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是举世闻名的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说：契诃夫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托马斯·曼断言：“毫无疑问，契诃夫的艺术在欧洲文学中属于最有力、最优秀的一类。”海明威也十分赞赏契诃夫的艺术：“人们对我说，卡特琳·曼斯菲尔德写了一些好的短篇小说，甚至是一些很好的短篇小说；但是，在读了契诃夫再看她的作品，就好像是在听了一个聪明博学的医生讲的故事后，再听一个尚年轻的老处女竭力编造出来的故事一样。”更有意思的是，这位被誉为“英国契诃夫”的卡特琳·曼斯菲尔德本人对契诃夫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她在给丈夫的一封信中说：“我愿意将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换取契诃夫的一个短篇小说。”在一篇札记中她写道：“如果法国的全部短篇小说都毁于一炬，而这个短篇小说（《苦恼》）留存下来的话，我也不会感到可惜。”在我国，契诃夫也备受推崇，茅盾生前曾号召作家学习契诃夫的“敏锐的观察能力”，“高度集中概括的艺术表现能力和语言的精练”。
一八六〇年一月二十九日契诃夫出生在塔甘罗格市，一九〇四年七月十五日他病逝于法国巴登维勒的疗养院。他的祖先是农奴；祖父在一八四一年赎得了本人及家属的人身自由。父亲经营过一个杂货铺，一八七六年破产后给人当伙计。契诃夫自幼备尝人间艰辛，他自己说他“小时候没有童年生活”。一八七九年，勤奋的契诃夫凭助学金进莫斯科大学攻读医学。一八八四年毕业后，在莫斯科近郊开始行医。
契诃夫的文学生涯始于一八八〇年，为当年风靡一时的幽默刊物撰稿，常用笔名契洪特。当时契诃夫年纪尚轻，又迫于生计，写下了大量无聊的滑稽小品，《不平的镜子》和《谜样的性格》便是这类故事。但比起专门供小市民消遣解闷的滑稽报刊的众多撰稿者来，年轻的契诃夫的目光较锐利，笑声更健康。他以契洪特为笔名，发表了许多幽默佳作，揭露当时社会中的丑恶。他描写卑躬屈节、不知自尊的小官吏（《在钉子上》，《喜事》，《一个文官的死》，《胖子和瘦子》），刻画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嘲笑见风使舵的奴气（《变色龙》），讥嘲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耶夫军士》），暴露金钱的腐蚀作用和上层社会的道德败坏（《在海上》）。这类幽默作品脍炙人口，而《变色龙》可说是契洪特送给世人的一面镜子，读者从中可以看到一些现代人的影子。对生活在贫困之中的劳动者，年轻的契诃夫深表同情，写下了《牡蛎》、《哀伤》、《苦恼》、《万卡》、《歌女》、《安纽黛》、《风波》和《渴睡》等优秀短篇小说。正是在这些作品中，欢乐俏皮的契洪特逐渐成长为严肃深沉的契诃夫。
到八十年代下半期，契诃夫的小说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他在《草原》中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了农民的命运。在《命名日》、《公爵夫人》、《跳来跳去的女人》中，他暴露了伪善、庸俗和虚荣。
这时契诃夫声誉日增。一八八八年十月帝俄科学院授予他“普希金奖金”。可贵的是，契诃夫并未陶醉于日益增长的荣誉和地位，他越来越意识到作家责任重大。他迫切寻求“明确的世界观”，深深感到，如果没有明确的世界观，“自觉的生活……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是一种可怕的事情。”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正是契诃夫这种内心折磨的产物，其中主人公老教授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在思想探索中体验到的苦恼，也反映了作家本人寻求“明确的世界观”的迫切心情。
正是在这种心情的驱使下，一八九〇年春病弱的契诃夫前去库页岛。他在这座人间地狱里的见闻提高了他的思想认识，使他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库页岛之行也拓宽和加深了他的创作意境，使他写出了《在流放中》和《第六病室》，否定“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统治下的俄国。《第六病室》标志着契诃夫创作中的转折。从此以后，契诃夫的中短篇小说具有了更强烈的社会性、批判性和民主性，其艺术形式也日趋完善，内容和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真实，朴素，深刻，动人。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国的解放运动开始进入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时期，必须解决双重的历史任务：既要完成反对专制、争取民主、反对封建残余、发展经济、文化和科学的民主主义革命，又要完成推翻资本剥削和创建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契诃夫是站在民主力量这一边的。一八九七年冬到一八九八年春，他反对法国反动派诬陷犹太籍军官德莱福斯，并指责在此案中助纣为虐的苏沃林及其《新时报》。一九〇〇年春他协助安排政治流放犯、社会民主党人拉金到雅尔达肺病疗养院疗养。一九〇二年春，他同柯罗连科一起抗议帝俄科学院撤销高尔基名誉院士的称号。一九〇二至一九〇四年间，他不止一次地在物质上支援为争取民主而蒙难的青年学生。这些事实都表明，契诃夫晚年的民主主义思想和立场更为坚定，而这正是他后期小说创作的思想前提。
契诃夫在晚期作品中，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农村、工厂、小市民和知识阶层的日常生活。这些作品展示俄国农村的贫困、落后、愚昧和矛盾（《农民》、《新别墅》、《在峡谷里》），暴露和否定资本主义，指出它的不合理性和不道德性（《女人的王国》、《三年》、《出诊》），剖析庸俗、自私和铜臭对人的灵魂的腐蚀（《文学教师》、《挂在脖子上的安娜》、《醋栗》、《约内奇》），反映典型的社会心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套中人》、《醋栗》、《带狗的女人》、《出差》），描写已经开始觉醒的知识分子，写他们与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决裂和对“新生活”的憧憬（《出差》、《醋栗》、《新娘》）。这些作品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和强烈的道德激情，既展示了农村、工厂和其他社会阶层的生活画面，也反映了进步知识青年的觉醒和“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社会情绪。
契诃夫的显著特色是他能够从最平常的现象中揭示出生活的本质。他高度淡化情节，只是截取平凡的日常生活片段，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揭示重要的社会现象。但他不陷入日常生活的“泥沼”，恰恰相反，他的深刻的现实主义形象常常升华为富有哲理的象征。在展现人物内心世界方面，契诃夫不重细致交待人物的心理活动过程，只求从人物的行为举止中看出其内心活动和变化。契诃夫具有高超的抒情艺术才能，善于找到适当的时机和场合，巧妙而多样地流露出他对觉醒者的同情及赞扬，对堕落者的厌恶和否定，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以及对丑恶现实的抨击，而且浓郁的抒情意味常以“客观”而含蓄的叙述笔法为载体。契诃夫是一个有强烈幽默感的作家，在他的小说中，基于所描绘的人物和事件的性质各异，他巧妙地发出有着微细不同的感情色彩的笑声，淡淡的幽默往往与辛辣的讽刺相交织。契诃夫的小说紧凑精练，言简意赅，给读者以独立思考的余地。
无论是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契诃夫的成长和发展道路都有深刻的教育意义，他的作品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契诃夫是人民的作家，他的优秀作品是人民的宝贵财富。
朱逸森
1994年7月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