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期，英国政治生活仍然沿袭着过去的传统，只是在《改革法案》出台后才稍有变化。辉格党在罗素·拉塞尔爵士的领导下掌握着政权，他的家族自亨利七世时就开始为国效劳，三个半世纪以来一直得到命运的眷顾。他们的朋友亲信曾经断言，拉塞尔家族懂得从英国的真正利益出发来治理国政。工业城市的劳动者只握有少量选票，但无论他们发起怎样的激进活动，辉格党领袖总会持之以恒地推行合理、适度且非民主化的政策。约翰爵士执政六年，期间遭遇过几次暴乱，也没有取得什么令人瞩目的成果。但是，在欧陆革命硝烟四起、王权大厦倾覆之时，这个政府却引导英国安然度过了难关。
托利党人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皮尔及其自由贸易政策的忠诚追随者，包括阿伯丁和格莱斯顿两位未来首相在内，都乐于让辉格党人承担当今危局。这时，人们还没能料到自由党将会从辉格党、皮尔派及激进分子的联盟之中脱胎而出。反对皮尔派的老派托利党领袖是斯坦利爵士，也就是后来的德比勋爵。他的家族在王朝历史上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比拉塞尔家族更为悠久。迪斯雷利是德比勋爵在下院的有力助手，对勋爵的作用日显重要。虽然迪斯雷利声望日隆，但说服人心的本事却未有增长。这些年来，他不断努力，试图说服托利党人放弃谷物关税，重新制定一个基础广泛的保守政策。
在威斯敏斯特的党派之争轻起波澜之际，欧陆国家又陷入了痛苦的痉挛之中。1848年2月，法国君主制颓然崩塌。法王路易·菲力浦的统治为法兰西带来了繁荣，至少使中产阶级获益匪浅。即便如此，他却从未被波旁皇族的信众所接受。坚定的共和党人和波拿巴主义者同样对其嗤之以鼻，他们念念不忘的，依然是昔日拿破仑帝国的荣光。数日的骚乱之后，路易·菲力浦跌下了王座。一个颇具浪漫色彩，穿着社会主义外衣的革命政府进行了短暂的统治。不久，革命政府倾覆，同年年底，一位波拿巴家族成员以绝对优势当选法兰西总统。此人便是拿破仑皇帝的侄子——路易·拿破仑。他在流亡和默默无闻中度过了人生的一半光阴，而今终于走上了权力之巅。他能获此殊荣，部分是得益于祖上荣光，部分是由于对手无能，同时也是因为法国人喜欢尝试不同政体。这个友善神秘的人物统治法国二十余年，在欧洲舞台上扮演了颇受瞩目且相对重要的角色。
意大利人也纷纷揭竿而起，反抗本国统治者以及奥地利在伦巴第和威尼西亚的占领军。人们热情期盼一个统一的意大利国家能从这场乱局之中浴火重生。教皇庇护九世是一位富有爱国思想的开明人士，同时也是意大利中部地区的世俗统治者。他的意大利同胞纷纷期待教皇能够给予指引和启示。但是，身居神职的庇护九世，却不愿领导人民向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发动一场纯粹的世俗战争。虽然之前也曾有教皇为地方冲突舞刀弄剑，但庇护九世却心如明镜。他深知，自己的职责并不是统一某个国家，而是领导全世界的教会。意大利革命的领导之职必须另择他人。意大利各省的热情革命者们很快发现，仅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打败训练有素的奥地利军队及其支持者，意大利唯一独立的撒丁王国吸引了奥军主力，但最终还是不出意料地败下阵来。意大利革命以失败告终，但却在英国博得了广泛的同情。在接下来的统一运动中，意大利人得到了英国方面的大力支援。
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德意志、奥地利和波兰地区也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民族革命。奥地利总理梅特涅统治中欧四十年，由于维也纳革命被迫下台。这位曾被誉为欧洲专制主义梁柱的年迈政治家远跨海洋前往辉格党统治下的英国避难，住在一家不起眼的酒店里。奥地利皇帝退位，将哈布斯堡王位传与年幼的弗朗西斯·约瑟夫大公。约瑟夫命中注定要历经千难万险，他活到了一战爆发之时。捷克、波兰、匈牙利人都拿起了武器，但是，由于俄罗斯沙皇积极协助平乱，轰轰烈烈的起义最终都被镇压下去。德意志各个小邦诸侯在起义到来之际乱作一团，有的迫于压力逃往海外。在法兰克福召开的议会上，各邦代表经过漫长的辩论，最终决定将统一的德意志王冠授予普鲁士国王。这位君主和他的谋臣们对起义者施加压力，希望迫使其接受所谓的优惠条件，结果遭到无情的拒绝。1848年到1849年的德意志动乱造成的唯一结果是，德意志统一的思想蓬勃发展起来。人们愈加相信，只有依靠强大的普鲁士军队支持，才能最终实现德意志的统一大业。
英国人心怀同情，密切地关注着欧洲的风起云涌，但却并未像欧陆那样掀起大规模的暴乱。由于受到法国共和制的鼓舞以及国内经济危机的刺激，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宪章运动又开始蠢蠢欲动。有些人提到发起革命，但又缺乏坚定的信心，最终还是决定向议会发起新的请愿，将先前的宪章派主张再次重申了一遍。1848年4月，宪章派在威斯敏斯特桥以南一英里处的肯宁顿公地召开会议，其领导人提议向议会大厦浩荡开进。政府采取了预防措施，召来了军队和特种警察。然而，抗议者们并未做出极端举动，军队自然也没有派上什么用场。七十八岁高龄的军队司令威灵顿依然泰然自若，他说，英国人“非常和平温顺”。下雨时尤其如此。在一个阴雨蒙蒙的春日，肯宁顿聚集了大量宪章派人士和旁观者——相比之下，旁观者的数量要更多。当警察阻拦他们前进时，这些示威者便悄然散去。他们的请愿书由三辆马车带到下院，这就是1848年伦敦革命的全部内容。
同年，曾任内阁大臣及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的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出版了数卷本的《英国史》。虽然此书也存在一些偏见和失实之处，但这无疑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它为我展示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进取精神的历史背景，麦考莱意在说明，自1688年辉格党革命以来，英国前进的步伐始终未有中断。他在《英国史》的开篇写道：“一百六十年来，物质、精神、文化方面取得的光辉成就见证了我国历史的沧桑巨变。”这是激动人心的论断，当时的读者对此推崇有加，全国洋溢着一片乐观情绪。麦考莱暗示说，英国将拥有一个更加灿烂的未来。而事实也的确如此。不久之后，英国在万国博览会上的展出的工业成果首次验证了麦考莱的主张，同时也得到了公众的广泛赞誉。
艾伯特亲王是此次万国博览会的发起者。英国先前也曾举办过一些小型展览，引起了艾伯特亲王的兴趣。1849年利物浦的艾伯特码头开放后，英国工业不断飙升的活力及海上事业发展成就给亲王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因此萌生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念头，希望通过举办一个规模史无前例的博览会，来展示英国和其他国家在各个领域取得的突出进展。在另一方面，博览会也将跨越国界，向国际宣示国家间自由贸易的优越之处，进而揭示商品自由流通必将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当时，很少有人预见到与俄罗斯的战争即将爆发。
两年来，艾伯特亲王顶着巨大压力，带领一个委员会一步步实践着他的想法。1851年，万国工业博览会在海德公园开幕。主展厅“水晶宫殿”占地十九英亩，由玻璃温室建筑家约瑟夫·帕克斯顿设计。这座玻璃和钢铁结构展厅能够容纳绝大部分的展品，甚至连树木也被围裹在内，堪称十九世纪中期的建筑奇迹。尽管许多人对展会并不看好，但它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六个月的展期内，平均每月都有超过一百万人前来参观。近一万四千件的工业技术和工艺展品中，有一半是英国人杰作。亲王的正确主张得到了验证。举办方收获了丰厚回报，所有这些收入都被用于文教事业。维多利亚女王将展会开幕日描述为“我们生命中最伟大、最光荣的一天。”她为艾伯特亲王感到由衷的兴奋，那些批评者们时不时指责艾伯特干涉国家内政，如今亲王终于用实际行动羞辱了政敌，一雪前恨。除此之外，女王多次前往水晶宫殿参观，她的驾临唤起了成千上万臣民的民族自豪感和对王室的炽热之情。从来没有哪位国王能够受到如此的拥护和爱戴。虽然并非所有地区都能有此繁荣盛景，但是英国人却因此获得了信心，而这种自信似乎要比议会立法和社会改革来得更有价值。钢炉、矿山和工厂带来了川流不息的财富，使国民生活逐渐得到了改善。这是举国公认的事实。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工业优势已经达到顶峰。二十年后，起步较晚的一些工业国家奋起直追，削弱了英国的世界领先地位。到1870年，英国的煤炭开采量超过了世界总产量的一半，生铁产量也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之和。英国海外贸易额接近七亿英镑，而美国为三亿英镑，法国为三亿四千万英镑，德意志为三亿英镑。而然，这种比例正在迅速改变。德、美地域相对广大，煤铁资源分布分散，相隔遥远，铁路的大规模修建弥补了距离上的软肋，对工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英国农业发展同样面临着挑战，现在，美国大型农场出产小麦可以便利地通过铁路运往港口，继而横渡大洋远销欧洲市场。即使如此，英国工业依旧保持着快速发展的步伐。纺织品是英国出口贸易的支柱，在亚洲市场上供不应求。冶铁业和制造业的优势地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似乎仍可稳若泰山。在工业迅速扩展的英格兰中部和北部地区，到处弥漫着工厂的黑烟和锻炉的粉尘。
批评家们对大生产时代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查尔斯·狄更斯在他的小说中揭露了贫困者的悲惨境遇，对这些饥寒交迫、家徒四壁之人抱以深切的同情。同时，也对残酷压迫他们的国家机构进行了尖刻的嘲讽。另一位是约翰·拉斯金，他在中年时放弃了本职的绘画和建筑事业，转而开始研究现代社会的问题。他缅怀中世纪的生活，想象着那个人才辈出、和谐友爱、工匠们携手创作、艺术品蓬勃涌现的美好时代。然而在维多利亚时期，这种场景却根本无从找寻。他满怀激愤，雄辩过人，对制造业中的不正之风及恶劣的劳资关系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拉斯金呼吁在艺术领域发起新的运动，在政治领域实现社会主义。
外交事务和战争威胁为欧洲笼上了一层阴云。困扰欧洲政界多年的土耳其问题再度浮出水面。土耳其苏丹专注于宫廷中的内斗，无暇过问国家的政事与防务。奥斯曼土耳其三个世纪以来统治着从波斯湾到布达佩斯，从里海到阿尔及尔的广大东方地区，现在似乎已经处于混乱和崩溃的边缘。那么它庞大的领土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或者说谁来接管土耳其横跨欧亚的肥沃土地呢？有明显迹象显示，俄罗斯正对多瑙河地区、君士坦丁堡和黑海虎视眈眈，这就使土耳其问题变得更加紧迫了。英格兰对俄国威胁坐视不理：俄罗斯现已成为了令人畏惧的亚洲强国，他的阴影似乎要笼罩印度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界出现了普遍焦虑和担忧，俄国沙皇是欧洲专制制度的主要支柱，而尼古拉一世更是被英国诗人坦尼森描述为“冷酷的莫斯科人”和“东方蛮夷”，英国政治家对其充满了厌恶之情。与帕默斯顿同时代的人将沙皇制视为“世界独裁政体的基石”，波兰人的压迫者，反动的奥地利人盟友，自由世界的致命障碍，严重压制着1848年自由革命的希望之火。
激进派英国观察家普遍认为，必须抵制俄罗斯的扩张野心，只有科布登之类的激进派分子强烈反对。英国外交家们试图寻找一条最佳途径解决问题，他们对此一筹莫展。同时，法兰西也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积极扩展他们的影响力，英国人同样需要提防法国方面的野心。坎宁曾计划阻止俄罗斯在东南欧的扩张，该方案并非是与俄国直接对抗，而是要在土耳其帝国的废墟上扶植一些独立的小国，如果需要，这些立场坚定的小议会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战。通过这样的民族解放策略，他不仅期待能与法国联手，也希望与俄罗斯保持和平。希腊王国就是坎宁开创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重要成果。现在，二十年过去了，英国政客们早已忘记了拜伦的事迹——他为希腊的自由战死沙场。他们改变了坎宁的政策，开始在东南欧帮扶腐朽的奥斯曼帝国以抵制俄国势力，政府的扶助计划得到了斯特拉特福德·坎宁的大力支持，此人是乔治·坎宁堂弟，四十年代时担任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他在1808年就曾出访土耳其，对土耳其的了解胜过同时代的任何政客。其人傲慢自负，顽固执拗，脾气暴躁，但却是享有盛誉的土耳其问题专家。他对奥斯曼帝国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认为其正在“加速土崩瓦解之中”。然而，他依然试图劝导苏丹进行一些改革以“延缓灾难时刻的来临”。如果奥斯曼帝国能够苟延残喘，那么争夺该国领土全面战争也能相应推迟。多年以来，斯特拉特福德为怠惰、腐败、低效的土耳其政府呕心沥血，煞费心机。然其做法是否明智则尚存质疑。任何加强奥斯曼帝国中央权威的做法，可能也会同时加剧君士坦丁堡和各省之间的紧张关系。只有相对宽松的统治氛围，才能使受压迫的依附民族暂安一时。但是，斯特拉特福德并不认同此说，在1852年离开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他还在失望地表示“灾难时刻”不会离得太远了。
引燃俄土冲突导火索的是耶路撒冷问题。希腊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对耶路撒冷某些圣地的管辖权存有争议。但是，这种本不严重的宗教之争，却成了沙皇支持希腊的借口。而此时的法国皇帝路易·拿破仑，现在也就是拿破仑三世，也急忙呼吁法国天主教徒支持拉丁人。如此这般，矛盾就变得日益激烈且复杂起来。长期的谈判无果而终，沙皇派特使缅希科夫前往君士坦丁堡，再次要求获得土耳其境内所有基督徒的保护权。如果俄国人实现了目的，就能主宰奥斯曼帝国数百万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命运。与在其他地区一样，英国政府一直极力维护近东的力量均势，但这些努力都会因俄国势力的膨胀而付之东流。
缅希科夫的狂妄要求激怒了土耳其人。最近发明的电报最远只能到达贝尔格莱德，因此斯特拉特福德只好再一次承担起英国公使之职。他临危受命，责任重大，同时也被授予了部分不受内阁控制之自主权利。他坚决主张支持土耳其人，抵制俄国威胁。英国国内，德比勋爵曾短暂执政，不久即被阿伯丁勋爵所取代。阿伯丁主持的是一个辉格党和托利党皮尔派组成的联合政府，各派官员各执一词，分歧严重。首相本人和外交大臣克拉伦登勋爵犹豫不定，主张采取温和的绥靖政策。但斯特拉特福德也有望得到内阁最受欢迎的帕默斯顿子爵支持，同时，英格兰人对俄罗斯的普遍敌意也是斯特拉特福德的有力武器。斯特拉特福德向土耳其人建议继续谈判，不要与俄国人弄僵，甚至差点因此落下了擅用职权的罪名。然而土耳其方面也有自己的打算，他们知道英国公使对他们抱有同情，也明白在万不得已之时，英国舰队将会保护君士坦丁堡并使俄军止步海峡。因此，他们断然拒绝了俄罗斯的要求。1853年6月2日，俄国大兵压境，形势骤然变得十分险恶。内阁下令英国舰队开赴达达尼尔海峡外的贝斯卡湾。希望得到英国赞许和支持的法王拿破仑三世，也应邀派出了一支法国舰队。
英法舰队于6月13日到达贝斯卡湾。7月初，俄国军队越过普鲁特河进入土耳其的摩尔达维亚。英国内阁官员依然莫衷一是，既没对俄国做出警告，也未承诺帮助土耳其人。一个由多国使节组成的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被称为“维也纳照会”的调解建议，遭到土耳其拒绝。斯特拉特福德同样不赞成这个建议，但也被迫依照政府指令建议土耳其人屈服。然而，由于君士坦丁堡民情激愤，做出让步已不大可能。苏丹别无选择，只能拒绝议和。
然而目前仍有回旋余地。土耳其人的反抗情绪高涨令沙皇惊愕不已，于是转而请求奥地利从中斡旋，以期寻找一个妥协方案。但同年9月，疑虑重重的阿伯丁和他的阁僚拒绝了俄国的建议。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10月4日，苏丹向俄国宣战，随后便开始攻击多瑙河对岸的俄国军队。然而不久，俄军就在黑海沿岸的锡普诺全歼了土耳其舰队，这使得阿伯丁和斯特拉特福德的和平努力最终化为了泡影。英国舆论震怒不已，谴责俄国的行动是一场大屠杀。由于某些国内问题，帕默斯顿派于12月递交了辞呈，但人们普遍认为他辞职是为抗议政府在东方问题上的政策，阿伯丁也被批评为胆小怕事。就这样，英国也卷入了战争的漩涡。1854年2月，沙皇尼古拉从伦敦和巴黎召回大使。3月底，克里米亚战争正式爆发。英法两国帮助盟友土耳其对抗俄国。直到最后，阿伯丁依然摇摆不定，在2月底寄给克拉伦登的一封信中，他还徒劳无益地说道：“在我看来，战争仍是可以避免的，除非我们决心进行战斗。据我所知，事实可能正是如此。”
双方皆在仓促之中投入战场，从而计划不周、指挥失当。除在波罗的海和白海发生过两次小规模战斗外，主要战事都在俄罗斯南部进行。联军的主攻目标是黑海沿岸的塞瓦斯托波尔海军要塞。此次战役的必要性值得怀疑：土耳其人已将俄军赶出了多瑙河谷，君士坦丁堡不太可能受到攻击。俄罗斯地大物博，如果想通过攻占塞瓦斯托波尔一地来重创对手，显然也是不切实际。然而，英国远征军已在土耳其领土安营扎寨，必须使他们有所作为。伦敦方面不顾指挥官拉格伦勋爵的反对，要求远征军开往克里米亚作战。联军舰队抵近塞瓦斯托波尔港口，与俄方按照交战礼仪相互致意。远征部队在西北方一个名为叶夫帕托里亚的小镇登陆。俄方官员宣称，按照规定，登陆军队必须立刻隔离检疫。对此说法，英国人根本不予理睬。
如果英法大军立刻从北方发起攻势，或许可以一鼓作气攻入塞瓦斯托波尔。但是，当1854年4月9日联军在阿尔玛地区首战告捷之后，身体孱弱的法军指挥官兼政客圣阿诺便执意要求大军绕到南侧，正式展开一场围攻战。英军统帅拉格伦的想法没有得到认同，只好极不情愿地同意这个计划。联军的迟滞为俄国人提供了喘息之机，不仅增援部队源源赶来，要塞工事也在著名工程师托德列本的指导下得到了加固。由于需要腾出兵力对付俄国内地开来的援军，英法军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围攻战中。英国军队负责防守裸露的东侧战线，接连顶住了敌人的两次进攻。10月，巴拉克拉瓦战斗打响。英国骑兵大显身手，面对数量压倒性的敌军，接连发起了两次勇猛冲锋。在第二波的攻势中，卡迪根勋爵率领六百七十三名骑兵皆隶属于赫赫威名的英国“轻骑旅”。他们冒着密集的炮火冲上山坡，像演习一般从容镇定地突入俄军炮兵阵地。士兵们夺取了敌人的大炮，而在战后点名时，才发现已有三分之二的勇士战死沙场。卡迪根勋爵平静地回到他所居住的快艇，洗澡，用餐，痛饮一瓶香槟后，就上床睡觉了。他的骑兵旅勇敢无畏，功勋卓著。但这种功绩却是在错误的指令下误打误撞建立的。此类事件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层出不穷。拉格伦勋爵的命令含混不清，令部下造成误解。“轻骑旅”攻击的其实是一个错误的目标。
11月的一个黎明，因克尔曼之战在浓雾中打响。在这场殊死的陆上对决中，英国士兵再次显示了自己的勇气和耐力。俄军比联军多出一倍，但伤亡人数却是联军的五倍之多。但是，因克尔曼战斗并不是决定性的对局，想在1855年春季之前夺下塞瓦斯托波尔显然是不太现实的。英国军队暴露在狂风雨雪之中，没有帐篷、房舍、食物和暖和的衣服，连最基本的医疗服务都十分缺乏。霍乱、痢疾和疟疾使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拉格伦的部下既没有运输工具也没有救护车，数千人因寒冷和饥饿失去了生命。英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工业国家，如果政府能从巴拉克拉瓦港铺设一条五英里的铁路直通营地，缓解给养运输的困难，就大可使他的士兵免受冻饿之灾。英国已享受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岁月，当初战胜拿破仑的荣光早已变得黯然失色。伟大的统帅威灵顿已于1852年去世，当时英格兰举国哀悼。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一战成名，之后便调任战争部就任陆军总司令之职。在其担任统帅的漫长日子里，一切都没有发生改变。公爵的继任者也自然而然地认为这位统帅的军队没有任何改革的必要。实际上，英国军队的糟糕条件简直令人难以忍受：管理不善，物资缺乏，也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指挥官。在1854年克里米亚的可怕冬季里，英法联军仅有的五万六千人中，就有三分之一被送进了医院，许多人因缺医少药而不治身亡。伤亡者大都是英国人，法国的后勤服务要更好些。俄国士兵早已对官方的管理不善司空见惯，因此，当部队穿越茫茫雪原向南方的克里米亚挺近时，无数士兵倒在了漫长的行军路上。塞瓦斯托波尔的消耗战为沙皇政府造成了沉重负担。如果沙皇能够更明智些，就应该将军队撤回内地。他的兄长在抵御拿破仑入侵时就是这样做的。总而言之，战争双方都缺乏宏大的战略眼光。
甚至连英国战争部也对军队的无能和悲惨处境感到了不安。《泰晤士报》的总编辑，声名卓著的德莱恩向克里米亚派出了史上第一位战地记者威廉·罗素，并利用记者的报道在全国掀起了反对政府的狂潮。阿伯丁因此四面受敌。次年1月议会召开时，一位下院议员提出派出一个委员会前往塞瓦斯托波尔考察驻军状况。这项决议获得了压倒性多数赞成。当结果宣布之后，议员们并未像往常那样欢呼喝彩，而是陷入了意外的沉默之中，片刻之后，便发出了一片嘲弄的笑声。当时的一篇文章写道，政府受到了谴责，“那是近代以来，内阁落得的最可耻下场。”阿伯丁辞职，继任者帕默斯顿同意派出调查委员会。初出茅庐的帕默斯顿并没有赢得普遍的信任。迪斯雷利就曾私下评论他说：“此人是个骗子，已经黔驴技穷了。他顶多算是姜汁啤酒，根本比不上香槟。这个虚伪的老坏蛋。”但是，迪斯雷利失算了。帕默斯顿很快证明了自己的才能，成为当时叱咤风云的人物。在战争部，西德尼·赫伯特大刀阔斧地对军事管理进行改革，重大失误得到了纠正，军队面貌焕然一新。
1855年夏，联军获得增援，士气旺盛。6月，他们再次向塞瓦斯托波尔发起攻势，但以失败告终。拉格伦勋爵因不堪重负而挂印辞职，十天后便去世了。拉格伦没有得到政府的全力支持，下级军官也争吵不休，同时，此人意志不坚，很难坚持自己的正确判断。拉格伦是威灵顿的忠实追随者，勇敢且忠诚，曾在滑铁卢战争中失去了一只手臂，其实本应在军事史上享有更高的声望。拉格伦的不幸之处在于，他往往在别人做出错误决定之时得出正确的论断。
拉格伦唾手可得的胜利果实，却被他的继任者詹姆斯·辛普森爵士与法国元帅佩利西耶瓜分了。9月，塞瓦斯托波尔终被攻克。但是，原本失败的战略计划使这场胜利显得徒劳无益。联军不可能从克里米亚入侵俄罗斯。那么下一步应该怎样做呢？在此战中，法国投入的军队是英国的四倍，而现在，拿破仑三世威胁要退出战斗。巴黎的主和派开始施压，法国皇帝开始倾向对俄谈判，同时停止战争行动，只保留对敌港的消极封锁。拿破仑三世认为，如果要把战争继续下去，就应该动员其他大国参战，同时应唤起波兰人、瑞典人及沙皇其他宿敌的爱国热情，共同反对沙俄扩张。此项设计太过宏大，甚至连帕默斯顿也难以企及。帕默斯顿私下谴责法国和平党，称其是“操控股票般耍弄阴谋的政客”。但他同样意识到，对俄战争不能再进行下去。同时，俄国收到了奥地利的最后通牒，重压之下也同意开展和谈。就这样，在1856年2月，巴黎和会召开了。
3月底，《巴黎条约》正式签署。虽然战争的直接诱因得到消除，但却并没有永久性地解决东方问题。俄罗斯归还了位于多瑙河入海口处的比萨拉比亚南部地区，对土耳其基督教徒的保护权也不再提起。达达尼尔海峡恢复战前定例，在和平时期禁止外国战舰通行。土耳其的独立地位得到各国保障，它也因此同意进行改革——事实证明，这种承诺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俄罗斯同意黑海非军事化，但在1870年普法战争搅动欧洲之时，它又违背了自己当初的诺言。目前，俄国的扩张只是暂时得到遏制，但是它依然野心未泯，蠢蠢欲动。不到二十年，俄罗斯就再次把手伸向了近东地区，差点引发了欧洲战争。近东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只要土耳其依然疲弱不堪，对俄国人就是一个难以抵御的诱惑。近东问题也因此成为了西欧各国的心腹之患。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立下卓越功勋的人可谓凤毛麟角，但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小姐却是其中之一。她受战争大臣西德尼·赫伯特的派遣奔赴战场，在因克尔曼之战打响的前一天抵达斯库台湖，并在那里建起了一座近代战地医院。医院中只有极少的护士，设备也十分稀缺。但是，凭借着简陋的医疗资源，南丁格尔却将斯库台的伤员死亡率由百分之四十二降低到了千分之二十二。南丁格尔的表率作用影响重大、意义深远。1864年日内瓦公约发起的红十字会运动就是她努力的成果。此外，她还推动了民间医院的全面行政改革。在十九世纪这个纯粹的男权时代，南丁格尔赋予了女性新的地位。这种新地位使国家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妇女们甚至要求拥有投票权利。南丁格尔小姐认为“社会的种种弊害压制着女性，这比选举权问题更为严重”。缺乏教育便是弊端之一。她希望改进女子中学，设立女子大学，并为实现这一目的而不懈努力。在她的影响之下，女王的半数臣民都拥有了接受更高级教育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