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社会中安身立命，如果太轻易暴露自己的情感则容易受到伤害，人应该学会保护自己，不同的人有不同对人对事的态度，掌握一定权力的人，把自己的喜怒经常流露给下级，下级则会投其所好，而掩盖事物真正的本质。普通人过于直率地表露自己的情感，则显得为人肤浅，也容易开罪于人。所以要忍耐住自己的情绪，不要过多地暴露出来。
西汉时的窦婴，是孝文帝皇后哥哥的儿子。汉武帝建元二年，他被封为魏其侯，他喜欢蓄养宾客，天下的游士都归奔他。当时，桃侯刘舍被免去宰相的职务，太后多次向皇上说窦婴：“魏其候喜欢沾沾自喜，行为不定，很难担当得起宰相的责任。”于是最终没任他为相。
晋朝的谢安，孝武帝时任尚书和太保。太元八年，后秦的行苻入侵晋国，谢安派他的侄子谢玄去退敌，在泥水把秦军给打败了。捷报传来，谢安依然神情自若地和客人下围棋。客人走后，谢安走进屋里，过门槛时，却因高兴过度，把木鞋的齿都折断了。
喜怒都是人类的情感。当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怒自然而然产生了。发怒不仅伤身，在为人处事的过程中，一个易发怒的人也难于和他人合作。历史上也有不少因发怒而给自己或他人造成巨大损失的例子。当然任何事物有利则有害，有弊也有益，怒有害于身心健康，有害于友情，有害于事业，但它也有有利的一面。《独异志·华论》中记述了华论给一位郡守看病，诊脉之后，没有给他开任何药方，而是历数该人的罪责和过错，把郡守大骂了一顿，拂袖而去。郡守大怒，气荡胸腹，誓不饶华佗，不想一怒之下，吐出了大量黑血，过了一段时间，病反而好了，这才知华佗医术之高，是用激怒之法，治好了郡守的病。
怒计在兵法中也常常使用。东汉光武帝建武5年，命令王霸和捕虏将军马武率兵攻打驻守在垂惠的豪强周建，苏茂则率几千人增援周建，另外派精良的部队去堵截马武的粮队。马武只好前去救粮，周建则出城与苏茂联手夹击他，马武自恃有王霸的救援，作战不精心也不卖力，结果战败。马武的兵上跑到王霸那里去救援，王霸却说：“现在敌军士气高涨，我要出兵，还不是和你们一样惨败？你们回去凭自己的力量去死命抗战吧。”王霸闭门困守，就是不派援兵，这一下可激怒了马武和他的队伍，他们严加修整，准备再战。而王强的将士们不愿让马武的部队孤军奋战，纷纷向王霸请战，王霸则自有其道理：“苏茂部队兵精将良，作战英勇，我军将士对此都有恐惧之感，而马武和战军相互依赖，互相指望，不能一心一意奋勇作战，必败无疑，现在我军拒而不援，马武因为没有援军，反而增强了战斗的勇气，我们再共同作战，才能胜利。”王霸激怒了马武，也才使他们赢得了胜利。
只要善于引导，怒也是助人成功的一计，所以对怒我们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行。
身居高位的人，凡事不能容忍，动辄发怒，那么就会遗过于下面的人；如果在下位的人，不顾礼义，却逞强发怒，一定会冒犯上位的人。只要有一方不知制怒，而轻易发作的话，后果都是贻害更多的人。
唐太宗贞观2年，河南有个叫李好德的人有精神病，常乱讲一些妖言，皇帝下令大理丞相张蕴古去察访此事。张蕴古察访后上奏折说李好德确实有病，而且有检验结果，不应当抓起来。治书权万纪上书弹刻张蕴古，因为他是相州人，而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是相州刺史，所以说是张蕴古讨好顺从他，考察之情也不会是实事求是。皇帝很生气，在街上把张蕴古杀了。后来此事为魏征处理，皇帝暗地里很后悔。由于自己一时的怒气，不详细核实，不作认真细致的调查，就草菅人命，唐太宗也过于轻率了。这是不忍怒气的后果，人一发怒，出于一时的激愤，做事就有可能过火，等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为时已晚。就在同一年里，又有一次，唐太宗又因为流州刺史卢祖尚文武双全，廉直公正，征召他进朝廷，告诉他：“交趾久久没有得到适当的人去管理，现在需你去镇抚。”卢祖尚行礼感谢后出来，不久就感到后悔，他托病推辞。皇上派杜如晦等人宣读诏书，卢祖尚坚决推辞，皇上非常生气，说：“我派人都派不出去，还怎么处理政务？”下令在朝廷上把他杀了，但很快又感到后悔。魏征对他说：“齐文宣帝要任青州长史姚恺为光州刺史。姚恺不肯去。文宣帝气愤地责备他，他回答说：‘我先任大州的官职，只有功绩并没有犯罪，现在却让我担任小州的官职，所以我不愿意去。’文宣帝就饶了他的死罪。”唐太宗说：“卢祖尚虽然有失臣子的礼义，我杀了他也太过分，由此看来，我还不如文宣帝呢。”马上命令追复卢祖尚荫庇子孙任官的权利。
唐太宗认识到了自己做事因怒不忍，过于急躁，连杀了两位臣子，悔恨之意溢于言表。尽管他知错能改，但毕竟有些事情是无法补救的。正是出于怒能造成严重的危害，所以古今中外许多人都下功夫去研究制怒的办法。很多人发现制怒的唯一良方是忍。在一般的情况下，人们应该抑制愤怒情绪的发作，以利自身健康，以利团结他人，以利相安和谐，以利国家社会安定，以利事业发展。在极特殊的情况下，也完全可以以怒为计，震慑敌人，激怒放人，以便战胜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