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田月桂像恋人一样，坐在植物园的草地上。
我带她到僻静的植物园来，目的是想听她讲述去胡巧巧家的经过。
“那家伙——就是项大方啊，把我拉到村口，让我下了车，他一个人待在车里等我。”在我的催促下，田月桂终于把话头转到了正题上。
她接着说了下去：“我在村里遇到一个小女孩，就问她胡巧巧家在哪儿。小女孩说，她家这会儿没人。她妈去地里干活了，她弟弟上学去了。我带你去找她爸吧！我立刻就同意了。”说到这儿，田月桂像男人一样哈哈大笑起来。
我问：“怎么啦？”
她说：“要笑死人啦！你说这世界上的人怎么好多都是一样的。猜猜小女孩把我带到了哪儿？”
“哪儿？”
“村头的一个赌窝子。一座挺大的空房子里，十几个男人围着一张桌子赌呢！不过，他们下注都很小，最多也不过五十块钱，半点也不过瘾。”田月桂绘声绘色地说，“胡巧巧她爸赌红了眼，看着自己的二十块钱让赢家划拉走了，就探出半个身子过去，想抢回来。结果呢，让赢家狠狠地揍了两拳……”
我禁不住打断她的话：“关于胡巧巧的事，你是怎么跟他谈的？”
她的吊眼朝上耸动着：“你真是小儿科。跟赌徒还有什么可谈的？我打开小坤包，从中捏出两张钞票，扔到他跟前，就结了……”
“这么说你已经知道了胡巧巧的下落？”我惊喜地问，“胡巧巧在哪儿？”
“你急什么呀！”她显得很不高兴，“你得先答应我的条件，我才能把胡巧巧的地址交给你。”
“怎么又要讨价还价啊！什么条件？说吧！”
“自然是钱啦！我和项大方这一趟跑的，光油钱来回就得六百块，再加上给胡巧巧她爸那二百，还有在路边店扔的一百五十块饭钱……反正花钱的地方很多，你自己算吧！”
于是，我说：“好吧！我给你一千元。”
田月桂生气地白了我一眼：“就一千啊？我俩的劳务费呢？”
我实在气不过：“田月桂，请你为我考虑考虑。眼下，我是靠在美国打工时剩下的一点钱过活，连工薪阶层都不是……”
“算啦！算啦！你别叫苦连天的！我又不能给你发救济金。”不等我说完，她就蛮横地打断了我的话。
此时，从田月桂的脸上，再也找不到半点善良的东西，代之的是赤裸裸的贪婪。吊眼、小嘴，就连呼吸，也像是在喊着“钱、钱、钱”。这些天来，她留给我的好印象，都随着“讨价还价”一扫而光。
“你不想给钱，是吧！那我走了。”她欠起身，把长腿收回来，下巴抵在膝盖上，坐姿就像一只对虾那样弯曲着。
“我给你！一千五百元。不能再多了。”我说。
她竟笑了起来：“哈哈，李光，我就知道你在骗人！你李光是谁呀，房地产大老板的儿子，会没钱！”
我从衣袋里掏出钱包，从仅有的两千元钱中，抽出十五张，给了她。她接过钱，数了两遍，放进身旁的小坤包里。然后，又在小坤包里翻来翻去，最终，找到一张小纸条，递给我：“喏，这是胡巧巧的地址。”
我接过纸条，见上面潦草地写着一行字：北京市东城区圈里巷52号。
“你父亲的遗书上不是说胡巧巧在南方开发廊吗？”看着纸条上的地址，我禁不住问。
“那都是老皇历了。死人才待在一个窝不换地方呢！”田月桂不满地揶揄我。
“纸条上的地址是胡巧巧的父亲写的？”我仍有点不放心。
“是他写的。怎么啦？”
“你怎么能证明他写的是真地址？”
田月桂的吊眼又竖起来了：“李光，你又小儿科啦！你也不想想，他个乡下老巴子，怎么知道北京有个东城区圈里巷，他编也编不出来呀！”
她说得的确有道理。
我去了一趟银行，从母亲留给我的最后一笔钱里取出八千元。身无分文是去不了北京的。
东城区没有圈里巷，西城区也没有圈里巷。在北京的三天里，我走街串巷地打听，甚至还去了好几家派出所，得到的回答都是肯定的：没有圈里巷这个地名。
我这才发觉自己是受骗上当了。我和田月桂全被胡巧巧父亲这个狡猾的赌徒给耍了。
我又气又急地给田月桂打电话，尽管我心里清楚，这不是她的错，但还是想冲她发发牢骚。然而，几次拨通她的手机，她那边都大声嚷嚷着：“李光，你大声点，可能是线路有问题，我一句也听不清。”
“混账！”我骂了一句。
本该上午十点到达白云的火车，晚点一小时。因此，当我踏上站台时，已近中午。
一走出白云火车站的地下通道，我就直奔广场上的电话亭。手机早没电了，肮脏的小旅馆房间里，竟连充电插头也没有。
“喂——”对方慵懒的声音，让我吃了定心丸。
我怒气冲天地嚷着：“我真是让那个赌徒给害惨了。”
田月桂大概还没睡醒，竟没弄明白“赌徒”指的是谁：“什么赌徒啊？你在说谁呀！”
“我还能说谁！在说胡巧巧她爸。”我越说越气。
田月桂倒是不愠不火：“哦——是这样啊！你现在在哪儿？”
我说：“我能在哪儿！我在火车站！”
“这么说你回来啦！找到胡巧巧了吗？”
“找到还好了。你还没听明白啊，我们让那个赌徒给骗了。北京的东城西城我全找遍了，根本就没有圈里巷这个地名。”
田月桂不说话了。
“你是怎么跟那个赌徒谈的？”
田月桂没理会我的质疑：“你先消消气。电话里说不清楚。这样吧，明天我们见个面。下午三点我去你宿舍。”
回到宿舍，我放下简单的行李，就给杨干父母打电话。
电话铃刚刚响了两声，杨干父亲就接了电话。他告诉我，杨干母亲前天去乡下舅舅家，参加侄儿的婚礼，四天后才能回来。紧接着，他就焦急地问我能不能马上回家一趟。我答应吃完午饭马上去。
没有母亲的家显得有点冷清。变得沉默寡言的杨干父亲，更让我备感凄凉。
我和杨干父亲在小客厅沉默地对坐着。他拿起茶几上一包本地产的金虎牌香烟，抽出一支，我抢着给他点着，他便低下头，专心致志地抽起来。他像是有什么心事，很沉重的心事，让他痛苦万分的心事。他手里的香烟越燃越短，几乎快要烧到手指了，仍是浑然不觉。
“爸爸，要烧着手指了。”我提醒他。
他这才将烟头在烟灰缸里摁灭，慢慢抬起头，用痛楚的目光望着我，像是终于下定了决心。
“小光，我找你来，是想跟你说一件事。”他咳嗽了一声，“是小干的事。”
我点点头。
“这事一直在我心里翻搅着，每晚睡到半夜就醒了，醒了就想这件事。你知道小干是自杀的，可我就是想不明白，他怎么会自杀？他死得太蹊跷了——”
听他这样说，我身上的每一根神经都紧张起来。
“那是他去康复医院的第四十五天。他去了那儿以后，我每天计算着日子。大清早，康复医院突然打来电话，说小干不见了。我问他们什么时候发现小干不见了。他们说今天早晨查房时，小干不在房间，四处找了找，也没见影儿。康复医院病人的房间晚上是上锁的，小干他怎么跑得出去？我怀疑是头天下午护士开门送药时瞅空跑的。这样算来，他在外面待了一整夜。我心里那个急呀！我和他妈站在窗前，边商量着该去哪儿找他边朝窗外看着。这当儿，就见一辆出租车停在了楼下，车门打开，小干从里面钻出头来。我和他妈连门也没关，就一前一后地往楼下跑。等我俩来到楼下时，出租车已经开走了，只有小干一个人坐在楼梯口，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咕咚咕咚地喝着。我和他妈叫着他的名字，问他怎么回来了，他不回答我们的问话，嘴里只是不停地说：我渴。我渴。我说，你快起来，咱们回家喝水。他跟着我俩上楼时，脚底下已经有点不稳了。可我没当回事，以为是在康复医院吃药的缘故。一进家门，他就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我和他妈全吓慌了，扑到他身上摇着喊着：小干，小干，你怎么啦？你这是怎么啦？这时，他已不能讲话，翻着白眼，脸痛苦地扭曲着，嘴里吐着白沫，手脚也不停地抽搐……我俩的哭喊声，惊动了邻居，隔壁的赵大爷跑过来一看，说快叫救护车送医院吧！这孩子好像是中毒了。救护车赶来时，小干其实已经没气了……事后，我就想，小干从医院偷跑出来，肯定是清醒以后，突然想起了什么事，急着去办。要不，他怎么不先回家呢？整整一个晚上，他去了哪儿？他怎么会想到了自杀？半夜三更的，又是从哪儿弄到的毒药？我想不明白——小光，你知道小干是孝顺孩子，他服毒以后，还搭了出租车回家，见到我和他妈连句告别的话也没说——这不像是我家小干做的事，他要真是不想活了，会给我们留下遗书什么的，可他就那么一声不吭地走了……”杨干父亲说不下去了。
“你怀疑杨干是被人谋杀？”我字斟句酌地问。
“小干他既然想自杀，又不打算跟父母做个交待，干吗还要回家呢？我千遍万遍地想着那天早晨在楼下见到他时的情景，他身上穿着一件白绒衣、牛仔裤，干干净净的，就像是早晨刚换的。你说他要是因病情发作，在外面的路边或是公园的露天地里过夜了，那衣服还不脏得不成样子？对了，还有一件奇怪的事，他穿的这套衣服是他上学时，我们一家三口一块儿去买的。康复医院不让病人穿自己的衣服，我送他去医院时，什么也没带。你说他从哪儿把这套衣服弄到手的……”
“衣服？就从他身上的衣服着手……”我在心里想着，不由说出了声，“杨干穿的那套衣服，你能确定一直放在家里？”
“这事我说不清楚。他从学校回来时，衣服都由他妈收拾。”
“你从来没跟妈妈提起这事？”
“没有。我不敢说。小干走后，我俩都害怕提他死时的情景。我俩不愿承认他已经死了，这你也看见了。我只是在心里偷着琢磨……”
“如果他没有机会从家里拿走衣服。那么，只有一种可能，那天晚上，他从医院跑出来后，回了学校的宿舍。从宿舍找到了离开时没有带走的衣服。”
“我从没往学校那边想。小光，你说那天晚上他干吗要回学校？是不是想去见什么人？要不，回家的路可比去学校近多了。他干吗要舍近求远？”他眼巴巴地望着我，想从我嘴里得到答案。
我绞尽脑汁地思索着。
“我得马上回学校，去弄清一件事。”我站起身说。
我没费吹灰之力，便从宿舍窗外的墙缝里找到了我俩藏在那里的钥匙——一把锈迹斑斑的钥匙。我用这把钥匙打开门，来到杨干的床前，撩起床单，弓身把头探到床下，伸手在里面摸着，很快地，我就找到了杨干换下的病号服。我们的猜测是对的，杨干从康复医院跑出来后，的确来过这里。至于杨干为什么要回宿舍，那一夜他究竟干了些什么，就很难再找到线索了。
我把杨干的病号服拿到屋外，抖去了灰尘。然后，摊在他的床上，抚平皱褶，叠好，压在了他的枕头下面。我想，总有一天，这套衣服会派上用场的。
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呢？
我拨通了教授家的电话。我担心要求见面会遭到他的拒绝。
电话是那位大嫂接的。我说请教授讲话。她说教授不在家，如果有事，可以和夫人说。
“夫人？这么说夫人从乡下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