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转变
1935年12月下旬，蒋介石派其亲信陈立夫赴苏，和苏联商谈订立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于苏访问近三个月，达成协议。回国后又与苏驻华大使鲍格洛莫夫会谈就日问题。其中苏联答应抗日期间，不援助中共，决执行诺言。陈于回忆文章中曾说：“对中共成功后与苏不利的问题，苏大使表示同意，并电告莫斯科。”1935年9月，周恩来致信陈立夫，提出国共再次合作，进行抗日战争。但蒋介石当时未予答应。此前，中共于遵义会议后，第一次由覃振转达，第二次由胡宗南转达，第三次由邵力子转信蒋氏（红军已到陕北），希望团结抗日，接受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次，毛泽东甚至愿出国考查。但蒋介石均予拒绝，一定要消灭红军。
自1935年10月至1936年12月中旬，蒋介石又于日寇步步紧逼之下，对陕甘宁红军进行三次大规模围攻。蒋动用了二十四个师和四个旅、四个骑兵师。这和对日寇之步步退让、妥协与忍辱，又一次形成鲜明对照。
同年10月2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为西北“剿总”兼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10月下旬，蒋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由张学良全权指挥作战。此前兰州“绥靖”公署已经设立，朱绍良任主任。26日，蒋在成都部署西北“剿共”军事。于西北“剿总”下设立三个路，三个防守区：
第一路总司令为朱绍良，下辖王均第一纵队、胡宗南第二纵队、毛炳文第三纵队、马鸿宾第四纵队、马步芳第五纵队。
第二路总司令为于学忠，辖王以哲第六纵队、董英斌第七纵队、于学忠第八纵队。
第三路总司令为杨虎城，下辖孙蔚如第九纵队、冯钦哉第十纵队。
三个防守区是：宁夏第一防守区，马鸿逵为司令；青海第二防守区，马麟为司令；第三防守区包括延川、安塞、保安以北和晋、绥、宁边境地区，司令为孙楚。下设三个分区：第一分区孙楚兼；第二分区司令为井岳秀；第三分区司令为高桂滋。另设一个预备军司令周浑元，一个骑兵军何柱国（薛岳第二路军仍在川北地区）。
蒋介石对陕北红军的围攻，仍然用原先在江西地区第五次围攻的战略战术：封锁和碉堡战；也仍坚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陕北方面以孙楚三十三军、高桂滋八十四师、井岳秀八十六师、王以哲八十七军、董英斌五十七军、杨虎城十七路军，筑堡围攻陕北红军，以孙楚为总指挥；陕甘方面以于学忠五十一军骑兵第七师、一〇六师、骑十师、骑三师、一〇九师，于陕甘边境筑堡截堵红军四方面军。
11月中旬，各部队按以上部署，开始分别修建碉堡，对陕北红军进行封锁和逐步推进，但未展开猛烈攻击。而封锁线也因村民接济未能奏效。
陕北红军以瓦窑堡为中心，控制米脂、横山、吴堡、绥德、清涧地区。兵力号称三万余人，但据张、杨估计当为万余人。究竟有多少，很难准确计算。
1936年1月1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进攻榆林，绥德。1月4日红军开始进攻，被高桂滋八十四师挫败。2月20日，陕北红军留一部固守根据地，以主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欲北上抗日，摆脱蒋军围攻。21日，毛泽东发表东征抗日宣言。（同月，殷汝耕于冀宣布成立伪“冀东自治政府”。）蒋介石立即命令阎锡山派军配合其中央军堵截东渡红军。3月22日，蒋军夜袭冀家原刘志丹部红军，刘战死，红军失利。5月3日，毛泽东和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妻贺子珍率部返回陕北。5月5日（蒋之国民政府颁布宪法草案），毛泽东、朱德联名发电向蒋介石呼吁停战议和，并建议组织抗日统一战线。5月11日，红军又被迫退回河西。5月28日转移到靖边、定边一带。6月1日，蒋介石设立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压”总指挥部于太原，由陈诚任总指挥。6月7日，陕北红军欲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留一部于瓦窑堡地区进行游击战，以保卫根据地，而以主力继续向陕甘边境转进。
张学良则令王以哲六十七军、于学忠五十一军，何柱国骑兵军截击。
6月1日，两广独立反蒋。李宗仁进军湘省。经过蒋介石收买，和张惠诏、郑介民奔走，黄光锐首先率战斗机四十九架投蒋介石。
1935年9月时，张学良仍然相信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大讲完成“剿共”任务后，再北上抗日。但11月下旬，牛元峰一〇九师被歼，对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的张学良刺激较大。而蒋介石又不给他重建番号，消灭一个师就少一个师。这更促使张学良不得不认真思考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开始想到拥蒋联共抗日的方策。张的机要秘书苗剑秋（苗疯子）也对张学良施加联共抗日影响。他建议张学良联合陕北，对日作战。还有应德田等人也积极主张抗日。苗剑秋于1945年秋随军事代表团访日时，留居日本，一直未归。以后香港春秋杂志社编辑曾经访问过他。
南京开完会后，张学良又到上海一行，在上海见到杜重远，杜又对张宣传了抗日救国为第一要务的道理，也使张深受影响。
1936年1月，中共党人刘澜波、栗又文等来到东北军中任职。刘任骑兵军副军长；栗任“剿总”秘书室秘书。三、四月间，刘澜波把栗又文、高崇民、孙达生等党员在开秘密会议时的发言印成一个小册子《活路》在东北军中发散，鼓动广大军人走联共抗日道路。张学良也认真读了这本小册子。后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以高崇民出走了事。
正在此时，于1935年10月在甘泉战役中被俘的团长高福源回到东北军。高是张学良的爱将。高在瓦窑堡参加学习时，任学习班班长，经过学习，如梦方醒，决心返回东北军对张学良作工作。高先到洛川见王以哲，王电张学良，张即到洛川见高。高向张学良递交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件。并对张陈述如不共同抗日，就要国破家亡。在这里张学良决定和中共代表会面。张又当即写一回信，叫高回瓦窑堡送交中共，与中共相约于洛川会见。高回到瓦窑堡交信与周恩来。中共立即派李克农为代表前往洛川。这时高福源已经成为中共党员，陪李克农于1936年2月25日到达洛川。
张学良于3月3日到洛川与李克农会谈。经此会谈，解决了以下具体问题：东北军撤离西安至肤施公路线西侧五里以外地点，保证该公路的安全；东北军赠送红军部分弹药、服装、通讯器材、医药等物品；双方秘密停战。但当时李克农代表中共表示统一战线不能包括蒋介石，而张学良认为必须包括蒋介石，并应尽力争取他。在这个问题上，张学良不同意李克农的意见，并表示要会见周恩来，亲自与周会谈。李答应转达。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和周恩来于肤施清凉山下桥儿沟天主堂举行会谈。在座的有李克农、刘鼎、王以哲。在双方见面后，张学良在周恩来面前进行自己思想转变的简要说明，承认他拥护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是错误的。同时表明他拥护三民主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但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包括蒋介石，有不同看法，愿听周恩来的意见。周仍请张学良先谈自己的看法。张仍然说明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为什么不可以争取蒋介石呢？
周恩来对此进行简短说明，他指出：“争取到蒋介石当然很好，但是蒋介石是难以争取的。蒋介石目下正像清朝的西太后一样：‘宁给外人，不给家奴。’对日寇无耻退让，对爱国群众残酷镇压，高叫什么‘攘外必先安内’，其实是依靠出卖中国的主权来维持他的统治，不管他口头上如何诡辩，他实际上充当了日本帝国侵略中国的忠实走狗。共产党在过去也不是不愿意争取这个集团的力量参加抗日，是考虑到可能性不大。只有用群众的力量粉碎这个反动集团，对抗日救国才有利。”
张学良仍然坚持争取蒋介石抗日的主张。他说：“蒋对日本也很仇恨，因为日本总给他难堪；但他一定要先消灭共产党后再抗战。因为共产党的一切口号、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打倒他。他要在前方抗日，他不放心。这就是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的根据。”周听张说到中共的政府和口号问题，就表示可以对此有所改变，进行让步，但也不要忘记斗争。周说：“要让步，还要斗争。如果有共同的抗日目标，经过斗争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这次会谈后，东北军和红军不但双方停战，而且更进而互相帮助，互通情况，互派代表，进行思想交流，更加坚定了张学良的联共抗日思想。
这次会见后，中共中央重新分析形势，认为日本侵略中国和英、美帝国主义之间已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因而有可能争取蒋介石参加抗日。于是又改变了政策，从“反蒋抗日”，改变为“逼蒋抗日”。5月5日，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通电，呼吁南京和蒋介石等合作抗日。
据日文资料，张学良坚持拥蒋抗日决心极为坚强。他坚定地说：“单凭我的部队，抵抗不了日本，在中国抗日……到来之前，我除了站在势力强大的中央军一起和你们战争下去之外，没有别的路可走。”并且他说到这里，为民族的悲运哀伤而哭了起来，据说周恩来也感动得流泪。于是张乃提议‘拥蒋抗日’，周对之答称：‘没有这样的心情’，于是张又紧接一句：“那么就‘联蒋抗日，如何？’周答‘好！’”
经过这一次会谈，周恩来在交锋激烈的争论中，首先代表中共中央考虑到改变对蒋介石的态度。并当场答了张学良“联蒋抗日”的主张。因此这次会谈，对中国当代的历史影响是极其巨大的。而张学良对此次“联蒋抗日”政策的确立，无疑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他指出的中共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是促蒋坚决先“剿灭”中共，然后再抗日救国的政策的基础。这是当场用具体事例促使中共和周恩来对此表态，改变反蒋政策。因此周恩来果断地答应“联蒋抗日”。要用红军和东北军去消灭蒋军，或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军，确实是不可能的。但中共当时对蒋的憎恶和仇恨，也是人之常情，非常自然。
6月末，张学良请准蒋介石，于陕西王曲开办王曲军官训练团。名义上是“整军剿共”，而实际上是训练抗日干部。训练团长是张学良，副团长是杨虎城。校址均是黄土窑洞。王以哲任前两期教育长，缪征流任总队长。王倡导讲庐山军训团的课程《大学》、《中庸》等，宣传君君臣臣的封建礼教。并且对联共不甚热心。据应德田说，他很有代张学良的野心。并说：“东北军本是委员长的部下，何谈拥蒋？投靠共产党，再去拥蒋，这种道理简直说不通。”王并克扣赠给红军的物资。因此张学良将他撤换下去。以后张学良就改派应德田办理援助红军的物资。
在训练团干部连中，张学良和东北军军官经常晚上漫谈。有一次一个叫黄冠南的营长，忽然热泪纵横，声音沙哑地高喊：“请副总司令领导我们走上抗日战场，打回老家，收复东北！”接着学员们争先恐后地发出相同的呼吁，场面极为悲壮。张学良深受感动，他站起身来，环顾四周，热泪长流，激昂慷慨地说：“……请大家相信我，……我一定能够领导各位走上抗日的征途，披甲还乡。”张学良语声一落，大家掌声雷动。这一情景，对于张学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对于他的抗日决心是又一次的锤炼。从这时起，训练团内已公开提出抗日问题，并且批判了“攘外必先安内”和“抗日准备论”的谬误。至于联共问题，于训练团也还未公开提出，只是在几个核心人物之间议论。7月，广东陈济棠下野。张学良派中校参谋解方（如川）到广州，希望与广东军方面联合抗日。7月15日，张学良接到毛泽东、周恩来信件，请张转达中共要求，会商国共停战和共同抗日问题。
在训练团里，张学良还提唱救亡歌曲，如《毕业歌》、《开路先锋》、《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扬子江暴风雨》、《码头工人》等歌曲非常流行，张自己也唱，张学良甚至说：“这些歌的作用，胜过讲课，大家都会唱了，影响就大了。”
第三、四期教育长为黄显声。黄积极宣传抗日。张学良对他很放心，就不再住王曲军官训练团了。张学良为成立一个推动抗日的核心力量和培养学兵队，便倡导建立抗日同志会。1936年7月末，进行筹建，9月正式成立。开始参加者共十五人，以张学良为首。至西安事变时，参加者增加至七十多人。但1937年2月2日事件中，此签名簿丢失，不知究竟有何人。据应德田回忆，大约有如下重要将领：黄显声、董英斌、霍守义、吴克仁、高福源、吕正操、万毅、鲍文樾等。此外马占山也参加了该会。此会以张学良为主席，以应德田为书记，以孙铭九为行动部长。九月份，又选出苗剑秋为宣传部长。此会以应、孙和苗三人为核心，直接受张学良领导，进行联共拥蒋抗日宣传。新会员入会时，张学良都亲自主持宣誓。誓词是：“我决心参加抗日同志会，遵守组织纲领，服从组织纪律，拥护抗日领袖，艰苦奋斗，不辞牺牲，努力向前，以求达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此誓。”该会又办《文化》周刊，宣传抗日，驳斥“攘外必先安内”谬论。
8月28日，陕西省党部捕走了东北大学学生代表宋黎和马绍周以及总部科员关思润。张学良知道后，勃然大怒，马上把邵力子找来进行质问，旋又派兵把人从省党部抢回来，至29日凌晨结束，又称“艳晚事件”。事后张向蒋发电请求处分。蒋回电曰：“……对此处理虽有莽撞之嫌，但所请予处分一节，应无庸议”，事情就算结束了。
同年9月，张学良又成立学兵队，收队员四百余人，共分三个队。队员大多从北平招来，其中有中共党人、“一二·九”学生运动参加者，由孙铭九等多人负责。
同月，宋庆龄在上海领导召开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在会上发表演说，其中就谴责了国民党政府，亦即是谴责了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
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说明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必要性，与准备改苏区为统一民主国的一个部分。
10月1日，贺、萧二、六军团到达陕甘边境两当、凤县地区。王以哲六十七军进行阻击。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会师定西、静宁、泰安各县。蒋令马步芳、于学忠、毛炳文各部进行堵截。11月4日，张学良飞抵兰州，部署作战。此时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尚余两万余人。16日，徐向前率万余人自靖远以北地区强渡黄河成功，击败守军骑五师，击毙该师前线指挥官马廷祥，占领景泰、一条山、牵罕堡等地。
兰州绥靖主任朱绍良急派马麟一〇〇师和马步青骑五师之马呈祥手枪团星夜向景泰增援。红四方面军一部占领古浪，一部向武威、永昌地区突进。23日渡河，四方面军主力被马步芳部围歼于武威、永昌地区，徐向前带少数队伍突围西走。
靖远贺、萧军团，则向宁夏突围。胡宗南第一军尾追不放，至于甘肃省境。
张学良谏蒋抗日
10月22日，蒋飞抵西安，先登华山观景，颇有悠闲之态。两天后宣布“剿共”计划。张学良遂恳切劝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说此为东北军绝大多数将士的一致要求。杨虎城也表示难于继续“剿共”。蒋听后，怒气冲冲地斥责张、杨动摇军心。并声言自己前去解决士气问题。10月26日，蒋到王曲军训团讲话，争取军官服从他的意志，亲自督张“剿共”。他在王曲所讲的仍是礼义廉耻，忠孝节义，先安内后攘外的老调。广大军官听后对他更加失望。接着黄显声请苗剑秋对蒋的讲话进行驳斥。事后特务报告了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晏要求张学良把苗剑秋交出来，张即声言枪毙苗剑秋，暗中经黄显声缓颊，令苗离开西安，经北京到日本暂驻三个月。蒋之讲话不许批评和辩驳，真是比君王还君王。君王尚有纳谏雅量，而蒋则无有。此乃中国之悲剧，可叹！！同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汉卿乃如此无识，可为痛心。”西安蒋、张会谈之后，蒋即乘火车到洛阳。旋飞太原与阎锡山相见，继续坚持“剿共”。11月19日蒋飞济南见韩复榘。22日，蒋命上海警察局逮捕七君子，镇压民众抗日运动。11月28日，又写日记，说：“张学良对“剿共”不坚定，不知分段落。”言外之意仍是“剿共”段落结束后，方可言抗日。文云：“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做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亦其不知做事应有段落。告一段落后，始可换一段落。始终本末与节次之理，何其茫然也。可叹！”
西北军在东北军影响下，亦转入休战状态。对此情况，蒋认为必须自己亲自驻节西安，以便将“剿共”进行到底。同日蒋到绥远安抚傅作义，令他进攻红军。12月2日，他有如下日记说明他的这种决定的原因：“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抗战而动摇，则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镇慑，而挽危局。盖余个人之生死早置诸度外矣！”这最后一句不是真话，如真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就不会再进行内战，他所以拼命“剿共”，正是为了个人统治地位之安危。前面张学良已经言及于此。
自西安见蒋后，张学良开始进行人事更动，他调孙铭九任特务团团长。并将进步的军官调任师长。缪征流任五十七军军长。当时何柱国为骑兵军长，坚决拥蒋“剿共”。王以哲对联共抗日持消极态度。
12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妥协谈判和组织抗日团体，驰援绥远抗战的声明。2日，蒋介石于洛阳和张学良见面。张学良报告西安情况，再次劝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于洛阳已听到特务们的种种关于东北军和红军停战、互助、互利的报告。蒋听到这些报告后，深感有亲自到西安一行的必要。他很自信，认为他有力量和威信，可以扭转东北军一致要求联共抗日的思潮，他自己在《西安半月记》中，对此有如下记述：“东北军痛心国难，处境特殊，悲愤所激，容不免有越轨之言论；如剀切诰谕，亦必能统一军心，使知国家利害之所在。”12月4日，蒋由洛阳飞抵西安，驻西安东郊临潼县骊山下华清池。此处是杨贵妃“春寒赐浴”的地方。秦始皇陵就在附近，距西安四十华里。
此时蒋令嫡系部队开进潼关，大批战斗机也落入西安机场；同时令其军政大员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武昌行营副主任陈诚、鄂豫皖边区主任卫立煌、二十五军军长万耀煌、福州绥靖主任蒋鼎文、兰州绥靖主任朱绍良、豫鄂陕边主任陈继承、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齐集西安。蒋为了压迫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剿共”战争，以万耀煌二十五军控制咸阳，并把咸阳至兰州的公路由其中央军控制；胡宗南第一军自甘肃向东布防，从而包围和监视东北军与西北军。同时从两广调中央军北上，向陕西推进。在这种情势下，张学良和杨虎城很自然地认为蒋对陕北万余红军竟加派各路大军向西安逼进，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围歼张、杨军队。
蒋对张、杨本人明言的则是：张、杨如不剿共，就将十七路军调安徽，东北军调福建，将陕甘两省让给他蒋介石中央军，由他的嫡系部队“剿共”。总之，调走是绝路，将被围歼；不调走就要进攻红军，自相残杀，军队既不愿打仗，而且仍然要在内战中被逐步消灭或削弱。两者都是死路，遂于此情势之下促成张、杨铤而走险，断然捉蒋的西安事变。但张、杨团结抗日，共同救国的心志，则早已坚定不移，如蒋能纳谏，则自不会有此兵谏。蒋既不纳谏，又重兵相逼，则兵谏为不可避免。兵谏目的全在抗日救国，决非为保一己之权位与地盘。
为此，东北军的重要将领甘肃省主席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五十七军军长缪征流、骑兵军长何柱国、一〇五师长刘多荃和东北军元老马占山、鲍文樾、刘伟也都进入西安。双方对垒森严，气氛异常紧张。
7日，张学良再次对蒋介石进行谏诤，他极言愿拥护蒋介石为抗日领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不要中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华制华”的诡计。但蒋介石不但不听，且严责张学良中了中共的毒化，他公然对张学良说：“……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日寇，是共产党，过去虽然耗费多年之功，没有剿灭他们，但是今天确是到了剿灭的时候了。不主张剿，而主张联，简直是反动。”
张学良则坚不动摇，进一步声泪俱下地谏诤道：“自东北易帜以来，我对委员长耿耿忠心，服从训令。当前的国策，是团结抗战或分裂内战，必须明确择定，这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对个人利益的前途，都是成败攸关。只有领导全国团结抗日，才是委员长振兴国家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我有为委员长牺牲一切的决心！”但蒋介石却是铁石心肠，一心“剿共”，绝不考虑张学良的话。他对张看了看，冷笑道：“不要再讲了！我听不下去！”事情至此，已无法以和平商谈和争论的方式解决联共抗日和停止内战问题。一个是热血沸腾，满腔热忱，寄望殷切；而另一个则是心如铁石，顽固不化。下一步的进程，要么张学良妥协，要么进行兵谏，二者必居其一。此时张学良心中已在酝酿着兵谏的念头。
12月9日，西安学生举行“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上街游行请愿，先到西北“剿总”，再到杨虎城绥靖公署和省府，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接着游行队伍向临潼华清池行进，欲直接向蒋介石请愿。途中一个学生被军警打伤。游行队伍激愤异常，迅速冲出城门，向华清池急进。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后，命令张学良，如果学生不听劝阻，就开枪射击。原话是：“如学生不听，可用武力制止。”张学良听此命令后，及时于灞桥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阻学生，但学生不听，一定要到华清池见蒋。张学良心中焦急万分，沉痛地对学生慷慨陈词谓：“请你们相信我张学良，我和你们是一样的心情，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更迫切。你们的意见，我一定给你们转达到。你们请回去，我保证一星期之内，达到你们的要求。”学生们听到张的恳切讲话和许诺后，就回头进城，避免了一次大惨剧。
华清池兵谏
至此，张学良已下定决心扣蒋了。
张学良于10日到华清池见蒋，报告在灞桥对学生的讲话和学生请愿情况。蒋却对张责备说：“一人绝不能做两方面代表而站在中间。所谓信仰领袖，应如此乎？”同日蒋又写下一则日记曰：“对张学良说话，不可太重。张学良为人大事精明，而心志不定，可悲也。”蒋似乎也感到张学良有可能因他咄咄逼人而生变，因而应注意分寸。但总是未曾预卜到事变终会发生。
10日晚，张学良对其幕僚应德田说：“委员长太差了，竟要对爱国学生开枪，昨晚我把学生的请愿内容向他报告，他不但不接受，反而说我不站在他的立场上说话，不代表政府，而代表学生，失掉了国家大员的身份。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他坚持错误到底了，非强制不能扭转。”
应问：“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张答：“我们逼他，把他抓起来，逼他抗日。”这一手，蒋介石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应接着又问：“抓起来逼他抗日，他答应了又怎么办呢？”
张又答曰：“他答应了，仍拥护他作领袖，联共抗日；不答应对他不利，他不能不答应啊！”应说：“即使他答应了，他以后对副司令还能信任吗？对副司令能不想法报复吗？这件事要考虑周全。”张说：“对个人不能想得太多，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我们总会有办法的。现在这样，他逼我们“剿共”，我们简直没办法。我们还能再和共产党打仗吗？”
这时应德田还和张学良谈到杨虎城。张告诉他，半年以来，他们已推心置腹，无话不讲了，说杨虎城和他完全一致，“什么都可以合作了。”这样，张、杨两人便最后决定临潼捉蒋。
11日清晨，张学良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到临潼见蒋，又受蒋申斥一顿。蒋自己说：“黎谈话时，对剿匪方针表示怀疑，与汉卿昨日所言者，如出一辙，知其受毒已深，痛切戒斥之。”所申斥的内客，据黎自己回忆，是：“西安已成红城，政工人员所司何事，闹到这种地步？”上午，张学良又带白凤翔和刘桂五到临潼见蒋，目的是令白和刘认清路径，但对蒋则说派二人到热河去发动敌后游击战，向蒋请训。白当时任骑兵师长，刘任白之团长，极忠于张学良。去前已把捉蒋计划告诉了他两人，叫他两人在华清池认清路径，以便直入蒋室，将蒋抓住，但决不许伤害蒋。下午3时许，张学良又打电报调刘多荃一〇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自平凉到西安。唐乘张学良波音专机于5时抵西安，等学良约四个小时。旋奉张命率孙铭九特务团具体负责兵谏之事。他为此向他的老婆撒了一个谎，说是今晚要陪师长等打一夜的牌，原因是师长输了钱，不许走，没有办法。张的卫队一营则于灞桥配合行动。
杨虎城负责城内任务。主要是解除省公安局、宪兵第二团和北门火车站上过往的蒋军，扣押飞机场蒋方飞机，拘留西京招待所蒋介石的军政要员。为此张、杨请蒋之军政大员到新城大楼赴宴。
蒋介石于11日晚召张学良到华清池赴宴，蒋观张行色匆遽，心甚疑之，并记日记曰：“余思汉卿今日形态之奇异，但终不明其故”，并“嘱以行辕警卫加严”。遂决计次日离开西安（但没有来得及）。
11时，张学良将黎天才、第四处处长卢广绩、办公厅副主任洪钫和应德田叫到张学良住处金家巷楼下客厅，对他们宣布立即捉蒋。在宣布之前简单地讲述了时局和蒋之不抵抗政策的错误，说明只有联共抗日，才能救国。“11月在洛阳，最近在临潼，我屡次向委员长陈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要求他改变政策，做领导全国抗日的领袖，他非但不予考虑，反而表示要将错误坚持到底，对日投降，对内剿共。现在，他竟然还要硬逼我们打内战，彻底打内战；不听他的，他就要把我们调离西北而后加以消灭。我们怎么能听任他的摆布呢？我已经和杨主任商定，实行兵谏，把他抓起来，现在就开始行动，我们一起到新城去。”以新城大楼为指挥部。由缪征流于公馆坐镇。
张到新城大楼后，就与杨虎城一起指挥捉蒋军事行动。同时叫黎天才、卢广绩、高崇长、洪钫、应德田起草八项主张的宣言稿。最后由黎天才将稿拟出，等待十二日捉蒋后，立即发出。
唐君尧、孙铭九、刘桂五等人于12月12日凌晨2时许率部亲到临潼指挥。晨5时，孙铭九率卫队营副商亚东、张万山和连长王协一及卫士五十名冲进华清池。蒋的卫队立即进行抵抗。蒋此时正穿睡衣作床上运动。闻枪声急令人打探。蒋初认为是红军煽动东北军一部所为，非张学良有计划行动。便决定先逃到后山，暂避一时，以图躲过，由侍卫官竺培基、施文彪二人扶着从后门逃走。但后门正锁着，一时无暇开锁，便只好跳墙。翻过墙后，不巧正坠入深沟，蒋摔坏腰椎，疼痛难行，勉强走到一个小庙前，由蒋孝镇背着登山东行，经半小时，攀上东麓山顶，择一平坦地稍事休息。蒋不慎，失足陷入一洞穴，才可容身，又杂草丛生，蒋就趁势躺下，正好藏以观变。此处现修建了兵谏亭，游人如流，颇为拥挤。
孙铭九的冲击，并不顺利，刚到头道门就被蒋的卫队发现，开始枪战，二道门蒋的卫队更早有准备，组织火力网阻击。孙见势不妙，就分兵两路，一路由连长王协一率领，包围禹王庙，将宪兵缴械；一路由孙自己带领强冲击二道门。待冲过二道门进入蒋的卧室时，蒋已逃走。孙见蒋的假牙未带走，被窝仍然温暖，知蒋尚未逃远，急命卫队四处搜寻，未见踪影。这时唐君尧也已赶到蒋的住处。唐在蒋的卧室里发现两封电报，一份是张群打来的，大意是：“欧洲多事，英美无暇东顾。”第二封是对宋哲元的态度尚不清楚。还有一份假想的未来抗战的战斗序列，共分成七个方面军。唐便用电话告知张学良、杨虎城。张、杨听到后，也都十分着急和不安。当张、杨了解到以上室内情况和蒋的汽车未动时，断定蒋未自杀，是逃走了，但也逃不远，一定是翻墙逃到山中去了，便立即命令唐赶快搜山。
首先在山腰上捉到蒋介石的侄子蒋孝镇，孙铭九用枪逼问他：“委员长在哪儿？”蒋孝镇吓得回头向东望一望。8时许，卫队班长陈思孝搜到蒋藏身之洞，有人要向洞开枪，陈制止之。此时蒋怕开枪，乃大声说：我就是蒋委员长。并说：如你把我当俘虏，可把我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陈即大喊一声：“报告团长，委员长在这儿啊！”孙铭九跑过去一看，只见蒋介石上身穿一件古铜色的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面色苍白，冻得发抖，正从一个山洞里钻出来。蒋于《西安半月记》中则说孙铭九曾向他“跪而泣，连言请委员长下山”。
这时，唐走到蒋近前立正行礼，甚是恭肃。并报告说：“报告蒋委员长！千万不要难过，这次东北军不是闹兵变，也不是暴动或赤化，主要是张副司令要请委员长到西安去主持抗战大计！”蒋介石于大石旁见唐对他执礼甚恭，不由得向唐凝视一阵，接着就轻声问了一句：“你是谁？”唐立即答出番号和名字。蒋氏听罢，一面点头，一面沉思。
唐见蒋冻得发抖，立即请蒋下山。蒋听罢，望了唐一眼，便慢慢地点了一下头，并声音微弱地说了一声“好”！已不见当日威仪了。唐便挽扶着蒋绕道华清池墙外下山，怕蒋看见院内尸体。到了大门口后，就赶紧请蒋上轿车回城，已是上午9时至10时的时辰了。
唐一路上尽量想办法和蒋说话，解释兵谏的目的。但蒋只是点头静听不语，对于是否纯属兵谏，或者有否生命之险，他还未能真正清楚，故对唐的话反应冷淡。
十七路军也于城内依计而行，顺利完成任务。将蒋的随从大员蒋鼎文、朱绍良、陈诚、陈调元、蒋作宾、卫立煌、陈继承、万耀煌等扣押于西京招待所。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也自华清池押到招待所拘留。蒋秘书萧乃华中弹身亡。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恶贯满盈于华清池就地处决。十七路军则于城内将宪兵二团团长杨镇亚处决。对此，人心大快！
邵元冲于招待所跳窗外逃，被击毙。蒋百里有事刚到西安，也同被扣押。
捉蒋以后，张学良立即通电全国，提出著名的八大主张，同时向中共中央电告已将蒋介石捉住。于是全国活跃起来，政局呈现动荡局面。
八大主张电报是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林森主席、各院部、绥靖主任、各省主席、团体及报馆打的。前面的电文写得激昂慷慨，激动人心。文云：“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多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沸腾，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泣涕进谏，累遭重斥。昨日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令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进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派，共同负责抗敌；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守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原电签名，只有东北军和西北军几位高级将领。后来发电报时，又加上了所有蒋介石在西安的随从人员陈诚、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万耀煌等人。
上午10时，唐陪蒋到西安绥靖公署所在地新城大楼后，唐即进去报告，张学良立即出来施礼迎接，表示歉意！同时希望和蒋谈救国大计。但蒋却拒绝和张谈判，并且态度倔犟，说话赌气，例如说什么“我不是你的长官，你不是我的部下，你不要叫我委员长。你承认我是你的长官，我现在就命令你的部下马上把我送走。否则，……你就是叛逆，将我枪杀好了。我没有什么话和你讲。”说完后就用手捂着耳朵，伏在桌子上，不再听张学良说话。然张对蒋谈此事变动机，是为革命救国，不是叛变，要求谈判，并说“即是敌人，亦有谈判余地”。蒋则愤然曰：“敌人尚有话可说乎？尔以余为何如人？余岂能屈于叛逆？”张学良曰：“此间事非我一人所能作主，乃多数人共同之主张。我今发动此举，当交人民公断。倘国民赞同余等之主张，则可证明我等乃代表全国之公意，委员长即可明我等之主张为不谬，请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如舆论不赞同，则我应认错，请委员长再来收拾。余始终自信为无负于委员长之教训。现在请委员长息怒，徐徐考虑之。”
蒋闻交人民公断，非常恼火，愤怒责问张学良：“尔妄想国内民众舆论能赞同尔等叛乱乎？尔自称为革命，叛逆亦可称革命乎？”然后蒋对张即进行利害轻重之陈述，要张学良自留身后之路，谓：“尔犯上作乱如此，又将何以率属？何以为人？尔能保部下之不效尤尔今日之所为者以施于尔身乎！……今日以后，茫茫大地，何处是尔容身之所？尔真生无立足之处，死无葬身之地矣！”张学良听后，顿时变色反问蒋介石：“尔尚如此倔强乎？”蒋则又反问张：“何谓倔强？余为上官，汝为叛逆，国法、军纪对汝叛逆均应执行惩罚。余身可死，头可断，肢体可残戮，而中华民族之人格与正气不能不保持。余即代表整个民族四万万人之人格。尔小子何知，乃视余今日之正气为倔强乎？尔如有勇气，则立时毙余。”
张闻蒋这一段反责的话以后，据蒋自己说，是“低头不语。移时间：‘真无考虑余地乎？’”应德田对此没有记载。蒋并“挥之日‘去休！’”而王氏所编蒋氏年表则说张学良是自己提出走的，张说：“尔真无考虑余地乎？余去矣。”蒋才挥手令去。蒋是尽量把自己打扮得英勇和威武一些。
下面，蒋就张要他搬家和吃饭之事，进一步强硬起来。后张学良因为杨虎城部下冯钦哉和王敬哉投降中央军，怕蒋于杨虎城处被劫走，便劝蒋移居高公馆，以保蒋之安全。张学良对蒋说此处不安全，请蒋换一个住处。蒋言“余不需汝保护”，并闭目不理。半小时后，张又请蒋吃饭，蒋则拒之曰：“余生已五十年矣，今日使国家人民忧危至此，尚何颜再受人民血汗之供养，而食国家之粟？况义不食敌人之食！”张见此况，久而辞去。邵力子即进室劝蒋辞职。蒋表示回京后可以向中央辞职，但在部下劫持之下，决不辞职。他说：“余信人太过，疏于戒备，使国家蒙受重大损失，回京以后，当然向中央引咎呈辞，并请严加议处。但断不能在部下劫持之形势下，在西安表示辞职。即彼欲要挟余发布何种命令，或答应何种条件，余亦宁死不受胁迫。余若稍事迁就，以求苟全性命，将何以对四万万国民之付托耶？”
此时黄埔八期宋文梅又来劝蒋和张学良谈判。蒋更侃侃而谈，以炫耀他的人格：“我在学校如何教诲尔等？尔当能忆之。革命者所恃为人格，余今不能苟全性命以亏损人格。在校如何教，自身即应如何做。若行不顾言，何以为人师乎？”
13日晨8时后，张学良又来见蒋。蒋言无精神说话。张退出。宋文梅不久送早餐至，说是私人给蒋买的早餐，蒋表示谢意后，仍拒不用，说是尚不饿，如需用时，再向你要。同日，蒋给宋美龄写了一个电报，说是“余决心殉国”。张、杨看后，未发。11时，邵力子来见蒋，转达张学良之意，请蒋移居高桂滋公馆。这是因为12日夜，绥靖公署参谋长李兴中接到一封匿名信，声言要营救蒋介石。张为了防备万一，决定将蒋迁移金家巷高公馆。而且孙蔚如曾因张学良的军队不在西安，劝杨虎城将张学良等扣押，释放蒋介石。杨为不背叛张学良，婉拒孙的主张，与张学良合作到底。但蒋又拒绝移居。并说：“决不能迁往何处。此为西安绥靖公署，亦即行政院在陕西机关，余为行政院院长，唯居此，乃无亏于职守。汉卿如不能送余回宁，余即死于此，可以此言告之也。”
张、杨见蒋不迁，乃于13日夜10时，令刘多荃、孙铭九、宋文梅等持枪请蒋迁居。蒋见此情况，顿时紧张起来，据应德田的记载，吓得蒋浑身发抖，并说：“我是兼行政院院长，西安绥靖公署是行政院的直属机关，这是公家的地方，让我就死在这里吧，我绝不到别的地方去。”孙、宋一再向他解释，请他迁居，蒋干脆吓得抖抖索索地把被蒙上头，赖在床上不动。孙、宋只得回去复命。
但蒋自己则说是孙铭九、宋文梅服从他的命令，立即离开的。并且还大谈他的视死如归和代表四亿人民的人格的大无畏精神。14日晨张学良再劝蒋移居，蒋仍拒绝。张即持端纳电文请蒋看。蒋答应见端纳后再说。下午4时杨虎城见蒋。蒋问何以收拾此局，并叫杨等向中央请罪，并送他回南京。杨答以自己不能作主。即辞去。下午5时，端纳见蒋，向蒋交上宋美龄的信，并表示和蒋同住，蒋当然同意，这时蒋始定下心来。宋美龄给蒋信的全文如下：
夫君爱鉴：
昨日闻西安之变，焦急万分。窃思吾兄平生以身许国，大公无私。兄所作为，无丝毫为自己个人权利着想。即此一点，寸心足以安慰。且抗日亦系吾兄平日主张。维兄以整个国家为前提，数年来，竭力整顿军备，团结国力，以求贯彻抗日主张。此公忠为上帝赐福。兄早日脱离恶境。请兄亦祈求主宰赐予安慰。为国珍重为祷。临书神往，不尽欲言。专此奉达、敬祝康健
妻美龄卅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此信系暗示蒋介石应同意抗日主张，不要一意孤行。
端纳是英籍澳大利亚人，新闻记者出身。先是张学良将军的顾问，张出国后，任蒋的顾问。此次端纳受宋美龄委托，也受张学良之请，来西安担任调解和劝说蒋介石的特殊任务。端纳在了解张、杨意图后，对蒋进行了劝说。他说：“我这次是受蒋夫人的委托而来的，到这里之后与张汉卿将军进行了晤谈，对这次事变情况有了一些了解。我首先告慰您，就是张将军对您并无加害之意，只要您答应他们的主张，他们还是忠心地拥戴您做领袖。我认为这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个人意见，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许多西洋人也赞同这样的政见。您若是接受他们的主张，今后更成为世界之伟人；若是拒绝接受将成为渺小的人物。国家和委员长个人的安危荣辱，全系于委员长自己心思的一转。”听了这些话后，蒋介石同意转出新城大楼，脱离了西北军的直接控制。此后蒋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想法已经了解，既不狐疑也态度温和多了。
苏联政府听到西安事变后，也反对张学良，骂张为叛逆。其《真理报》则说张学良投机，假借反日为号召，“事实将促成中国国家之分裂”。《消息报》则说张学良此举“足以破坏反日力量之团结”。这是因为斯大林深怕中国从此大打内战，为日本所乘，削弱中国抗日力量。日本政府和天皇则怕国共合作，加强抗日力量，反对国民政府对中共和谈，惟恐中国不打内战。正是各为自谋，态度鲜明。
而蒋介石终于接受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既是对裕仁天皇的强硬反击，也是顺应全国人民的抗日愿望，这无疑是明智和正确的决策，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张学良杨虎城之兵谏对团结抗日，对中共的存在和发展，均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对今后中国历史的影响，更是深远莫测。
14日，张电请宋美龄来西安。15日，端纳又乘飞机由西安抵洛阳，用电话向宋美龄报告他会晤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情况。并特别对宋强调说明张学良的只是兵谏的善意和蒋本人的安全情况，以及和平解决的光明前景。
此次兵谏后，张学良曾专门给孔祥熙打了一个电报，告知兵谏本意。电文云：
“……不意介公违反众论，一意孤行，举整个国家之人力财力消耗于内战。吾兄执掌财政，当能洞悉。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乃介公莅临西北，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于青年救国运动，则摧残备至。弟陈词再再，置若罔闻。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万不忍因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私害公，暂请介公留驻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我兄遇弟至厚，当能谅其无他。披沥奉闻，并乞明示。……张学良叩。震印。”
这封电报，可以当作张学良兵谏目的的全面深刻的说明，也是张氏在自言其志。张氏此心，可以光照日月，尤感人肺腑！为人赞佩难已！
16日，南京何应钦已兴兵讨伐张、杨，向西安进军，并对西安郊区进行轰炸。宋美龄怕蒋介石被炸死，又请端纳返回西安，对张学良说明宋的意思。要蒋向何应钦下手令停止军事行动。同日晚，由张学良请被扣押的蒋方震说服蒋介石向何应钦写手令，停止轰炸西安和军事行动。蒋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令何停止军事行动和停炸西安三天，逼张学良于三天内送他回京。信文如下：
“敬之吾兄：昨闻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中正手启。十二月十七日。”
此信于17日下午由蒋鼎文乘飞机专程送往南京。第二天此信刊于京沪各报。18日晨，南京方面停止轰炸西安。
12日捉蒋后，国人要求杀蒋者很多，东北军与西北军中也是如此。张学良、杨虎城更加急需中共方面参加解决。即日电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团到西安解决西安事变问题。中共中央时在陕北瓦窑堡。当毛泽东于12日深夜接到张、杨电报后，极为高兴，并建议和张、杨组成“三位一体”军事委员会。14日，张学良派飞机接中共代表团。据日文资料《秘录》（十）所引斯诺的《中共杂记》书中说：同日，斯大林电复中共中央，指示十天内放蒋，“采取联蒋抗日政策”。斯大林是怕中国从此大打内战，迅速为日军占领，对苏不利。苏《消息报》曾发表评论，认为西安事变可能引起内战有利于日本，希望中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英国《字林西报》则主张南京联共抗日。
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为团长，由秦邦宪、叶剑英、罗瑞卿、童小鹏为团员，于15日自瓦窑堡出发。16日到肤施。17日下午乘飞机启程。6时余，抵达西安。驻张学良金家巷公馆东楼三层。东面两间房内，一间为卧室，一间为客厅。当日晚举行欢宴。饭后即在周恩来住室内进行了会谈。会谈内容仍是拥蒋抗日。等蒋答应抗日后，就放他回京，并拥为抗日领袖。周仍同意张的这个主张，并指出杀蒋后，就会引起更大规模内战，于抗日极为不利。因此周、张会谈后，就决定了只要蒋同意抗战，就放他回京的原则。同时周、张商谈了对南京进攻的防御问题。（后组织了临时的东北军、西北军、中共三位一体的军事委员会）为了对付蒋军的进攻，将东北军主力调渭南地区，阻击由潼关进入之敌军；另调一部主力在固原、平凉地区监视胡宗南部。同时，东北军自肤施、甘泉撤防，由红军接防，驻肤施至三原一线，目的是可以南下渭北，配合渭南东北军侧击蒋军。东北军防守西安和蓝田、三原一带。
18日，周恩来和杨虎城会谈。杨虎城对蒋能否答应抗战，深感疑虑，更担心蒋介石事后会报复。后经周一再解说，杨虽同意放蒋原则，内心疑虑则始终没有打消。但只好同意周、张意见。
蒋移居后，对张学良态度虽然稍有缓和，但总是拒不谈任何正题，并以背脊骨被摔伤，终日赖在床上，常常发火。张学良无奈！只好请宋子文于二十日偕同端纳到西安。陪同宋到西安者有陈康齐等。宋子文到西安后，先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见面。张学良向宋明确表示：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已经决定，只要蒋介石答应八大主张，就放蒋回南京。然后宋子文见蒋，交宋美龄致蒋信函，谓“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蒋看后，据王德胜年表说，“不禁潸然泪下。”此时宋示意端纳和张学良出去，开始和蒋单独会谈。蒋于谈话之前先交遗嘱与宋，请转交宋美龄和两个儿子。然后宋子文告知蒋氏，邵元冲已于12日晨被击成重伤不治而死，以及张、杨、周的决定。蒋表示悲痛后，就对宋讲明，欲救他脱难，必须迅速进兵。同日晚，宋又见蒋，说明蒋必须答应一、二事，方可尽快和平解决此次事变。蒋仍拒绝，谓不回南京后，什么也不谈。21日，宋向蒋辞行回京，蒋示宋五日内进攻西安，则他的生命可保安全。临别蒋又告宋曰：“尔切勿再来！且嘱余妻，无论如何勿来陕。”
22日，宋美龄和宋子文、端纳、蒋鼎文、戴笠一同到西安。宋美龄一见蒋，蒋介石就哭了，并说了一大堆讨好其妻的基督教圣经中话，语云“余虽屡嘱君千万勿来西安，然余深感无法相阻也。今晨余展圣经，适阅及耶和华今将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句。今君果来此。”宋美龄态度若常，并告以外间情况，要他先设法离开西安，以求脱身为要。脱身而后再言其他不迟。蒋则故作什么以身殉国，决不谈判之态，以示其人格不凡。据蒋自己记载，几经宋美龄劝说答应抗日条件，蒋终于口头答应。遂于25日下午4时离开西安，26日中午12时回到南京。
此次宋、蒋谈话中，宋美龄要蒋为她讲孙中山蒙难广州的事。讲后，宋美龄悲叹孙中山蒙难时尚有蒋去赴难，而今蒋氏蒙难，却无一人到西安赴难。蒋自我解嘲说，情况不同，这不是有你来赴难吗？
由宋氏兄妹代表蒋氏，和张、杨、周谈判，并由周恩来最后归纳八条为六条主张。这六项主张是：
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
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
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
双方谈判自23日开始，至24日结束，这次谈判的记录者，为应德田。据他的记载，谈判内容如下：
“一、关于停止内战，中央军撤出西北一项，宋子文答应与宋美龄负责办理。”
“二、关于改组南京政府，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长，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一项，原则通过。具体办法，张学良将军提宋子文长行政院；宋子文之意以为孔祥熙长行政院更合适，他本人任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张学良将军提张伯苓长教育，一致通过，此外还有颜惠卿长外交，卢作孚长实业；任邹韬奋、章乃器、杜重远等抗日救国运动领袖为中央各部副部长等。”
“三、关于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一项，原则通过。宋答应回去后即陆续释放七君子和其他政治犯。”
“四、关于‘剿共’联合抗日一项，宋子文提出现在不能马上爆发抗日战争，只能作抗日的准备工作。‘剿共’政策可以立即改变，内战可以即时停止；抗战爆发时，共产党活动公开，国共合作公开。红军更改番号，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周副主席指出，进行准备的一切抗日工作，必须是积极而非消极的，日寇如再进犯，应当坚决抵抗。大家都同意了这个意见。”
“五、关于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一项，宋子文说，回去后须先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解决开放政权问题，然后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通过。”
“六、关于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一项，一致同意。”
“七、关于对红军接济一项，宋子文答应由周副主席、张学良将军商定，他保证拨发。”
“八、关于西北善后一项，今后西北军事、政治工作由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负责主持。一致通过。”
关于其中第一项，高崇民遗稿《西安事变杂谈》中有成立西北绥靖公署，由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三个方面担任正、副主任。关于第七项，高文有更具体的说明：原来的东北军饷每月二百万元，仍由中央担负；十七路军军饷，由一百万元增加到一百五十万元；红军军饷由中央每月拨给五十万元，总共四百万元，由西北绥靖公署发放；中央军从西北撤出；被扣之南京文武大员应予释放。最后归纳为一个五条和一个六条两文件。《解放日报》等于12月17日刊载五条件和六条件。五条件是：“一，准备抗日。二，陕甘宁青新五省交张杨负责。三，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五百万元薪饷，按月由中央拨给。四，停止剿共，红军改编问题由张学良负责。五，所有参加西安事变之人员，一概不究。”六条件为：“一，日本入侵华北，必须抗日。二，划陕甘十八县、宁三县共二十一县为边区自治政府，直属中央管辖。三，中央承认共产党军编成三师。四，中央逐月供给军政费六十八万元。五，如与日军开战，中央每月供给枪弹八百万粒。六，以上条件在手续上需经行政院通过，并宣布全国。”
周恩来于24日上午和张、杨于张学良公馆西楼和宋子文对面谈成以上八项。当日晚周恩来见蒋介石，第一句话是“蒋先生，十年不见了。”蒋显得十分尴尬，说不出什么话来。日方材料《秘录》则说周仍称蒋为校长。并郑重说明，希望和平解决，拥护蒋为抗日领袖。周恩来并问蒋：“我们要求停止内战，为什么不停止？”蒋答说：“我等你们到西北来。”周又问他“我们已经到西北一年多了。”蒋于是无话可说。周恩来说：“他的意思很清楚，是要在西北消灭我们。”蒋还向周恩来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宋美龄于同日晚劝张学良立即送蒋回南京，并说这是“赠给国家以最贵重的圣诞礼物”。
谈判完成后，蒋介石为维护其领袖尊严，坚不肯签字，只“以领袖人格担保”。但蒋自己的《西安半月记》则根本不承认有谈判和他的人格担保之事，则实是作伪不实之词，用以吹嘘个人的什么人格。事实上，西安事变后就实行了以上谈判内容，进入了国共合作的道路。而且蒋于城下立盟，为脱身计，这些条件于回京前必然答应。但认为蒋的改变全系出于其诺言，就非常不准确了。蒋介石从完全妥协转向坚决抗战，是由如下原因决定的：
一，日本政府在天皇指导下，步步紧逼，不稍放松，以致使蒋介石深感如果放弃北平，南京也会成为第二个北平，日本是无止境，是要灭亡中国而后已。因此，他已认识到，他的局部的有限妥协政府已经无用了，再不抗战，就是投降。对此，他决不能选择投降之路。这是由他的强烈的个人王朝第一，个人地位第一，以及中华文化优越感所决定的。而且他的个性，也是忍一时之辱可以，而甘为人下则绝对不能，他从小就声言要当没有人管的大官，他现在已为一国至尊，怎么会甘心向裕仁俯首称臣呢？因而决心抗战。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同时他认为抗战有胜利的希望。
二，是西安事变与全国舆论。他必须顺应大势，此与军心也有密切关系。如果他一意孤行，人民固然反对，广大军人也不会完全盲从的，杂牌军队更是到处在请缨抗战，其嫡系军人也大都希望抗战。如张治中、宋希濂等都是。
总之，蒋抗战是逼出来的，其内战之心，并没有死。
谈判结束后，对于放蒋问题有一些不同意见，张和中共均赞成放蒋，但张主张快放，中共之意并不一定太急于放，也担心蒋不守诺言。杨虎城对放蒋面有难色，有顾虑，怕蒋报复。东北军和西北军少壮派则反对放蒋，或放蒋之前应有蒋对答应条件的签字以及释放七君子。对张学良送蒋，则大家都不同意。
但张学良为表示自己的坦诚无私和发动事变的光明正大目的，同时也堵住何应钦的进军西安借口，决心送蒋至南京。其实放蒋回归，就已表明大义所在。张的送蒋，还有私谊之交的感情，同时也有意取得蒋的谅解，以后得以继续相处。否则，即使此次不送，蒋以后欲扣张也总是免不了的，除非他改依中共，永不见蒋。但这在张学良当时，他是办不到的，他对蒋仍抱有幻想，加之有宋氏兄妹和张的私谊，不免更加重了这种幻想。他当时对应德田的一段谈话，应当说是其内心真言。语云：
“照你这样说，我为了避免他扣我，就只有不送。但是他是领袖，以后开会、办事，我怎么能老不去见他呢？他邀我去南京，我能回避吗？他不是一样地能采取措施扣我吗？他若决心扣我，迟早他是能办到的。如果因此畏首畏尾，我以后简直无法和他共事了。怕危险是不行的，不怕危险也许能免掉危险。我们本着大公无私，无所畏惧的精神，亲身送他回京，表露了我们的诚心，总比不送他，随便打发他走好得多吧。况且我并不是光杆一人，我一个人能搞双十二事变吗？我们有东北军的力量，有三位一体的团结，还怕什么呢？你不要固执了。我走后大家好好团结，我想我几天之内就能回来，没问题，我们这里还押着南京的十八位大员呐，他们能扣我吗？他们不让我回来，我们这里能让吗？怕什么！”
送蒋之前，张说服了杨虎城同意放蒋和送蒋。对此，周恩来也知道，但不知走得这样快。25日下午3时半，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夫妇同乘一车，杨虎城、宋子文、端纳同乘一车悄悄离开高桂滋公馆，向西郊机场驰去。一到机场，蒋看见大批的学生、群众队伍，因他事先不知这些学生和群众是欢迎傅作义的，以为是对他而来，就十分惊慌，深怕走不成，赶快对张学良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人格作保证，我再讲一遍！”
对此，高崇民的追述如下：
“蒋临上飞机前，对张、杨说：二十五日（即蒋起飞之日）以后，如果国内再有动乱，我负责任。我答应你们的条件，一定负责实现，否则你们就不要再拿我当领袖看待。此外就根本无所谓对张、杨训话。”又说：“今后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高说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是“将无作有，吹牛说谎，使人阅之肉麻”。
张陪蒋起飞后，东北军和设计委员会知道后都目瞪口呆（由张公馆打来电话报告）。杜斌承更是捶胸顿足，大声地感叹说：“竖子不足与谋。”孙铭九得知后，赶快去问周恩来，周也不知走得如此快，至此周便同孙赶快赶往机场，到机场后，飞机已经起飞。周认为张学良是负荆请罪。
25日下午5时20分，蒋至洛阳，西安各将领于5时通电全国，告知蒋已离开西安的消息。由杨虎城、马占山、王以哲、冯敛哉、孙蔚如、何柱国等领衔。26日9时45分，蒋由洛阳起飞，午后2时到达南京。“蒋介石从飞机上下来时，见到他的部下，面有惭羞之色，不如平日昂首仰视，目中无人的神气了。”同时发表谈话，说明他在西安从无在危险之中；张、杨二人主张完全纯洁，国事至此，惟有以国家民族前途为念，其余可不计及，遂引咎辞职，自请处分。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自然开会挽留，更为蒋吹捧一番，有语云：“蒋同志对此事毫无引咎可言。所请辞职，应予恳切慰留。自请处分一节，应毋庸议。”以此转圜和下台阶。同日，西安王以哲、何柱国作主，在得张学良电报后将所扣南京军政大员一齐释放。少壮派反对放回，欲等张回西安后再放。王、何不同意。27日，吴佩孚从北京致电蒋介石，表示慰祝，蒋仍觉不好意思。30日再次提出辞职。中央常委会自然再次慰留。并给假一个月，回籍养病。同日蒋偕宋美龄返回浙江老家。同时发表《对张、杨训话》于各报。说明此次脱离是因他的人格伟大所至。28日，毛泽东发表声明，驳斥蒋氏声明，文日《对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其中警告蒋氏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同一天，王以哲、何柱国又作主放走蒋之五十架飞机和五百余人。应德田等又一次进行反对，认为王以哲把迫蒋放张的最后资本也放走了，对王大为不满。
蒋介石一到南京，就变了脸，将张学良看管起来，不许回陕。宋子文对此非常愤慨，和蒋发生了较大的争执，甚至于吵起来。为此，他到蒋的办公室问蒋：
“你不放张学良回去，你说话算数吗？这对中外的影响，都不良呀！”
蒋气得当场反驳宋子文：
“汉卿犯上作乱，应交法庭审判，不这样，我还能当委员长吗？”
说完后，又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宋子文则气得咚咚地连跺地板，并说：
“你不讲信用，叫我怎么做人！”
蒋则吼叫着：“我不能放他回去，军事法庭一定要开！放他走，今后，我对部下，怎样治理！”
宋子文则气愤地警告蒋：
“你不要做人，我是要做人的！你碰汉卿一根毫毛，我非给你拼到底不可！我就把全部内情公布于世，不仅让国内老百姓知晓，而且向全世界发布新闻，让外人也可以了解你！”
蒋介石根本不予理睬，气得急忙走出办公室，嘭地一声把办公室门关上了。宋子文则气得大跺地板，并大骂蒋介石失信。宋美龄则再三劝解她的兄长，也无法使他消气。
宋子文原是张学良人身安全的担保者，并以此劝说张氏送蒋回宁。蒋氏如此翻脸，使宋子文深感自己人格受到了损害，而宋又是个不爱拍马屁的人，对蒋氏的言而无信难以接受。他到西安去时，曾经声明：
“我之所以单枪匹马先去西安，并不是为了挽救我的私亲妹夫，而是为了民族大业，为了国家前途。为了抗日。”
关于张学良的审判大体情况如下：
李烈钧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审判长；朱培德、鹿钟麟任审判官。消息公布后，宋子文自然极为关心此案，亲自找李烈钧详细询问情况。李答以一切秉承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意旨办事。
30日（12月），李特别去见蒋介石，探试口气。蒋问李如何办理此案？李回答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叛逆行为，但能送委员长回来，是有悔改表现，愿委员长以宽大为怀，赦免对他的处分。
接着，李又对蒋介石讲了两个春秋时期历史人物宽大为怀的史事。一个是齐桓公，他不念管仲对他的一箭之仇，而能拜他为相国；一个是晋文公，不念寺人披曾几次要谋害他的旧怨，而听到寺人披说明来意后，就接见了他，遂获知有人要行刺，使晋文公得免于暗害。说完后，李对蒋说，这两桩史事，能否作为本案的参考，请委员长核示！蒋当时未置可否。李接着又说，本人当以军法审理。蒋则说：“君宜慎重理之。”李于是告辞而出，并表示一定慎重处理。
31日，开庭答辩。当李问张知否自己所犯罪行时，张学良答言“我不知道”，并面带笑容，从容镇定。然后李便把罪状交与张学良看。等张看完后，李问张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还是自己所策划时，张答言：“我自己的主意。我所作的事，我自己当之。我岂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然后张又问李可否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李答：“当然可以。”张学良就问李参加过江西起义讨袁吗？李答参加过。张又问：“审判长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为的是反对袁世凯专制与称帝，对吗？”李答“是的。”张学良于是理直气壮地说：“我在西安的行动，为的是谏止委员长的独断专行。”李烈钧当即斥责张学良，说袁与蒋不能相提并论。稍息片刻后，李烈钧又劝张据实陈述，否则欲求一生路也不可得。张据实而陈。
1936年12月31日，判决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判决主文为：
“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
但未对执行军官们追究责任，只把“账”记在张、杨身上；这比起滥杀无辜者，尚高出很多。但他对杨虎城一家却终于没有放过，于1949年杀害。
审判之后，蒋介石为表示自己的宽大和仁德，又呈送特赦文与国府，请求特赦张学良。呈文与张的判决书同时发表于1937年元旦的报纸上。
蒋的呈文如下：
“呈为呈请事，窃以西安之变，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惑于人言，轻干国纪，躬蹈妄行。事后感懔德威，顿萌悔悟，亲诣国门上书待罪，业蒙钧府饬交军事委员会，依照陆军刑法，酌情审断，处以十年有期徒刑。大法所绳，情罪俱当，从轻减处，已见宽宏。中正负疚在假，本不敢有所陈渎，惟念论事，当究其所极，执法不害于施仁。……尚幸迷途迅复，悔祸及时。观其亲向中正涕泣自白，知良知激发，尚以国家为重。因一念转移之故，捩全局祸福之机，酌理原情，似宜上邀宽赦。……是否可行？理合备文呈请，仰祈鉴核实行。谨呈国民政府主席林。蒋中正谨呈。”
国府立即开国府委员会议，一致通过特赦，“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这个管束，大有甚于十年徒刑，而是终生囚禁。
宣判完以后，张回到宋的家中（玄武湖后面小山上北极阁）。宋美龄和端纳也已赶到。宋美龄劝张学良道：“汉卿，你先到溪口乡下去休息，住一段时候再说。”
张学良回答说：
“同室操戈，我个人是很渺小的。如何处置我，都不计较，只要委员长能认清大局，大家团结起来，一致对敌，挽救国家厄运，就了却了我的心愿。”
宋子文听了妹妹的话，实在气愤不已，于是把对蒋介石的一肚子怨恨，一下子向妹妹倾泻而出：
“美龄，你说得这样轻松，汉卿现在已经没有自由了。他（指蒋介石）这种行为，真无一点人的气味。你也说这种话，我同样为你羞耻！”
端纳也忍不住大声斥责说：
“我要说的话，同大哥一样，蒋委员长不放张学良，我辞职，不当顾问。”
宋美龄十分难堪，不禁掩面哭泣起来。
端纳越说越有气，又接着大声说：
“我当时出于义气的冲动，想到汉卿，想到你们的国家民族，才担风险，三进三出西安。现在不但伤害了汉卿，使我无限痛心，也毁了我自己！”
宋美龄看来不敢违拗蒋介石的意思，便向张学良赔礼道歉。她哭着说：
“汉卿，我对不起你。你到溪口后，安心养身，我会吩咐他们（指军统），不许对你稍有冒犯。你暂时在那里住住吧，我会电告凤至来陪你的。”
第二天，军统人员较有礼貌地进入宋宅，要接张学良上车。宋子文见状，大发雷霆，对军统特务说：“你们给我滚出去！”宋回头又对张学良说：“汉卿，要去，我同你一起去！”
军统特务们挨了一顿骂，便没趣地回去报告了戴笠。蒋介石得悉，也无办法，只好请宋美龄再去劝说她的兄长，也请端纳去协助劝说，但端纳已无影无踪，宋美龄只好再次硬着头皮劝说她的十分恼怒的兄长。她一到北极阁，见到兄长和张学良后，便有些张口结舌，不知所云；镇定下来后，又于内疚中婉言相劝。她说：“如汉卿久留南京，他们会经常变花样来干扰的。”
宋子文听后，就对其三妹说：“你是为人所不能为呀！”
宋美龄见兄长略有缓和，便赶快哀求地说：“大哥呀！大哥呀！汉卿不离南京，会使你经常发火的，也会使汉卿不得安宁。我今天要他（指蒋介石）当着戴笠的面，吩咐戴笠，不许乱动。到溪口，汉卿可在千米以内自由活动，可带几个携带武器的亲信卫士，照顾他的生活。那边青山绿水，风景优美，汉卿有兴时，可以随便走动。也允许……探望他，允许他有对外通讯的自由，要什么，吃什么，都可以叫人说一声，或写信给我，给你大哥。以上我保证做到。”
宋子文听后，对宋美龄没好气地说：
“你想得这么周到，只不过目前敷衍门面而已！”
张学良赶快上前一步，对宋子文说：
“大哥呀！你对我的情谊，我铭记在心，绝不会怪你没有做到我安全的诺言。权在他手中，我是不会难为你的。我决定明天开始过囚犯生活，我会自解的。”
说到这里，张学良眼里流出了泪水。接着又转身对宋美龄说：
“我不是禽兽，你为我操心，我不会背恩忘义，能让赵一荻（赵四小姐）和我同去最好。”
宋美龄听罢张氏之言，触痛心事，她的“眼泪禁不住像断了线的珍珠，沿着两颊滚落下来”。张学良也深受感动，遂举起右手，与宋美龄握手告别。宋更是泪如雨下，连忙说：“sorry!sorry!……”
目睹这种情景，宋美龄在蒋这个暴君的身边，根本谈不到协和亲密的夫妻情趣，她多半是个步履维艰的调人，直到台湾，也是如此。他们的政治见解，是不会完全相同的，但这无直接资料，只能从她的行事中得见一些端倪。
张学良到溪口后，才表示出对他的“送行”，有后悔之意。他对陪读的邵力子说：
“当时，我出于一时的冲动，毅然决然，亲送蒋返京，当天到洛阳后，蒋的背信弃义的态度已有所暴露，翌日不许我同机飞往南京，此时，我应该冷静头脑，可以自驾飞机回西安；在洛阳，我又碍于宋子文、端纳的面子，不能不顾他们而去。其实，当时宋子文和端纳是可以谅解我的。现在，我只有高呼‘悔不当初了！’”邵力子对张的后悔，亦深谓然。
蒋介石计谋多端，又有军队在手、实权在手，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打击异己、抬高自己、扩大自己实力的。张学良送蒋之举，实青年人考虑欠周，情感大于理智。蒋丢这么大面子，怎么会轻易饶人呢？但蒋囚禁张学良，面子、威信均在其次，而最主要的是吃掉东北军，此正千载难逢之良机。他自1929年到1930年的讨李宗仁、冯玉祥和中原大战，就是吃掉异己力量。张学良对此并非不知，但当局者迷，他竟忘了，蒋是时刻要吃掉异己力量的。当然，蒋的这种思想是绝不会说之于口，亦不会笔之于纸的。如单从史料学观点看，则对此无法判断。而事实是，东北军从此被分割于他的中央军系统中，东北军不复作为一个实体而存了。蒋的这种内心思想活动，恐怕连宋美龄他也不会告诉。
蒋到南京后，马上进行军事部署，临时以五个集团军包围陕西东北军与西北军：
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驻华阴；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蒋鼎文，驻甘肃；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朱绍良驻宁夏；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驻渭南；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驻商洛。
1月5日南京政府下令：将杨虎城的西安绥靖主任职撤职留任；免邵力子陕省主席职。任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孙蔚如为陕省主席。6日，下令裁撤“西北剿总司令部”。同日，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缪征流、刘多荃等联名发表歌电，对蒋介石进行回击。电云：
“凡我国人，均应公认张副司令只知爱国，纯洁无他……”
蒋扣押张学良目的，就是对东北军进行分化，并破坏红军、西北军、东北军三位一体的阵容，进而消灭东北军和西北军。王以哲、何柱国不留住被扣人员和五百架飞机，确使张学良无回西安的可能了。这与何柱国、王以哲的私心应有关系，尤其张学良是支持少壮派，而抑制旧派，新、旧派之间自然有矛盾。王曲训练团张撤王以哲教育长职，王当然不高兴。而应德田、孙铭九当时确实欲张早归西安也是实情，因为少壮派只能依靠张学良。而应、孙以后于二月二日杀死王以哲，故然使东北军大受损失，但仍有于学忠、何柱国、缪征流、刘多荃等人，何至于因一王之死而全军瓦解。如张学良得归，则东北军可不瓦解，张之不归，东北军即有王以哲，亦必瓦解；故王之生死，不决定东北军之前途。
2月2日，在孙铭九具体部署下，连长于文俊将王以哲杀害。何柱国避入杨虎城绥署，由连长王协一进绥署执行，被杨虎城阻止。何后来送杨一个银鼎，上刻“再生之德”四字。但何对杨虎城事前不将应、孙暗杀行为告知他，总是有怨意。
蒋扣张后，即将东北军调至安徽和淮河地区。原许何柱国为江苏省主席和于学忠为豫皖绥靖主任之职，全未实行。于学忠改任淮海警备司令，后又改任为江苏绥靖主任。西北军移驻甘肃省，中央军进驻西安。红军仍驻陕北，划二十一县为边区政府。从此，红军、西北军、东北军便被分割开来，最后东北军被慢慢吃掉，西北军也被改编。
对西安事变，蒋介石深为遗憾，他认为如不是西安事变发生，他再有两个星期，就可以“剿灭”中共军队。他说：“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全隳于一旦。”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完全不承认自己有错，反而利用此一事件，吃掉东北军与西北军，化整为零，编入中央军各部，或予以监视。但无论如何，他暂时停止了“剿共”，并开始和中国共产党谈判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问题。但至于抗战，还未立即采取行动。他首先急于处理的，还是对付东北军和西北军问题。
蒋介石经多方考虑，于1月7日向张学良写了一封亲笔信，要东北军、西北军服从中央：
“中在乡医嘱静养，山居极简，略愈当约兄来此同游。关于陕甘军事善后办法，中意：（一）东北军应集中甘肃，其统率人选，可由兄推荐一人，前往率领，免使分散，以备为国家效命。
（二）（杨）虎城可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使其能行使绥靖职务，可属其与墨三（顾祝同）切商办法，应照已发电令办理。请兄手翰告虎城及各将领，免以切实服从中央命令，不可再错到底。如是不但部队与地方得以保全，亦即所以救国自救也。尤须使虎城知全国公论。此次中央只令虎城撤职留任，而对部队又妥为处置，备极宽大，若不再遵中央处置，则即为抗命，国家对于抗命者之制裁，决不能比附于内战。而且中央此次处置，全在于政治，而不用军事，亦已表示于国人，故彼等必须立即决心接受，不可有丝毫犹豫，方为自救救国之道。知兄近日关怀时局，必极望早日妥善之解决，以利国家，务望即以此急函告虎城及各将领，使之安心遵从命令。兄如有所见，并请函酌为补充。”
但1月6日，据王化一回忆文章，戴笠已主动找王化一、吴瀚涛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办法。戴对王说：
“拟要求蒋、张同时出面，阻止双方军事接触，准备和谈。今天上午和副司令晤谈，他同意，希望化一、瀚涛两兄，能持他亲笔函件，赴西安一行。……宋部长昨晚已由上海去溪口，我即赶去，和宋部长一起商请委员长，阻止洛阳大军前进！”
1月8日下午4时，王、吴二人由戴笠陪同，去见何应钦。戴于同日并将蒋给张学良的亲笔信自溪口带来，交给张学良。王、吴见何应钦后，对何说：
“我们愿意去西安一行，但有一个问题，到西安后，必定有人问到，为什么不放张先生回来？什么时候恢复张先生自由？我们怎样答复呢？”
何应钦回答说：
“你们此行，就是为了解决双方误会，军事行动停止，和平实现，保证汉卿先生即回到西北去，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一点，希望两位能代为转达西安有关人士。”
然后，又由戴陪同，去孔祥熙公馆见张学良。张学良对王、吴（戴已离去）说明了如下的情况和心愿：
“当时对蒋是否采取这样行动，考虑至再至三，总是希望能用说服的办法，联合一致，抗日救国。接到你的电报，和他当天斥责黎天才的情况，肯定他不但不能接受抗日主张，反而相逼过甚，迟则必遭意外，因之临时决定，临时布置。白凤祥、刘桂五等行动，又不恰当，闹得破头乱齿，至使蒋先生受了伤害，还使他随行人员遭伤亡，出我意外，非常抱歉。中央扣留我，西安将领发出歌电，何应钦调兵遣将，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如果发生冲突，不可收拾，使抗战力量因内战而消失，敌人更可不费兵力，消灭我们，和我初衷完全相反，这是最令人痛心的事情。”
说到此处，张学良禁不住失声痛哭。王、吴也相对落泪。“张学良此时边说，边从抽屉里取出写好的两份遗嘱，交给王化一。一份是给家属的；一份是给万福麟、于学忠、王以哲等东北军全体将领。”后一份遗嘱中“表示造成混乱不可收拾的局面，他将自杀以谢天下，以明夙志。”
张学良还嘱咐他们到西安后如何注意与如何谈话以及诸种军事要事。
1月9日，王、吴即带着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亲笔信飞至西安。王以哲、高崇民、卢广绩、孙铭九等人前去机场迎接。先到西安招待所，略坐后，即去见杨虎城，转交信件和转告一切。
杨即时召开一个圆桌会议，中共方面有秦邦宪参加会议。马占山、鲍文樾、米春霖等老将领们也参加了会议。王化一把张学良的话转述一遍后，就散会。晚上，西安方面的“设计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结果，议决如下四条：
（一）释放张副司令即日回陕主持一切。（二）蒋介石必须执行在西安的诺言。（三）中央军队须撤回原防。（四）待和杨虎城将军商谈后，再派代表去南京商谈。
晚上，王、吴又在米春霖公馆同东北军高级将领们恳谈，传达张学良对东北军的具体指示；主要是要东北军团结一致，同时和西北军密切联系，不要中国民党分化离间之计，并与国各方同情者加强联络。
蒋致杨的信，主要内容是“要杨虎城和将领息兵听命，不要为共产党所利用，许诺改编后予以种种优越待遇”。
张学良致杨的信，则是“以抗日救国为前途，谁胜谁败，都要损失抗战力量，为了保存抗战元气，达到事变之初衷，应当双方和解”。
杨虎城则表示：
“我不同意张副司令亲身送蒋，自投罗网，但抗日救国主张，和张副司令始终是一致的。昨夜已同东北军将领和有关各方交换意见，遵照张副司令意见，停止军事行动。关于张副司令恢复自由、军队改编待遇善后诸问题，须双方协商，然后决定。……我个人去留无成见，一俟局势稳定，能够全国一致抗日，我无条件地牺牲一切干下去，否则我要出国考察去。”
于是同意和驻洛阳的顾祝同互派代表，就停战问题进行谈判。
东北军的老人，高级将领多主和，而少壮派以孙铭九等人为代表，则主战。少壮派坚持不释放张学良回陕，则不惜一战。
张学良致东北军将领的信，则嘱咐东北军一切以国家为念，不要以他一人为念。其信云：
“话不知从何处说起，泪不知向何处流……
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土，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西望云天，不胜依依。”
此时，王化一又专门对孙铭九说明张学良的意思，他并直接转告张氏的话：
“我能否返陕，全在大家能否一致。”
王、吴在西安住三天，完成转达使命，于1月11日上午飞南京；赵四小姐也随机同行。下午4时，王、吴抵南京，晚8时，即向何应钦报告情况。王、吴还特地谈到杨虎城要求张学良回陕之事。但“何避不作答”。12日，戴笠由溪口返南京，王、吴又向戴转达西安方面的意见。
同日午后，米春霖代表西安方面到达南京，住励志社。即邀杜重远、王卓然、王化一、吴瀚涛一起于首都饭店会见东北籍元老莫德惠和刘哲，共同商定：
（一）向各方面努力争取，使张学良恢复自由。（二）东北军受国民党分化，对外调或留西北，意见分岐，设法团结。（三）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已显裂痕，应力求团结。（四）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少壮派可能有过激行动，破坏和谈，应设法制止。
12日晚，戴笠陪同王、吴到孔公馆见张学良，报告一切，以及米春霖到南京的消息。张表示很愉快，并再次说：
“我心平气和地尽我最大力量，挽此危局，保存国家元气，准备抗日。”
张于此时，还正颜厉色地对戴笠说：
“不但东北军、西北军应当同中央军团结，中央军和红军也必须团结一起，全国抗日力量都须团结一致。只要全国一致抗日救亡，我个人生死安危，无足计较。”
同时又挖苦戴笠道：
“雨农，你的特务工作怎么做的？连这样重大的行动，事前一点也不知道？”
戴无可奈何地回答说：“副司令，我过于相信你了。”
1月中旬，西安方面以谢珂、米春霖为代表，顾祝同以祝绍周为代表，在潼关双方进行多次接触、谈判。在谈判中，西安方面处于和战两派的激烈斗争中，杨虎城于此争论中，仍是徘徊不定。并一再要求张学良回陕。为此特令李志刚带信至蒋，再次要求蒋释放张学良。
此时蒋介石于1月14日复函杨虎城，由原“西北剿总办公厅主任”米春霖带给杨虎城。此信云：
“米主任来奉，详诵来书，藉悉一是。汉卿兄问题。中已于志刚同志带奉函中详述之。此时为国为友为公为私计，皆无回陕之理，明达如兄者，当能了然，望勿再以此为言。须知中与彼同一境地。中虽在乡休假待罪，要知陕甘事变未了，与汉卿兄为国家计，皆不能置身事外，否则国不成国，人亦非人，复何革命抗日之可言。兹为陕甘袍泽与革命前途计，汉兄特提二案，对兄等之意见，决不抹煞，望兄以国事为重，应知革命创业之艰难，历史养成之不易，耿耿此心，惟冀览眢。余托米主任转达。”
尽是堂堂皇皇大道理，其实是为一己之私——个人威信和瓦解东北军。
但是杨虎城仍然坚持原意见。其意见，按蒋氏复信的概括如下：
“一则为西北军之善后与人事分配，须一以兄（杨虎城）之意为可否；二则限制中央军之驻地，使不得越潼关以西；三则部队之人事行政与训练，均须一任各部之自由。质言之，即不许中央过问西北之一切，亦无异使陕甘不为国家军令政令不及之陕甘，直欲使西北沦亡为东北之续。而一方面，则以要求汉卿回陕主持为解决一切之关键。兄等此举，如或尚有爱护国家拥护统一以御侮救亡之诚意，如兄等通电所云云：则三尺童子有以知其南辕北辙也。”
然后蒋又直陈自己之见解与政策曰：“再为兄等质直言之：其一，见等应知中央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西北，中央数年以来，确认西北，尤其陕西，为北方国防之根据。关于开发西北与建设西北之事业，无不本于国防之见地，按照计划，尽力进行，不特国家资本，对于开发西北经济交通水利铁道等建设，不遗余力，尤奖励全国企业界大量投资，综计三年以来，合政府人民之资力，总数当在一万万元以上。而陇海线之向西延展，及其连络之增筑，尤为国防上既定计划，无论如何困难，断不中止进行。财政困顿如此，而不惜竭全力以图之者，诚欲使后方交通与国防要地，得有相当之规模，以为御侮复兴之根据也。兄等前电缕以中央军向西进迫为言，而今则更欲限制中央军之驻地与兵额，此无论在国家纪纲与统一意义上，兄等不得为此要求，且以中央军队入陕，其意在威胁屈服，更属误会曲解之至。诚以去岁西安事变，既已引起内外之忧疑，如中央军队不进驻陕省，国内外经济界，即不能确信其投资之安全。信用一有动摇，一切建设将无法继续。更就国防军事而言，亦何能坐令此根据重地与后方交通无确实之保障，此均为事理所必然，不待隐讳，亦无可否认。中央如放弃西北，即无异于放弃国防，亦即无疑于自弃其职责，故无论任何困难牺牲，势不能确实掌握此重要之国防根据。”
这一段话，极为重要，它清楚说出了蒋氏无论如何，要进军西北，掌握西北。即无西安事变，张杨共同与红军作战到底，蒋亦要将中央军派驻西北，最后吃掉或分割东北与西北军，这是其以上明言的既定方针与计划。这是从其军事统一与武人独裁的立场上考虑国家大政方针的，按他的这一立场，最后消灭一切地方实力，乃是其根本方针，乃是其最后完成军事统一的大计划。但这不是民主的统一。他不管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不管是训政还是宪政时期，他都没有实行过一天的民主政治。如果认为蒋氏于军事统一之后能够实行民主政治，恐怕是无人相信的。因此，对他的军事统一，必须持否定的态度。以他的专制政治实行军事统一，当然在以民主与自由为旗帜的反对党面前，在实行土地改革的反对党面前，是必然要失败的。因为民主与科学已成为时代大潮，席卷全球，谁逆其潮流，必然失败，蒋即失败于这逆动。
蒋氏至死，恐对此亦无真正认识。
蒋氏在说了以上的大道理和中央军必须进驻西北的决心后，他更进而振振有词曰：
“兄等既以积极对外为标榜，以领导救亡望中央，而今所要求，乃欲摈中央军力于陕西以外，使其放弃国防基础，且不得过问西北，诚不料兄等之昧于事实，一至于此！事实发生以来，国内舆论之痛心疾首于兄等者，皆以干犯纪纲，劫持统帅，为兄等咎。若就国家生存大计而言，则劫持统帅之咎犹小，而破坏国防之罪实大，如不迅谋补救，举国同胞皆将不能为兄等恕。千秋万世，无所逃于历史之谴责，此兄等万不可不察者也。”
“其二，关于汉卿回陕问题，……如为国家整打算，稍明爱人以德之义，则应知汉卿在陕甘变局未定之前，即令国府许可而遽回西北，其自身在责任观念上，亦无以对陕人与国人，无以对军中之袍泽，不独汉卿如此，即中正以数年来力主建设西北为国防重要根据之人，而托付无方，处理未善，以肇此空前之事变，使国家蒙受损失，反躬自省，实亦无以对国家，无以对国人，更无面目以再论国事。故陕甘之统一一日未复，即中与汉卿之罪责不得一日而卸除，汉卿深知此意，故并无回陕之请求而惟望问题之速了，日前彼托瑞峰携回之函，即可知其耿耿西望于兄等者为何如？兄等诚以国家为重，即应体汉卿之心为心，克除成见，迅下决断，确实接受中央之处置，使陕甘之事大定，中得稍减神明之咎戾，届时自当续请政府，俾汉卿仍有以自效于国家，前函已详晰言之，愿兄等勿再作此不可能之要求，以增汉卿与中之罪戾也。其三、兄等当知集中国力，应无害于国家之统一，而不能假此以遂其把持割裂之私图，此次西安事变，中央不惜枉法以求全，固为国难当前，凡属国家力量，均应逾格爱惜，然国家之统一，则不能任其有丝毫之毁伤，今日一般国民，均知非统一不足以御侮，而意志之统一，与军事政治之统一，尤为对外必要之条件，为求得意志之统一，即不能有危害国本之主张，与离间煽惑之宣传，为保持军事与政治之统一，即不容自划区域而形成割据独立之形态，过去二旬间，陕省之宣传与行动，其为分散国力，抑集中国力，固不必多所追述，今日兄等之要求，则何异将陕甘一切，悉令特殊化，何异于要求中央放弃其国防建设与后方根据地，试问如此情形，能达抗敌救国之目的乎？西北为我中华民族发祥之地，全国人民方将不惜全力以之为基础，断不能任其有赤化恶化之情势，沦为危害国本之根据地，兄等诚明此意，应勿使其造成复杂特殊之情形，否则兄等以爱国救国为名，而竟不惜危害国家，妨及民族生存，甘与全国为敌，试问将何以自存？自事变迄今，中央爱惜国力，多方委曲之苦心，昭然予天下以共见，兄等同是炎黄胄裔，果有自谋之志与谋国之忠，即应简单坦白，放弃错误，昭示诚悃，表里一致，接受命令，确实服从国家之处置，而迅使西北规复统一之常态，则中央只求国防之基础不受影响，统一之政令得以保持，必使兄等及所有部队，均得其所，亦必无负于兄等救国之初志，不然则是兄等必欲以国事为儿戏，不惜自误以误国，此即非中正之所忍言，亦不愿再向兄等有所辞费矣。中正负疚之身，休假山居，本无任何之职责，兄等若必孤行到底，此后不独西北问题非中所欲置喙，即汉卿今后之行止如何，亦非中之所愿过问，追念多年患难与共之情，及国家不堪再误之危况，辄不禁质陈所见，而致其最后之忠告，何去何择，惟兄及东北诸将领共察焉。”
这一长信，就是强调中央统一西北，强调先统一而后抗战，并声明决不允许有地方割据之事发生。并且声且言断不许赤化西北，仍是咄咄逼人。
接着，他于1937年2月18日，向五届三中全会报告西安事变始末。
“谨报告者，中正于去年十二月以西北剿匪军事，按照预定计划半月至一月间即可完成。特由洛入陕，亲加督促。不图张学良等突然构乱，致有十二月十二日之事变，在临潼西安同时发难，托兵谏之名，行劫质之实，在陕中央军政长官同被留置，凌乱纪纲，震惊中外。中正推诚过笃，虑患不周，仅携少数警卫，皆因抗拒以殉。彼时遘变仓皇，与外间音问隔绝，唯以舍生殉义之决心，求无愧于革命之天职。且深信我中央必能秉总理遗垂之精神，对于戡弭变乱，巩固国本，定有至当之措置。其后卒因中枢决策攸宜，全国军民同心一德，昭宣正义，使倡乱者慴服悔祸，事变得以弭止，中正旋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回京，张学良则束身自投，愿领受应得之罪罚。对于事变经过，理宜详陈始末。惟自十二月十二日以后，中正虽蒙中央优容，未加谴责，而有亏职守至此，实早以待罪之身自居，未敢更以公职之地位，有所报告。只就当时躬历情形，按日追记，辑为小册，藉答同志之垂询，谨以检呈，乞赐鉴察。查当时陕变诸人，曾经发出通电，陈述其所谓国事之主张，颇引起外间注意。中正在事变发生之日，对张学良始终严词斥责，彼遂不得尽所欲言。及事变发生之第三日，始知其有所谓八项主张者，……张学良以此为彼等共同主张，坚请中正允其实行。中正始终命其立即悔罪，送中正回京，此外不欲听其有何陈述，除指出其行动背谬及此等主张之无意义外，并诰谕以党国自有一定之组织与系统，即有意见，亦应向中央依法陈请，张以回京后向中央提出为请，中正即向之说明纵可提出中央，但余必声明不赞成尔等之主张，此段谈话经过，亦具详于小册，惟此节关系较大，不得不特为提叙，俾到会各同志注意。兹值全会开议，对于西北善后，当必有确当之指示，对于国事亦必有详审之检讨，一切取舍可否，自当取决众议，爰特将张学良向中正陈述八项主张之经过，据实叙述藉供察酌。除中正手辑小册之西安半月记，一并检送请予鉴核分发到会各同志外，特此报告。”
蒋氏的立场是自己无错，错全在张、杨二人。中央军进驻西北，乃国家统一大计，不能违抗。同时，令李志刚传言给杨虎城，令杨就近和顾祝同洽商一切，不必再到溪口。同时，蒋限以1月24日为限，否则即动用武力。顾祝同对此回忆说：
“蒋公并告李志刚，嘱其转告各将领，如至1月24日（1937年），再无接受中央命令的表示，即认为有意反抗中央，意谓和平即告绝望。”
22日顾祝同进驻潼关，准备作战。但至1月23日，西安方面仍未答复，顾祝同就按既定计划，先令空军轰炸渭南东北军；并于华县对东北军开始炮击。在咸阳，中央军亦采取攻击行动，“藉以压迫张、杨所部将领就范”。
24日，西安方面即派米春霖、何柱国、谢珂到潼关见顾祝同。顾氏回忆说：
“二十四日，米春霖偕骑兵师军长何柱国、……来潼关见我，表示杨虎城等愿接受中央命令，但有几项请求：（一）在张、杨各部及共军撤退时，由中央与张、杨两部各派十人组织之视察团，分作两组，分派在两方部队前沿，担任监视任务，以免在撤退时，遭中央军攻击；（二）张、杨各部撤退时，请借给伙食费若干；（三）张部在西、兰公路上，酌留少数部队；杨部酌留少数部队在西安。以上三项，当经我一一允诺，并准各借给一个月伙食；视察团即由中央与张、杨各派定人员组成。此外，张、杨两部要求发给善后经费，我只允代向中央转陈，不能肯定。”
“米等返陕后，杨虎城于三十一日下令，先将渭河北岸部队撤退，次将渭河以南撤至渭北，第二步再逐渐开往甘肃。二月二日起，张、杨部队开始移动。”
但是，以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为首的少壮派，则坚持以释张学良为与南京谈判的先决条件。否则不惜一战，以解救张学良。1月29日的渭南会议上，少壮派占了上风，决定“张副司令不回来，我们就不撤兵。”
1月31日，西安高级将领召开了最高会议，杨虎城、周恩来、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均出席了会议。会上决定接受和平条件。这与中国共产党政策完全一致。而1937年1月中旬，蒋已开始与中共单独会谈。对此，斯诺有一段说明（转述苗剑秋语）：
“一月中旬，潘汉年（作为密使）由南京抵达西安。我们怀疑他，把他作为一个‘嫌疑犯’逮捕起来，结果，我们从他身上，发现了直接与国共谈判有关的文件。其中包括将原来苏区改编为特区，分发给红军士兵军饷，允许共产党合法存在等等。”
对此，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均表示高兴，认为此有助于和平解决。而少壮派则大不以为然，他们坚决要求中共方面支持他们以释放张学良为先决条件，否则就决心应战。于此情况，中共方面表示，如果东北军一致表示以释放张学良为先决条件，否则决不撤军，则中共方面一定和东北军、西北军站在一起，共同奋斗。但1月31日的西安最高会议，却否决了少壮派的意见，决心接受蒋介石的条件。这就使东北军的少壮派的意见无法实现，于是他们决定铤而走险，于2月2日上午发动兵变。以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为首，率领军队按黑名单捕人或处决。黑名单上的人有：王以哲、何柱国、缪征流、刘多荃、米春霖、鲍文樾、李金洲、徐方、蒋斌、谢珂。他们首先闯入王以哲家，将王以哲将军杀害于床上。他们认为主和的核心人物是王以哲和何柱国，所以一定要除掉二人。据何镜华（亲历者）回忆：
“杜维纲、刘佩苇等人，曾到王以哲家进行劝告。杜维纲给王以哲下跪，刘佩苇哭着恳求王军长念及和张副司令的关系，并为了东北军，一定要向蒋介石……哪怕只要求张副司令在撤兵以前能回来给东北军讲一次话，见一次面就回去也都可以。”
但王以哲没有耐心说服，只是说：
“于主席现在已到西安来了，有人主持，究竟怎么办，需在今晚（三十一日）三方面会谈后，才能决定。”
结果三方最高会议否决了少壮派的意见。少壮派便于2月2日晨在孙铭九家中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少壮派人物有三十多名。他们有人提出：
“他们（指王、何二位军长）出卖副司令，出卖东北军，出卖我们，我们应当除奸，杀掉他们。”应德田即问大家：“除掉王、何，拥护于学忠，执行渭南决议，坚持营救副司令，大家同意吗？”与会者一齐表示“同意！”并且没有反对意见。
就这样，少壮派们“宣判”了王以哲的“死刑”。
同时，他们还杀害了交通处长蒋斌、参谋处长徐方、六十七军副官长宋学礼三人。
何柱国事先躲到杨虎城新城大楼，未被捕杀。
事件发生，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愤慨已极，立即向西安进军，要严惩孙、应等人。东北军广大官兵，也同样表愤慨。这时，中共方面为避免事态扩大，赶快将孙、应、苗等人，接出西安。刘多荃将一些少壮派扣押，并将高福源处决。
事后，周恩来首先率中共代表团到王家吊唁。毛泽东又电唁王以哲将军。认为王以哲将军的和平行动是正确的，爱国的。
毛泽东的唁电是：
“鼎芳先生遇难，不胜惊悼。鼎芳先生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民之领袖。此次主持和平，力求统一团结，乃见恶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苏区军民，同声悼惜。特电致唁，敬候起居。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四日。”
同年，毛泽东和史沫特莱谈这件事时，又一次予以论述。他说：
“有一部分患着‘左倾幼稚病’的人士，这种人各地都有，枪杀王以哲的那位孙铭九，就是这类人物的极端代表。他们爱国出于热忱，他们为丧权失地的悲惨历史而愤激，他们的心地是纯洁的。但是他们缺乏政治经验，在大事变中认不清方向，不知道局部与全体，过去和现在，今日与明日的差别与联系。”
孙铭九和应德田也于解放后认识了这一错误。应氏说：
“我们背着周副主席打了二·二的一枪，给西安形势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若不是周副主席力挽狂谰，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将被我们二·二事件所断送。”
少壮派忘了放蒋的目的，就是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在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共中央三方努力下，终于取得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统一战线。
2月8日，宋希濂驻西安西半部；阮肇昌部驻西安东半部。8日12时，顾祝同到达西安。于学忠、何柱国、孙蔚如到车站迎候。顾到西安后，即劝杨虎城出国，令东北军移防苏、皖。
顾立即派何柱国飞溪口见蒋介石和张学良，向蒋报告一切。顾并希望何氏请张学良写一手书，指示东北军按中央指示，办理善后。何柱国偕王卓然、田雨时于2月16日下午（1937年），由杭州抵达溪口，见到张学良和于凤至。晚上同桌吃饭，夜宿溪口招待所。翌晨，张学良一连写了三封信：一致于学忠和东北军将士；一致旅居平津的东北人士；一致万福麟。三封信内容大体相同。
致于学忠的信，内容如下：
“孝侯兄大鉴：
柱国兄来谈，……弟不肖，使兄及我同人等为此事受累，犹以鼎芳兄之遭殃，真叫弟不知从何说起，泪不知从何处流。目下状况，要兄同诸人，大力维护此东北三千万父老所寄托此一点武装。吾等必须将吾们的血及此一点武装，贡献于东北父老之前。更要者，大家共济和衷，仍本从来维护大局，拥护领袖之宗旨，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手。盼兄将此函转示各军师旅团长，……大家必须对兄如对弟一样。……此颂近安
弟张学良手启。
二月十七日于溪口雪窦山”
东北军调动如下：
刘多荃一〇五师改编为第四十九军，移驻南阳；缪征流五十七军调周口地区；吴克仁六十七军调蚌埠、商邱地区；周福一二九师归还保定五十三军建制；于学忠五十一军与一一〇师开驻安徽蒙城。一一〇师并入五十一军两个师内；何柱国骑兵第二军仍驻咸阳。
于学忠任豫皖绥靖主任；王树常为开封绥靖主任；刘尚清为安徽省主席；何柱国为西安行营副主任。以后于学忠又调任江苏宿迁一带，任江苏绥靖主任，驻淮阴。至6月份，东北军调编完毕。
西北军十七路军调驻三原，红军开至陕北。原来三位一体的联合阵线被蒋拆散。
蒋氏所以采取和平解决方针，原因有四：一是宋子文对他不妥协；二是国内各军人大多反对再打内战；三是日寇步步紧逼，使他无暇“剿共”。四，是西安方面表示接受中央处置，延安方面表示接受改编，使蒋无所借口。所以，是时势造成了蒋的停止内战，非其人格所致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国民党于1937年2月中旬召开五届三中全会。2月20日，三中全会上通过了《根绝赤祸案》。此前，2月10日，中共中央向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发了一个电报，电文如下：
“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诸先生鉴：
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现，实为国家民族之福。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保证：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国难日亟，时不我待，本党为国忠诚，可矢天日；诸先生，热心为国，定能允许本党之请求，使全民族御侮救亡之统一战线从此实现也。我辈同为黄帝子孙，同为中华民族儿女，国难当前，惟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之伟大前程。谨此电达，伫候明教。并致
民族革命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
2月20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根绝赤祸案》，此案内容共有四条：
“第一：一国之军队，必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可许主义绝不相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
“第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容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
“第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相容，即与吾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
“第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之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仇，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
“……吾人须知必先恢复中华民族固有之精神与道德，树立中华民国独立自主之人格，乃能恢复中华民族固有之版图，承继我中华民族历史之光荣，以实现三民主义。故赤祸之必须根绝，乃为维护吾国家民族至当不易之大道。凡喻斯旨，果俱决心，而以事实表曝于全体国民之前者，均所容与；否则，仍当以国脉民命为重，决不能轻信诡言，贻国家民族以无穷之患；此乃本党责任所在，敢为全体同胞昭告者也。”
这个根绝案，实质上接受了红军改编问题。但对民主、释放政治犯，并无任何表示。并且绝对禁止赤化宣传和阶级斗争，而且咄咄逼人。但无论如何，他停止剿共，实行改编，总可以保存红军力量和共同抗日，使其以后进攻红军或搞磨擦，不再是合法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说五届三中全会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但他对共产党的根本政策，并没有改变，只是暂停“剿共”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