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权势日益增长的蒋介石建立军事独霸的野心也随之暴露，他招集了右派份子和亲信在庐山密谋，决定反共清党，还挑起迁都南昌的纷争，下一步就是要向共产党人挥起屠刀了。
1926年，蒋介石窃取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之后，实行军事独裁的野心日益暴露，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日趋反动。11月9日，他在南昌成立了总司令部，已决心实行“清党反共”，并开始做积极的准备。为了进行反共策划，他先后从各地招来了盟兄弟及亲信戴季陶、吴铁城、黄郛、张群、张静江、陈果夫等人。
这些人麇集南昌，在蒋介石周围形成了一个反动的核心。两湖和江西的土豪劣绅也都逃来南昌，向蒋介石等人诉苦，使南昌成了一个反革命的大本营。
1927年1月20日到25日，蒋介石一伙人登上庐山，包下了一座仙岩旅馆，开始进行密谋策划。密谈数日，主要由黄郛献计，决定如下：第一，必须明示“离俄清党”政策，以安定人心；第二，北伐军要“底定东南，联系绅商”；第三，在外交上要“弃俄联日”；第四，在军事上要联合阎锡山和冯玉祥。
蒋介石一伙在南昌的活动，引起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极大忧虑和不满，武汉专门成立了行动委员会，武汉街头甚至出现了“打倒张静江”的大字标语。
按照在庐山所定的方针，蒋介石立即积极行动起来。他从武汉一回到南昌，就对苏联顾问鲍罗廷展开了攻击，他致电武汉联席会议主席徐谦，说鲍罗廷在武汉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鲍的顾问职务。1月27日，他又公开提出了驱逐鲍罗廷。蒋介石集中全力攻击的鲍罗廷，原因有二：一是他“感觉到除鲍罗廷以外，武汉的国民党领导人皆是些政治上的无能之辈……而只要鲍罗廷在，他就不能取得支配地位”；二是他力图把他的反苏活动，说成是只对某个人不满，借以掩盖其反苏的真正目的。
当时，有人指责蒋介石“疏俄亲日”。对此，蒋介石一面假惺惺地表示：“联俄政策，为总理所遗留，目前虽有其代表日久骄纵，对本党领袖多方压迫，但中正认此为其个人之行动，与苏联以平等待我之精神，不相牵涉，无论其个人态度如何，吾人对于苏联，决不改对日之关系。”一面却说：“为什么要联合苏俄，就是苏俄能以平等待我中国，苏俄既不放弃以平等之精神待我，我们哪能放弃联俄政策。……不仅日本，无论哪一国，如能以平等待我中国的时候，那么，我们对他们，如同对苏俄一个样子，未始不可以联合的。”又说：“我们联合苏俄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完全立在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之意义上头，所以就要联合苏俄，若苏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一样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反对他们，这一句话我早已讲过的。”
对于共产党，蒋介石自己讲：“我在广州时，对共产党的行动，时刻留心。”“我所抱打倒共产党主张，在广州即欲实行，不是今日始有此决心，惟在广州苦于说不出口，又恐势力不敌，致国民党亡于我蒋某之手，故忍痛至今。”北伐开始后，进军十分顺利，蒋介石却哀叹说：“我军虽获大捷，而前后方隐忧陡增，共产党在内做祟，非使本党分裂与全军崩溃而不止。遍地荆棘，痛苦万分。”庐山密谋之后，2月21日，蒋介石就公开叫嚣要制裁共产党了，说：“现在有一种谣言，说中正现在对于共产党的同志有不信任疏远，并且有反对他们的倾向，其实并不能这样说的，中正并不会反对共产党，中正向来是扶助共产党的！……但是我亦曾附带的有一句话，就是说共产党将来强大起来了，如其党员有跋扈强横的事实发生，那我一定要纠正他，并且一定要制裁他的。……现在共产党员事实上有许多对于国民党党员加一种压迫，表示一种强横的态度，并且有排挤国民党员的趋向，使得国民党党员难堪，这样我便不能照从前一样的优待共产党员了，如果还同从前一样的态度，那我就不是立在国民党员的地位，我就不能作国民党党员。”又说：“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在革命的地位上说起来，共产党的成败是要我负一份责任的！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
3月3日，在李烈钧就任江西省主席的典礼上，蒋介石再次发表演说，谓共产不过为经济发展之一方法，有数国情形或适用之，但若中国采行共产制，则为大害，徒使中国倾覆与革命耳。
蒋介石的狂言，博得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片喝彩声，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蒋介石已起来反对左派，制裁共产党了。”西山会议派的《江南晚报》更赞扬他说：“到底蒋介石不错，还能起来抑制共产党。”蒋介石的一系列讲话，确实起到了“明示政策”的效果。
2月19日，蒋介石曾信誓旦旦地说：“军阀是什么人造成功的？直截了当说，军阀是帝国主义造成功的。如果军人要背后有了帝国主义者，这就算是军阀。……中正背后绝没有新的帝国主义，中正自信永远不会变成一个军阀，更不会变成一个新军阀。”事实上，他和日本帝国主义早就有了勾结。1月20日，蒋介石就派吴铁城为代表，秘密去日本，谈判合作问题，并公开宣布“中国人永不反日”。不久，他又派戴季陶去日本，做“转风试探”。
来南昌见蒋介石的日本客人，更使他应接不暇。黄郛到南昌时，随同他一起前来的就有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佐分利贞男。此人曾在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任教，是蒋介石的老师，蒋去日本留学，多承他的关心和照顾。对佐分利的到来，蒋介石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向他明白地表示：“我和共产派、和武汉方面存在着尖锐的对立，总有一天我会向共产党开刀的，请日本朋友放心。”佐分利立即回国做了汇报。
1月26至27日，蒋介石在庐山又接见了日本海相财部派来的代表小室敬二郎，此人也是蒋介石的老师，二人进行了长谈。蒋向他强调说：“我理解满洲和日本在政治、经济上的重大关系，日本人在日俄战争中流过血，有感情上的问题，我认为对满洲问题，必须特殊考虑。”又说：“我欣赏日本原外相的演说，如果日本正确评价我们的主义和斗争，我愿意同日本握手。”
1月下旬，蒋介石还会见了日本驻九江总领事江户千太郎，再次表示：他非但不打算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还要尽可能地尊重现有条件；保证承认外国借款，并如期偿还；外国人投资的企业将受到充分的保护。
2月初，蒋介石派黄郛去武汉，会见了日本驻武汉总领事高尾亨和陆军代表铃木贞一，三人同游了黄鹤楼。铃木去南昌见蒋，向蒋转达了陆相宇垣一成的意见，希望蒋“与共产党分手”，搞“纯正的三民主义运动”。蒋表示“为了保全东亚，中日两国的合作是必要的”，他“打算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一到南京就正式表明态度”。
不久，蒋介石又接见了日本军部的代表永见增辉和松室孝良。此二人带着戴季陶的介绍信来见蒋。蒋更明确地表示：“本总司令决心已下，誓与共产党不共戴天，愿意中日提携，共同防共。”3月10日，蒋介石还接见了日本政治家山本条太郎。二人会谈后，山本回到北京就向记者宣布，蒋介石是最出色的军事领袖。随后，蒋介石就派黄郛去上海，直接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联络。他向矢田表示，对“整顿国民政府内部已下决心”。
蒋介石在与日本帝国主义紧密勾结的同时，还通过两条渠道与美国建立了联系。一是通过王正廷去上海与美国联络。王正廷是蒋介石的奉化同乡，又是幼时同学，曾任过参议院副议长，自己办有中美贸易公司和华丰纺织厂，是一个著名的亲美派。1926年底，上海资产阶级发起筹组苏、浙、皖3省联合会，先成立了军事、外交两个委员会，王正廷任外交委员。1927年1月26日，王正廷与美国驻沪总领事高思举行了秘密会谈，王告诉美方，国民政府的控制权并未完全落入极左派手中，国民党军不是布尔什维克；汉口事件不会在上海重演；国民党军可以不进驻上海，以免与外国军队发生冲突。他还透露，正设法收买上海的军阀，上海可能不战而易手，届时可成立一个委员会实行统治，必要时，用警察和某些“志愿人员”来“维持秩序”。
蒋介石还通过孔祥熙与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詹金斯建立了联系。孔祥熙是广东省的财政厅长，他通过英国人寇罕与詹金斯联系，寇罕曾担任过蒋介石的私人保镖。2月16日，詹金斯和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向国务院报告说：根据寇罕的情报，“如果列强要把俄国人赶出中国，他们应当现在就同蒋将军建立直接的联系”，又说：“蒋恨俄国人，只是因为苏维埃政府给他提供武器弹药，他才勉强与鲍罗廷合作。”“如果英国和其他列强愿做俄国人正在干的事情，蒋将军将立即同鲍罗廷决裂并制止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暴力活动。”3月初，蒋介石又通过他的美国朋友诺曼，向美国官方作了与上述电文相同的表示。
通过与帝国主义的勾结，并取得了帝国主义的支持，更促使蒋介石下定了“清党反共”的决心。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迁都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蒋介石是迁都武汉的提议人之一。早在1926年9月9日武昌还未攻下时，他致电谭延闿、张静江说：“武昌克后，中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最好谭主席先来也。”10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中央委员及各省区联席会议，其中心议题之一就是迁都问题。会议讨论中有两种意见，孙科等人主张立即迁往武汉，吴玉章等人主张暂留广州，双方各有理由，争执不下。后来，由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取得一致意见，主张政府暂不迁武汉，因此在10月16日的联席会议上作出了国民政府仍暂设于广州的决定。
蒋介石得此消息，非常着急，即于10月22口致电广州谭、张：“武汉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中意中央党部与政府机关仍留广州，而执行委员会移至武昌为便。否则政府留粤，而中央党部移鄂，亦可使党务发展也。”与此同时，一批高级将领、党政要员也表态，要求迁都武汉。总顾问鲍罗廷也主张迁都。鉴于此，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11月中旬作出了迁都武汉的原则决定。11月16日派宋庆龄、孙科、徐谦、宋子文、陈友仁及鲍罗廷等一大批人经江西赴汉，为迁都作进一步调查、布置。蒋介石还嫌步子太慢，又于11月19日发电给广州中央，催促迁都：“广州张、谭二主席钧鉴，闻徐、宋、孙、鲍诸同志来赣，甚喜。务请孟余先生速来。中意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此非中有所私，日中以后必不能驻武昌也。”这时，邓演达、张发奎等人又从武昌到达广州，催促中央迅速迁都。于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11月26日作出了迁都武汉的正式决定。
11月28日，国民政府根据国民党中央关于迁都的决定，公开宣布：从12月1日起，在广州的国民政府停止收文件，12月5日停止办公，政府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分期分批去武汉。第一批起程的宋庆龄、孙科、徐谦、宋子文、鲍罗廷等60余人于12月2日到达南昌。7日、8日在庐山举行会议。这时的蒋介石对迁都还是赞成的，12月6日复电朱培德、白崇禧时曾说：“政府已于五日迁来。谭、张诸公均已出发，电留不及。政府迁鄂，有益无损。”庐山会议结束后，宋庆龄一行继续登程，于12月10日到达、武汉。国民党中央为了不使权力中断，在武汉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决定成立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在湖北开会之前，执行最高职权”。并宣布从1927年元旦起正式开始在武汉办公。蒋介石对武汉方面成立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也是赞成的，12月19日，他“电邓演达，武汉联席会议议决案皆同意”，12月20日又致电邓演达：“皓电悉，以主席名义召集武汉联席会议，产生临时政治会议各节，即如兄所拟办理。”
12月11日，第二批中央委员、政府委员谭延闿、顾孟余、何香凝等及其随员数百人，由广州起程赴武汉，于12月21日抵南昌。第三批起程的张静江等人也于同日抵赣。这时，蒋介石开始起歹心了，他与国民党中央代主席张静江串通一起，阻挠路过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前往武汉办公。1927年1月3日，蒋介石、张静江以“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把在南昌的委员找来开会。会上，蒋介石发表长篇大论，反复说明国民党中央广州会议迁都武汉的决议是错误的，而应当迁至南昌。他说，广州会议“通过这一决议时，奉系还没有盘踞北京，而现在张作霖已经宣称自己是国家首领，并准备和国民革命军打仗。河南局势变得非常危险，湖北的部队是靠不住的，所以武汉处于严重的威胁之下，同时浙江也已经发生了战事，在已经巩固的南昌领导作战是较好的”。蒋介石的讲话虽然迷惑了一些人，但遭到邓演达、陈公博、宋子文等委员的反对。然而，蒋介石不顾这些，与张静江等人一唱一和，擅自决定迁都南昌，准备在“东南底定”后再迁往南京。1月5日，他向各省党部发出通电，经政治会议临时会议议决，“现因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住南昌”。他还凌驾于中央之上，命令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返回南昌办公，宣布3月1日在南昌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会后，他又用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致电武汉方面，要他们取消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改为武汉政治分会，命令宋庆龄、宋子文、孙科、陈友仁等十几个人组成分会。
蒋介石在1月3日擅自改都南昌的行动，在武汉方面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于1月7日召开了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大家一致认为要制止蒋介石的分裂活动，说服他改正错误，督促他迅速来武汉。会议决定说：“（一）关于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地点问题，应先发一电报，说明党部与政府地点，由在粤中央政治会议议决迁鄂，先期一部分委员来鄂准备；牯岭谈话，亦认此举为须要。初到鄂时，时局颇感困难，但因人民对政府之信用，时局日趋稳定，外交、军事、财政均有希望。最近占领英租界之举，内顺民心，外崇威信，尤须坚持到底。联席会议对于（政府）地点问题，议决应从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决定；在未决定时期，武汉政局有维持之必要。（二）发电后二三日，如南昌同志尚未了解，再派一二同志前往解释。”决议坚持原则，措辞平和，有理有节，有利于做南昌方面的工作。
蒋介石面对着武汉方面的压力，难以招架，不得不致电总顾问鲍罗廷，要他到南昌面商一切，解决问题。鲍罗廷以为去南昌就意味着丧失威信，因而打定主意不去，发电拒绝了蒋的要求。蒋介石自知实力还不够强大，地位不够稳固，如与武汉方面公开闹翻，可能全盘皆失。所以，他只好违心地去武汉。
1月12日，蒋介石由九江抵达武汉。蒋在公开场合中，也不得不做一点表面文章，赞扬武汉人民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甚至说是近代历史上一段最光荣的历史。但是，他最关心的还是迁都问题，想摸清楚群众和领导层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人们的回答也不含糊。就在欢迎他的群众队伍里有着醒目的标语：“政府和总司令应当在武汉！”
1月15日蒋介石为招待农工商学兵及党部所举行的宴会上，各届人士都谈到了迁都问题，一致要求：为有利于革命的进行，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到武汉。有的代表甚至提出责问：为什么要违背国民党中央迁都的决定和无理扣留来汉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工人代表李立三强调指出：为巩固革命中心，杜绝军阀与帝国主义的窥伺，武汉工人一致要求我们的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和总司令立即迁鄂。邓演达把大家的意见概括为：中央党部立刻迁武汉，国民政府立即迁武汉，总司令坐镇武汉。邓的讲话表达了大家的心愿，所以会场上出现了一呼百和、非常热烈的场面。蒋介石慑于群众激动的情绪和强烈的要求，不得不作一些迁就的答复：“各界要求党部政府来驻武汉，我当向中央转达，定可使各界希望能够满足。惟是总司令应随军事进展为转移，不能确定驻在地，虽然武汉民众表示热烈，此层还待斟酌。”群众的激昂情绪，使他感受到民心难违，颇为失望。
他在领导层中，也同样碰壁。在蒋到达武汉的当天晚上，鲍罗廷对他的反共和反对工农运动的倾向提出了严厉批评，蒋介石说：“当我到达武汉的第一天晚上，在宴会当中，我讲完了话，鲍罗廷……最后警告我说：‘蒋介石同志，我们3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CP（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的。’”
蒋吃了鲍罗廷的批评以后，转向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成员，试图说服他们，改变意见，迁都南昌。但是，蒋介石的无理要求遭到大家的反对。委员们指出：南昌中央政治会议是非法的，是在不足法定人数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不能否定广州中央政治会议的决议；迁都武汉是中央会议一致通过的，也是你蒋介石一再提议、赞成的，并向国内外正式公布，无论从内政、外交，还是军事、人心方面考虑，都不能再改变。但是蒋介石并没有因此而死心，在1月17日的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上，又提出了改都南昌的要求，同样遭到反对。
蒋介石回到南昌后并没有改弦易辙，而是继续想方设法对付武汉方面。第一，他认为总顾问鲍罗廷是改都南昌的绊脚石，必须搬掉。于是，他征得谭延闽、戴季陶等人的同意，提出驱逐鲍的号召：“我希望党和政府一致使鲍罗廷离开。我们不必顾虑外界的议论，应该站在独立的立场确立革命行动。像鲍罗廷那样跋扈的人，如果不能很快地叫他走，怎么还能完成革命任务？”第二，他与张静江串通一气，于1月21日、22日致电武汉，要求取消中央党政联席会议，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到南昌商决迁都问题。他还声明，中央已在南昌办公，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应停止办公，其名义亦应取消，企图造成既成事实，把南昌作为首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继续扣留在赣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第三，派出他的得力于将戴季陶到武汉活动，游说、分化委员们，以便拉他们到南昌来办公。
武汉方面坚持原则，针锋相对。第一，召开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迁都武汉。并声明，在南昌方面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到武汉就职前，联席会议暂不取消，继续代行最高职权。第二，派何香凝、顾孟余、邓演达去南昌，敦促蒋介石放行在赣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第三，制造舆论，施加压力。武汉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徐谦、邓演达、吴玉章、唐生智等人，分别发表文章和演说，阐明迁都武汉的主张，批评改都南昌的错误。各界人士和各机关团体也先后集会，纷纷致电南昌，抨击分裂活动，要求按照既定成议迅速迁都武汉。各报刊杂志也以迁都问题为中心议题，发表评论和报导。《向导》周报指出：“无论从经济政治交通和革命的历史意义上看，从国民党联席会议已定议案上看，国民政府应在武汉而绝不应在汉南，现在国民党的大多数领袖及各种群众大都同然一辞赞成武昌，不知蒋主张有何理由，如此坚持主张南昌。特别在政治的意义上，如果国民政府迁南昌便等于羞于本国革命民众见面。”
这时，在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有的已不顾蒋介石一伙的阻挠，设法陆续离赣赴武汉。2月8日，仍被阻留在南昌的委员们集会，也不管蒋介石的反对，毅然宣布：“兹应民众及各团体要求，本日决议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在以后的一个星期里，在南昌的许多委员相继到达武汉。武汉方面考虑到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即将在武汉汇齐，即于2月16日举行联席会议，会上决定：“定下星期一（1月21日）开扩大会议，由临时联席会议召集武汉之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共同开会，结束联常会议。”2月21日，扩大联席会议准时召开。会议高度评价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的工作，同时宣布联席会议到此结束，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分别在武汉即日正式办公。蒋介石见人心所向，大势已趋，出于无奈，只能表示拥护，并欢迎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都，还发表演说：武汉是全国的中心，也是政治变迁的策源地。我们党部和政府到了武汉，一定比在南昌发展得更快。
至此，蒋介石改都南昌宣告失败，蒋所挑起的迁都之争告一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