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CCATA
四海兄弟们，让我告诉您，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您可能会反驳，说我们又不是您的兄弟，压根儿没有兴趣听。老实说，这段历史挺悲惨的，但教育意义深远，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寓言故事，这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
故事有点长，毕竟，发生的事情真的很多，如果您不赶时间、正好有空，听听也无妨，更何况，这些事情跟您也有关：您慢慢看下去，就会明白这些事的确与您有关。别以为我意图改变您的想法，毕竟，您有什么看法是您自个儿的事。
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我下定决心把这些写出来，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厘清一切，这是为了我自己，绝不是为了各位。
世界初始之际，我们人类像毛毛虫似的在这片土地上爬行，等待蜕变，成为晶透斑斓的蝴蝶。时间一年一年过去，蜕变迟迟不来，我们还是在地上蠕蠕爬行的毛毛虫，认知到这一点令人心伤，但又能怎么样呢？自杀当然算是个办法，不过老实说，对于自杀这档事，我缺乏兴趣。
不消说，我的确认真思索过自杀的可能，如果我真的选择自杀，我采取的方式将会是：在心口上放一颗手榴弹，在欢乐的爆炸声中离开人世。拿一颗小巧的圆形手榴弹，小心翼翼地先拔去插销，再拉开保险，金属弹簧“咔”的一声脆响，搭配耳边咚咚的心跳，我面带微笑听着这最后的乐音。接着，心灵获得最终的静谧幸福，就算没有，最起码也入土为安了。
剩下的残破办公室就留给清洁妇去伤脑筋吧，反正这是她们的工作，算她们倒霉。不过，我先前说过，我对自杀这档事没有兴趣。是什么原因，我也说不上来，或许是因为挣脱不了某些我笃信不疑的人生哲理。我总认为人生活在世上不是来享乐的。那么，人来世上一遭为的又是什么呢？我不知道，赖活着，打发时间，免得遭到时间反噬。若真如此，在这茫然不知所以的时刻，写作也算是个打发时间的好方法。
别以为我闲着没事，我可是个大忙人；我跟一般人一样，有家庭，有工作，有应负的责任，这些都很花时间，也没多少空闲可让我回顾往事。更何况，我经历的往事数量惊人。我像一座往事制造工厂。我一辈子都在制造往事，就算现在，虽然老板付我薪水制造的是蕾丝花边，但往事的生产仍未中辍。
的确，我大可搁笔不写，反正也没人逼我。战后我尽量保持低调，上帝保佑，我没有沦落到某些老同僚的潦倒局面，硬要出回忆录为自己辩护，因为我没有什么需要辩护的，更不需要出书糊口，以我现在的工作，生活还过得去。
有一次我到德国出差，和一位大型内衣工厂的厂长会晤，我想卖蕾丝给他们。我是通过一些老朋友的介绍联络上他的，彼此心里都有个底，因此不需猜忌。双方谈得相当融洽，商谈结束后，他站起来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递到我面前，是波兰总督汉斯·弗朗克[2]死后发表的回忆录，书名叫《面对刑台》。
“他的遗孀写了一封信给我。”他对我解释，“她自掏腰包出版了丈夫受审后写下的手稿，卖书赚点钱供孩子花费。您能想象吗？堂堂总督的遗孀竟然落魄到这个地步？我订购了20本当礼物送人，还建议各部门主管买一本，好让她赚点钱供孩子用。您能想象她竟然落魄到这个地步吗？她写了一封令人鼻酸的感谢函来。您认识他吗？”
我肯定地回答不认识，不过，我很有兴趣读读这本书。事实上，我与他有过一面之缘，也许我后面会谈到这一段，如果我有足够的勇气和耐心写书的话。不过在这里，说这些毫无意义。再说，那本书真的写得很烂，前后交代不清，净吐苦水，而且充斥着诡异的类似信徒忏悔的假道学。
我的叙述可能也有点交代不清，说不定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我会尽全力把事情讲清楚。有一点我可以保证，全文绝对找不到任何悔不当初的字眼。我无怨无悔，我只是做我该做的事，仅此而已；至于我的家庭，我也许会带上一笔，不过这部分纯属个人私事，与他人无关；至于其他，我想写到最后，自己八成会无法控制逾越分际，但到那个时候，我已经不是我了，我的心智会混沌，环绕着我的世界会岌岌可危，那时头脑不清的绝对不止我一个，请认清这一点。
再说，我写作并不是为了供养妻小，我赚的钱足够养家活口。不，如果我真的决定写作，无疑是为了打发时间，可能的话，为您，也为我自己，顺便厘清一两个暧昧不明的地方。此外，我觉得写作对我会有帮助。
老实说，我的心情有些沉闷。便秘无疑是主因，令人遗憾又痛苦。这毛病对我而言还是新体验，以前我根本不是这样。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要跑三四趟厕所，而现在每星期能有一次就谢天谢地了。我只好借助灌肠，令人痛苦，却非常有效。
抱歉竟然说到这些肮脏的琐事，让我吐吐苦水总也可以吧。再说，要是您连这些都无法忍受，劝您还是就此打住，别往下看了。我不是汉斯·弗朗克，不喜欢装模作样，我想尽可能把事情说明白讲清楚。虽然有些怪癖，我仍旧属于实事求是的一群，坚信唯有空气、食物、水、排泄以及追求真理，是人这一生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其他的，则可有可无。
不久前，我的妻子带了一只黑猫回家，想我可能会高兴。当然，没有事先问过我的意见，大概猜到我会断然拒绝，先斩后奏比较保险。因为一旦木已成舟，我也就无计可施，她会说送走孙子们会哭闹什么的。
可是，这只黑猫真的很讨人厌。伸手想摸它表示善意时，它马上溜到窗台上，黄色的眼睛盯着我看；如果想抱它，它会毫不客气地伸爪子抓我。不过一到夜里，却蜷成一团，躺在我的胸膛上睡觉。它压着我的肺，我恍惚梦见我被压在一堆乱石下，快要窒息了。把往事留诸文字，也给我这种感觉。
开始决定要用白纸黑字来保存记忆的时候，我请了几天休假。大概没想清楚。然而，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我买了大量相关议题的书籍阅读，好唤醒记忆，也拟出了情节大纲，还编列了详尽的大事记，做好这些事前准备工作。休假在家，空闲时间一下子多了起来，我开始构思细节。此时，时序已入秋天，一阵脏污的灰黑雨水扯光了树叶，我慢慢陷入焦虑的泥淖，发觉思考不见得是件好事。
我早该料到。同事一致认为我冷静稳重、做事三思而后行。
冷静，这话是没错，不过我的脑袋经常镇日宛如焚化炉般闷烧。发表意见、与人讨论、做出决策时，我跟其他人没两样；但倚着吧台、望着眼前的白兰地时，脑中便开始想象一个男人手拿猎枪闯进来，盲目开火扫射；或在看电影和欣赏戏剧时，总幻想着一颗拉掉保险的手榴弹滚落在排排座椅底下；更有甚者，某个节日，在一个大广场上，我看见汽车炸弹当街爆炸，欢欣鼓舞的午后顿时转为人间炼狱，鲜血汩汩流入石板地面的缝隙，尸块沾黏在墙面上，或者飞弹出去，凌空越过教堂内的十字走廊，落进主日供应的汤里，我听见人们哭喊，断腿断手的伤者呻吟，像是好奇的男孩拔掉脚的昆虫，大难不死的目击者满脸惊愕、静默无声，一如三角门楣上装饰的诡异镶金雕刻，这是一段漫长恐惧岁月的开端。
冷静？没错，我很镇定，不管情势如何演变，我的表情永远让人猜不透我心里的想法，我极力保持平静，不动声色，就像死气沉沉的市街里无声的墙，又像拄着拐杖、别着勋章，坐在公园长凳上的瘦小老翁，更像那些落入大海，再也寻不回来的青春面孔。打破这片恐怖的寂静，我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会为了一点小事吵得人尽皆知，我自有分寸。然而，这些事压在心头，我快喘不过气来了。
最可怕的并不是我刚刚描述的景象：这类幻象纠缠我多年，打从我小时候就开始了，早在还没踏进这片杀戮战场的火线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就这个层面来看，战争只是对我童年印象的一种印证，这种小场面我见怪不怪，视为狂妄世界的最佳脚注。不，我觉得最难受、最沉重的莫过于全副心力地投入思考。想想看，您脑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呢？
老实说，想的东西少得可怜。
把一天当中您脑子里想的东西，合理地加以分类，其实很简单：首先是实用和机械的事，好比对行为和时间的规划（例如刷牙前先烧水煮咖啡，刷完牙再烤面包，因为烤面包需要的时间比较短），还有工作方面的困扰、手头拮据、家庭失和、性爱的幻想。我不再赘言其他琐碎事项。晚餐时，您望着妻子逐渐枯萎的容颜，和情妇简直不能相比，但从其他角度来看，她都是称职的妻子，怎么办？这就是人生。
于是，您只好拿最近的内阁危机当话题，其实您根本不在乎内阁发生了什么危机，可不谈这个，又有什么好谈的呢？删除这类的思绪后，您一定会赞同我的话，剩下的确实少得可怜。当然也有出乎意料的时候。
例行的洗衣家务中间，意外的一曲战前探戈舞，就叫《薇奥莱塔》吧，此时黑暗恶水汩汩作响，小酒馆灯笼高挂，笑脸迎人的女人，肌肤散发着淡淡的汗酸味；公园入口，一个小孩稚嫩的笑脸让您不禁想起儿子，那时刚蹒跚学步；街道上，一线阳光穿透云层，照亮了梧桐树宽大的叶片和泛白的树干：突然，您想起童年往事，在学校玩打仗游戏，快乐又惊恐。脑海中忽然出现了对人生的思考。但是，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然而，如果我们暂停手边的工作，停止例行的活动和每日不停循环的作息，开始认真思考某件事时，情况会截然不同，尘封的往事一一浮现，如同沉重晦暗的波涛滚滚而来。夜里，片片段段的梦境，展开，扩散，醒来时，一层薄薄的辛辣潮湿滋味滞留在脑海里，总要花上好些时候才会消散。
不要误会，这不是罪恶感，也不是悔恨。当然，罪恶悔恨大概也夹杂其中，我不想否认，但我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就算一个人从来没上过战场、从来没杀过人，也可能会有刚刚描述的那些感受。坏心眼、怯懦、虚假、刻薄，人性恶的一面逐一浮现。无怪乎人类要发明工作、酒精和八卦传闻等玩意儿，无怪乎电视会大受欢迎。总之，我提前结束了这不该请的休假，这样也好，还是有足够的闲暇，在午休时间，还有秘书下班之后的傍晚，可以随便写一点。
我在此暂时打住，等我去吐一下，马上回来。
这是我身体的众多小毛病之一，吃下去的餐点偶尔会让我反胃想吐，要么是一吃完立刻想吐，要么会耽搁上一阵子，就这样，毫无道理可言。这是老毛病了，打仗的时候就有了，说得更精确一点，第一次发作是1941年的秋天，当时我人在乌克兰，好像是在基辅，要不然就是在北部的日托米尔[3]。这段故事我以后肯定会提到。总而言之，时间一久也习惯了，刷完牙，喝一小杯酒，继续刚才中断的事。
言归正传，说说我的回忆录吧。我买了好几本学生用的笔记本，大开本，上面印着小格子，放在办公室一个上了锁的抽屉里。最早是写在卡纸上，也印有小格子，现在决定一口气从头来过。为什么要写，我也说不清楚，当然不是为了给后代子孙一个教训。
如果此时此刻我突然暴毙，比如心脏病突发，或是脑中风，秘书取了钥匙，打开上锁的抽屉，一定会吓一大跳。可怜的秘书，我妻子八成也一样，光是那些卡纸就够可观的了。得赶快把这些东西烧掉，免得引起大丑闻。我倒无所谓，反正已经死了。说到底，我写作不是为了各位，虽然是写给您看的。
办公室是写作的好地方，宽敞、朴素又安静。白色的墙，几乎没有装饰；一座玻璃橱窗，用来陈列样品；另一头是一大面落地窗，居高俯瞰机房，一览无遗。虽然有双层玻璃隔绝噪声，列维斯[4]纺织机不停歇的敲打声依旧满室回荡。
我想静静思索的时候，会离开工作台，走到落地窗前望着脚下排列整齐的纺织机，看着纺织工人熟练精准地重复同样的动作，让自己跟着来回摇晃。有时候，我会下楼，走到机器中间徘徊。机房阴暗脏污的玻璃窗染着一层蓝色，因为蕾丝很纤弱，怕阳光直接照射，透进来的泛蓝光线颇能安定心神。我喜欢随着弥漫厂房的单调敲打声响，让来回规律、纠缠扰人的金属清脆撞击声放松自己，什么也不多想。
纺织机总能让我惊叹连连。机身是铁铸的，外表漆成绿色，每台重达十吨。有些机器非常老旧，很久没有从事生产了，我下单订购替换的零件。战后我们顺利淘汰蒸汽引擎，改用电力驱动引擎，机器倒是没有换过。我不会走得太近，免得弄脏自己。有太多可拆卸零件需要时时上油润滑，不过润滑油容易弄脏蕾丝，因此我们用石墨，一种捣碎的铅矿。纺织工人用袜子，像筛子般把石磨细细撒在运转的机器上。织出来的蕾丝黑黢黢地贴在墙上，就像厂房的地板、机器以及仔细监控的工人一样乌漆抹黑。我虽然不常碰这些机器，却对它们了如指掌。
第一批英国制的网眼纱织布机可是少数人才知道的大机密，那台机器是在拿破仑战争后偷偷走私进法国的，当时多亏了那些躲避关税的工人。一个从里昂来的，名叫雅卡尔的家伙，他加以修改后用来生产蕾丝，装了一系列老板决定采用的穿孔纸箱，底下是一捆捆的线圈，织线从那里送出。
纺织机的正中央有5000个纱线卷筒，这是整部机器的灵魂，紧紧地塞在滑动架上；接着是一支推动杆支撑卷筒，前后来回推动滑动架，发出让人昏昏欲睡的清脆撞击声。
纱线由垂直拉紧的铜质梳网侧面穿入，按照五六百个雅卡尔卡片编列出的各式复杂织谱，编织线结，在梳网会浮现一节弯管，最后织成蕾丝，蛛网似的薄纱在一层细细的石墨粉下颤动，从列维斯纺织机顶端的大卷筒上缓缓滚落。
工厂的工作男女有别，泾渭分明：男人设计花样、替纸箱打孔、装配链条、监控每一台纺织机，以及管理男下属。妻子、女儿，直到今天，还是只能做纺车工、去除石墨、缝补、从碎布抽线出来或者折叠成品等工作。
传统的力量多么强大。这里的纺织工人有点像是无产阶级的贵族阶层。这份工作需要长时间训练，要学手艺，手得非常巧。上个世纪，加来[5]地区的纺织工匠搭乘四轮马车，头戴大礼帽浩浩荡荡地来到工厂，颐指气使地以“你”称呼老板。
时代变了。尽管在德国还残留了几项工艺，战争却几乎摧毁了所有工业，一切必须从头开始，现今，整个北部地区仅剩下300多台纺织机，而在战前则有4000多台从事生产。也因此，在汲汲于重新发展工业的大环境下，纺织工人比中产阶级更早买得起汽车。
我手下的员工不敢以“你”称呼我。我不认为底下的员工爱戴我，老实说，我也不喜欢他们。我们一起工作，如此而已。某位员工如果专注用心，他那台纺织机出产的蕾丝不太需要后制加工的话，到了岁末我会给他一份红利；至于那些上班迟到，或者醉醺醺就跑来上工的员工，我会给予惩戒。在这个原则下，共事倒也相安无妨。
您也许在纳闷，我怎么会走上蕾丝这一行。说真的，我天生不是做生意的料。学生时代我专攻法律和政经，还得了法学博士，在德国时，我的名字前面总会加上法学博士（Dr. jur.）这个头衔。不过，1945年后，当时的局势让我少有机会发挥专才。
如果各位真的要追根究底，老实说，我也不是当律师的料，我年轻的时候，最想钻研的是文学和哲学。可想而知有人反对，这章凄惨的家庭戏剧情节，也许我在后面会提到。我还是得承认，在蕾丝产业界，法律比文学有用得多了。以上是事情发生时大致的背景状况。一切结束后，我成功来到法国，并成了法国人。这其实没有那么难，因为当时社会动荡，我跟着一些集中营里的囚犯回到法国，当局没问太多的问题。我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因为我母亲是法国人，小时候我在法国住了十年，上了初中、高中、预科班，甚至还考上政治自由学院[6]念了两年大学，由于我住在法国南部，我甚至还能装出一口南方腔调。
总之，没有人特别注意我，时局真的是太乱了。抵达奥尔赛[7]时，有人送上一碗汤给我，也被人骂了几句。我得声明我并未存心混在集中营的犯人当中，我是假借STO[8]的员工身份入境，他们不太喜欢STO这些左派分子，所以数落了我几句，其他的可怜虫也没能幸免，骂完后就放我们走了。对我们来说，没有鲁特西亚[9]，但我们获得了自由。
我没在巴黎逗留，我在巴黎有太多旧识，有些还是不该认识的，我于是前往外省，四处打零工讨生活。局势慢慢平静下来，当局很快停止枪毙犯人，接着连关进牢里都懒得做了。此时，我开始明察暗访，终于找到了一个旧识。他混得相当不错，从一个政府到另一个政府，始终好端端的，他颇有先知灼见，小心翼翼地隐藏为德国做事的双重身份。一开始他不肯见我，不过搞清楚我是谁之后，他显然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可不会说那次会面宾主尽欢，彼此的感觉既别扭又局促。不过，他很清楚我们的利益息息相关，我呢，想找个工作，他呢，想保有现在的工作。他有个表兄在北方，卸下传教士身份后，从一位破产的寡妇手上接收了三台列维斯纺织机，想要搞家小工厂。这位仁兄雇用了我，我得常常出差，四处推销蕾丝花边。
刚听到工作内容，着实让我头皮发麻，最终还是说服了他，同意我负责工厂组织这方面的工作，发挥我的专才。我的确在组织安排方面有傲人的丰富经验，虽然不能拿它跟我的博士专业相比。工厂日益壮大，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我和联邦德国恢复联系之后，打开了德国市场，从此我可以光明正大回德国，许多旧同胞在祖国过着安稳平静的日子，有些坐了几年牢赎罪，有些则根本没事。
以我的经历，我大可以改回真实姓名，端出我的博士学位，要求一份退役战士抚恤和部分伤残的津贴，没有人会多说什么。我可以很快就找到工作。可是，扪心自问，这样做干吗呢？对我来说，律师跟商人没两样，更何况我已经对蕾丝产生兴趣了，它是人类愉悦又和谐的创造。工厂逐渐收购了相当数量的纺织机，老板决定设立第二家工厂，交由我管理。
从此，我就一直在这个职位上，打算做到退休。这期间我结婚了，老实说，我还挺不情愿的，但是这里，在北方，想要巩固既得的一切，结婚是道必要的手续。我选了一个符合要求的女人，出身良好，长相端正。婚后立刻让她怀孕生子，目的是想让她忙得无暇他顾。很不幸，她生了一对双胞胎，将来肯定会在家里跑上跑下，我指的是我的家，对我而言，一个淘气鬼就绰绰有余了。
老板给我加了薪，我买了一栋舒舒服服的房子，离海边不算远。就这样，我成了中产阶级。这样也好，经历了这么多事，我特别需要平静和规律的生活。
年轻时代的梦，早就让我过去的人生阅历摧毁得无影无踪了。从欧洲的这一端走到德国的另一头，内心的焦虑慢慢平息。战争掏空了我整个人，只剩下酸苦和长期纠缠的耻辱，就像咀嚼沙粒般咔吱咔吱作响。因此在社会规范下规矩生活，我安之如饴，尽管常以嘲弄的冷眼看待一切安逸的表象，有时甚至感到憎恶。以这种生活步调，我寄望有一天能够达到杰洛米诺·纳达尔[10]所言的上帝恩宠的境界，无所畏惧。我怎么开始掉书袋了？这是我的另一项缺点。我还成不了圣人，依然受到人类需求的拘束。
我偶尔还是会跟妻子做爱，有计划的，虽然说不上欢愉，倒也没有非常厌恶，只是为了家庭和谐。到外地出差的时候，旧时的癖好似乎也离我越来越远，主要是怕感染疾病。一切都难以再引起我的兴趣：俊俏少年的胴体、米开朗琪罗的艺术雕像，通通都一样，再也无法令我屏息。
就像大病一场后，每种食物都食不知味。这样的话，牛肉和鸡肉又有什么分别呢？吞下去，反正有营养就行了。说真的，能引发我兴趣的东西不多了。文学算是一件，我确信我对文学的喜爱绝不是出于长久的习惯使然。也许这正是想写回忆录的真正原因，让我再度热血沸腾，看对某些东西是否还有感觉，是否还会心痛。这想法真是奇怪。
然而，我还是感觉得到心痛。这一代的欧洲人，谁不曾痛过，但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经历过的痛苦比大多数人要多得多。
人是健忘的动物，这一点每天都能得到印证。就算那些活在记忆里的人也从来不说，只把记忆锁在脑海里，就算说了，也总是那一套陈腔滥调。只要去看看德国作家针对东方战役所作的悲情散文就能明白，滥情得令人恶心、文字僵化老套。就拿保罗·卡雷尔先生的抒情散文来说好了，他可是这几年相当畅销的名家。
我刚好认识这位卡雷尔先生，当时我们都在匈牙利，那时他名叫保罗·卡尔·施密特，在上司冯·里宾特洛甫[11]部长的庇护下，写出了他心中真正的想法，那真是一篇犀利激昂的佳作：犹太人问题不是人道问题，不是宗教问题，纯粹是种族优生的问题。
现在人人景仰的卡雷尔·施密特先生耗费毕生精力出版的大部头巨著，四大巨册不痛不痒地描述苏联战事，犹太人这个词竟然一次都没出现。这一点我很清楚，这套书我从头到尾细细读过，这的确是件苦差事，但我执意拼了。法国这边的作品，例如马比赫一家，还有这类的其他作家，也好不到哪里去。至于共产党，他们也一样，只是秉持的观点与西方全然相反。
那些高唱“孩子，在人行道边磨尖利刃”的人都到哪儿去了？他们是闭上了嘴，还是已经死了？相互奉承、茫茫不知所云地高谈荣耀、光荣、英勇事迹等空泛辞藻，真是令人厌烦，已经没人愿意提了。我这样说或许失之偏颇，但是我敢说各位一定能了解我的意思。
电视报道了一些数字，骇人听闻的数字，后面有一大串的零，不过有谁曾静下心思考这些数字的真正含意？有谁曾经计算过这辈子认识了多少人，然后和电视上听到的数字做个比较，好一个600万，或2000万。来玩玩数学吧。数学是很有用的一门学问，它能预测未来，也让我们的脑袋更清楚，有时候非常有教育意义。
请有一点耐心，给我一点您宝贵的时间，我只针对曾经参与过的两大舞台来举例说明，且不管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多么微不足道，德俄战争，以及我们在所有文件上美之名曰“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的官方正式种族灭绝计划，这么委婉的措辞，不能不在此记上一笔。相对来说，西部战线的损失一直比较轻微。
我用的基本数据有待商榷，这我也没办法，大伙的意见都不同。苏联方面的死伤，我采用了旧有的数字，也就是1956年赫鲁晓夫引用的数据：2000万。值得注意的是，英国著名的作家瑞特林格认为只有1200万，而另一位大名鼎鼎，甚至比瑞特林格更有名的苏格兰文学家埃里克森却算出死伤人数至少超过2600万，因此，苏联官方发表的数字等于是将之两两相加再除以二，误差值为100万。
至于德国方面的死伤数据——单就苏联战场而言，意见颇为一致——我们可以采用一些更官方、更日耳曼式的精准数字，1941年6月22日到1945年3月31日止，东部战线共计损失6172373名官兵，这是在一份陆军总指挥部内部报告上总结的数字，这份报告在战后被发现，其中包含阵亡者（超过100万）、伤者（大约400万）以及下落不明者（亦即可能死亡、被俘，以及死亡的战俘，大约1288000人）。简单地说，就是200万名战士阵亡，而这数字不包含伤者，约略计算一下，伤者有五十几万。
1945年4月1日到5月8日又新增不少伤亡名单，多半在柏林地区，除此之外，东部占领区陷落所引发的后续流亡潮，估计还得再纳入将近100万的平民老百姓受害，换句话说，加起来共计300万人。
至于犹太人方面，各方说法分歧，最广为人知的说法是600万，尽管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数字源自何处（霍特尔[12]在纽伦堡接受审判时说艾希曼[13]告诉他的，但是维斯利策尼[14]却一口咬定艾希曼曾对他的同僚说是500万；当犹太人终于有机会当面质问艾希曼时，艾希曼却说介乎500万到600万之间，应该是500万）。
曾经为德意志帝国党卫队大元帅海因里希·希姆莱[15]，汇总最后统计数字的克尔海尔博士[16]得出到1942年12月31日止，累计将近200万人，值得注意的是，我在1943年曾有机会和他当面交换意见，他承认原始的数据源并不可靠。
最后，深入研究这项议题且深受世人崇敬的希尔伯格[17]教授，他的论点少有人认为偏颇，更不会偏袒德国，在长达19页密密麻麻的报告最后，他得出一个数字：510万，这与艾希曼一级突击队大队长的说法大致相符。就采用希尔伯格教授的数据吧，由此，我们归纳得出：
苏联方面死亡人数…………………………2000万
德国方面死亡人数…………………………300万
小计（东部战线）…………………………2300万
犹太人终结总数……………………………510万
总计…………………………………………2660万
请了解，其中有150万的犹太人被纳入苏联方面的死亡清单。（基辅那座奇特的纪念碑上暧昧婉转地刻着这样的话：“遭德意志——法西斯侵略者杀害的苏联公民。”）
现在是数学时间。
我们与苏联的冲突从1941年6月22日凌晨3点开始，一直延续到，根据官方的说法，1945年5月8日夜里11点1分，总计长达三年十个月十六天二十小时又一分钟，去掉尾数，可换算成46.5个月，或是202.42个星期，也就是1417天，34004个小时，2040241分钟（最后那一分钟也计算在内）。
关于美其名曰最终解决方案的计划，执行的时间与这个时间区段完全吻合。此前，计划尚未明确也未见规模，犹太人的死亡人数不定。
现在，让我们回头看看另一个数字游戏：德国人方面，平均每个月死亡人数达64516人，换言之，每星期死亡14821人，每天就是2117人，每小时88人，等于每分钟就有1.47人死亡，以上就是这三年十个月十六天二十小时又一分钟的战争期间，每年、每月、每周、每时、每分钟的死亡人数。
犹太人这边的数字，包含苏联籍国民在内，大约每个月死亡109677人，平均下来，每星期有25195人死亡，每天就是3599人，每小时150人，每分钟2.5人，计算时间区段同上。
最后，来看看苏联方面的数字，平均每个月大约有430108人死亡，等于每星期有98804人，每天就有14114人，每小时588人，每分钟就是9.8人，计算时间区段同上。
各方的死亡总数加总之后，平均每个月死亡572043人，每星期死131410人，每天则是18772人，每小时就是782人，等于每分钟死13.04个人，以上是上述时间区段每年、每月、每周、每天、每分钟的死亡人数，再次提醒各位，整个时间区段有三年十个月十六天二十小时又一分钟。
有人会觉得把最后没用的一分钟纳入计算是在卖弄，是小题大做，我希望他们好好想想，在这一分钟里，平均有13.04人丧生。如果可以的话，请想象一下，在这一分钟里，他们周遭的人当中有13位亲友遭到了杀害。
同样地，也可以计算出亡者之间死亡的间隔时间：平均大约每隔40.8秒，有一个德国人死亡，每隔24秒一个犹太人死亡，而每6.12秒就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人死亡（俄籍犹太人包括在内），总体来说，每隔4.6秒钟就有一个人丧生，计算时间区段同前。
从这些数据，您可以运用想象力把数字具体化。例如拿一只表，看着秒针每走4.2秒（或者每走6.12秒、24秒或40.8秒，这要看您更愿意怎么计数），开始默念一人死亡、两人死亡、三人死亡，如此这般继续下去，试着想象您口中一人死亡、两人死亡、三人死亡的那些人，尸体就躺在您眼前，逐渐堆积成形。您将发现这是很棒的默想训练。要不，想想另外一件比较近代、让您久久不能自已的悲惨事件也行，再来加以比较。
举例来说，如果您是法国人，想想贵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小小冒险，那曾经是贵国人民心中不能碰触的痛。贵国在七年间，包括意外死亡的人数，痛失了25000人：这个数字相当于东部战线一天又十三个小时的死亡人数，也可以比拟为犹太人遭屠杀七天的累计人数。当然，我在这里没有把阿尔及利亚人的伤亡人数计算在内：因为您几乎绝口不提。无论是在您出版的书籍，还是制作的电视节目里，从来都没有人提过，这对您来说无足轻重吧。
事实上，每失去一个法国人，背后代表着十位阿尔及利亚人的死亡，就算跟我们相比，贵国效率之高仍令人竖起大拇指。
数字游戏到此暂停，如果要继续玩，真的可以玩很久，我请您自个儿玩，玩到您脚下的土地塌陷为止。至于我，没那个必要；很久很久以前，套一句出自《古兰经》的优美经文，死亡的阴影已经比我脖子上的青筋还要逼近我了。
假设您真能让我流泪，我的泪水将腐蚀您的脸。
该下总结了，请容许我再度引经据典，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18]说得好：生平最冀望的，莫过于免来人世走这一遭。
叔本华也曾有感而发，写下类似的喟叹：什么都没有最好。世上痛苦大过欢乐，所有的满足欢喜都是过渡的，连带产生新的欲望和苦恼，遭人鱼肉的椎心剧痛远大于我为刀俎的痛快。没错，我知道我引用了两段话，不过意思是相同的：实际上，我们活在最悲惨的人间炼狱中。
战争当然结束了，而且世人也都得到了教训，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然而，您敢确定世人真的得到了教训？您真的确定这种事绝对不会再发生了？再说，您真的百分之百确定战争已经结束了吗？
就某种程度而言，战争永远不会结束，又或者该这么说，除非在战争结束前最后一刻出生的最后一个婴儿能寿终正寝，安然走完一生，战争才算结束。
甚至就算是这样，战争都还可能持续下去，降临在他们的子侄辈以及他们子侄辈的下一代身上，直到他们背负的先人事迹稍微稀释、记忆淡忘、痛苦趋缓为止，到了那个时候，世人早已遗忘一切，而这一切也早已被归入历史，无关痛痒，甚至连被当成恐怖故事来吓小孩都不够格了。
然而，那些在死亡阴影下长大的小孩呢？我的意思是，那些多希望自己干脆死了、一了百了的小孩呢？
我猜得到您心里会怎么想——这人真是铁石心肠。您在心里念着——没良心，一个不折不扣的人渣应该被抓去蹲苦窑，而不是在这里大放厥词，散播似是而非的言论、半吊子的法西斯陈腐思想。不要把法西斯主义搬进来搅在一块儿，至于我的罪，先别立下判语，我还没开始说到正题呢。至于道义上的责任，请容许我发表几点看法。
政治学家经常提出这种说法，在战争的非常时期，全国人民，最起码男性公民，必须放弃一项最基本的人权——生存的权利，这项论点始于法国大革命，开启了征兵制度。而这项原则至今仍广为世界各国接受，差不多全世界都这样。
但是几乎没有人指出，与此同时，公民也被剥夺了另一项权利，同属基本人权，对他来说甚至更重要，攸关身为文明社会一分子的自我认知：不杀戮的权利。没有人事先征询过他的意见。挺立在大壕沟之上的那个男人，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跟那些被扔进壕沟底，已经断了气的或是尚存一口气息的人一样，都不是自愿来这里的。
您可能会反驳，打仗时杀死对方将士，跟杀死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不能混为一谈；战争法规定，前者合法，后者违法，这颇符合普罗大众的道德观。
然而，这纯粹是不切实际的高调，完全没有考虑到冲突的现实状况。于是战后两派说辞壁垒分明，一边是“军事行动”，亦即一切冲突的同义词，另一边则是“令人发指的暴行”，由一小群淫虐无道的狂人领军执行。正如我希望突显的，这全是征服者们聊以自慰的古怪幻想……
我不是在替执行命令说的那派人说话，这派说法广受我们优秀的德国律师好评，强调军人军令在身不得不为的无奈。我的所作所为，都是透析前因后果之下的行动，我认为那是职责所在，而且非完成不可，不管这样的行动有多可悲、让人多不舒服。
全面的战争正是如此，没有所谓的平民百姓，被送进毒气室或被枪杀的犹太裔小孩，跟遭到空袭轰炸、被烈焰烧死的德国小孩，两者唯一的不同点在于死亡的方式。这两种小孩同样无辜，他们的牺牲无助于缩短战争，但是在这两种情形下，军人认为这是对的，是必要的。如果他们是被欺骗的，那该怪谁呢？
就算我们特意把这些暴行与战争行为切割，采用犹太律师莱姆金[19]的说法，认为这是种族灭绝大屠杀好了，我的论点还是站得住脚，因为起码在我们这个世纪里，大屠杀都是伴随着战争而来的，大屠杀从来没有独立发生过。
大屠杀跟战争一样，都是整体全面的现象——现代的大屠杀是指一大群人集体杀戮另一大群人的过程。就我们目前讨论的案例来说，这也可以算是一种工业大量生产要求下的分工过程。就跟某些学者的主张一样，工人是他自己制造的产品的奴隶，搬到种族屠杀或全面战争的现代面貌底下，我们同样可以说，行刑者是背负他执刑后果的奴隶。
这样的道理同样适用于拿枪对准另一个人的脑袋，然后扣下扳机的人，因为被他杀死的那个人是其他人送来的，杀人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决定。行刑者知道他只是长长的决策——执刑链里的最后一环，他的行为跟平常时期行刑小队的成员处决三审定谳的罪犯没有两样，完全合理合法。
行刑者知道他被指派开枪的任务，纯粹只是凑巧，就像一位同胞负责捆绑，另一位负责开卡车送囚犯一样。他顶多只能试着改去当卫兵或是司机。还有一个很好的例证，虽不是我的亲身经历，但常见于各类历史巨著中，德国重度残障及精神病患的灭绝计划，也就是所谓的“安乐死”，又称“T-4”计划，早在“终极方案”实施前两年就开始了。
首先，借由合法的安排选择病患，由专业护士将被选中的所有病患集中在一栋建筑物里，逐一登记并脱去他们身上的衣服，再交由医生检查后，带进一个密闭的房间；一名工作人员打开毒气，另一批人清理现场善后，最后警察开具死亡证明。
这些人在战后遭受审讯时，满脸无法置信，异口同声地问：“我，有罪？”护士没杀人，她只是脱了病人的衣服、安抚病人的情绪，这都是她平常做的工作。医生也没杀人，他只是根据政府机构制定的标准，诊断病人的病情。那名打开毒气开关的工作人员，无论从时间或地点来说，应该是最接近杀人现场的了，但他只是遵照上级和医生的指示，执行一项纯粹技术性的工作罢了。至于清理善后的那批人，为了维持环境卫生，他们功不可没，更何况这个工作，说实在的，非常恶心。警察依法执行公务、开立证明，并注明死亡原因，也未违反现行法律。
谁才是杀人凶手？所有牵涉其中的人，是，还是不是？为什么负责操作毒气开关的工人，他们的罪就比负责操作锅炉、整理庭园、修理汽车的工人要重呢？同样的道理适用于执行这个巨大阴谋计划的各个层面。
例如，铁轨扳道工，难道因为运载犹太人的火车行经他导向的铁轨而被送进集中营，他就得为犹太人的死负责吗？这名工人只是个基层公务员，做这工作已经20年了，每日拿着行车时刻表，改变铁轨行进方向，而他不知道其中隐藏着什么重大阴谋。
假设犹太人坐上火车从A地出发，行经他操纵转向的铁轨到达B地，然后在B地惨遭杀害，这并不是他的错。然而，铁道扳道员在犹太人灭绝计划中却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要不是他，载满犹太人的火车到不了B地。同样还有负责征收公寓住家安置遭空袭后无家可归难民的公务员、印制集中营羁押文告的印刷工人、卖水泥和铁丝网给党卫队的供货商、送汽油给国安警察署各分区行动支队的后勤补给处士官，老天爷竟放任这一切发生。
当然，我们可以定出相对而言颇为明确的各级刑责，起诉某些人，其他人就让他们受自己良心的谴责，他们只是做分内的事，却要遭受良心谴责。不如干脆在事发后制定惩戒条例，一如纽伦堡大审判。
就算是这样，事情还是处理得荒腔走板。为什么判那个没用的乡巴佬施特莱彻[20]绞刑，却放过冯·登·巴赫－齐列夫斯基[21]？又是基于什么理由吊死我的长官鲁道夫·伯朗特[22]，却放过了伯朗特的上司沃尔夫[23]？为什么吊死弗里克[24]部长，却放过他的直属手下斯图卡特[25]，部长的命令不都是出自他手吗？斯图卡特是个幸运的男人，双手沾染的只有墨水，没沾过血。
我再强调一次，免得产生误解，我并不是想开脱，说自己不需要为哪桩或哪件事负责。我有罪，您没有，很好。只是您应该这么想，我做的那些事，换作是您，您也会这么做。或许少一点热情，又或许少一点绝望，不管怎样，您都会去做。
根据近代历史的演变，我想可以得出一个不变的铁律，所有人，起码绝大多数的人，在某些整体的既定情况之下，往往会照着别人的话做。请原谅我的直率，很少有人能成为例外，我也不能。假设您诞生在某个国家，或是在某个时代，那里不仅没有人意图杀害您的妻小，更没有人叫您去杀别人的妻儿的话，感谢上苍，您可以安详地走完人生。
但请您千万记住，您的运气或许比我好一些，但这并不表示您高我一等。
如果您真傲慢地自以为比我优秀，危机就始起于此。人类爱与政府作对，不管它是不是独裁政府、对普通人是强硬或软弱。但我们忘了政府是人组成的，多多少少也都是普通人，但每个人拥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经历，在命运的机缘巧合下，某一天，某些人发现自己运气好，与枪杆子和笔杆子站在同一阵营，另一些人则倒霉地被放在敌对的阵营。
这样的结果很少是个人抉择，也不可能是前世注定。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被害者受尽折磨虐待，并不是因为他们人善所以被人欺，而刽子手折磨虐待囚犯，也不是因为他们秉性凶残。这么说似乎有些天真，然而，只消到任何官僚机构，甚至红十字会走访一下，您就会明白个中真理。
斯大林曾经发表一篇精彩绝伦的演说，更进一步阐释了我的论点：将这一代的刽子手变成下一代的受害者，如此一来，世间永远不缺刽子手。然而，国家机器是由被它一颗一颗捣碎的松散沙子结合而成的。国家的存在，是在所有人民的同意下组成存在的，尽管到了最后，人民经常成为它的受害者。
就算少了霍斯[26]，少了艾希曼、戈格利泽[27]、维辛斯基[28]这些人，甚至没有铁道扳道工、水泥制造商和各部会的会计人员，希特勒这样的人物充其量只是一只被愤恨胀得鼓鼓的羊皮袋，无计可施的恐怖分子。
说真的，监督落实灭绝计划的大多数管理者并非暴力分子，或者如现代人所言的，为崇高理念奋战的变态偏执狂。其中当然也有暴力分子和疯子，一如历史上所有的战争，这些人犯下无以名状的暴虐罪行的确不容否认。党卫队未能强化手下人员素质的管理也难辞其咎，尽管他们在这方面做的努力比我们一般想象的多很多，而且真的不容易，问问法国军方的将领就知道，在阿尔及利亚，他们是不是为士兵酗酒、强暴民女、滥杀无辜之类的问题伤透了脑筋。然而，问题的症结并不在此。
疯子，到处都是，任何时代都有。平静的郊区，充斥着恋童癖和心理变态的偏执狂；夜间收容所里满是愤怒狂妄的自大狂；某些人也真的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杀死两三个、十个，甚至五十个人——而同样一个国家，在战争时期，竟泰然自若地利用他们杀戮，然后再把他们当成吸饱血的蚊子，一巴掌打死了事。
这些有病的人，什么都不是。那构成国家的一般老百姓呢？——尤其在动荡不安的时代里——他们才是真正的危险源。真正的危险因子是我，是您。如果您还不相信，就没有必要继续看下去了，看了也不会懂，反而会感到气愤，这样对您对我都没好处。
跟大多数的人一样，我并不是自己选择要当刽子手的。如果可以的话，就像我先前说过的，我想走文学这条路。
若有才华，就当个作家，没有才华，当个教书匠也可以，总之，我想生活在美好安详的环境中，徜徉在人类意志的伟大创作中。是啊，除了心理变态之外，谁会想要去杀人？此外，我很想学钢琴。有一天我去听演奏会，有位中年女士俯身问我：“我想您是钢琴家吧？”我颇为懊恼地回答她：“可惜我不是，女士。”时至今日，我还是不会弹钢琴，以后也不可能有机会学。
有时候，载着我载浮载沉多年的往事宛如黑暗河流，比那些恐怖事件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让我几乎无法挣脱。
我还很小的时候，母亲买了一架钢琴给我，那是生日礼物，我当时九岁，要不就是八岁。总之，是在我们搬到法国和莫罗住在一起之前的事。我求了她好几个月。
我梦想着当钢琴家，伟大的钢琴家，开演奏会，在我灵巧的指尖下，教堂圣乐轻盈如气泡。但是我们没钱。父亲离家已经有一段时日，他的账户（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被冻结，母亲必须自己想办法挣钱。她还是找到了钱，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办到的，大概是省吃俭用攒下来的，或者是向人借贷；或许她下海卖身，我不知道，也不重要。
她大概为我规划了远大的前程，想栽培我，因此我生日那天，一架漂亮的直立式钢琴送来了。虽然是中古钢琴，价格应该也不菲。
刚开始我兴奋极了，开始上钢琴课，由于进步缓慢，我很快就失去了当初的兴趣，没多久就放弃了。音阶练习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回事，我的例子跟众多小孩一样。母亲从来没有责怪我行事草率又懒惰，但我可以想象，就这样浪费一大笔钱肯定让她心如刀割。
钢琴摆在那里长灰尘，我姐姐对钢琴的热度跟我一样，不超过三分钟。后来我压根儿忘了钢琴这档事，最后母亲下定决心卖掉钢琴，肯定是贱价赔售，而我几乎没察觉钢琴已经不在了。
我从来没有真正爱过我的母亲，我甚至讨厌她，不过钢琴这件事让我觉得她很可怜。这件事她也得负一点责任。如果她坚持，如果她当时能够严厉一点，我可能已经学会弹钢琴了，音乐可能因此成为我最大的喜好、最安全的避风港。能弹琴自娱、为家人演奏，这样就够了。
我常听音乐，我也很喜欢听，不过这跟自己会弹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听音乐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这跟我对男性的爱慕是一样的，我可以脸不红、气不喘地大声说，事情的真相是，我无疑更愿意当女人。不一定要像那些社会上的活跃女性，为人妻、为人母。不，我只想全身赤裸，仰卧在床，双腿张开，让一个男人沉沉压住，我紧紧地抓住他，让他插入，顿时我们吞没在无边无际的汪洋大海中，沉浸在没有开端也没有尽头的欢愉中。但事与愿违，我成了法学家，国安署公务员，党卫队军官，最后当上蕾丝花边厂的厂长。听来有点可悲，但事情就是这样。
我上面写的都是真的，不过我曾经爱过一个女人。唯一的一个，我对她的爱远超过世上的一切。但是，这个女人我却碰不得。
梦想成为女人，梦想拥有女性的躯体，这一切极有可能是因为我依旧追寻着她，想要靠近她，想要变得像她，想变成她。这个解析十分合情入理，但终究改变不了什么。跟我睡过的那些家伙，我一个都没爱过，我只是在利用他们，利用他们的身体，如此而已。
有了她，有她的爱，对我来说，这一生就已足够。您不要笑，拥抱这份爱，大概是我这辈子唯一做过的一件好事。您八成在想，这些感受兜拢在一个党卫队的军官身上，好像有点不伦不类。
为什么一个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不能跟其他的男人一样，有属于自己的内心世界、欲望和爱恋呢？我们这群被认为十恶不赦的罪犯，人数高达数十万，这些人当中，也有跟平常人一样平淡无趣的凡夫俗子，也有一些非凡之辈，比如艺术家、有教养的文人，当然也有神经兮兮的汉子、同性恋、恋母癖，各种人多着呢，有何不可？他们跟各行各业的典型人物没两样，也不会更特别：有爱好品酒、爱抽雪茄的生意人；有满脑子都是钱的生意人；也有在屁眼里塞了一根人造阴茎才到办公室，在笔挺的三件式西装底下，隐藏着淫秽刺青的生意人。
一般人觉得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那么换个背景，在党卫队或在国防军里有这些人物，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我们的军医在剪开伤兵的制服时，经常发现里面是一身女性内衣，而且发现的频率远比想象的高。确认我属于某个类型的典型人物没什么意义。
我有过一段人生，一段过去，沉重且代价颇高的过去，这种事司空见惯，而且我自有应付的方法。后来战争爆发，我发觉自己被卷入恐怖又残酷的暴行核心。
然而，我并没有变，我还是同一个人，我的老问题仍旧悬在那儿，尽管战争衍生了新的问题，尽管战争的恐怖让我从头到脚变了个样。对某些人来说，战争，甚至杀戮，是他们问题的答案，可是我不是这种人，我跟大部分的人一样，战争和杀戮对我而言是个大问号，找不到答案的疑问，因为深夜里我们的嘶吼得不到任何人的回应。
事情如连锁效应，一件接着一件，起先只是服国民役，冲突事件接踵而至，压力骤增，最后不得不跨越兵役的界限。但是，这一切层层紧密相连，有着非常密切、私密的关联，如果战争没有发生，我仍然会走到这样的极端，那是不可能的。或许这种可能性仍然存在，或许没有，又或许我可以找到另一条出路，没有人知道。
埃克哈特[29]曾写道：炼狱天使乘着一朵小小的天国白云飞翔。我一直认为反过来说也应该说得通，天国的恶魔绕着一朵小小炼狱乌云盘旋。但是我不认为自己是恶魔。就我之前的所作所为来说，我这么做一定有理由，至于理由是好是坏，我不知道，总之肯定是合情合理的理由。
杀人的是人，被杀的也是人，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您永远无法肯定，说自己绝对不会杀人，这是不可能的，您顶多能这么说：我希望永远不用杀人。
我也一样，我也这么希望，我也一样，希望拥有充实又美好的生活，当个再平凡不过的人，能和其他人平等地站在一起，我也一样想要为全人类的建设尽一份心力。但是，我的希望落空了，我的热忱遭人利用，用来落实一个后来才惊觉既丑恶又疯狂的蓝图，我跨越了黑暗边界，所有的黑暗罪恶一股脑儿钻进我的人生，再回头一切已经无法补救，永远无法挽回。再也无法这四个字，说再多也没有用了，它们就像落入沙中的水瞬间消逝无踪，而湿润的沙子塞满了我的嘴。
我继续过日子，跟所有人一样，尽可能奉献一己之力，我跟其他人一样，是个平凡至极的人，我是个跟您一样的人。
行了，我都说了，我跟您一样！
* * *
注释
[1]原泛指键盘演奏的乐曲，现指一种快速而节奏清晰的乐曲。
[2]汉斯·弗朗克（Hans Frank，1900—1946）：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纳粹党专用辩护律师，后来成为纳粹德国领导人之一。在纽伦堡审判时因反人类罪被判吊刑。
[3]日托米尔（Zhytomyr）：乌克兰西北部日托米尔州首府。在第聂伯河右岸支流捷捷列夫河畔，东距基辅165公里。
[4]列维斯（Leavers）：即列维斯花边，又称里巴花边，是最经典和高贵的蕾丝花边。
[5]加来（Calais）：法国北部的港口城市。
[6]E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缩写ELSP，现在巴黎政治学院（Institut d’etudes politiques de Paris）的前身。
[7]奥尔赛（Orsay）：位于法国北部法兰西岛大区埃松省的一个市镇。
[8]Servicedu Travail Obligatoire，缩写STO，法国维希政府制定的法令。自1940年法国战败后，维希政府便向纳粹德国提供廉价劳工，以此法驱使人民服从。
[9]鲁特西亚（Lutetia）：巴黎古称。传说罗马人来此聚居时，将此地命名为Lutetia（Lutetja）或Lutetia Parisiorum Paris，所指范围仅占现代巴黎的一小部分。
[10]纳达尔（Jerónimo Nadal，1507—1580）：耶稣会教士，在1554年时曾写道：“天主愿意帮助他的教会时，会赐予某个人特殊的恩宠，让那个人能以特殊的方式侍奉天主。”
[11]冯·里宾特洛甫（von Ribbentrop，1893—1946）：希特勒政府时曾任驻英国大使和外交部长等职务，对促成德日意三国同盟起过重要的作用，此外，直接参与了闪击波兰、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的战争。1946年10月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12]霍特尔（Wilhelm H?ttl，1915—1999）：奥地利纳粹党员，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
[13]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1962）：纳粹德国前高官，也是在清洗犹太人中执行“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负责者，被犹太人称为“纳粹刽子手”，二次大战后定居至阿根廷，遭以色列情报特务局干员绑架，公开审判后绞死。
[14]维斯利策尼（Dieter Wisliceny，1911—1948）：纳粹党员，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在犹太种族灭绝行为中负有重要责任。
[15]希姆莱（Heinrich Luitpold Himmler，1900—1945）：纳粹德国的一名重要政治头目，曾为内政部长、党卫队首领，被认为对欧洲600万犹太人、同性恋者、共产党人和20万至50万罗姆人的大屠杀以及许多武装党卫队的战争罪行负有主要责任。二次大战末期企图与盟军单独谈和失败，被拘留期间服毒自杀。
[16]克尔海尔博士（Dr. Richard Korherr，1903—1989）：纳粹统计学家，二战中纳粹德国统计局的总署（chief inspector）。
[17]希尔伯格（Raul Hilberg，1926—2007）：奥地利裔美国政治科学家和历史学家，重要的对犹太大屠杀事件的研究者。
[18]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公元前496—公元前406）：代表作为《安提戈涅》和《俄狄浦斯王》。
[19]莱姆金（Raphael Lemkin，1900—1959）：波兰犹太人，是一名律师，以对抗种族屠杀著称。
[20]施特莱彻（Julius Streicher，1885—1946）：纳粹政客，反犹太人的《先锋报》的创始人、所有者和编辑。施特莱彻是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主要战犯之一，于1946年被判反人类罪，处以绞刑。
[21]齐列夫斯基（Erich von dem Bach-Zelewski，1899—1972）：纳粹高官，主持镇压了华沙起义。
[22]伯朗特（Rudolf Hermann Brandt，1909—1948）：1933—1945年为纳粹军官和公务员。因收集犹太人骨骼被判死刑。
[23]沃尔夫（Karl Friedrich Otto Wolff ，1900—1984）：纳粹高官，官至纳粹军队副总指挥官。
[24]弗里克（Wilhelm Frick，1876—1946）：著名纳粹官员，曾任第三帝国的内政部长。在二次大战结束后，因战争罪而被处以绞刑。
[25]斯图卡特（Wilhelm Stuckart，1902—1953）：纳粹党律师，任职内政部秘书。因其事迹被判为战犯。
[26]霍斯（Rudolf Franz Ferdinand H?ss，1901—1947）：纳粹二级突击队中队长，奥斯维辛集中营担任最长时间的指挥官，1947年在华沙受审被判吊刑。
[27]戈格利泽（Sergo Goglidze，1901—1953）：苏联内务部内卫部队军官。
[28]维辛斯基（Andrey Yanuarevich Vyshinsky，1883—1954）：苏联政治家、法学家、外交家。
[29]埃克哈特（Eckhart von Hochheim，1260—1328）：德国神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