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事物都是没有阴影的，比如大海和天空。
——冯骥才
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二月二十三日，一支由四个人、五峰骆驼组成的科学考察队，从卡尔克里克（Charkilik）[54]启程，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向米兰行进。带队者名叫埃尔斯沃思·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是一位秃脑门、小眼睛、学究气十足的美国气象学家。这是他第二次来到亚洲腹地了。两年前，他作为美国卡耐基学院探险队成员，对帕米尔高原（Pamirs）[55]的气候与地理条件进行了野外实地考察。在那里，他不但学会了柯尔克孜语与维吾尔语，而且与柯尔克孜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这一次，当他由美国国家地理学会（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资助，再次深入亚洲心脏——塔里木盆地，便被眼前开阔的视野、壮观的景色、奇特的地貌深深吸引。他在出行前，就确定了此行的重点任务，那就是研究新疆地区气候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显然，他也受到了德、俄两国地理学会关于罗布泊位置之争的影响。
他在笔记中毫不掩饰出行的原因：“事实是，在中国古代地图上，罗布淖尔位于它现在位置的北面。这引起了不少争论，争论的一方是普尔热瓦尔斯基及其他俄国人，他们坚持现在的湖——喀拉库顺一定是中国的大湖罗布淖尔。争论的另一方，李希霍芬和斯文·赫定则认为，这绝不可能。一个罗布淖尔在古代是不断扩大，还是在楼兰灭亡前就已消失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为了能够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线索，我打算穿越罗布沙漠最宽阔的地段，去这个古代湖泊还没人探察过的部分做一次环绕旅行。”
圣诞节当天，本是西方的公共假日，也就是休闲、聚餐、欢庆的日子，他却不辞辛苦地进入了鄯善国陪都——米兰遗址。“遗址不仅大，而且建筑工艺已相当发达。主要构架建筑在以晒干的砖块为基座的坚实地基上，高达10英尺或20英尺……它只不过是一个镇，从那些沟渠到陶器窑址，占地面积至少有5平方英里。所有泥土筑成的房屋均已消失，其中只有两所房屋遗迹尚存。留下的13座建筑物，其中一个就是城堡，有400平方英尺；一座是寺庙，外墙上饰有黏土制成的佛像浮雕；两座是佛塔；另九座是土坯砌筑的矩形物，其屋顶通常是以类似墙的东西覆盖着，也许曾是僧侣的住所，或是佛教庙堂。从这些遗存不难看出昔日的繁荣。我们可以从古老坚实的城堡废墟中辨别出用轻薄脆弱的材料雕刻的各种栩栩如生的小物件。”
即使巨船已经锈迹斑斑，仍有三千铁钉诉说着昔日辉煌。显然，这是一座珍贵的城镇废墟，其中有无数价值连城的文物。后来专家们考证，它是世界上37个叫米兰的地名中最具历史与文化气息的古城。可以设想，如果亨廷顿是一个文物大盗，米兰将经历一场多么残酷的浩劫啊！
但亨廷顿是一个有良知的科学家，他知道这些文物属于当地人，因此把全部注意力放在探索气候与人类的关系上，对专事文物掠夺的西方同行不屑一顾。此后，他拜访了罗布人村庄阿不旦[56]，考察了楼兰遗址，利用4天时间从东南向西北穿越了罗布盆地，然后北上焉耆[57]、吐鲁番，继而结束考察返程。
回国后，他进入耶鲁大学执教，于1907年出版了《亚洲的脉搏》一书。当时，人称塔里木为“亚洲的心脏”，他则称这些河流为“亚洲的脉搏”。在书中，他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术结论：罗布泊是一个变化中的“盈亏湖”。他认为“干燥在罗布盆地并不是一个不变的过程。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干燥曾经间断或不间断地出现，有时覆盖面大，持续时间长”。2000年前罗布泊面积很大，占据古今干河床，后来因气候变得干燥，湖面才逐渐收缩成如今的样子。他的“盈亏湖”之说，对于斯文·赫定的“游移湖”之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挑战。后来中外专家经大量地理考察证明，罗布泊不论如何“游移”，都从未离开那个巨大的湖盆，它的确是一个“盈亏湖”。
他还从气象学角度指出，公元6世纪之后，“似乎出现过一次极度干旱，这次干旱使许多古城，包括热瓦克[58]、喀拉墩、睹货逻[59]、楼兰以及其他我们迄今尚未知其存在年代的古城都遭到废弃，经过楼兰的商路也在这时被废弃，使得另一条更长的商路取而代之”。
算起来，他是为数极少的不以盗掘文物为目的的外国人。为此，我应该向这位科学家深深地鞠上一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