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衰落之后，获胜的野蛮人同样对基督教福音着迷不已。尽管他们不能像今天的男女信众那般抛弃邪恶欲念，但却拥有了共同的精神和宗旨。基督教信仰像一条纽带将欧洲各个民族连接起来，而基督教组织也是一个世界性的体系，它遍布各国，权尊势重，历史绵长。罗马的主教是宗教首领，他在精神领域，或者至少以教职的形式，延续着罗马皇帝业已失落的权威。此际，基督教会是学问和知识的唯一庇护所，教堂的走廊和回廊中，保藏着所有留存下来的历史遗产。它为在争斗和罪恶中苦苦挣扎的人提供安慰，“人间悲哀的唯一慰藉，尘世权力的最后防线。”当异教文化的火焰尚未熄灭之时，新的宗教之光便已辉耀在蛮荒的土地之上，不仅是这座孤独的海岛，整个欧洲都沐浴着基督教的光芒。神祇的启示使野蛮人变得温和顺从，充满愉悦。从幼发拉底河到博因河的各个地区，旧的宗教冰消瓦解，新的信仰声名远播。远足的基督教士能够在任何城镇找到自己的教众同胞，通常情况下，还会受到朴素但却殷勤的款待。
在罗马衰落的动荡和愚昧时期，所有士人学者都会将教会作为首选的避难之所，之后，知识和智慧的力量便从教堂中传递出来。这里是培养政治家的学校，教士们垄断了知识和写作技巧，成为傲慢专横的君主身边不可或缺的人才，牧师当上了王朝的官员，有些还成为了政治家。宗教人士开始自然而然且不可避免地出入行政公所，他们身穿罗马式的官员长袍——现代的教士还将这种长袍穿在身上。获得胜利的野蛮人不知不觉地屈服在了一种机构之下，在无休止的权力争夺之中，这种机构为他们带来无数获取胜利的良机。在无序纷乱的黑暗时代终于结束，黎明的微光笼罩不列颠岛的时候，世界又一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不列颠既未减当年的雍容，也不失旧日的尊严，同时，海岛上的习习微风更加令人心旷神怡。
基督教徒的狂热之情为新灾害的发生埋下了隐患。基督教通过反复灌输和善、仁慈的精神理念将信众结为一体。在宗教热情和利益驱使下，教会必然要想方设法巩固自己的权力结构。很快，那些入侵者的谦卑和虔诚的后人们，就在宗教面前显示出了脆弱的一面，甚至还受到教会组织的盘剥。在六七世纪的许多王国中，教会都坐拥大量的财产和土地，其财富的增长，已超过了自身可控的范围。当时，基督教界虽然虔诚可嘉但却刚愎自用，虽能慑服四海但苦于俗界的纷争，虽然标榜仁慈恩典但却不免利欲熏心。
然而，这个刚刚苏醒，睡眼惺忪的松散社会，却又迎来了两股域外的凛冽寒风。一股风来自东方的阿拉伯半岛，在那里，穆罕默德展开伊斯兰教的军旗和圣旗。公元622年，穆罕默德从麦加逃到麦地纳，这一著名的事件被称为“哈吉拉”或“徙志”，标志着穆斯林纪元的开始。之后的数十年里，穆罕默德和他的继承者哈里发们很快掌控了阿拉伯半岛的全部土地，波斯，以及拜占庭帝国的部分领土，同时还控制了整个北非海岸。八世纪初，伊斯兰教跨越直布罗陀海峡在西班牙广泛传播，直到八百年后才被驱出伊比利亚半岛。而法国此刻也几乎沦于阿拉伯人之手，所幸公元732年，查理曼大帝的祖父查理·马特在普瓦捷打败了他们，将其赶了出去。可以说，那些从麦加长途奔袭而来的伊斯兰大军，距不列颠岛仅一水之遥。
不列颠面临的，还有第二股即将入侵的寒潮。这次入侵来自北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维京人备好了长船蓄势待发。阿拉伯异教徒和北欧海盗的双重夹攻使欧洲国家疲于应付，狼狈不堪，这种乱局一直持续了近300年。直到十一世纪，那些身穿铁甲的中世纪基督教骑士们——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皈依基督教的维京人后裔，才阻挡住了阿拉伯人前进的步伐，他们也成为了基督教阵营中强有力的武装力量。
一报还一报，撒克逊海盗曾经对不列颠人所做的一切，四百年后落到了他们后代的头上。八世纪时，一股猛烈的征服力量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奔涌而出，在挪威、瑞典和丹麦等地，一群群可怕的维京战士蜂拥驶向大海。除骁勇善战之外，这些维京人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熟练地驾驭波浪，在风急浪高之时依然可以出海航行，肆意劫掠。维京人侵略欲望迸发的根源，要归于该民族迅速增长的人口和实力，对冒险活动的热情，以及王室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这些北欧人并非是受亚洲民族的压力而被迫西迁的，他们是自愿外出抢掠。这些北欧战士骁勇绝伦，其中一股劫掠队伍从瑞典挥戈南进，兵锋直抵君士坦丁堡城下，同时还在那里播下了影响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种子。另一路队伍由挪威出发，乘长船抵达地中海，在沿岸各个地区大肆劫掠，在与西班牙的阿拉伯王朝和北非沿海各国进行了激烈较量后，最终败下阵来。第三支远征船队搭载着斯堪的纳维亚的海盗直奔不列颠岛、诺曼底和冰岛，之后又穿越大西洋到达了美洲大陆。
丹麦人与挪威人的关系错综复杂，反复无常，二者时而狼狈为奸，时而相互残杀，但对撒克逊英格兰而言，二者却都是苦难和灾祸的象征。他们极端残忍，虽然不吃人肉，但却有在尸体上烧饭聚餐，以此庆祝胜利的习俗，有时还将锅灶直接立在敌军的尸群当中。挪威人和丹麦人曾在爱尔兰地区交战，北欧人的此种恶习令保持中立的爱尔兰土著民深恶痛绝，爱尔兰人曾向其追问缘故，得到的回答是，“为什么不呢？敌人若是获胜，也会这样对待我们的。”据说，这群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狩猎者从不会为自己的罪孽而哭泣，也不因同伴的死亡而垂泪。但无论如何，劫掠者们一旦在某处定居下来，就会很快沾染上奢侈放纵的生活习惯，洗澡或穿着丝绸礼服。他们的船上携带有帐篷和床铺以备上岸后居住之用。在他们占据的各个地方，其军事首领都践行着多妻制的原则，在东方地区甚至还直接采取了宫妃制。据说，他们的一名首领坐拥妻妾竟达八百余人，但这种说法很可能是《圣经》中的一面之词。936年，爱尔兰人从海盗们手中夺回了利默里克城。在掠夺者的住宅中，他们发现了众多女子佳人，大量的丝绸织物及各色刺绣装饰，诸多奢侈华贵之物令爱尔兰人目瞪口呆，神魂颠倒。当然，这些爱尔兰人很快便又神态自若了。
维京人主要依赖一种长船进行海上活动，在公元八、九世纪，维京长船已经发展成为完美的航海工具。该船吃水较浅，能够驶入河口逆流而行，也可以在条件各异的溪流或港湾中停泊，它拥有漂亮的圆弧船身，能够在狂风巨浪之中自如航行。
我们对这种船只十分了解。目前，六艘较完整的维京船已被发掘出土。其中最著名一艘是1880年在挪威格科斯塔德墓冢中出土的，船只几乎还保持当年的模样，甚至连舱中水手的锅灶和跳棋板都完好无损地保存至今。1944年时，尽管内外诸事纷杂，学者们仍然再次对船只进行了精确测量。该船中等长度，首尾全长七十六英尺六英寸，宽十七英尺六英寸，舯部深度仅二英尺九英寸。船体采用瓦叠式构造法，两侧各用十六块橡木板拼接，并以木钉和铁栓固定，捻缝之处则用兽毛编成的绳索堵塞起来。甲板是一块无铆钉的松动木板，用树皮纤维固定在龙骨上的，这使船体结构具有了很强的柔韧性。海上补给品无疑是存放在专用的储物柜之内，但这些储物柜却未能留存下来。船的桅杆立在一个巨大的基座上，柯林伍德教授曾对这种船桅设计赞赏有加，他说：“树立的桅杆坚实且稳固，同时不会使轻便灵巧的船体结构受到拉力影响。”船体两侧各有十六支划桨，长度为十七至十九英尺不等。较长的船桨安置在首尾两侧，这是由于此处的船舷上缘据水面较远。所有划桨的样式都十分优美，它们穿过船板两侧的圆形桨架，与船身连接起来，桨架外侧覆有百叶窗似的木帘，在收桨后可以将孔洞遮蔽。船舵位于右舷的四分之一处，是一个像网球拍一般的粗大短桨，装有活动式的舵柄，它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固定在船上，使舵叶拥有充分的活动空间。桅杆高四十英尺，又长又重的帆桁之上挂有一块方帆。该船还能携带小艇或舢板，共有三艘小艇随母船被挖掘出来。此外，格科斯塔德的维京船能够装载五十名船员，必要时还可另带三十名战士或俘虏，除此，它能在任何气候环境下持续航行一个月之久。
正是这些大小各异的维京船，载着北欧海盗们乘风破浪，在文明世界四处奔袭。进攻君士坦丁堡，围困巴黎，建立都柏林，发现美洲。这是一幅明亮鲜活的场景：精雕细刻的船身，龙形船首，高耸的弧形船尾，侧舷齐列的黑黄颜色相间护盾。船体流淌着铸铁般的泠然之光，显得杀气腾腾。用于远洋航行的长船建造得更为坚固，具有更高的干舷。1892年，人们仿照格科斯塔德船建造了一个复制品，它由一位挪威船员驾驶，仅用四周时间就横渡了大西洋。
当然，先进的维京船若是没有熟练的船员来掌控，就依然毫无用武之地。当年，北欧船员都是从自愿者中挑选的，由一个经验丰富，能力超群的人担任头领。北欧传奇《萨迦》对这些“头领和属下们”做了描述：船员无疑是从许多申请者中精挑细选出来的，“掌舵划桨像使刀用剑一般精熟”。海员从十六岁到六十岁之间的人中选拔，都必须接受力量和灵活性测试，一旦获准加入，就必须遵守严格的规矩，或可以称为早期的“军事法规”。出海或征战期间，船员不得发生争吵或心怀旧怨。不准携带女人出海，遇事只向船长一人汇报。所有缴获战利品都集中到一根大柱子前，按规定统一变卖或分配。根据斯堪的纳维亚的法律，配给的战利品只归个人所有，也就是说，船员所得物资不得转赠或遗留给亲属，但却有权将这些东西带入坟墓。
奥曼曾言：“面对同等数量的敌人时，维京人总能占据优势。但是，当整个乡村、郡县的人都奋起反抗，前来打击入侵者之时，他们就要十分小心，以免被人数众多的敌人压垮。”因此，北欧人只有在拥有强力支援的情况下，才敢与敌人正面交锋。与作战相比，他们更善于东抢西劫，如果岸上驻有更强大的军队，他们就会迅速撤回到船上，驶往防御薄弱的地区再行劫掠。海盗们很快学会了如何在陆地上快速行动，一旦登岸，他们就会将附近所有马匹搜罗一空，带着掠夺品骑马东奔西窜。这些马匹并不为作战之用，仅是为了便于机动。这种作战方式于公元866年首次出现在不列颠岛：“野蛮人大军降临东盎格鲁的土地，这是一支乘着马匹的军队。”[18]
当我们反思这些北欧海盗的野蛮和可耻习惯，愤慨他们的破坏与残忍行径时，我们也同样应该记住他们的纪律、坚毅、友谊和军事美德，正是凭借这些优点，他们得以横行四海，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和最勇敢的种族。
大约是在789年的一个夏日，“无辜的英格兰人在自己的田原中忙碌，他们悠然地将犁铧套上了牛背”，此时，王国官员里夫·多尔切斯特突然接到了一个情报，称三艘船已经抵达海岸。里夫以为来船是商人而并非外敌，于是“跳上马背，与几名随从快速向港口（可能是波特兰港）奔去。他以长官的身份下令，将这些人送至城镇，但是，到访者却当场杀死了这位官员和所有随从。这是一个血腥的预兆，维京时代自此拉开了它的序幕。随之而来的便是胜负难料的残酷搏杀，维京人带来的灾难，蹂躏英格兰长达二百五十年之久。”
793年1月的一个清晨，诺森伯利亚海岸林迪斯法恩岛（或圣岛）上的一座富裕修道院突然遭遇了丹麦海盗的袭击。他们扫荡了整个地区，宰杀家畜，屠杀僧侣，之后便载着黄金、珠宝、圣物等战利品扬长而去。他们同时带走的还有许多修士，以期在欧洲奴隶市场上卖个好价钱。海盗的劫掠行动提前经过精心策划，他们在隆冬十分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在英格兰救兵抵达之前就已呼啸而去。这一事件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英格兰甚至整个欧洲大陆，惊恐的基督教会向各方发出警报，高声求援。诺森伯利亚人阿尔克温从查理曼大帝的宫中写信，安慰本国同胞：
看吧，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至今已近三百五十年了。有史以来，不列颠从未遇到如此恐怖的事件，我们刚刚遭受了野蛮的袭击，我们未曾预见他们从海上降临。圣卡斯伯特教堂遭遇无妄之灾，上帝的仆人血洒祭坛，圣物祭品被掳掠一空……保林主教离开约克后，正是这座教堂将神圣信仰的火种继续散播开来，而这却成为了悲哀和灾难的开始……惨案之前出现了不祥的征兆……大斋节期间约克城的血雨腥风又意味着什么呢？
第二年，海盗们卷土重来，在贾罗登陆时，他们遭到了暴风雨的袭击以及当地人的坚决抵抗，伤亡惨重。海盗“国王”被捕，之后被残酷地处死。幸存者逃回丹麦，将惨败的消息带回了本土。之后的四十年，英格兰海岸平静了许多，维京人大规模入侵行动在这一时期鲜有发生，他们所做的，仅是凭借海上优势袭扰苏格兰东部海岸和一些岛屿。在此之前，这些小岛曾是修道院的理想处所，但事到如今，修道院的修士僧侣们却发现自己正身处战争前沿，成为脆弱且易受攻击的目标。他们财帛丰盛且与世隔绝，是海盗们眼中最理想的猎物。公元802年，爱奥那岛遭到抢劫和破坏，爱尔兰教会机构也成为了贪婪的维京人施暴的目标，自此以后，这些宗教场所的灾难便未有止息。当教堂被虔诚的人们修复之时，维京人也就有了新的行动目标。因此海盗们在袭击某地之后，总会间隔一段时间，待其有所恢复再行劫掠。爱奥那岛遭遇过三次洗劫，而基尔代尔的修道院受难已不下十四次。
海上劫掠已经成为一项固定的职业，而教堂则是海盗们永不匮竭的宝库。查理曼大帝的御用学者艾因哈德写道，海盗劫掠持续不断，这使整个基督教界都笼罩在恐惧的阴影之中。没有什么有效的应对措施，斯堪的纳维亚岛上的人们皆对这种收益颇丰的职业趋之若鹜。根据一位苏格兰词人的描述：“这些姿态优美，勇敢刚毅，个性爽朗的北国先生们”，每年都驾着船只破浪而来，带着胜利扬帆而去，他们往来的人数也在逐年增加。劫掠者的辉煌业绩激励着家乡的老老少少，使更多人投身到这项事业中来。另外几路维京船队活动更为广泛，它们甚至突入了地中海地区。在纳尔博纳的附近的小镇中，查理曼大帝透过窗户看到，这些可憎的船只正在海岸边萦绕，这便是灾难即将到来的预兆。
公元835年，风暴终于降临到人们头上。维京船队——有时达到三、四百艘船只，在英格兰、法兰西和俄罗斯等地驶入河口，逆流而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劫掠行动就此展开。此后三十年，英格兰南部不断受到攻击，巴黎数次遭到围困，君士坦丁堡时常招致侵犯，爱尔兰港口城镇也屡屡沦陷。此时，很多入侵者都已在征服领土上定居下来，维京人奥拉夫和部下们就在爱尔兰修建了都柏林城，瑞典人也渗透到了俄罗斯的中心地区，他们统治着沿河城镇，征收贸易赎金。生长在严酷气候环境下的挪威维京人发现，苏格兰诸岛是更适宜的居住地点，于是，他们纷纷在设得兰、法罗群岛和爱尔兰建立了殖民地。此外，他们到达了格陵兰岛和斯通兰德（拉布拉多半岛），驶入了圣劳伦斯河，并且还发现了美洲大陆。但是，他们对这些成就根本不屑一顾。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维京人没能在不列颠岛或法兰西获得永久的立足之地。直到865年，欧洲大陆的抵制行动得到了暂时加强，丹麦人才转而开始大肆侵入英格兰东部和诺森伯利亚地区。
入侵的时机业已成熟，撒克逊英格兰此时就像一只待宰的羔羊。维京海盗突入了岛屿东部的整个沿海防线，当年“撒克逊海岸伯爵”曾负责防守这一地区，但是而今，罗马帝国的要塞早已化为了废墟，埋没地下已有数百年了，再没有罗马船队荡桨巡视海岸，也再没有强大的帝国政府派来杰出的指挥官或救援的军团。英格兰现在所有的，是无处不在的修道院、礼拜所和大教堂，即便是在饥荒年月，这些宗教场所中也储藏着诸多金银财宝，还存有大量食物，酒类和各色奢侈品。虔诚的英格兰信徒早就接受了通过施舍钱财来免除罪孽的理念，于是，他们的罪恶越多，忏悔越频繁，教会就越繁荣兴旺。在这里，拥有利剑者最容易赢得财富。
除过分服从教会之外，英格兰人的军事防御体系也存有诸多缺陷。他们所设立的防御体系，仅是为了将古老的不列颠人限制在贫膺的山区，或者是防止邻近的撒克逊同族的入侵。此外，当时的地方贵族一旦接到上级或国王的诏令，就可征召当地青壮农户临时服役，但是，规定的服役时间十分短暂，只有四十天左右，而且也不是自愿进行的。期限一到，军队立刻解体。关于敌人是否跟进，或战役目的是否达到，也就无人过问了。而今，他们面前的敌人与以往不同，这些丹麦和挪威海盗不仅长期掌握着海上优势，而且在陆地上也采用了机动灵活的战术。他们学会了像罗马人那样构筑营垒，同时也会运用谋略出奇制胜。“诈败”是他们经常采用的一种战术手段。从历史文献中我们一再看到这样的场景：异教徒在英格兰人的打击下溃逃而去，但是晚些时候，丹麦人却又重新守住了阵地。还有一次，维京人对一座小城进行围攻，他们的首领宣称自己已生命垂危，恳请当地主教按基督教方式为其举行葬礼。这位诚实的主教对海盗的改节易操倍感欣慰，于是欣然允其所请。但是，当首领的尸体被抬入城中里准备葬礼时，披麻戴孝的送葬随从突然摇身一变，成为了全副武装的骁勇武士。他们二话不说，即刻开始了抢掠和屠杀。这种关于维京风俗习惯的杂闻侧记数不胜数。实际上，维京人是有史以来最胆大妄为且足智多谋的盗匪，对于撒克逊人而言，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以及军事防御、组织方面的种种缺陷，他们很难阻止北欧人的巨大野心。北欧人取得的丰硕成果足令任何的海盗同行自惭形秽——当时也确有许多效仿维京人行为的盗伙。
这一时期的维京传说中，最声名卓著的莫过于被称为“毛马裤”的朗纳尔·洛德布罗克了。毛马裤出生在挪威，但拥有丹麦王族的血统。他从青年时代就开始出海劫掠，其足迹遍奥克尼到白海的广大区域。“跨海征西”是其所奉持的座右铭。845年，他率领一支海盗舰队溯塞纳河而上进攻巴黎，但却被守军击溃，同时一场瘟疫突然来袭，使海盗蒙受了严重损失。此后，他将矛头指向了诺森伯利亚，但却时运不济，兵败被俘。根据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传说，他被诺森伯利亚的国王艾利扔进蛇窝中处死。在无数卷曲盘绕且面貌憎恶的蝰蛇中间，他引吭高歌，迎接死亡。朗纳尔有四个儿子，当他躺毒蛇堆中时，就曾留下一句强硬的威胁：“小猪们现在如果得知公猪的遭遇，一定会哇哇乱叫起来。”古代的吟游诗人向我们展示了朗纳尔四子收到噩耗时的场景：“勇士”比约恩愣在那里，手里紧紧抓着一根长矛，由于太过用力，他的指痕深深印在了矛杆之上。维特塞克此时正在下棋，他狠狠捏住一枚棋子，鲜血顺着指尖流了下来。“蛇眼”西格德不停地用刀削着指甲，直到手指露出了白骨。而素有“无骨者”之称的老四伊瓦尔，则叫人讲述父亲遇害的具体细节。只见他的脸色忽红，忽绿，忽白，浑身的皮肤都因愤怒而肿胀起来。[19]
按照当地习惯，儿子们要对杀父仇人进行血腥的报复。这种复仇方式被形象地称为“血之红鹰”。仇人的身体和肋骨要被砍剁成一只鹰的形状，然后由孝顺的儿子伸进手去，掏出正在悸动的，血淋淋的人肺来祭祀亲人。据传，艾利国王正是落得了这种不幸的下场。然而，海盗们给英格兰带来的灾难要更为惨重，“无骨者”伊瓦尔是一位有勇有谋的指挥者，他是9世纪末斯堪的纳维亚人入侵英格兰的幕后主使，同时也策划了对东英吉利、诺森伯利亚德拉和默西亚的大规模征服行动。此前他一直在爱尔兰征战，但866年突然出现在了东安格利亚。他所率领的庞大军队原是在海员队伍基础上组建的，但867年春，所有士兵却都乘着马匹沿罗马古道向北方挺近。就像前文所述，维京人乘骑马匹并非是为作战之用，而是为了快速机动。
伊瓦尔率军围困了约克城。此时的诺森伯利亚正陷于一场两王争权的政治风波之中，它的民众分裂为两个阵营，为各自所支持的王者打得不可开交。当他们意识到当务之急是携手对敌时已经太迟了。他们在约克背城一战迎敌，一开始取得小胜，将异教徒驱离了城墙。守卫者随之冲杀过去，但却在惨烈搏杀之后一败涂地，两位国王阵亡，所有抵抗力量全军覆没。
这就是诺森伯利亚城的最终结局，经此一战，英格兰北部再也没能恢复往昔的繁荣。
据霍奇金所言：
“学校与修道院数量锐减，甚至最终归于湮没。这个国度曾哺育了毕德和阿尔克温，创造了石制大十字架这样的艺术瑰宝，也留下了西德蒙的作品和《基督受难见证》的著名诗篇。但是，在867年战败之后，一切都重归荒芜，被野蛮的痕迹所掩盖……王朝覆灭，宗教窒息，文化消亡。”[20]
在约克惨案发生的一百五十年后，米西恩·达勒姆对当时的悲惨场景进行了描述：
“军队四处烧杀抢掠，每个角落都充斥着鲜血和悲伤。无数教堂和修道院在剑与火中化为尘埃。大军所过之处，除残垣断壁之外别无他物。破坏程度如此惨烈，以致很多遗迹至今都无从找寻，昔日的繁华盛景也消失得无影无踪。”[21]
但诺森伯利亚一地已不能满足伊瓦尔的野心，他又将目标指向了默西亚。众所周知，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默西亚都是英格兰力量的代表。当伊瓦尔陈兵诺丁汉城下时，默西亚国王立即向韦塞克斯国王请求援助。这时，韦塞克斯的老国王业已去世，他的两个儿子埃塞雷德和阿尔弗雷德答应救援，于是即刻提兵前往。但是，当韦塞克斯人提出一同发起攻势的时候，默西亚却退缩了，他们准备优先与敌军和谈。除军事斗争外，伊瓦尔同时发动了政策攻势，他不再破坏约克和里彭的教堂，并答应扶植埃格伯特为诺森伯利亚的傀儡国王。868年，伊瓦尔与默西亚国王签署合约，确立了伊瓦尔对诺丁汉的宗主地位，战斗宣告结束。之后，他返回约克过冬，让军队休养生息，补充实力。
丹麦人推行强有力的扩张计划，他们的势力已在东安格利亚延伸开来，默西亚已被征服，诺森伯利亚惨遭蹂躏。而正在此时，韦塞克斯国王和他的弟弟阿尔弗雷德已悄无声息地强化了自己的力量。这时，敌我两军便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对峙态势，但是，这同样是一种微妙且不稳定的平衡，即使是最轻微的压力，也可能会对一方造成致命的损害。因此，当伊瓦尔破坏诺丁汉条约，并杀死东安格利亚国王埃德蒙之后，突然悄然撤离了英格兰。根据阿尔斯特编年史记载，北欧人的两个国王——奥拉夫和伊瓦尔于870年由苏格兰返回都柏林，“大量的英格兰、不列颠和皮克特人俘虏也被带到了爱尔兰。”关于伊瓦尔的最后一个记载是：“872年，伊瓦尔，爱尔兰和不列颠境内的北欧人之王，结束了生命。”他业已征服了默西亚和东安格利亚，攻克了斯特拉思克莱德王国的主要据点敦巴顿。他满载着战利品，以不可战胜之傲人姿态在都柏林定居下来，两年后死于此地。虔诚的编年史家称他“沉睡在了基督的怀抱里”。看起来，无论是北欧人还是英格兰人，都对伊瓦尔尊崇有加。
现在，丹麦劫掠者在不列颠逗留的时间更长了。虽然每逢夏季，他们依然前来掠夺和破坏，但对这片环境宜人，芳草葱翠土地的喜好之情也在逐渐增长。这些武士曾长期在外漂泊劫掠，而眼下已经获得一片安家乐业之地。因此，在袭击抢掠之外，北欧人也开始了移居行动。然而，丹麦人建设的移居点与先前撒克逊人的有所不同，新的移居点以军营为中心，其边界就是战斗的前线，周边围绕着数座防御强化的城镇作为支撑。斯坦福、诺丁汉、林肯、德比、莱斯特等地都曾是这些新移民的基地。十几年之后，驻守在边境后方的北欧士兵就成为了新的殖民者和地主。英格兰的丹麦移居点基本是军事性质的。他们用武力开路，然后使自己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壤之中。从一开始，这些战士型农民就要求获得比普通农人更高的地位。撒克逊人已在英格兰居住了四百余年，貌似更有资格成为土地的主人，但是，他们没有统一的国家组织，无力将这些陌生的海上入侵者驱逐出去，现在，几乎每一个地区都屈服在了丹麦人的刀剑之下。撒克逊人之所以气数未尽，是因为历史的转折点上总有幸运之事降临。在混乱与衰落的节骨眼上，突然出现了一个伟大的身影，正是这个巨人给奄奄一息的英格兰带来了希望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