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偎在床头，把电脑放在被子上，看着大雄和机器猫在久远的画面里蹦来蹦去。而静香，这个漂亮的女孩也加入了他们的冒险。VCD容量小，一张碟只有五集，三十多分钟。看完后，光驱停止转动，画面满是蓝色，我一直浑浑噩噩的脑袋却在清冷的空气里清晰起来。
哆啦A梦，哆啦A梦，哆啦A梦。
这四个音节，如同咒语，一经念起，满脑子都涌出了回忆。
在能够看到《哆啦A梦》之前，我的童年乏味而无趣。
在很多人的回忆里，尤其是关于乡村的回忆，童年都是充满了乐趣的——他们无忧无虑，晃晃荡荡地穿过盛夏沸腾的阳光，在湖边钓虾，门前打弹珠，在河里游泳……他们一边回忆，一边微笑。但在我小时候，没有一个孩子是真正享受这种生活的，童年缓慢得如一只在烈日暴晒下的蜗牛，永远到不了夏天的尽头。他们都希望快快长大，逃离黏稠的童年，恰似如今他们希望逃离空乏的现状。
尤其是我。
我从小就不合群。上树下河，偷瓜钓虾，这些我都不喜欢。别的男孩子在稻场上拿着竹竿喊打喊杀、互相追逐的时候，我总是一个人游荡在田野间，有时穿过金黄的油菜花，有时拂过一朵朵雪白的棉花，有时涉过被风吹得麦涛滚滚的麦田。
我经常走着走着就遇到了在田里干活的父母，他们对我这种漫无目的、鬼气森森的游荡感到忧虑，呵斥我回家去找邻居小孩玩儿。我答应了，却走得更远。
这种游荡一直持续到村子西边的杨方伟家买了VCD放映机为止。杨方伟的爸爸杨瘸子是开酒厂的，在白酒里兑了水卖给村里人，挣了钱，就给儿子买了这个。而那时，村里有电视机的都是少数，即使有，也是右上方有两个旋钮的那种老式电视机，加上信号不好，只能收到几个地方台。但在杨方伟家里，VCD配上大彩电，加上偶尔从镇上租的电影碟，一下子成了村里最时髦的家电。
每天傍晚，附近的老老少少都来到杨方伟家的院子里，大声喊着要看电影。杨瘸子开始没理，但人们的精力是充足的，一直喊到半夜，他想跟媳妇儿亲热都不成。没办法，他只能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把彩电和VCD搬出来，接好线，放一部电影。
院子里挤满了人，自带椅子、板凳，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视屏幕。人一挤就热，蚊子又多，但人们硬是一直忍到电影播完才散开。
杨瘸子每个星期天去镇上送酒，也就顺便换下一批VCD碟，因此每个星期天，大家都知道有新电影看，人来得最多。但有一次，他把杨方伟带过去了，杨方伟在租碟店子里转了半天，看到店里有新货，选了十张封面上印有圆头圆脑机器猫的VCD。
那个星期天，人们都来了，但是画面蹦出的不再是熟悉的少林寺众僧，而是色彩鲜艳的动画。他们都抱怨起来，说：“老杨，你怎么租的这个碟？动画片不好看，换换换！”
杨瘸子说：“你叫我换就换？租碟子一张三角钱，你给我？”
众人起哄：“杨老板莫小气，三毛钱抵不上你一斤酒里掺的水，换嘛！”
“没得，碟子是伟伟租的，他就爱看这个。”
大家只能看动画片，耐着性子看了一会儿，夸张童稚的画面并不能吸引他们。没多久，大人们就陆陆续续起身走了。
留下来的，全都是孩子，看得津津有味。
我也坐在中间，被电视里这只神奇的机器猫吸引了。它从未来跋涉而至，陪伴在大雄身边，兜里能掏出无穷无尽的宝贝，带着大雄上天入地、穿越时空，最重要的是，它还能陪着大雄去接近美丽的静香。我看得如痴如醉，腿上被蚊子咬出了好几个大包都浑然不觉。
放了两张碟之后，杨方伟站起来，对我们说：“都放了十集了还舍不得走？回家吧，明天再来。”
我问：“还是这个时候？”
“明天可以早一点儿，要是太晚了，你们回去也不方便，”他转过头，朝我左边说，“露露，你家有点儿远，回去要小心点。”
我这才发现，一直在我左边看电视的，是一个女孩子。电视机已经关了，我看不清她的脸，但看得到她的头发扎成细细的马尾，在黑暗中一晃一晃。
我们往回走，各自散开。夏季的田野并不全然黑暗，有星光在头顶，有萤火在身畔。我走过大路，要途经一片空旷的大稻场。我四处游荡那会儿，已经走遍了全村，所以很熟悉这条路。但走着走着，感觉身后有人跟着——是那个小女孩。一只萤火虫很近地划过她身侧，我看到她的右边脸颊有一瞬间被照亮，即使是这样的晚上，依然可以看出她很白皙，还有着黑亮的眼睛。但我再想细看时，那只萤火虫已经飞远了。
她也停下了。
我顿时明白了——稻场的周围，是一大片坟茔，村里故去的人都埋在里面。此时冷清的夜风吹过，在坟间穿梭，隐隐听得到一缕缕呼啸。坟茔的另一侧，是一条流淌的河，水声啪嗒啪嗒，像是有人在河面上走动。
这个女孩独自穿行，会感到害怕，所以才离我近一点，保持五六米的距离。
于是我放慢了速度。那是小学五年级结束的盛夏，我们都很矮小，步子跨得短，走过这片深夜的稻场要花十分钟。我记起了刚才的动画片片头曲，便轻轻哼唱起来：“每天过得都一样，偶尔会突发奇想……”星空亮起来，风大起来，我们小小的身体在风里穿行。我心里没有一点儿害怕，连路过那个突兀地立在坟茔与稻场中间的房子时，也步履轻快。
走出稻场，踏上村口大路，半里外家家户户灯火连缀。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