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理宗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对于蒙古而言是历史性的一个年份。大蒙古国哈剌和林城（今蒙古国后杭爱省厄尔得尼召市）万安宫竣工，窝阔台汗入驻，从此蒙古帝国有了自己的首都，这标志着这个草原部落联盟正式成为一个强大帝国。也就在这一年，蒙古帝国开始了全面攻宋的大战争。南宋的北方边界大致沿秦岭-淮河一线，实质上是800毫米等降雨量，也就是中国天然的南北分界线。此线北方是华北平原，一马平川，沃野千里，从南方进入这个广袤的平原很容易被合围；而南方则是水网纵横、潮热多雨的丘陵山区，北方来的人马都很不适应，所以在历史上多次自然而然地成为南北战略平衡线。而且这条战线非常漫长，从西边的四川盆地到东边的海岸线，绵延上千里。这条漫长战线被划分为三个主要战区——四川、京湖（相当于今河南南部、湖北北部）、江淮（淮河流域，相当于今江苏南部、安徽南部）。钓鱼城便是四川战区的一个战略据点。
万安宫竣工后，窝阔台汗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忽邻勒台大会，决定蒙古大军全面出击，要求蒙古所有的封建领主均派出长子率主力出征，史称“长子出征”。此次出征主要分西、南两个大方向。西方的主要战略目标是西征中亚及俄罗斯诸公国，各部联军由成吉思汗长子朮赤之子拔都（斯拉夫语系称“金帐可汗”）总领，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之子拜答儿、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汗长子贵由（《元史》称元定宗）、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长子蒙哥（《元史》称元宪宗）等宗王的长子均从征。西方蒙军势如破竹，数年间便横扫俄罗斯全境，并多次大败欧洲各国联军。后来拔都在俄罗斯建立起著名的钦察汗国（斯拉夫语系称“金帐汗国”）。而南方的主要战略目标则是进攻南宋，由窝阔台汗亲自总领。南方蒙军分三路进攻，窝阔台汗次子阔端王子率西路军攻四川，第三子阔出王子率中路军攻湖北，成吉思汗之侄宗王口温不花率东路军攻江淮。这是蒙古第一次大举攻宋，当时蒙军对与宋作战的战略还缺乏研究，尚不知应将重点放在哪一路，三路均带有试探性质。但总体来说初期较倾向于将战略重点放在中路，东西两路主要是作为中路军的侧翼牵制，更多的任务是牵制四川、江淮的宋军，以免中路军被宋军三面合围。
阔出王子主攻中路，将中路军分成两路，阔出自领军攻襄阳（今湖北襄阳），太师国王塔思攻郢州（今湖北钟祥）。塔思围攻郢州许久无法攻克，最终退兵。而阔出用了大半年才勉强推进至襄阳城下，从端平二年十月开始围攻襄阳，至端平三年二月，已损兵大半。窝阔台汗专门派兵增援阔出一路，三月终于攻破襄阳并入驻。然而宋军反击，又围攻了襄阳半年之久。阔出率军坚守襄阳，十月阔出突然死于军中，死因史料无详细记载，据判断最有可能是在苦战坚守襄阳的过程中受了伤，最终不愈而死。蒙古军以副帅特穆耳岱继为统帅，继续坚守。但此时宋理宗（赵昀）起复了名将孟珙。孟珙的战略决断非常高妙，尽管此时宋军已经知道蒙军主帅阔出王子已死，几乎人人都认为应该趁此良机猛攻襄阳，孟珙却力排众议，停止一味猛攻襄阳，而是立即率军赴援江陵（今湖北荆州），大败蒙军，收复江陵，切断蒙军对襄阳的支援补给线。襄阳成为了一座前沿突出的孤城，特穆耳岱见状大惊，只好连忙放弃襄阳，率剩余蒙军仓皇北逃。
东路军进攻江淮，这是南宋行在（宋朝首都东京开封府早已沦陷于金，所以南宋皇帝“临时”驻跸杭州临安府，称为“行在”）所在的前沿防区，宋军防御力量很强，不可能直接攻破，所以蒙军一开始也没有打算在此战区强攻硬拔。东路军主帅口温不花初战不利，很快窝阔台汗以察罕代之，但察罕进攻真州（今江苏仪征）仍大败，东路军的攻势草草收场。
真正惨烈的却是西路四川战场。阔端王子率西路军从凤州（今陕西凤县）出发，南取四川，路上收服了不少原金国的残余部队和城池，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原金军巩昌总帅汪世显。汪世显是西域汪古部（onghut）酋长，以族名为姓。汪古部是成吉思汗征服史初期便较早举族而降的两个部落之一，另一个是斡亦剌惕（Oirat，后亦译“瓦剌”、“卫拉特”等）部。成吉思汗与这两个部落世代结为“忽答”（quda，意为“亲家”），这两个部落对蒙古的忠诚度都相当高。后来斡亦剌惕部发展壮大，甚至一度取代了黄金家族成为蒙古诸部的新盟主，到明代与光复黄金家族名义统治的鞑靼（Tartar）并称为草原双雄。斡亦剌部下分绰罗斯（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个部落。后来绰罗斯部建立了强大的准噶尔帝国，和硕特部一度统治了青藏高原，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部则跟随金帐可汗拔都征服俄罗斯，后被俄罗斯帝国统治，即为俄罗斯联邦卡尔梅克共和国（Respublika Kalmykiya）的主体民族。清高宗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土尔扈特部不堪沙皇俄国的压迫，在土尔扈特可汗渥巴锡的率领下返回祖国，被称作“东归英雄”。可见，斡亦剌惕很快就完全融入蒙古，并被后人视为蒙古的主体民族。
而汪古部的情况则要特殊一点，汪古部的起源是蒙古、突厥、回鹘、沙陀分支的说法均有，族人信仰基督教的分支景教，既有西域游牧民族的彪悍，又通晓各族语言，文化较高，是不可多得的将帅之才。尤其是酋长汪世显之子汪德臣（蒙古名汪田哥）后来成长为蒙军第一悍将，也是钓鱼城之战的主角之一。汪古部最初是为金国守卫长城一线的部族，可能也残酷镇压过早期的蒙古诸部，但成吉思汗称汗后不久汪古部酋长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便归顺了成吉思汗。但该部落的某些分支已经被调往金国其它地区作战，比如汪世显这一支就被任命为巩昌总帅。巩昌府的治所在今甘肃省陇西县，辖区大致相当于今甘肃省西南部的陇西、会宁、通渭、甘谷、漳县、武山、定西等县，地处宋、金、西夏三国交界处，战事频繁，所以汪世显这一支也堪称汪古部战力最精锐的一支。
得到汪古汪世显部后，阔端王子一路军实力大增，继续向四川进军，在阳平关（今陕西宁强西北）遭到武德大夫、左骁卫大将军、利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曹友闻的顽强阻击。虽然蒙军数倍于宋军，但曹友闻丝毫不惧，采用了岳飞在颖昌之战中骑兵居中，步兵张两翼的攻击型阵型，激战蒙军。两军血战许久，喋血十余里，最终蒙军不支退去。曹友闻是宋初名将曹彬的十二世孙、宋理宗宝庆二年（公元1226年）进士，时隔三百年，再次擎起了曹家将的赫赫声威，极大地振奋了宋军士气。
端平二年底战败之后，蒙军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修整，于端平三年九月，阔端王子签发了党项、女真、回回、吐蕃、渤海军五十余万重新来攻。曹友闻率万余宋军力守兴元府（今陕西汉中），智计百出，本已设伏蒙军成功，可惜天不襄助，这时居然下起了大雨，“淖泞深没足”。当时川军多以棉裘代替铁甲，因为蒙军骑射手的主要武器是轻弓，棉裘不但轻便而且防箭效果很好，但现在被雨水浸透就既不能防箭也不能防刃。第二天黎明，蒙军以铁骑四面围定，曹友闻仰天长叹：“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于是牵来自己的战马杀死，以示必死的决心，宋军将士也无不气血激昂，怒吼着冲向敌军殊死血战，流血二十里，杀敌数倍于己，最终寡不敌众，全军战殁。汪世显极度景仰曹友闻的忠贞刚烈，专门盛礼祭奠，叩拜这位自己的手下败将。
攻灭曹友闻一路后，阔端军长驱直入，进入成都平原后直逼成都。蒙西路军还有一路偏师由宗王宗哥穆直率领，走当年邓艾偷渡阴平的路线，沿西路险山进军，初始趁宋军不备，顺利攻破阶州（今甘肃武都），但在文州（今甘肃文县）却遭到激烈抵抗。知州刘锐、通判赵汝曏率军民七千余人，坚守了七十五天，蒙军始终无法攻克。后宗哥穆直听闻阔端王子已破仙人关，只好留下一部分兵力围困文州，直率另一部分兵力前往成都与阔端会合。
成都之战现存史料记载不详，但应该是经过了相当残酷激烈的战斗。因为蒙军一度攻占成都，但宋军从川东来援，蒙军又弃城而去。现存史料称蒙军先攻破成都，后听说中路军阔出王子薨于军中于是又撤离。但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且不说阔出之死对西路军有什么影响，即便是中路军自己也没有因为阔出之死就立即撤军，而是另请副帅特穆耳岱继为统帅，继续战斗，最后是遭孟珙击败后才撤离的。西路军就更不可能因为另一路军主帅的死而主动放弃攻势，应该是受到了重创，无力守城才被迫撤离的。而且阔端离开成都时，下令将成都“火杀”，就是将城市焚尽，人杀光，可见其在此遭遇了重大挫折，心怀巨恨。当时世界上在中国境外最大的城市是亚平宁半岛的威尼斯（今属意大利），约有20万人口，而在中国算第三或第四大城市的成都约有160万人口，“火杀”之后收尸140万具。后来经过多次拉锯，宋蒙双方才终于发现，成都这座城市，既是四川战区的核心，但又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任何一方占领了其实都无力长期坚守，所以两军反复易手多次。每次宋军收复都会重建城市，但每次蒙军得手撤离时又会将城市焚平，如此反复多次，这座天府之国的锦绣之都遭到前所未有的浩劫。
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年），阔端王子再次调集大军进攻四川。这一次蒙军又尝试了新的战略方法，由都元帅塔海并秃雪率主力由北路入川，路线大致相当于今宝成铁路；巩昌总帅汪世显率另一路军由东北入川，进攻万州（今重庆市万州区），路线大致相当于今达万铁路。蒙军北路军连接攻破剑阁等险关，直趋成都。东路军用皮革做船，夜渡三峡险流，奇袭宋军，占领万州，突入了四川的东门户夔州（今重庆奉节，扼守住三峡险关）。四川制置使赵彦呐知成都不可守，竟自顾率主力部队撤出四川，却将四川制置副使兼知成都府丁黼和七百厢军留在成都。丁黼直到蒙军兵临城下前一天才知道情况，而很多居民甚至连蒙军进城时都还不知道这是蒙军，站立街道两边围观，等反应过来这是蒙军时，才拿起桌椅板凳当武器奋力抗敌。很多幕僚力劝丁黼弃城而逃，丁黼泪流满面：“我的职责就是守土，能往哪儿逃？”亲自率军出战，冲击阔端王子中军帐，被乱箭射死。参议王翊组织剩余的文官，盛装朝服，在官署中端坐。蒙军入城来，问他们是何人。王翊从容答道：“小官食天子之禄，临难不能救，死有余罪，可速杀我。”蒙军纷纷赞道：“这是忠臣啊！”诫令不可杀。王翊投井自杀，成都再次沦陷。蒙军东、北两路军继续准备两面合攻重庆。
所幸的是，在战况更激烈的中路战场上，京湖制置使孟珙大败蒙军后，立即分兵来救四川。孟珙根据长江三峡的地势，分兵扼守住各个险关，实际上是断绝了蒙军东、北几个方向的救援之路，使汪世显成了孤军突入。汪世显大惊，只能紧急往重庆方向强行军，与正在重庆城外备战的征行大元帅按竺迩会合。蒙军无暇再攻重庆，迅速西撤至成都与阔端会合。阔端考虑成都平原确实无险可守，孟珙若从东路攻入，蒙军也无法守御，于是再次将成都焚平后退出四川。经过连续几次这样的拉锯，成都已经彻底沦为一片赤地，其实再也无法作为四川制置使的驻地。而宋蒙双方也都开始调整各自的攻防战略思想。
宋蒙嘉熙三年大战后，宋廷暂以孟珙为宁武军节度使、四川宣抚使兼知夔州，仍兼京湖制置使，一人兼领四川、京湖两大战区。这既说明孟珙本人擎天一柱的作用，但也从侧面透露出南宋尤其是四川战区的将帅之才青黄不接了。
宋理宗嘉熙四年（公元1240年），陈隆之任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彭大雅任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汪世显突击成都，形同平地的成都根本无法守御，陈隆之殉国。宋廷诏以彭大雅主持四川制置使司工作，正式移镇重庆。彭大雅是宋宁宗嘉定七年（公元1214年）进士，宋理宗绍定五年（金哀宗正大九年，公元1232年），宋蒙会商联合攻金时，曾以朝请郎之职出使蒙古，根据其对蒙古的深入观察研究，撰写了著名的《黑鞑事略》，至今仍是研究早期蒙古勃兴的重要史料。彭大雅对蒙古深有研究，尤其被蒙军攻击大型城砦的技战术能力深为震撼，切感四川各大城市看似坚固的城防其实相对蒙军的攻城能力而言差距相当巨大。
重庆实际上是一座易守难攻的水陆要塞，依托长江、嘉陵江而建。重庆的主城区（今重庆市渝中区）夹在两江之间，嘉陵江从西往东流，长江在嘉陵江以南数里处大致平行东流十余里，然后往东北方向缓缓汇入嘉陵江，整个市区的俯瞰图犹如一条长舌。长江和嘉陵江形成又宽又深的天然护城河，在当时堪称天堑。而重庆的陆地又呈隆起的山势，非常有利于构筑立体火力体系。虽然当时尚未发展出棱堡（Bastione）体系，但在火药武器和工程机械力学武器初兴的南宋，也无异于天然炮台，守军可在山上构筑层层炮架，使宽阔的水面一览无余，基本不留火力死角。攻城一方从水面进攻是极其困难的，只能从城西的“舌根”处陆路进攻，而这一小截陆地地势也很险峻，而且守军必然是重重守御，也很难攻克。实际上，川东山岭险峻，水网纵横，这样的城池还不少，重庆只是其中最大的一座，我们的主角钓鱼城也是类似地形。
然而彭大雅研究重庆城防，却认为当时的重庆城尚不足以应对蒙军攻城能力，最主要的问题便在于重庆的城墙是泥土夯成的。重庆的战略险要地位早为古人所识，重庆第一次筑城早在战国时期。公元前314年，秦国攻取巴蜀，将川东、川西分别设置为巴郡、蜀郡，以成都为蜀郡的郡治，以江州（即重庆）为巴郡的郡治。当时尚没有砖石筑城的建筑工程技术，所有的城墙包括秦长城在内都是用泥土夯筑的，不过当时也没有宋代的攻城技术，更没有火炮，泥墙用来防御弓箭确实也已经够了。三国时期蜀国大臣李严镇守川东，加筑了重庆城防，不过城墙仍采用泥墙基础。之后四川盆地经历战乱较少，从未出现过大规模的城墙攻防战，所以重庆的泥墙一直沿用至南宋。现在彭大雅深知即将面对的将是史无前例的毁灭军团——蒙古，再用泥墙决不可守，必须用南宋的工程技术重建更加坚固的砖石城墙。
彭大雅用砖石筑起高墙，并且扩大城防的范围，将城墙修到了临江门、通远门一带，将“舌根”重重围护起来。当时四川饱经战乱，民生凋敝，彭大雅却在此时大兴土木，当地的吏民非常不理解，甚至在署衙中大骂彭大雅这位朝廷命官不顾一方百姓的死活。由于时间紧迫，彭大雅来不及向善良无知的百姓详细解释，只说了一句：“不把钱做钱看，不把人做人看，无不可筑之理。”意思就是说，现在国家已经不把钱当钱看，不把人当人看了，战争时期，人力物力都是无限透支，这个城墙没有不修的道理！很快，重庆新城筑成，下属请立碑以纪。彭大雅认为不必，只在四门之上立四块大石，上书某年某月彭大雅筑此城以为西蜀之根本。
同时，彭大雅认为重庆在嘉陵江上游50公里处的合州堪称水陆门户，也很容易受到蒙军攻击，所以派出部将甘闰到合州修筑城砦。甘闰到合州城后考察发现该城处于一个相对平坦的地势，其实并不好守，但城东5公里处有一小块地，仅有数平方公里，地处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汇流之要冲，三面临水，一座390米高的小山在三水环抱中突兀耸立，地势比重庆更为险峻。于是甘闰决定在此修筑一个城砦，平时虽不能容纳全州军民，但遇战时，可让军民入城暂避。由于这座小山名为钓鱼山，相传有一年饥荒，天降一尊大神，在此山上垂钓，从江中钓起大鱼，解了合州的饥荒，故而得名。这座小城，也就因此而得名为——钓鱼城。
这就是彭大雅首筑钓鱼城，一段英雄的壮歌正是由此拉开序幕。
很快，四川人民就明白了彭大雅大修城砦的重大意义。砖石构筑的重庆城多次顶住了蒙军的巨石重炮，否则，蒙军早已攻占四川盆地，南宋将失去防线的头部，任由蒙军从上游攻下，这时人们才明白彭大雅的高瞻远瞩。而合州人民也多次避入钓鱼城，避免了遭到蒙军蹂躏。
宋理宗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大蒙古国窝阔台汗去世。蒙古诸王争权夺利，陷入激烈内斗，南下攻宋的战势稍缓，南宋也获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这很大程度上都应归功于彭大雅的高瞻远瞩。否则，很可能窝阔台汗在世之前蒙军便已经攻克四川。同时，宋人也深刻认识到四川所面临的战争形势再不同于以往，开始考虑大幅调整四川的防御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