨写的谎说，决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
诗的本质是“真”，诗人的本性是“真实”。为了揭出真相，他将双眼洗得格外明亮，从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总是“睁着眼看”，有时还会用放大镜将事实呈现给世人，以引起人们的重视，引导大家走向光明。鲁迅是个倔强的人，不会轻易放下“匕首”和“投枪”，为了达到改革的目的，有时甚至会迫不得已地说一些“激愤夸张”的话。很多人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将话说得不留余地，“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岂不是更客观？在1927年为香港青年会作题为《无声的中国》的讲演中，鲁迅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看来，他的犀利是基于中国人的人性和斗争经验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是诗意的夸张，激愤只是因为爱得深沉。
喜欢揭真相的人往往遭人忌恨，正因如此，他才有了一个个的论敌。面对各种攻击，鲁迅一开始采取了隐忍退让的态度，尤其是面对青年时，他甘愿蒙受屈辱。然而，当他发现即使退到棺材里，也还有遭受戮尸之虞时，才开始了愤然反击。瞿秋白曾将鲁迅比作希腊神话里的莱莫斯——一个狼的乳汁喂养大的英雄。而他自己在给曹聚仁的信中说：“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但我是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舔掉血迹，至多不过呻吟几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对封建文化、礼教和家族制度展开批判；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主张艺术应当直面现实，而不是“为艺术而艺术”或者“为学术而学术”。为此，他与《学衡》派、《甲寅》派、《现代评论》派、新月派、后期创造社、太阳社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争。或揭露打着“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旗号，实则维护文言文正宗地位、主张复古的事实；或抨击一面主张自由主义立场，标榜精神独立，一面偏袒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虚伪行径；或批判左倾盲动错误和国民政府的腐朽与残酷……章士钊、陈西滢、梁实秋、徐志摩等人都曾与鲁迅有过交锋。他在斗争中塑造、提炼了一个个生动的典型，如暂时落水却随时准备上岸咬人的“落水狗”，见穷人狂吠而对阔人摇尾的“丧家犬”，当面恭维背后鸣鞭的“奴隶总管”，还有“商定文豪”“革命小贩”以及“‘才子+流氓’式文人”等等，共性明显，个性突出。鲁迅以画像的方式，让人们对他们有了形象的认识。鲁迅的批判是基于对事实真相的探寻，只要他认定的，便会毫不犹豫地予以批判。他在去世前的《死》一文中说：“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他就是这样的战士，爱憎分明，冷热分明，他在失望中呐喊，在绝望中战叫，以韧性对抗绝望。
说真话，是诗人的天职，是鲁迅主动肩负的责任。然而，向往光明的诗人又常常是孤独的，甚至有一些不得不隐藏的苦恼。鲁迅曾在《论讽刺》一文中说，自己明明说的事实，在别人看来偏偏是讽刺。他痛苦地认识到，“其实，现在的所谓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在现实中，鲁迅常常会因为某一些原因而将真实的意思隐藏起来，需要我们仔细品读。他在晚年时写过一篇《我要骗人》，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在募集水灾的捐款，“我说没有零钱，她就用眼睛表示了非常的失望。我觉得对不起人，就带她进了电影院，买过门票之后，付给她一块钱”，其实，鲁迅知道“一块来钱，是连给水利局的老爷买一天的烟卷也不够的”，但他却不忍将这残酷的真相告诉这个稚嫩而有天使之爱的小学生，只能“骗人”。所以，在鲁迅的作品中会有“欲言又止”“正话反说”和“反话正说”等现象，阅读时必须细细甄别。鲁迅说，他的写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为自己的写作，一类是为别人的写作。为自己的写作中，诸如日记、书信等自然大部分是要比较直白地说真话的。鲁迅将《野草》归为为自己的写作，并且说自己一生的哲学都在里面了。他还叮嘱青年的读者说，为了让他们理解自己的思想是苦难的，为了让国民更好地知道这段苦难，可以学习其中一些写景的文章，比如《秋夜》《雪》《腊叶》。鲁迅为三种人而写作：一种是那些为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平等、富强而艰苦奋斗的志士仁人们，一种是那些正在做着好梦的青年，一种是为自己的敌人。前两种大多自然是要说真话、抒真情，而“为了敌人的写作”，按照鲁迅的意思，内心的痛苦就不能说得太多，他必须将这些掩藏起来，不能让敌人觉得“我”很虚弱。
虽然被黑暗重重包围，仍要主动迎接太阳，甚至燃烧自己发出光亮，让光线穿透裂缝，给腐朽、窒闷的铁屋子带来新鲜的空气，给绝望和沉睡中的人们送来清风。
日光穿透污云浊气，自己却一尘不染。
鲁迅是谁？分明是一位“光明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