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是人类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文明古国之一。从最早的埃兰（又称伊兰）王国算起，伊朗至今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在时断时续的历史长河中，伊朗有几个辉煌时期：阿契美尼德王朝（前553—前334，又称波斯帝国）、阿萨息斯王朝（前247—226，又称帕提亚帝国、安息帝国等）、萨珊王朝（224—651）、萨非王朝（1501—1736，又译萨法维王朝）、恺加王朝（1779—1925，又译卡扎尔王朝）和巴列维王朝（1925—1979）。
1921年2月中旬，恺加王朝末代国王艾哈迈德·沙（Ahmad Shah, 1898—1930, 1909—1925年在位）准备出游南方，命令哥萨克师派部队担任护卫。赛·吉雅丁让师长胡马云派礼萨·汗·巴列维（Reza Khan Pahlavi, 1878—1944, 1926—1941年为国王）出任护卫部队司令官。2月18日，礼萨·汗利用哥萨克师因长期欠薪引发的反政府情绪，率领三千名哥萨克士兵，从首都西北的卡兹文出发，进军德黑兰。2月21日（伊朗历为1299年12月2日），礼萨·汗的军队进入首都，逮捕多名官员，又让赛·吉雅丁担任政府首相。两个多月后，赛·吉雅丁逃至巴格达。1923年10月28日，回国不久的国王艾哈迈德任命礼萨·汗为首相，同时兼任陆军大臣。由此巴列维掌握了新政府的实权。1925年12月12日，伊朗国民议会将《基本法修正案》第36条的“波斯之立宪君主政体，由国王卡扎尔及其后裔，世袭统领之”改为“波斯之立宪君主政体，由人民经国民会议授予国王巴列维及其男性后裔，世袭统领之”，从而使巴列维王朝一诞生就有了宪法的“合法性”。与此同时，与王位继承有关的第三十七条和第三十八条都相应做了修改，这次对伊朗宪法的重大修改，标志着恺加王朝的结束和巴列维王朝的诞生。“巴列维”是公元前统治伊朗长达四个多世纪的家族名称，礼萨·汗把自己的身世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伊朗古老家族，足见当时伊朗世袭观念之强大。1926年4月25日，礼萨·汗加冕登极，称礼萨·汗·巴列维，成为巴列维王朝的第一代国王。
礼萨·汗是土耳其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 1881—1938）的崇拜者。他仿效土耳其，举行了一系列旨在富国强兵的改革措施，如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制度，制定一系列现代法律以取代伊斯兰教法，政教分离，加强军队建设，发展文化教育，改革风俗习惯，实现土地私有，宣布废除治外法权，收回关税自主权等。
鉴于伊朗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1年8月25日，苏军和英军分别从北面和南面开进伊朗。8月27日，阿里·曼苏尔（Ali Mansur, 1895—1964）内阁倒台。几天之后，按照苏联和英国的提议，阿里·福鲁吉（Ali Foroji）领导的新政府通过决议，从伊朗驱逐德国及其盟国的使节和特务。礼萨·汗抵制该决议，拒绝同法西斯各国断交，遂于9月16日在苏联和英国的压力下被迫逊位，把王位交给了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 1919—1980, 1941—1979年在位），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巴列维国王。礼萨·汗原本打算前往加拿大，但英国要他避居非洲的毛里求斯，后来他又到了南非的约翰内斯堡。1944年7月26日，因心脏病发作，礼萨·汗在南非去世。后来，他的遗体被运送到了埃及开罗，葬在了拉法清真寺。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继位时，尚未过22周岁的生日。随着年龄增长，进入到20世纪50年代，巴列维国王为控制伊朗政府而同伊朗自由民族主义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gh, 1882—1967, 1951—1953年任首相）展开斗争。1953年8月，巴列维国王试图解除摩萨台的职务，结果却被摩萨台的拥护者排挤出国。他先到巴格达，而后飞往罗马。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精心策划下，几天后，他回到伊朗，重新恢复孔雀宝座。1963年，巴列维国王开始进行所谓的“白色革命”，意即通过改革以非流血的暴力改变伊朗的社会面貌。“白色革命”开始时提出六大原则，以后增至十二项，即废除佃农制，凡是大地主占有的土地，均应重新分配而归农民所有；全部森林属于国家所有；将所有政府经营的工业企业出售给合作社和个人；出售企业所获利润由劳资双方分享；修改选举法，准备实行普选，特别是妇女都要参加选举；建立知识分子大军，凡是应服兵役的高级中学毕业生，均可担任教师，全面改进国民教育；建立由各科医生所组成的卫生工作者大军，到农村去进行免费医疗工作；建立促进农业发展的大军；所有农村都要建立公正的法庭；全部水利资源属国家所有；制定全国性城乡建设的规划；改组所有政府机关，行政权力下放[1]。
“白色革命”的成就是巨大的，尤其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欧佩克”（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利用石油资源作为武器对付西方对以色列的支持，石油大国伊朗的经济更是增长迅猛。从1963年到1977年，伊朗出现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1965年伊朗人均收入300美元，1977年上升为2200美元。国民生产增长率逐年提高，1963—1966年年均为8.8%，1967—1971年为11.8%[2]，1972—1973年为14%，1974—1975年为30%[3]。1963—1977年，伊朗发电量增长了31倍；电视机产量增长了10倍。全国小学生人数1960/1961学年度为143万人，1974/1975学年度达到了352万人[4]。
从“白色革命”的十二条原则来看，伊朗要从事的改革是全方位的，但在实施的过程中，却越来越追求经济指标，而忽视社会的全面发展，尤其是政治现代化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出现严重腐败问题。如果我们看一看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所带来的后果，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何20世纪70年代末的伊朗“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巴列维王朝时期首相艾米尔-阿拔斯·胡韦达（Amir-Abbas Hoveyda, 1919—1979, 1965—1977年任首相）的弟弟费雷敦·胡韦达（Fereydoun Hoveyda, 1924—2006）称：“腐化之风在王室的心脏里盛行。国王的兄弟和姊妹，靠充当中间人，赚取巨额合同佣金……王室的这种状况，是毒害社会各阶层的万恶之源。”[5]海军司令拉姆齐·阿泰（Ramzi Atai）上将一个合同就把300多万美元装进了自己的腰包。中国学者张文建在谈及伊朗巴列维王朝的腐败时，用了这么一段话来描述国王的孪生妺妺阿什拉芙大公主：“她所住的宫殿，犹如《一千零一夜》中的哈伦·拉施德的皇宫，她用的是法国的女秘书，泰国的婢女，埃塞俄比亚的听差和意大利的美容师，还有一位美国少妇每天为她朗读小说。”[6]1971年，巴列维国王为纪念居鲁士建立阿赫门尼德王朝2500周年举行盛大庆典活动，为此，他专门向维也纳一马车商订做了一辆耗资2500个工时所制成的旧式马车，庆典所用各式名酒就有2500瓶。[7]在巴列维国王的专机上，连厕所都是用黄金装饰的。王室有这样的高级腐败，上行下效，整个巴列维王朝时期的腐败之风就不难想象了。
1977年7月，王后法拉赫·巴列维（Farah Pahlavi Dība, 1938— ）访问美国，当她抵达白宫时，上千名示威者高呼：“处死伊朗国王”“国王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等口号[8]。
11月，为消除与卡特政府之间的误解，巴列维国王访问美国。为了欣赏仿古景致，国王和王后抵达弗吉尼亚的威廉斯堡，并在此下榻。没想到，在国王夫妇下榻的旅馆附近，数百名伊朗人高喊抗议口号，有的还戴着面具，以防“萨瓦克”（SAVAK，伊朗国家安全和情报组织波斯文开头几个字母组成的简称）的迫害。在巴列维国王抵达美国一周前开始，更多的伊朗留美学生陆续来到华盛顿，准备在巴列维国王面前举行示威。与在威廉斯堡的抗议者一样，他们也戴着面具。在华盛顿白宫草坪，美国总统卡特主持欢迎仪式，在白宫围栏外，大批伊朗留美学生则举行反国王的示威，美国警察一时控制不住局势，只得使用催泪弹驱散人群。催泪弹的烟雾没有飘向示威者，反而飘向白宫草坪，两位元首都被催泪弹的烟雾熏得泪流满面，迫使卡特总统不得不缩短了欢迎词。在示威者与警察的冲突中，上百人受伤。就这样，伊朗人民反巴列维王朝运动的序幕在美国拉开了[9]。伊朗驻美大使阿德希尔·扎赫迪（Ardeshir Zahedi, 1928— ）建议巴列维国王，聘请1万名支持国王的学生前来捧场。他得到了国王的巨款，用来供学生们吃住，但只有500多名学生应聘。等到国王访美时，他们害怕被反对派打击，待在宾馆里没有敢出来[10]。扎赫迪是伊朗20世纪60—70年代著名的外交官，两度担任伊朗驻美国大使（1960—1962年和1973—1979年），1962—1973年曾任伊朗驻英国大使和伊朗的外交部长（胡韦达政府时期）。1957年，他与巴列维国王的长女莎赫娜茨·巴列维（Shahnaz Pahlavi, 1940— ）结婚。1964年，两人离婚，育有一女。
伊朗人民反对巴列维王朝运动的序幕在美国拉开不是偶然的，这与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的“人权外交”直接相关。1977年的两个事件加剧了伊朗革命的到来。1977年6月，伊朗社会学家和伊斯兰学者阿里·沙里亚梯博士（Ali al-Shari'ah, 1933—1977）去世。尽管他死于疾病，但其追随者认为他是被“萨瓦克”暗杀的。1977年10月，阿亚图拉霍梅尼的长子穆斯塔法·霍梅尼（Mostafa Khomeini, 1930—1977）突然死于心脏病。在人们看来，他的死也与“萨瓦克”脱不了干系。其实，伊朗的反抗运动在美国初露端倪的更深层原因是巴列维国王与美国渐行渐远的政策目标，如在核计划方面，巴列维国王追求核武器，而美国则希望维持中东地区的无核化。
阿亚图拉（Ayatollah）意为“安拉的象征”、“安拉的奇迹”、“安拉的迹象”，是伊斯兰教什叶派最高宗教职衔。它是通过从少数学识渊博、有权威、倍受尊敬的“穆智台希德”中经过严格考核而产生。阿亚图拉有资格就重大的伊斯兰教法问题、社会问题作最后解释。大阿亚图拉（Grand Ayatollah）意为“安拉的最伟大象征”，又称马尔贾（Marja），是什叶派穆斯林的最高教阶和宗教领袖，只有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穆智台希德才有资格胜任。他们被视为安拉在世间的代理人。除了《古兰经》、先知穆罕默德以及伊玛目外，大阿亚图拉是什叶派最高教法权威。他们对重大的有争议的教法问题做出最终裁决，一般信士必须遵守。
1977年12月31日，美国总统卡特结束对波兰的访问后，来到了伊朗，会见他的是世界上没有第二个的“亲密朋友和盟友”伊朗国王。在总统的祝酒词中，总统说了这么一句：“人权事业是我们两国领导人的共同事业。我们的会谈是无比珍贵的。”“人道主义、自由、友好、建设精神与创造性是伟大的美国人民的难能可贵的品质，这是我们所一向极为赞赏的。”“由于国王的卓越领导，在世界上一个多事地区里，伊朗是一个安全岛。我们的会谈是无法估价的，我们的友谊是任何东西也代替不了的。”[11]
当事者往往忽视人们的想象能力。卡特总统在用最优美的语言来赞赏他的东道主时，伊朗人则理解为：卡特来伊朗是要伊朗国王走民主化道路的。
就在卡特来到伊朗的当天，伊朗警察与左翼学生发生了好几起冲突。在德黑兰，100多名学生喊着反美口号，向伊美农业协会所在的建筑扔石块，并打碎了玻璃窗。美国大使馆外面，几十名示威者被警察带走。15名学生抢劫了美国人辅导伊朗人学习英语的中东大厦。在美国，伊朗的抗议者在华盛顿的白宫前集会，抗议美国总统卡特访问伊朗[12]。
这一切，预示着一个动荡之年就要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