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之后，组织工人运动成为年轻的共产党的中心任务。1921年8月，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两个月后，在长沙成立了湖南分部，毛泽东担任主任。领导湖南的工人运动成为毛泽东生活的重心。
当时在湖南有一个在工人中颇有影响的工人组织“湖南劳工会”，但这个组织只注重经济斗争，缺乏严密的组织和有效的领导，组织的一些罢工斗争都不太成功。毛泽东决定把开展工作的第一步放在争取这个组织上。他详细了解了这个组织的情况，尤其对劳工会的两个主要领导人黄爱和庞人铨十分关心，毛泽东得知这两个人为人正直，嫉恶如仇，在工人中威望很高，便多次与两人联系，并请他们到他的住处，和他们交谈。毛泽东对他们说：“我们不能只开展经济斗争，而要有工人阶级的自觉，谋取整个阶级的利益，这样，经济斗争才可能取得胜利。另外，你们那种行会式的组织方式是不利于开展斗争的，要通过民主的方式建立一个有效的办事机构。我建议你们改组现在的湖南劳工会。”毛泽东的诚恳和见识使得黄、庞两人放弃了从前的观念，接受了建议。1921年11月开始，在毛泽东的帮助下，一个新型的劳工组织出现在长沙。由于加强了组织和领导，团结了大多数工人，湖南劳工会的影响日渐扩大，黄、庞两人也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
不幸的是，1922年1月16日，黄、庞两人因为组织长沙纺织工人罢工，被湖南军阀赵恒惕逮捕杀害。两个年轻人十分英勇，黄爱在被砍了三刀后仍然高声叫道：“大牺牲，大成功！”倒是把刽子手给吓坏了，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勇敢的人。
黄、庞两人的牺牲使得毛泽东十分悲痛，他亲自组织了一场震动全国的抗议军阀暴行的运动。虽然最初的斗争失败了，但通过改组湖南劳工会，毛泽东取得了不少经验，他开始在实践中展露身手。毛泽东派出党内的很多干部到湖南的各个行业中，建立工人组织。为了便于开展合法斗争，毛泽东特意为工人组织定了一个名字，叫“工人俱乐部”，实际上就是为工人争取权利、领导工人斗争的工会。从1922年下半年到1923年年初，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湖南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工人运动的浪潮。运动的高潮起源于安源路矿工人罢工。
安源路矿是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湖南的株萍铁路的合称，总共有17000多名工人，在非人的压迫下他们过着悲惨的生活。为了发动工人，毛泽东不仅派出了李立三和刘少奇等人到安源组织工人，他自己也先后五次到安源煤矿，了解工人情况。
1921年冬天，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安源煤矿。这天，他亲自下到煤井，看到的情景令他十分难过。在又小又暗的煤井里，毫无安全保障的工人靠手工挖煤运煤，连工作服都没有，赤裸着身子劳动，很多人身上还有很明显的伤痕。毛泽东关切地问一个工人：“这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工头嫌干得慢，打的。”毛泽东是个感情丰富的人，他激动地问：“那你们就任他们欺负，不反抗吗？”大多数工人都苦笑着摇头：“我们哪斗得过他们？他们有钱有势，我们什么都没有。”这是工人中普遍存在的思想问题，没有斗争的自觉性和团结的意识，可是那些关于阶级的道理对文化程度很低的工人来说，实在是太费解了。
毛泽东想了一下，抬脚踢开了一块小石头，他说：“你们看，路上有块小石头，大老板一脚就能踢开，可是要是把很多小石头加上沙子、石灰，和成团，别说踢，连抱都抱不动。”毛泽东边说还边表演，工人们想到老板狼狈的样子，都不由得笑起来。“所以，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斗倒他们。”毛泽东坚定地说，工人们都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在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人的努力下，安源工人俱乐部逐渐发展壮大，工人们的阶级意识也逐步明朗起来，罢工的时机成熟了。1922年9月14日，突然汽笛长鸣，安源路矿工人放下手里的工具，高喊着“罢工了，罢工了”。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罢工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着。在罢工宣言中，工人们提出了17项政治和经济要求，并打出了一个很鲜明的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经过五天艰苦的斗争，罢工终于取得了胜利，而且没有伤一个人，这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安源路矿工人罢工获得全胜后，毛泽东又开始投入到另一次大规模的罢工，长沙6000多泥木工人罢工。那个年代，官府搞工程建设，总是强迫很多泥木工人为他们服务，给的工钱连糊口都不够。长沙泥木工人普遍生活在极度的穷困之中。毛泽东制定了罢工的基本目的，要求长沙县知事允许泥木工人有营业的自由，并且把工价调到三角四分。1922年10月6日，罢工开始了。毛泽东四处奔走，争取社会各界的声援，当时长沙《大公报》上每天都刊载罢工的情况。但是蛮横的长沙县知事拒绝了工人们的合理要求。10月23日，愤怒的工人们冲进了县公署。毛泽东亲自参加了斗争，他换下长衫，穿上工人的对襟衫，走在队伍中间，手里拿着一个口哨。毛泽东吹一声口哨，工人们便高呼一句口号，一声高过一声，工人们情绪激昂。然而县知事始终不出来，双方僵持着。湖南省得知了情况，不得不出面“调停”，答应第二天和泥木工人的代表谈判。
10月24日，毛泽东带着几个工人来到省政务厅，和厅长谈判。一开始，厅长根本没把几个工人放在眼里，但毛泽东有理有据的谈话和从容不迫的态度使厅长有些慌张了。毛泽东揭穿了统治者的自相矛盾，指出长沙县的做法是违背当时的所谓宪法的。谈判延续了三个多小时，最后，厅长不得不答应可以由泥木工人给当时的省长赵恒惕交一份报告，由省长来“定夺”。毛泽东马上起草了一份《呈省长文》，并在报告交到赵恒惕手中之前，先由《大公报》全文登载，让全社会关注这件事情。赵恒惕发现自己已经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万般无奈只好在报告上签了字。就这样，毛泽东巧妙地利用合法斗争的方式，又一次成功地领导了罢工运动，在工人中获得了极高的尊敬和信任。
后来，毛泽东又成功地领导了几次斗争，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得到了党内的普遍赞扬。军阀赵恒惕却被弄得十分头痛，以至于他后来对身边的人说：“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就不能立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