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有魅力，就要成为一个谜。
——可可·香奈儿（Coco Chanel）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一个没有记忆疲劳的年份。但对于大清来说，却是一个既无艳阳又无皎月的岁月。在八国联军从东部沿海的天津杀进北京，慈禧皇太后挟持光绪皇帝仓皇西逃的同时，一支由西方探险者组织的驼队也从西部边陲的喀什出发，大摇大摆地走向“荒凉得如同月亮上一样”的罗布荒漠。
骑在头驼上的斯文·赫定，头戴毡帽，嘴上叼着烟斗，向空中悠闲地吐着烟圈。他年方35岁，已经具有三次中亚考察经历。他此行得到了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Oscar II）和化学家阿尔弗雷德·伯纳德·诺贝尔（Alfred Bernhard Nobel）的资助，可谓经费十足、准备充分、计划周全。而他冠冕堂皇的任务，仍然是实地测量传说中的“中亚地中海”——罗布泊的准确位置，为老师李希霍芬与俄国人关于罗布泊位置的争论提供实证。
就像此前他不听老师的规劝学习理论一样，这一次，他没有按照老师的嘱托直接前往罗布泊，因为在他心目中，有着比打赢口水战更重要的东西。此前，他已在新疆和阗发现了两座沙埋遗址——丹丹乌里克（Dandan oilik）[47]古城和喀拉墩（karadong）[48]古城，收获了一批价值连城的文物。寻找民间传说中的大漠古城与财富，应该是他此次新疆之行难以言传的目的。
正是他的特立独行，使他走近了一个秘密——一个令世界目瞪口呆，并给他带来无上荣誉的秘密。
为了确保行程顺利，斯文·赫定在驼队组成人员上煞费苦心。驼队里，有吃苦而精明的罗布人向导奥尔得克，有富于野外生存经验的罗布猎人阿不都热依木，有老实可靠的维吾尔族驮夫帕皮巴依，还有机警勇武的哥萨克警卫切尔诺夫。
3月下旬，驼队从库鲁克塔格山（Kuluketage Mountain）南麓的阿提米西布拉克（Ati Misi Burak，今称阿斯廷布拉克）启程，由北向南进入土丘密布的罗布荒漠。
28日，罗布荒漠里一个难耐的日子。下午三时，他们经过一片黏土台地，见到了两间木屋子遗址（后来证实这是一座佛寺），发现了许多黏土祭祀钵、陶器碎片、古中国铜币和一种铜针，还有一些木雕。其中一块是头戴王冠的国王，另一块是戴着花圈的男子，还有一块是工整的莲花。对此，斯文·赫定没有在意，只是感到这是一处东去敦煌（Tunhuang）[49]古道上的驿站。又前行了20公里，斯文·赫定和队员们在沙漠中发现了一处长着几棵柽柳的低洼地。有植物生长的地方必定有水，斯文·赫定决定停下来挖水并在此宿营，但考察队仅有的一把坎土曼[50]被37岁的向导奥尔得克遗忘在刚才经过的废墟了。没等斯文·赫定埋怨，向导便在晚饭后，骑上一匹驽马匆匆北返，主动回去寻找铁铲。
东北季风，总会在每年的3月底、4月初光临罗布荒原。后半夜，一场暴风如期而至，向导在风中迷了路。似乎是一种天意，他为了避风，闯入了另一个遗址，这个遗址里有一座塔，还有一片比白天路经的废墟规格更高的房屋遗址，而且遍地散落着木板、古钱和雕刻品。不可思议的是，他不但找到了铁铲，还特意带回了两块精美的木板。
向导回去寻找铁铲的那段时间，斯文·赫定一次次翘首企盼着，形同热锅上的蚂蚁。他并不知道，如雅典娜暗中助推着阿尔戈英雄们的船只，幸运女神正悄然向他走来。第二天黄昏，当向导带着意外收获——两块木板赶上南行的队伍时，苦苦等待的斯文·赫定惊呆了：面前的涡卷纹、树叶纹装饰木板具有典型的希腊艺术风格！探险家的直觉告诉他，这些精美的木雕，属于上一个千年的佛教（Buddhism）[51]文明，是某个来去无踪的神秘古国邀请探险家来访的国书。向导发现的一定是一座沙埋古城，自己有可能成为第一个揭开塔克拉玛干沙漠文明之谜的人。但只够维持两天的饮用水，使他控制住了激动的情绪，把对这片遗址的强烈悬念，留到了第二年冬天。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初的新疆，山寒水瘦，天寂地寥。瑞典人果然又来了。但是，寻找遍地木雕的遗址的过程并不顺利，他几次产生了放弃的念头：骆驼在超负荷运作，人也到了承受的极限。
3月3日，数字整齐好记，又意味着吉祥，像是精心挑选的“黄道吉日”。这一天，驼队意外踏上了一条依稀可辨的古道。突然，一直在反刍的头驼停了下来，一个硕大的土堆挡住了去路。经验丰富的斯文·赫定认出，那不是千年强风雕琢而成的突兀土堆，而是一座印度式佛塔的遗迹。
他快步走上土堆，放眼望去，一座被沙漠掩埋已久的古城出现在视野中：一道人工河反射着夕阳的余晖，成片的古建筑分布在佛塔与运河之间。细沙之下的官署、寺庙、僧舍、马棚、街市、瞭望塔、生活用具、纸本汉文文书、汉文木简、佉卢文（Kharosthi）[52]文书静静地躺在那里。古城如同中了魔法一般沉睡着，异样的沉静使得他心潮涌动，惊诧莫名。似乎，城中居民刚刚离去，他们就接踵而至了。一辆马车的巨大木轮刚刚修补完好等待重装，一栋房舍柴扉半掩似乎主人知道有远客将临……那一刻，他仿佛听到了干涸已久的人工河最新的脉动，也似乎听到了千年前的绿洲古国鼓翼而过的声响。
除了佛塔，古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建筑物是由四堵厚实的墙壁分割成的三间房屋。后来，佛塔成为楼兰古城的象征。那座建筑物——东汉西域长史府故址则被称为“三间房”，古城出土的重要文物大都出自“三间房”墙角下一处有两千年历史的垃圾堆。
命运女神既是无影无踪的虚无，也是有声有色的存在。虽然谁也没有见过她的倩影与芳容，但人们又仿佛时时能感受到她的足音、脉搏与呼吸。她是一般人难以接近的玄妙，也是只有强者与智者才能偶遇的奇迹。
有感于命运女神的眷顾，他先是面向澄明的蓝天做了一次虔诚的祈祷，然后在《亚洲腹地旅行记》中兴致勃勃地写道：“我们将那城的每一所房屋都掘开，最后只剩下一间土盖的房屋。我们在那屋里找到了36张有中国文字的纸，有文字的小木板。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一些破衣、鱼骨、印有花纹的毛毡等。我相信这些毛毡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接着我们考察一座泥塔，但它却是实心的。我们只在它的旁边找到两管中国毛笔，两个瓦罐和无数的小钱……这就是当年繁盛一时的古城。古城以及我在那废址中极幸运所得的发现足足可以编成一整部书。”
透过考察资料，他认定这座古城是4世纪初失守的。在日记中，他想象的翅膀开始翔舞：“当城中战云密布时，官吏们并没有忘记公家的责任，他们仍尽心尽责，在战鼓与烽火中写完他们的报告。这些中国人的品行和勇敢精神令人感动。由此可知这个非凡的民族如何能统治半壁亚洲——这并非幻想力的创造物，也不是诗，这是赤裸裸的真实。那些信札在埋了1650年后，现在又给我们一个音信。它们的灾祸、忧患和喜乐终见天日。”
对于沉埋于遗址中的大量文书，作为探险家的他当然知道它们在历史地理研究中无法估量的价值，所以对临时雇来的民工宣布，凡找到文书资料的，一定在工资之外另加奖励，并立刻兑现。这一措施，使得既贫困透顶又毫无文物保护意识的民工们为了寻找文物，几乎进入了一种癫狂的状态。后来的斯坦因，也采取了同样的办法，当然同样收到了立竿见影的奇效。这也是西域大量古城遗址被别有用心的外国人和见钱眼开的中国人一起盗掘得面目全非的一大原因。
在难以言表的激动中，斯文·赫定将发掘出的文物运回西方。随他一道到达斯德哥尔摩的，除了157件汉文纸简、文书外，还有56枚五铢钱，许多佉卢文书，大量箭镞、铁斧、铜镜、甲片、珠饰、海贝、乐器、丝绢、锦、木雕饰、毛织物等。
考虑到自己没有熟练掌握地理学研究方法，所以他听从老师李希霍芬的建议，把全部材料与勘测数据交给了住在德国西部城市威斯巴登的汉学家卡尔·希姆莱（Karl Himly），并由希姆莱向世界宣布：“那城名叫楼兰，位于东经89°50′53″、北纬40°31′34″，占地10.8万平方米，在第三世纪极一时之盛。”
希姆莱去世后，材料转交到了住在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的中亚文字研究家康拉第（August Conrady，中文名孔好古）手上。他将这些文件译成德文，还写成了《斯文·赫定在楼兰所得的中国文书与其他发现》一书。他在书中介绍，纸片中有古籍《三国志》的残片，中国人在公元前105年发明造纸，那片文字是公元前150年至220年间所写，因此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纸张和纸上文字，比欧洲纸上文字早了700年；文书中有军事机关、粮局、驿站所发的信件、报告、告示和收据，有简单的习字帖和孩子们练习乘法表“二乘八得十六，九乘九得八十一”的拙书，还有署名超济的私人信件，信件字里行间弥漫着戍边将士对家乡亲人的深深眷念；物件中有魏晋钱币，有猎箭、战箭、火箭，有贝壳做的货币，有项链、耳坠、刻着赫尔墨斯（Hermes）[53]像的宝石，有衣绸、床单、毛毡、麻线、鞋子，还有来自叙利亚、古罗马的铜器、木器、铁链、玻璃杯。康拉第断言：“具有现代性的中国西域与西方的混合文化在楼兰很发达，因为那城是边境的锁钥，是亚洲中间古代大道——尤其是东方至中国和西方至波斯、叙利亚和罗马间往来运丝的大道的门户。”他还兴奋地说：“楼兰文件是一种叙事诗，是用世界历史的重大、狂暴、黑暗的背景描写的世情画。”
可惜，就在他埋头研究楼兰时，死神就叩开康拉第的门了。
于是，全面叙述斯文·赫定发现的楼兰的重任，落在了第三位德国汉学家阿尔伯特·赫尔曼（Albert Herrmann）身上。赫尔曼不但愉快地接受了任务，而且精心创作了名为《楼兰》的小册子，对楼兰的发现史、楼兰的历史与地位、楼兰与罗布泊的变迁、楼兰一名的来历、楼兰古城以及在楼兰发现的文物做了精辟的概述，成为向世界宣告楼兰再现的“白皮书”。
1600年前的丝路重镇——楼兰重现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