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12日发生了日本侵华军制造的“大沽事件”，国民军受到威胁，冯玉祥即命封锁大沽口。旋八国公使团向北京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北京学生即举行示威，反对北京段祺瑞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在东城铁狮子胡同段氏执政府门前为段镇压。执政府卫队开枪打死学生四、五十人，造成“三·一八”惨案，激起了国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怒潮。随后，奉军和再起于武汉的吴佩孚直军联合，压迫京津地区的国民军，迫其退出。4月15日，国民军退出北京，扼守南口，奉军进驻北京。组织奉直联合政府。段祺瑞下台。先由原外长胡惟德兼代国务总理。5月13日，由颅惠庆组阁。同时，奉、直联军进攻南口，发生南口大战。6月22日，颜阁改组，海长杜锡硅兼国务总理。28日张怍霖、吴佩孚入京会谈。吴旋至前线，率军进攻怀来，以拊南口国民军之背。
江浙地区孙传芳五省联军占领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五省地盘，为后起直军，又称“新直军”，声势正盛。孙并建立士官学校，自兼校长，招收高中毕业生入学，共办三期，培养二千余名官佐，实怀有“大志”。但孙和吴佩孚并不一心，更不拥戴吴统一中国之梦想，而是自己欲成一统。四川、云、贵军阀，局处出西南，暂时无与中原之事。
同年（1926年）1月4日晚7时，蒋在国民政府晚间公宴上提出北伐建议。他建议北伐军北上武汉为第一目标。同时东联孙传芳，使其暂时中立。北联湘、赣军，阻吴南下。然后兴师北伐。并认为本年内即可以统一中国。他说：“果能永远亲爱团结，则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又说：“深信我们中国国民党必能统一中国，而且在本年内就可以统一。”在这个讲话中，他提出“收复北京，奉迎总理灵榇至南京紫金山安葬”，以鼓动人心、军心。此次讲话中蒋不再说什么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相同的话了，而是说：“统一中国的只有本党。……中国自然以三民主义为惟一的主义”了。蒋正一步步地准备弃去联俄容共政策。3月20日事件之后，又于4月3日向在上海召开西山会议，第二次会议的全体代表致电，暗表反共决心。云：“中正为总理之信徒，不偏不倚，惟革命是从，凡与帝国主义有关系之败类，有破坏本党与政府之行动，或障碍革命之进行者，必视其力之所及，扫除而廓清之，巩固党国而慰我总理与已死诸同志在天之灵。耿耿此心，惟共鉴之。”同日又向中央提出北伐建议，主张于六、七月之交开始北伐。其理由是乘国奉直大战未结束时，举兵北伐；如果国民军失败，奉军占领京津地区稳固以后，吴、孙势力必在英帝国主义操纵下互相联结，共同盘据华东与华中；继则英、日、法必助唐继尧于云南壮大，牵制广东，如此而再举兵北伐，就至为困难。因此，北伐之期不可再行延缓。他说：“总之，列强在华，对于北方国民军处置既毕之后，其必转移视线，注全力于两广革命根据地无疑；且其期限，不出于三月至半年之内。”
他的具体策略是：一，联络北方国民军，使其退守西北，保存固有实力。二，联络苏俄，以增进革命势力。三，联络川黔，牵制滇、鄂两军。四，联合湘、赣，结成攻守同盟，并共同出兵，牵制吴佩孚军队，力阻其南下。五，联络孙传芳，使其中立，不为吴氏所用。六，决定于三个月内完成北伐准备工作。于国民军未被消灭之时，进行北伐，“一举而占而武汉，则革命前途尚有可为”。
同时，又提出，共产党人不许在国民党内组织小团体，不许共产党员运动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否则，一经查出即处以严律。凡信仰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者，必须退出军队。共产党员必须尽忠于三民主义。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产党人不得超过三分之一。这说明蒋已步步为营，一步紧似一步地将中共党人从军队和中央部门挤出，为他控制军队和中央作准备。对此，蒋真是有条不紊，又咄咄逼人，而中共则步步退却。
关于苏联顾问，蒋予以限制，规定苏联顾问不得任行政官职，只能以顾问资格辅助中国革命，不能处于支配地位，要由中国革命政府自己处于主动地位。这一提议和规定，颇得国民党人支持和赞扬。李宗仁对这一措施，就深为赞许。他说他一到广州，就对苏联顾问的权力和影响之大，深感不快。
李宗仁于同年5月10日抵达广州时（蒋介石已为军委会主席，但仍不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然因汪已出走，他正是当时“广州的中心人物”），蒋认为马上北伐是很困难的。他对李说：“你初到广州，不知道广州的情形太复杂……现在如何能谈到北伐呢？”李宗仁说：“蒋氏说时，似有无限感慨，但是他这回答，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泼了我一头冷水。……经过这一段的观察和谈话，我才知道广州方面对北伐毫无准备。所谓北伐，在广州连影子也看不到。而我军却早已入湘，在衡阳一带，打得炮火连天。……而中央方面对我的请求的反应，却太使我伤心了。”这说明蒋虽屡次提出北伐建议，但于5月上旬，或11日，开二届二中全会之前，仍是无意北伐，也并未做北伐准备。这原因当然是内争未结束，蒋尚未完全取得中枢大权。
这时李宗仁谈了他对蒋的印象。他说：“我对他的印象是严肃、劲气内敛和狠。其后我在广州珠江颐养园和白崇禧聊天，白氏问对蒋先生的印象。我说：‘古人有句话，叫做，“共患难易，共安乐难”，像蒋先生这样的人，恐怕共患难也不易！’白氏对我这评语也有同感。”
关于苏联顾问对北伐的态度，《秘录》和黎东方的《序传》等均谓其坚决反对北伐，并说其用意是恶的，目的一则是使“蒋公的军事力量被限制在广东”；“二则是希望中共的党多有一点时间在广东以外，尤其是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各省，完全掌握中国国民党党部，与民众团体，以及若干渗透到军阀部队内部秘密工作的单位。”
苏联颐问对北伐的意见，据中共党人回忆，一致不同意马上北伐，认为应多准备些时间，加仑将军认为只能打到武汉。鲍罗廷则认为应沿京广线北进，接应冯玉祥，建立西北、西南广大根据地，然后再和帝国主义各国相周旋，因而不赞成蒋介石向长江下游地区发展。
而蒋介石以后所以向长江下游发展，自然是要脱离苏联，加紧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联系，从而进行反苏反共活动，建立他蒋氏的南京国民政府。张国焘在回忆鲍罗廷时，认为蒋在广州开始北伐前，就已暗中和英国、日本接触。他说：“北伐应循粤汉、京汉线北进，抑或向沿海东南各省同时发展，是鲍罗廷与蒋氏间的主要冲突。当时蒋氏似已秘密委托他在广州和上海的朋友们，设法与英、日列强接触，鲍罗廷对此已微有所闻。但蒋氏讳莫如深，蒋氏不重视鲍罗廷所谓避免过早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的意见，似也露出了他的外交政策将有转向的迹象。”
蒋介石向长江下游发展的目的，就是如张氏之言，其转向虽发生在南昌，但在广州时，当已有暗中活动。
李宗仁就自己在广州的观感则有如下感想和意见：“我和蒋先生谈后，便连日分访中央各要人，酬酢几无虚日。惟其对中央党派暗讧余波未息，更无人对北伐发生兴趣。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后，国共两党裂痕亦渐暴露。俄顾问对北伐的态度极为谨慎，既不赞成，也不公然反对。中国共产党虽未公开反对北伐，但陈独秀所办的机关报《向导》周刊社论却说北伐时机未成熟。所以我在广州，颇有吾道甚孤之感。”如此看来，苏联顾问和中共并未像上面说的那样公开而坚决地反对“蒋的北伐”；但蒋也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一直坚决主张早日北伐。当时代理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的张静江，在李宗仁向他陈述北伐重要性时，也表示应从长计议，和蒋的态度完全一致。至于谭延闾和程潜，则明白地表示反对北伐；并对唐生智仍是余怒未息，更反对援唐之说。谭说：“你要唐生智加入革命，他恐怕靠不住吧！”程潜则说：“你想唐生智那小子他能加入革命吗？……且让吴佩孚把他打败了，我们好去收编他的部队，然后我们再定计北伐不迟。”李宗仁对他们俩劝说了半天，两人仍然对北伐“不表示兴趣”。此知其他国民党要人中，也有人不赞成北伐，不独苏联顾问、陈独秀对北伐无兴趣。
李对鲍罗廷访问后，知鲍逻廷表示北伐需从长考虑，和张静江等是一个意见。但李认为苏联顾问鲍罗廷和陈独秀反对北伐应为两种估计：从善意看，是怕国民革命军力量小，敌不过北伐军；从恶意看，则是怕中国国民党力量壮大太快，对己不利，而自己力量尚未壮大起来。
其实，蒋于1924年就因自己尚未掌握中枢大权，就坚决反对孙中山北伐。现在蒋虽升任军委会主席，但仍未出任国民革命总司令，总之军事指挥大权尚未在握，也不赞成马上北伐。因此，在1926年5月中旬，广州国民党中央和军中长官们，均对北伐没有兴趣。
在此情况下，独有李济深热情支持北伐，使李宗仁真是感激涕零。李宗仁各处碰壁后，又对老乡李济深深谈北伐之事。某晚他半正经半玩笑地向李济深建议说：“你的第四军可否自告奋勇，抽掉两个师先行北上，待稳定湘南、湘东防线之后，……催促中央决定北伐大计。”李济深听完李宗仁的话以后，便“脱口而出，连声说赞成此一办法”。次日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李宗仁列席参加，以三大理由，陈述立即北伐之大计。其三理由如下：
（一）国民军与奉、直联军大战和孙传芳独树江浙不附吴佩孚之机可乘。否则吴佩孚坐大，巩固三湘之后，孙传芳必和吴一致行动，北伐时机将一去不返。
（二）两广统一之余威可用；否则一旦偷安苟情，则士气低落，无以为用。
（三）第七军已策动唐生智附义，对赵恒惕部将叶开鑫作战，但唐尚不坚定，一面求桂军援湘，一面又派人向吴佩孚说情，求得凉解。而吴必助叶攻唐，以击两广。如不马上北伐，待唐氏一败，两广危殆，更无法取道湖南北伐。
然后又陈述当时第七军已在湖南节节胜利，长沙在望，如果中央不挥师北伐，则第七军孤军深入，实难持久，一旦败北，“粤、桂边境定受威胁，而云南唐继尧和福建周荫人也必伺隙蠢动谋我。若两广四面受敌，前途将不堪设想了。”因此，李宗仁最后坚定地说：“故请中央速定大计，克日北伐。”
李宗仁发言后，李济深接着慷慨陈言，指出李宗仁发言极为中肯，强调“今日北伐实千载一时的机会”。并说：“今日北伐已势成骑虎，中央断不可坐视我第七军和唐军孤军作战而犹豫不决。”然后提议将第四军陈铭枢和张发奎第十、十二师调赴湘省增援，并将广州叶挺独立团立即开拨赴湘。最后李济深呼吁说：“第七军已在浴血奋战，第四军也准备牺牲，希望其他各军袍泽，一致响应，共襄盛举；中枢更宜速定北伐大计，以解中原人民倒悬，以慰海外爱国人士的喁喁之望。李济深继之而起的慷慨陈词，突如其来，全场为之肃穆，军政首脑人物，无不为之动容；驻粤客军，更无理反对北伐进军。于是北伐大计，正式通过。并任唐生智为第八军军长。”
此时正开二中全会，军委会于二十一日发表时局宣言。当时不用国民政府发宣言，而用军委会发，李宗仁甚为迷惘。可能是汪精卫不在，政府主席虚位，蒋便欲以军委会代行政府职权。
与此同时，蒋又解释整理党务案并不是限制共产党，而是合作的一种办法，是为了统一指挥，不使大权旁落。
会议通过后，李宗仁去找蒋介石，催促他早日出兵北伐。但蒋仍然不赞成立即北伐，并且还对李宗仁的催促很不耐烦。李说：“蒋先生对我的催促颇有不耐烦的表示。据说在他的五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上曾埋怨我‘不识内情，徒怪出师延缓’，他‘深致惋惜’云云。”这说明蒋仍对北伐出师不赞成，仍在观望。李宗仁和李济深大概猜着了蒋介石的心思，便一同对蒋说明推他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他说：“为了减少蒋先生的顾虑，我和李任潮曾私相约定，拟明告蒋先生，北伐正式出师时，我们自当推举他担任总司令。”后来还是由李济深“委婉地将我们私下所交换的意见告诉了蒋先生”。
二届中央临时全体会议于6月4日召开，议决北伐，共推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授权蒋氏组建北伐军总司令部。前两日，唐生智就任第八军军长和前敌总指挥。6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就这样，北伐大计才正式决定下来。此时，蒋介石已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谭代主席并无实权）。
蒋任总司令后，即选择白崇禧出任北伐军总部副总参谋长，负责组北伐军总部。蒋以白任斯职，有联络桂军为其运用自如之意，同时革命军中中坚将校有多半系保定军校出身，与白为同学关系，较好办事。总之为其所用之意。总参谋长为李济深。6月29日，政治委员会通过蒋任国民政府委员。
北伐军的阵容大体如下：
第一军，原为许崇智粤军第二军，1925年8月20日廖案后，许被蒋逼走，改编为第一军的一部分，与蒋之党军合为一个军。先由蒋自任军长，1926年初，改由何应钦担任。下辖五个师，共十九个团，阵容最大，为蒋的私人军队和起家资本，驻防广州、东江一带；谭延闿第二军驻防北江，共四个师，十二个团；朱培德第三军为滇军，驻广州、四邑地区，辖三个师，共八个团又二营，李济深第四军，原为粤军第一军，辖四个师，共有十三个团又二营，驻江西、琼崖地区；李福林第五军，为原广东省的福军，辖共两师，共八个团又一个营，驻番禺、南海和广州市区之河南地区；程潜第六军，由原湘军改编，共三师九团又两个营，驻广州附近和北江。总起来共七十一个团，约七、八万人，飞机数架。其编制约为“三、三制”：三班一排，三排一连，三连一营，三营一团，三团一师。李宗仁第七军编制，则不同于以上六个军。他们是：三班一排，三排一连，四连一营，三营一团，二团一旅，旅上暂不设师，而设各路军的指挥官，位同师长。当时第七军共九个旅，十八个团，另加两个独立团，一入伍生团和炮兵、工兵营，军校第一分校学生队，共有四万余人，步枪三万余枝，炮二十余门，重机枪八十余挺。仅次于广州六个军。军费由广西自给，士兵伙食费每月为小洋二角，长官不论高低，一律伙食费四角。各主官除少数公费外，无任何津贴。比广州各军待遇低甚。广州备军官兵的薪饷规定：士兵每名每月10元，班长12元，少尉排长32元，中尉排长40元，连长60元（另公费20元），营长120元（公费100元），团长300元（公费200元）。按当时的伙食标准，士兵每月伙食费2元，作战时，伙食由国家供给。所以据李宗仁计算，一个士兵可以养二口之家。可见北伐军的伙食供应和薪饷是相当高的。当时军饷由国民政府统一供给，来源为统税、钱粮和禁烟特别捐、防务经费，以后两种为最大收入。“禁烟特别捐”，即是鸦片税，每两烟土课税一元，是“寓禁于征”之意。“防务经费”，实为两广赌捐，两广人民嗜赌成风，禁之不能，即课以重税。这种课税制，由政府招商投标，组织承包公司，专门收税大公司再招小公司承包。这样就有了一个重要财源。当然这种课鸦片税以治国的手段，是违法行为，孙中山是不会，也想不到的。而蒋介石却是广开财源。以鸦片税而养国、治军，这在清政府也是决不允许的。李宗仁对此违法之举，认为是不得已的挖肉补疮的办法；但总系“秕政害民，迹近荒唐”。这说明国民政府在其一开始，就是建立在腐败政治和不健康心理上的。为了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完全可以不择手段。蒋介石就是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开始北伐的。而北伐的胜利与此较高的官兵薪饷制，又不能绝无关系。当然反帝反封的国民精神，乃是国民革命军战斗的思想动力，但这种荒唐的经济基础，则不能不说是以后国民党腐败的基因。
以上八个军，以第四军、第七军、第八军、第一军四个军战力最强。第四军老底子为粤军邓铿第一师。其军中各师长如陈铭枢、张发奎、陈济棠、徐景唐，团长如叶挺、蔡廷锴、黄琪翔也都是能战之将，后来都成为一时名将。第七军李宗仁所部，是一支劲旅，训练有素，能征惯战，终于统一广西。第一军为蒋介石的党军扩编而成，战力亦强，但次于以上两个军。第八军，为唐生智所训练，为原湘军劲旅，北伐中也屡立战功，但次于四、七两军。其他各军则均无什么战力可言。程潜第六军，则为湘省地方杂牌军编成，又成军不久，当然亦经不起战阵。当时北伐军能战之军只有三个军，约七万人左右。全军加上袁祖铭、方本仁附义各军不到二十万人；外加冯玉祥国民军三个军，大约为二十万人左右。而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张作霖、张宗昌、吴佩孚、孙传芳四者之军约为八十余万人。加上川军和唐继尧的军队三、四万人，共有百万人左右。因此力量相差是极悬殊的。但北洋军阀和奉军，均互不统属，矛盾重重；而北洋直系、奉军内部，也互相矛盾，行动不能一致；加上官兵无精神寄托的不利因素，则战斗力却是不够强大，因而终被新生力量的北伐军所各个击破。
北伐之前，湖南发生了唐生智驱逐赵恒惕之战。唐生智原为赵恒惕四个师长之一，任第四师师长，其他第一师长为贺耀祖，第二师长为刘铏，第三师长为叶开鑫。唐系保定军校毕业，为蒋百里之学生。此时赵恒惕是湖南省省长，辖四个师；并制订省宪，倡导联省自治。他一生都以此省宪制为最得意。但他对吴佩孚妥协，在护法战争中未支持护法运动，引起湖南人民不满，湖南人民掀起驱赵运动，唐更想乘此机会，驱逐赵恒惕，取而代之。赵即于3月11日离湘赴沪，委唐为代理省长，离开政界，过隐居生活，终日以诗文自娱。但唐也还不坚定，一面驱赵，一面又到河南洛阳去见吴佩孚，请吴谅解，同时又向桂军（第七军）求援。吴佩孚则想借唐驱赵，然后再举兵讨唐，取得湖南地盘；故怂恿唐氏驱赵，不援助赵恒惕。及赵出走，吴又派兵助叶、贺（叶开鑫、贺耀祖）讨唐。叶开鑫则坚决反对唐生智，便向吴佩孚输戚求援，被任为“讨贼湘军总司令”，将所部集中岳阳。决心对唐作战。3月底唐军占领岳阳。不久叶自吴处获得武器，又于4月19日夺回岳阳。5月初，湘西贺耀祖等部组成“护湘军”，与叶开鑫之“讨贼军”相联合，夹攻长沙。同时吴佩孚又命江西唐福山旅，支援叶、贺军。叶任中路，贺任西路，唐福山任东路，三路进攻长沙。在此情况下，唐生智不得已向李宗仁第七军求救。李宗仁即于5月初派军一旅援唐，进入湖南，节节胜利。直指长沙。
李宗仁就是于此情况下，到广州游说北伐大举的。同时又派一个独立营（王赞斌）押运子弹赴衡阳，援助唐军李品仙第三师。李即以此一营广西军出战前线，夺回衡阳之北的衡山。故北伐开始之前，李宗仁第七军已经派军北伐，势成骑虎。如吴佩孚不干涉唐生智驱赵之事，唐则可以自长湘省，向北屈服，并请护保，很可能就不会请李宗仁援助，也就不会有北伐之提前开始，唐或者会成为以后北伐的对象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