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这话，到目前为止还打着光棍的陈阿发不高兴了，带着挑衅的口吻问天柱（因为只有他没结过婚嘛）：“这有什么难的，难道国家还有法律规定你家阿尿不准结婚？”陈天柱一直将脖子仰过去，直到仰到能瞪着阿发的地方：“阿发，你说得轻巧，我说的是阿尿和他老婆的准生证，因为他老婆是城市户口，得到女方那边去领。”“可你刚才明明是说结婚证！”阿发反驳道。可陈天柱单是瞟了阿发一眼，竟叹了一口很长的气，仿佛阿发从此没治了，就好比胡萝卜得了癌症。
而胡萝卜呢，趁他们争论时已经恢复体力，所以这时慌忙用手扶了扶自己，不服气地说：“城市户口不就是吃皇粮吗？我二女儿已经吃了十多年了，考的是中专，十六岁那年就迁出去了。她给父母争光啊，每天读书到天亮，别人考50分，她考100分。老师们都对我说，胡萝卜，你家阿贞将来一定会成为国家栋梁的，果然被他言中了。我的女儿中专一毕业就分配到了信用社，天天跟钱打交道，那钱堆得像小山似的。我就问我女儿，每天从你手里过那么多钱，你就不会偷头地留一点，自己用？……”
很显然，陈天柱已经不买胡萝卜的帐，或者说胡萝卜根本就没有资格在他面前炫耀自己的女儿，因为真正有出息的应该是陈天柱的大儿子，所以他打断了胡萝卜，把凳子又朝前挪移了一些，说：“阿盖，我还问你个事，你去年不是一直呆在深圳吗？你有没有碰到过我家老大——阿权？”
说实话，我此时倒更愿意听胡萝卜讲话，毕竟，他活着的日子已屈指可数，随时都有可能离我们而去，而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满足一下他的虚荣心呢？但陈天柱紧紧抓住我不放，仿佛他儿子的命运就操纵在我的手里。再说，我也确实想知道他大儿的联络地址，等下次回深圳的时候可以去找他，就说：“阿权是在深圳的哪个区？是关外还是关内？”陈天柱一听这话，就像落水者抓住了一根稻草，他有些急不可耐地说：“我家阿权是十年前去的深圳，刚开始给别人打工，后来自己办了一个印刷厂，有五十多名工人。我留一个电话给你。他呀，有一辆自己的轿车，一定会开车去接你的。我家阿权气量大，一年光请人吃饭就不下10万！那里的派出所所长，税务所所长，银行行长，都是他的好朋友。阿盖，你再去深圳的时候，一定要去找他，有什么困难，只管跟他说……”
可是我的耳朵里又分明听见胡萝卜在跟我说话：“阿盖，我的五女儿阿琴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你还不知道吗？听说你在北京念过书（他指的是我曾在鲁迅文学院进修过），我不知道你学的是不是电脑？她写信回来，告诉我她念的是电脑，很深奥的，跟国防都有关系。想当年咱们国家自行研制‘两弹一星’，就全由电脑操作。那时候，我刚入伍，从新昌核实验场传来消息，发射成功了！我们那个高兴哪，都激动得哭了。老战友，你应该还记得吧，部队里为了庆祝这件事，还杀了两头猪……”
那个戴着老花镜的老战友一听部队里的事，就来了兴趣，他快速从陈天柱那边扭过了头，跟胡萝卜忆起了往昔。可是陈天柱的声音越来越响，好像在跟谁赌气：“阿盖，前年我也去过深圳，是我家老大接我去的。都冬天了，咱这儿都穿棉袄了，可深圳，好家伙，草还是绿的，到处开着花。有一座饭店，听阿权说，里面用的碗和盘都是金做的。还有，你应该记得，在边防站的大门口，有两棵大樟树，据阿权说，这两棵树是深圳花100万从别的地方买的，当然，得把它们种活了才给钱，不然，可不给，还要你赔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