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路，有坎坷也有坦途；人之机运有得意时也有低糜时。在困厄中坚梃腰板求出路，在得意时压低资态图长远，在苦斗中心平气和求挺实，在闲歇时滋养精神求进取。人生何处不需努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简介】
《挺经》是曾国藩总结自身人生经验和成功心得而成的一部传世奇书，为曾国藩生前的“压案之作”，李鸿章曾称这部书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秘诀。全书共十八卷。书中，作者系统完整地总结了自己为人为官的一些基本原则，如顺境中的修养与知足，逆境中的坚挺与忍耐；做事的勇毅与勤廉，做人的真诚与仁爱；决策时的虚心与明强，反省时的知耻与知悔。这些原则既是对不同情况的应变原则，又有内在的一以贯之的重实用、重实效的统一性，是曾国藩一生修身处世、居官治平的最高法则。本书因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启迪性和借鉴性而受到各界人士的重视和喜爱。
《砺志》
【原文】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译文】
君子立下的志向，是想让自己有为民众请命的器量，有圣人一般的德行，有称霸天下的大功，然后才不辜负自己的父母生育了自己，不愧身为天地间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他是为自己比不上舜帝和周公而忧虑，为自身的德行没有修养完备而忧虑，为学问没有大的成就而忧虑。所以，那些因为顽固的刁民难以感化而忧虑，因为野蛮的少数民族不能征服而忧虑，因为小人当道而贤德的人只能远远地逃避而忧虑，因为普通的平民百姓没有得到自己的恩泽而忧虑，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悲天命而怜悯百姓穷苦，也就是君子怀有的忧虑。如果只是个人的如意和困顿，一家人的温饱和贫寒，世俗所说的荣誉与耻辱、所得和所失、富贵与贫贱、诽谤与赞美，君子是顾不上为这些事而忧虑费神的。
【原文】
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
【译文】
明道德、新民众、做善事，这些都是我们分内的事情。如果读了书而不能将书中的道理应用到自己身上，认为这三项与我毫不相干，那读书还有什么用呢？虽说读了书之后能写文章能作诗，也能卖弄自己学识广博，但这也只能算是一个识字的牧童而已，怎么能够称得上是个明白事理而且懂得应用的人呢？朝廷以科举文章来录取人才，也是认为这样的人能坚持圣贤的言论，一定也明白圣贤的道理，做出圣贤的行为，因此能为官管理民众，以身作责来引导和带领其他的人。如果一个人把宣扬德化、教导百姓看成是分外的事，那么他虽然能写文章能作诗，却对修身治人的道理茫然不懂，朝廷任用这样的人作官，和任用牧童作官又有什么区别呢？
【原文】
累月奔驰酬应，犹能不失常课，当可日进无已。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息力索，终无所成。近日朝朝摹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畜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进之以猛，持之以恒，不过一二年，精进而不觉。言语迟钝，举止端重，则德进矣。作文有峥嵘雄快之气，则业进矣。
【译文】
长年累月在外奔波应酬，还能坚持日常的学习，当然能够日有所进，不会止息。人生只有做事持之以恒是第一美德。我早年对书法此道，也曾经艰苦探求，但始终无所成就。近日来，我每天摹写，坚持很久没有间断。就觉得我写的字每月都有长进。可见年龄不分老少，事情不分难易，只要持之有恒，就像种树和养牲畜一样，每天看见它长大却感觉不到。奋力前行，持之以恒，不过一二年的工夫，自然会有无形的精进。言语迟稳，举止端重，品德性情自然就会有所长进。文章有峥嵘雄骏之气，则学业有长进。
【点评】
人生在世，不过短短几十春秋，大凡有些志向的人，无不希望生前建功立业，死后万古流芳。然而欲成大业者，非有卓越之智慧和超凡之才干不可。而智慧才能的获取，依赖于平日的学习和知识的增进，所以古今中外的成功者没有不讲求治学之道，没有不高度重视知识作用的。治学之道，最紧要的是立下坚卓不俗的大志，立志是事业的大门，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学问长进得越快。
当然，仅有高大的志向是远远不够的。治学，还要有“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务实精神，避免奢谈，踏实认真。要明白学问的取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必须勤学好问，持之以恒。学问好比金字塔，基础越深越博越好，这样才能在广博的基础上求得高精尖。做学问，必须重视读书的方法。不要贪多，而要专注于一书，力求吃透。同时，治学须避免门户之见，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为我所用，才能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而依赖于不俗的才学，一个人才可能为国立功，为己立德，为人立言，受到后人的敬仰。
《坚忍》
【原文】
子长尚黄老，进游侠，班孟坚讥之，盖实录也。好游侠，故数称坚忍卓绝之行。如屈原、虞卿、田横、侯赢、田光及此篇之述贯高皆是。尚黄老，故数称脱屣富贵、厌世弃俗之人。如本纪以黄帝第一，世家以吴太伯第一，列传以伯夷第一，皆其指也。此赞称张、陈与太伯、季札异，亦谓其不能遗外势利、弃屣天下耳。
昔耿恭简公谓，居官以坚忍为第一要义，带勇亦然。与官场交接，吾兄弟患在略识世态而又怀一肚皮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寡合。迪安妙在全不识世态，其腹中虽也怀些不合时宜，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我兄弟则时时发露，终非载福之道。雪琴与我兄弟最相似，亦所如寡合也。弟当以我为戒，一味浑厚，绝不发露。将来养得纯熟，身体也健旺，子孙也受用，无惯习机械变诈，恐愈久而愈薄耳。
【译文】
司马迁崇尚黄老，敬仰游侠，班固以此讥讽他，这都是事实。爱好游侠，所以多次称赞坚忍卓绝的操行。比如屈原、虞卿、田横、侯赢、田光以及本篇中所讲的贯高都是此类人物。崇尚黄老，所以多次称赞都视富贵，厌世弃俗的人，如本纪以黄帝为第一，世家以吴太伯为第一，列传以伯夷为第一，都是这个宗旨。此篇赞中说张耳、陈余和太伯、季札不一样，也是他们没有能够回避势利，抛弃天下。
过去耿恭简公说过，做官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忍，有耐性。其实带兵也是这样。和官场往来，我们兄弟都患在略知世态却又怀有一肚皮不合时宜的想法，既不能硬做主张，又不能迎合世事，所以到处落落寡合。迪安之妙就在于他全然不了解世态，他腹中虽然也有些不合时宜的想法，却能一味浑同包容，永不表现出来。我们兄弟却时刻把它显露出来，总不是带来福气的办法。雪琴和我们兄弟最相像，也少有投合的人。弟应当以我为戒，一味浑厚包容，决不显露表现。将来性情修养纯熟，身体也健壮旺盛，子孙也受用无穷，不要习惯于官场的机变伪诈，恐怕在官场越久，德行就会越浅薄。
【原文】
弟书自谓是笃实一路人，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恨，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须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而人之意也消。若钩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耳。
【译文】
弟弟你在信中自认为是老实人，我也相信自己是个老实人，只是因为阅历世途，饱经世事变迁，约略学了些机谋权变之术，自己学坏了。其实这些机变之术的作用远不如他人，白白惹人笑话，让人怀恨罢了，有什么好处呢？近来忧思猛然间醒悟，一味向平实方向努力，将自己老实的本质显现出来，归还本来面目，恢复我固有的本性。
弟弟你此刻在外面，也应该即刻恢复老实的本性，千万不能走上投机取巧的道路，并且越陷越深。即使是别人对我机巧奸诈，我仍然用混含应付，用诚愚应付；久而久之，那个人也会对我渐失机巧之心的。如果双方钩心斗角，表面接近，而内心疏远，那么报复将会是无休无止的。
【原文】
我辈办事，成败听之天命，毁誉听之于人，惟在己之规模气象，则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日不随众人之喜惧耳。
【译文】
我们办事，成败要听天由命，诋毁和赞誉也随别人去。只有自己的行事准则，可以靠自己来制定，也就是不随众人的欣喜和忧惧而欣喜或忧惧。
【点评】
“尺蠖之曲，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求存也”，坚忍，体现了一个人的心理能量，一个人的意志力。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的例子。虽经历过非常的磨难，仍坚忍不拔，忠于自己意志的人最后方能取得成功。越王勾践为奴三年，卧薪尝胆，伺机待发，最后终于一举歼灭吴国。司马迁身受宫刑，仍然坚忍卓绝，耗尽心力编成巨著《史记》。
从曾国藩一生的经历来看，他确实也是坚忍过人。但是，曾国藩的“忍”并不是一味的强忍，而是善忍、会忍，当忍则忍，不该忍则不忍。对满蒙亲责的猜疑、排挤、冷落、出尔反尔和种种不公，曾国藩一忍再忍，一忍到底，为的是图日后发展、为民请命；但对误国误军、贪婪无度而又加害于他的人，则“是可忍，孰不可忍”，拔剑而起势不两立。他的一生有起有落、有荣有辱，但没有扶摇直上九霄，也没有一失足掉进深渊。虽然没有片段的精彩，却有整体的绚烂。他总能启动平抑机能，在高潮时削去波峰，在低潮时填平谷底。正是“坚忍”二字成就了曾国藩的一生。
“坚忍”者，君子所为，于战则无敌，于礼则大治，于事业则会一步步接近成功，于生活才能真正体验到其甘味。试想，一个人能以“坚韧”做武器，则何事而不成？
《家范》
【原文】
家中兄弟子侄，惟当记祖父之八个字，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又谨记祖父三不信，曰：“不信地仙，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余日记册中又有八本之说，曰：“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此八本者，皆余阅历而确有把握之论，弟亦当教诸子侄谨记之。无论世之治乱，家之贫富，但能守星冈公之八字与之八本，总不失为上等人家。
【译文】
家中的兄弟子侄们，应该牢记祖父训诫的八个字“考、宝、早、扫、书、蔬、鱼、猪”，还应该谨记祖父的三不信“不信地仙，不信医药，不信僧巫”。我的日记中又有八本的说法：“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晚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这八本都是我通过亲身经历总结出的行之有效的论断，弟弟应当教导各位子侄，让他们谨记教诲。不管是盛世还是乱世，家境贫寒还是富裕，只要能守住祖父的八字和我的八本之说，都不失为受人尊敬的上等人家。
【原文】
士大夫之家不旋踵而败，往往不如乡里耕读人家之耐久。所以致败之由大约不出数端。家败之道有四，曰：礼仪全废者败；兄弟欺诈者败；妇女淫乱者败；子弟傲慢者败。身败之道有四，曰：骄盈凌物者败；昏惰任下者败；贪刻兼至者败；反复无信者败。未有八者全无一失而无故倾覆者也。
【译文】
士大夫家族会很快衰败，往往比不上乡村耕读人家的家运持久。士大夫家族之所以会衰败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使家业衰败的途径有四个方面：不讲礼仪的人家会衰败；兄弟之间相互欺诈的人家会衰败；女子淫荡秽乱的人家会衰败；家族子弟傲慢横行的人家会衰败。使自己身败名裂的途径有四条：骄横傲慢、恃才傲物的人必败；是非不明、放纵下属的人必败；贪婪苛刻、求全责备的人必败；反复无常、没有信誉的人必败。从没听说过在以上这八个方面都没有过失而无故败家覆身的人。
【原文】
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起见。若不能看透此层道理，则虽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澄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谓我肖子贤孙，殊不知此非贤肖也。如以此为贤肖，则李林甫、卢怀慎辈，何尝不位极人臣，舄奕一时，讵得谓之贤肖哉？予自问学浅识薄，谬膺高位，然所刻刻留心者，此时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要令罢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服劳，可对祖父兄弟，可以对宗族乡党。如是而已。
【译文】
天下的官宦人家，大多只是一代就将家业享用殆尽，他们的子孙起初还骄横懒散，继而漂泊浪荡，最终困死在沟壑旁。能有幸将家族基业再维持一二代的实在罕见。
商贾巨富人家，勤俭持家的能够延续享用三四代；耕读人家，谨慎俭朴的能够延续五六代；孝敬长辈、友善和睦的人家，则能延续十代八代的样子。我现在仰仗祖先累积的功德，能够少年得志、家业发达，但是我非常担心我一个人享用殆尽，所以教导各位弟弟和子侄们，希望大家都立志发奋，使我们家成为耕读、孝悌、友善和睦的家庭，而不愿它成为一般的官宦人家。如果不能看透这一层道理，那么即使科举高中，官位显赫，终算不得祖父贤能孝义的子孙、我们家族的功臣。如果能识透这番道理，那我将钦佩之至。澄弟一直认为我升官得志，便是孝子贤孙，殊不知这并不是贤德孝义啊！如果以此为贤孝之举，那么李林甫、卢怀慎之流，何尝不是位极人臣、显赫一时的人物，岂不可以说他们也是贤孝之人吗？我自知学识浅薄，误登高位显爵，于是事事留心，时时在意。我此时虽身在仕途宦海之中，却时刻做着弃官上岸的打算。希望能在弃官回家的时候，自身可以淡泊名利，妻子也可以担任劳作，这样才对得起祖父和各位兄弟，也对得起宗族乡亲。仅此而已。
【点评】
中国古代文人的立身行事之道大抵不外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家齐则万事兴。古人的家族观念甚重，只有家中诸人和睦友爱，这个家族才能兴旺繁盛。
曾国藩的齐家理论以“和”字为中心。铺陈开来。总结出了“八本”格言，八字家规。他反对奢侈，主张勤俭持家，反对给子女留下大笔遗产，培养子女自立精神，还说子女不指出长辈之错也是不孝行为，等等。
曾国藩自己一生生活俭朴，两袖清风。另外，他熟读前人书籍，也自然知道自古以来，多少钟鸣鼎食之家相继败落，都是因为子孙骄奢淫逸所致。所以他虽出将入相，最担心子孙长处于富贵乡里，习惯过一种寄生虫似的生活，渐渐蜕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他随时随地言传身教，对家中子弟的训诫可谓苦口婆心。其实，种种这些都是曾国藩从经历学识各方面得来的妙谛。曾国藩终身行之不懈，亦愿其子弟终身行之不懈。希望其子弟勤俭持家，半耕半读，成为知书识理的谦谦君子。作为现代人我们如果也能从他的文章中体悟出道理，自然也会有所受益。
《内圣》
【原文】
细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日慎独则心泰，日主敬则身强，日求仁则人悦，日思诚则神钦。慎独者，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间须臾，内省不疚，故心泰。主敬者，外而整齐严肃，内而专静纯一，斋庄不懈，故身强。求仁者，体则存心养性，用则民胞物与，大公无我，故人悦。思诚者，心则忠贞不贰，言则笃实不欺，至诚相感，故神钦。四者之功夫果至，则四者之效验自臻。余老矣，亦尚思少致吾功，以求万一之效耳。
【译文】
仔细思考古人在修身方面所下的工夫，成效特别显著的大概有四项：慎重独处，就会心胸泰然；庄严恭敬，就会身体强健；追求仁义，就会心悦虔服；正心诚意，则神灵也会钦敬他。
慎重独处，就是遏制自己的贪欲，连其中最隐蔽微小的地方也不放过，行事遵循自然之理，一刻也不间断，这样内心时时自省且无愧于心。所以心胸安泰。庄严恭敬，就是仪容整齐严肃，心灵宁静专一，稳重端庄而不懈怠，所以身体强健。追求仁义，就是要心存仁义滋养的天性，视百姓为同胞，对万物也心存养护。像这样大公无私，自然会受到人民爱戴。正心诚意，就是忠贞不贰，言语笃实不欺瞒任何人，用至诚之德来感应天地万物，因此受到神灵的钦敬。如果在修身工夫上真能做到以上这四点，那么成效自然会到来。我虽然已经老了，也还想在修身方面下工夫，希求能达到成效。
【原文】
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矣。
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阅历。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析乎公私；心之丽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夫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于是一善当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则趋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惟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屋漏而懔如帝天，方寸而坚如金石。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
【译文】
古人所谓的“独”，是君子和小人都能感受到的。小人认为自己是独自一人，所以他会产生非分的想法，非分之想积聚到一定程度就会肆意妄为，从而做出一些欺骗他人的坏事。君子担忧自己是单独一人时，会生出真诚的想法。真诚想法积聚多了就会处事谨慎，从而下工夫提升自己不满意的道德修为。虽然君子和小人都是独处，两者的差距却可由此得到评论。
自从《大学》穷究事物的原理并获得知识之后，过去的言论行为都可用作个人开阔眼界充实知识的资料，日常处理的琐事问题，更可深化个人的阅历见识。君子这样做了，他的心在遇到实事时，已经能剖析公私的区别；他的心在联系道理时，又足以精辟地研究其得失。那么对于善事应当做，不善的坏毛病应去掉，早已经形象鲜明地认识到了。而那些小人们，却不能有实在的见识，去实行他所知道该做的事。于是办一件好事，惟恐别人不知道是自己干的，去办的时候迟疑不决。改正一个不好的毛病，侥幸别人可能窥视不到，改正得很不得力。背地里自己独处，虚假的情弊自然会产生，这就是欺骗啊！而君子，惟恐办一件善事办得不彻底，在晦暗中会产生堕落的行为；一个坏毛病不改正，就会像涓涓细流长年不断地犯错。暗室之中懔然不动邪念如同面对天神，主心骨坚硬如同金石。在自己主持工作的地方单独行事，一定要慎之又慎。这就是圣人遵奉的准则要点，也是后世贤人切实研究的问题呀！
【原文】
修己治人之道，止“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四语，终身用之有不能尽，不在多，亦不在深。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睦德者，约有四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啐面，孔彦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
【译文】
有关自身修为和治理国家的道理，仅凭“勤劳为政，节俭持家，谈话诚信，行事诚恳”这四句话就能终身适用并且受益无穷。所谓话不在多，也不在深，有用即可。
古今圣哲先贤们的胸怀宽广可达到大德的，大概有四种境界：诚恳谦恭，注重自我修为而萌生出聪明睿智，这是二程（程颢和程颐）的说法；诚恳到了极点以至于感动神灵，进而达到可预知前事的效果，这是子思的遗训；安于贫穷的境遇，乐于奉行自己信仰的道德准则，所以身体康健面色光润，这是孔子、颜回、曾子、孟子等人学说的要义；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吟咏诗赋，所以意态闲适神色恬然，这是陶渊明、白居易、苏轼、陆游的人生乐趣。我常常悔恨自己年少时不知道努力，到老来就常有悔惧之意，对于古圣先贤们的心境情态，不能领略一二。所以我只能反复寻思揣摩，叹息感喟不已。
【点评】
一个人不管是读书从政，或者是做工种田，亦或是经商做学问，都离不开他修身养性程度的高低和掌握的好坏。古往今来，凡能成大事者，无不须具备“内圣”的心法素质。贤者曰：“立身不高一步立，如尘里振衣，泥中濯足，如何超达。”即指为人立身处世，应具备一种高尚明达的心境，否则就好像在尘土里打扫衣服，在泥水里洗濯双脚，又如何能超凡绝俗。“慎独”即是这种境界的最高体现，而只有在自持自制的心性修养中，才能逐步达到这样的境界。自律自制，修身养性，要“每日三省”。宋代理学家程颐说：“君子遇到困难险阻时，一定要思考反省自己是不是有什么错误而导致这种困难的发生。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就纠正它，没有过错就用它来自我勉励，这是修养自身的美德。”曾国藩在个人修养上尤为严格。他讲究“慎独”，行动做事以“诚”为本。他每日静坐，反思己过，几十年如一日。许多成名的人物，也都受过他的思想熏陶。梁启超对曾国藩倾心推崇，称“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毛泽东青年时期，也潜心研究过曾国藩文集，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到了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而蒋介石，对曾国藩更是顸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总而言之，曾国藩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名臣，与其平时的修心养性有很大的关系。这也是他在复杂的官场中能不断得到升迁的缘由。
《刚柔》
【原文】
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人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公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译文】
自古以来的帝王将相，没有一个不是从自强自立做起的。即便是圣贤之人，也各有自立自强的方法，所以才能独立不惧，坚定不移。过去我在京城的时候，好与一些身居要职、名声高远的人闹意见，也是一开始就具有挺然独立、不畏强暴的气概。现在我体会到天地之道，是要刚柔并济，不可偏废。太柔容易萎靡，太刚则容易折断。这里的刚不是暴虐的意思，只是要使弱变强；柔也不是卑弱的意思，只是在强的方面谦退一些罢了。做事为公，应当勉力争取；争名逐利，则应当谦让退却。开创家业，应当奋发进取；守业享成，则应当谦逊平和。出外与人结交应对，应该努力表现；回家与妻儿安享消受，就要谦恭淡然。如果一方面建功立业，外享崇高声名威望；一方面求田问舍，内图奢侈待遇享受，这两者都有盈满的征兆，全无一丝谦虚退让的表示，那么这一切必定不会久长。
【原文】
肝气发时，不惟不和平，并不恐惧，确有此境。不特盛年为然，即余渐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但强自禁制，降伏此心，释氏所谓降龙伏虎。龙即相火也，虎即肝气也。多少英雄豪杰打此两关不过，要在稍稍遏抑，不令过炽。降龙以来养水，伏虎以养火。古圣所谓窒欲，即降龙也；所谓惩忿，即伏虎也。释儒之道不同，而其节制血气，未尝不同，总不使吾之嗜欲戕害吾之躯命而已。
【译文】
每当肝火发作时，不只是不平和，更不恐惧，确实有这样的境况。不仅年轻气盛时是这样，既使我现在逐渐衰老，也经常有怒不可遏的时候。但要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压制自己的怒火，佛教称这为降龙伏虎。龙就是相火，虎就是肝气。许多英雄豪杰都过不了这两关，要领在于稍稍控制自己，不要让肝火过盛。降龙用来养水，伏虎用来养火。古人所说的遏制欲望，就是降龙；所说的警戒忿怒，就是伏虎。佛家与儒家的说法不一样，但节制气血，却没有不同，总是要不让自己的欲望残害自己的躯体。
【原文】
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吾兄弟皆秉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
【译文】
至于“倔强”这两个字，却不能缺少。不论功业还是文章，都必须要有这两个字的精神贯穿其中，否则便会软弱无力，一事无成。孟子所说的至刚，孔子所说的贞固，都是从倔强二字引出的。我们家兄弟都继承母亲很多美德，它的好处也正是在倔强上。如果能够去除愤懑的欲望而休养身体，多些倔强的气息来激励志气，那么就可以进步不止了。
【原文】
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日强制，日强恕，日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斋；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译文】
至于强毅之气，决不能没有。但是强毅和刚愎的区别很大。古话说，能战胜自我就叫强。强制、强恕、强为善，都是战胜自我的意思。如果不习惯早起，就强迫自己天不亮就起床；不习惯庄重恭敬，就强迫自己参加祭祀斋戒；不习惯劳苦，就强迫自己与士兵同甘共苦。能强迫自己勤劳不倦，就是强。不习惯坚持，却能强迫自己坚定地持之以恒，就是毅。除此之外，力求以气势胜人，就是刚愎了。刚毅与刚愎二者有相似之处，但其实质却有天壤之别，不可不察觉，不可不谨慎。
【点评】
人不可无刚，无刚则不能自立，不能自立就不能自强，不能自强也就不能成就一番功业。刚就是使一个人站立起来的东西。刚是一种威仪，一种自信，一种力量，一种不可侵犯的气概。刚就是一个人的骨头。人也不可无柔，无柔则不亲和，不亲和就会陷入孤立，四面楚歌，自我封闭，拒人于千里之外，柔就是使人挺立长久的东西。柔是一种收敛，一种方法，一种春风宜人的光彩。然而，太刚则折，太柔则靡。只有刚柔并济，既刚强又坚韧，方能成就事业。
湘军在和太平天国的军队对峙时，第一次攻陷武汉后，朝廷对曾国藩起了戒备之心。面对这种大祸即将临头的险恶局面，曾国藩立即打了一套漂亮的“太极拳”。他首先用“御”劲退出一部分军权，并裁减四万湘军；又用“封”劲把南京的防务让给旗兵，由他发全饷；用抢来的钱财建筑贡院，提拔江南士人，一下子就封住了朝野的铄金之口。此计一出，果然朝廷上下交口称誉。曾国藩不但没招致祸患，反而更加取得了清廷的信任，赐一等侯爵，双眼花翎。至此，曾国藩荣宠一时。正是因为曾国藩懂得刚柔相济之道，他才躲过一个又一个的祸患，在诡谲险恶的仕途中官运亨通。
纷繁复杂的社会中，我们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又怎么能够不学学“刚柔相济”之道呢？
《明强》
【原文】
三达德之首曰智。智即明也。古豪杰，动称英雄。英即明也。明有二端：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高明者，譬如室中所见有限，登楼则所见远矣，登山则所见更远矣。精明者，譬如至微之物，以显微镜照之，则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矣。
高明由于天分，精明由于学问。吾兄弟忝居大家，天分均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好问若买显微之镜，好学若舂上熟之米。总须心中极明，而后口中可断。能明而断谓之英断，不明而断谓之武断。武断自己之事，为害犹浅；武断他人之事，招怨实深。惟谦退而不肯轻断，最足养福。
【译文】
“智、仁、勇”三项至圣的德行中，排在首位的是“智”。智就是明，古往今来，豪杰志士、才能特出的人都被称为英雄。英也就是明的意思。明有两个方面：一般人只看到近前的事物，我则可见更深远的事物，这叫高明；一般人只看到粗大显眼的东西或者事物明显的一方面，我则可看见细微的东西或者事物细微的方面，这叫精明。这里所说的高明，好比身处一室之中，人们只能看到近处的景物，若登上高楼，看得就远了，如果登上高山，见到的就更远了。而精明，就如极为细微之物，用显微镜照它，会放大一倍、十倍、百倍。又如满是粗糠的糙米，捣两遍就可除去粗糠，捣上三遍四遍，就精细白净到极点了。
人是否高明，取决于天赋资质，而精明则全赖于后天钻研学问的程度。我曾氏兄弟如今侥幸身居高位，我们天赋资质都不算很高明，全靠勤学好问求得精明。好问如同购买了显微镜，可深知极细微方面；好学如同捣春了好几遍的米，可去粗取精。总之，必须心中了如指掌，而后口中说出自己的决断。对事物能了解明白后再做决断，就叫英断。不明所以，稀里糊涂就做决断，就叫武断。武断自己的事，产生的危害还不大；武断他人的事情，招致的怨恨就很深了。只有谦虚退让而不轻易下决断，才足以保住福分。
【原文】
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养家，亦须以明强为本。难禁风浪四字譬还，甚好甚慰。古来豪杰皆以此四字为大忌。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惟数万人困于坚城之下，最易暗销锐气。弟能养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
【译文】
要担当大事，全要在明强两个字上下工夫。《中庸》中的学、问、思、辨、行这五个方面，主要归结为使糊涂的弄明白，使柔弱的变坚强。天下的事，没有志气就不能去做，做事不坚定就不能成功。即使修身养家，也必须以明强为根本。“难禁风浪”四个字说得很好，大慰我心，深合我意。自古豪杰之士都以这四个字为大忌。我祖父教导别人，也说要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所以男儿自立于世，一定要有倔强豪雄的气概。只是几万兵众被困在坚固城池之下，最容易暗中消磨锐气。弟弟你能够保持数万人的刚猛士气，长时间不至于消靡折损，这是你的过人之处，以后更应在此方面下工夫呀。
【原文】
凡国之强，必须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此亦关乎天命，不尽由于人谋。至一身之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集义而慷，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略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译文】
凡是国家强盛的，一定是得到了众多贤臣良相的辅佐；家族兴旺的，一定是出了很多贤良忠孝的子孙。这关系到天道运命，不全出于个人的谋划。至于一个人的强盛，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情形。孟子能够集思广益，使自己慷慨自得，等同于曾子因自我反省而屈伸有度。只有实践曾子、孟子和孔子告诉仲由强胜的道理，自身的强胜才可以保持长久。此外斗智斗力的强盛也很重要，有因为强盛而迅速兴旺的，也有因强盛而彻底惨败的。古时人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等人，他们的智力都卓绝一世，而他们灾祸与失败也异乎寻常。近代人像陆、何、肃、陈也知道自己胆力超群，却都不能保持强盛到最后。所以我们在自己弱的地方，需要自修的地方，求得强盛就好；而在比别人强的地方，谋求更大的强盛就不好了。福气和利益都是身外之物，一个人如果专门在胜人处逞强，那么是否真能强到最后，还不能预料。即使是终身强横乡里安稳度日，这也是有道德的君子们不屑提起的。
【点评】
曾国藩一生刚强，认为古来豪杰以“难禁风浪”四字为大忌。他自述道：“吾家祖父教人，也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曾国藩上承家训，进而总结了自己的经历，认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他甚至“尝自称欲著《挺经》，说他刚毅”。这种倔强的性格，使曾国藩虽屡次踬跌，却依然充满刚毅，勇往直前。
在曾国藩看来，所谓“明”就是要明于事，明于理，明于人，明于己。欲强，必须明；欲柔，同样必须明。否则，虽欲强而不能强到恰当处，虽欲柔亦不能柔到恰当处。一味刚强，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一味柔弱，遇事虑而不决，决而不行，待人则有理不争，争而不力，也是不能成功立业的。以明为基础的倔强，其实就是一种定见，是一种看清问题后坚持到底的决心。曾国藩认为：做官讲求明，对他人不构成威胁或造成伤害，也就不会存在征服与反抗的持久的矛盾。
明强，是曾国藩一生追求的境地。他同时也希望自己身边的人都做明理之人。因为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做到公正无偏，属下弟子才能明理谦恭，官位势力才不至于很快倾颓，自身道德修为才能日渐精进。曾国藩的这种明强之道在生存竞争激烈的今天，也是十分受用的。
《英才》
【原文】
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嫠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则而终无所成。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用也。魏无知论陈平曰：“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无益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
【译文】
即使是良药，如果不对病症，那效果还不如一般的药物；虽然是贤才，但所干之事不适合于他的专长，那么还不如去找平凡人来干。质地坚韧的木梁可以撞开牢固的城门，却不能用来堵住老鼠洞。强壮的水牛不会捕捉老鼠，日行千里的骏马也不能守住家门。价值千金的宝剑用来砍柴，还不如斧头好用。传世数代的宝鼎，用来开垦荒地，还不如普通的木犁。只要是应和当时的情况。普通的东西也会产生神奇的效验。否则认不清锄头、宝剑的特性，干什么都会弄糟。
所以世人不忧虑没有人才，而忧虑使用人才的人不知量才适用。魏无知在议论陈平的时候说：“现在有个年轻人，很有孝德之行，却不懂战争胜负的谋略，您该如何用他呢？”当国家处于战争忧患之时，如果一个人不懂战争胜负谋略，即使有高深的德行也没地方应用。我生平喜欢用忠实可靠的人，如今老迈了，才知道药物虽很多，却也有治不了的病。
【原文】
无兵不足深虑，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出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
【译文】
没有军兵，尚不足焦虑；没有粮饷，也不足以痛哭，只有放眼当世，想求得一个见利不争、义字当头、忠挚耿直的人才，不能够立即找到；或者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却又因为地位卑下，往往因此抑郁不舒，受尽挫折，终至罢官或者死亡。而那些暴虐贪婪善于钻营的人却占据高位而享尽富贵，受人尊重，健康长寿，直至衰老，这是真正令我慨叹无奈的事啊！静观天下大局，这种不平的事情实在难以挽回。而我们所能够勉力去做的，就是尽量重用一些正人君子，培养几个好官，作为（引导大家的）核心力量。
【原文】
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曰：“强勉学问，则闻见博；强勉行道，则德日进。”《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强勉功夫也。今世人皆思见用于世，而乏才用之具。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通，才亦渐立。才识足以济世，何患世莫己知哉？
【译文】
天下没有现成的人才，也没有生来就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人才大多都是努力坚强磨炼出来的。《淮南子》说：“功劳可强迫威逼而使之成就，声名也可在强迫威逼环境中立起来。”董子（董仲舒）说：“努力勤勉地做学问，那么所见所闻就会广博；强韧不拔地寻求真理，那么道德修养就会日益进步。”《中庸》里所说的“别人做一次，自己做一百次，别人做十次，自己做一千次”，就是要勉励自己多下苦功。现在人们都期盼自己能为世所用，但自身却缺乏社会需要的才能谋略。如果真正能从古代典籍中得到验证，再向那些事业有成之士学习，苦苦思索通用于当世的途径方法，并亲身去实践，检验它的成效。一再努力，那么就可通达识见，才能也就逐渐培养起来了。才能见识足以有益社会，还用得着担心世人不知道自己吗？
【点评】
人处于世，免不了要和其他人接触。优秀的人懂得辨识英才，与他们接近，向他们学习，从而提升自己。作为领导者、统帅，识人辨人的能力就显得更为重要。每个人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在一个人身上，往往优点与缺点共存。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在于会用人，发挥他的所长，避免他的所短，这叫做“知人善任。”知人善任作为一种领导艺术，就要本着“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的原则，不因为一个人有些缺点和过失而使人才失之交臂，不要让人觉得怀才不遇，谁能保证自己一生中没有过失呢？所以古人知道用人不求其备，论大功不录小过的道理。
伍子胥就曾对陈惠公说：“用他的长处，避开他的短处，那么，天下的人没有不能用的。”曾国藩统帅湘军，战功卓越，其成功的重要奥秘之一也便是其对人才的重视，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并说：善于审视国运的人，“观贤者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观察军事也应如此。他将人才问题提到了关系国家兴衰的高度，把选拔、培养人才作为挽救晚清王朝统治危机的重要措施。任何领导者要取得成功，都必须善于发现人才，网罗人才，礼待人才，并且大胆使用，因才授职，尽其所长。因此，善于知人用人，是君王将帅能成其大事大业的核心。
《廉矩》
【原文】
翰臣方伯廉正之风，令人钦仰。身后萧索，无以自庇，不特廉吏不可为，亦殊觉善不可为。其生平好学不倦，方欲立言以质后世。弟昨赙之百金，挽以联云：“豫章平寇，桑梓保民，休讶书生立功，皆从廿年积累立德立言而出；翠竹泪斑，苍梧魂返，莫疑命妇死烈，亦犹万古臣子死忠死孝之常。”登高之呼，亦颇有意。位在客卿，虑无应者，徒用累。韩公有言：“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盖自古而叹之也。
【译文】
翰臣方伯廉洁清正的作风，令人钦敬仰慕。但是死后家境萧条败落，无法庇护家人，这使人觉得不仅是清廉的官吏不能学做榜样，甚至善良的事情也没必要做。他一生好学不倦，正打算著书立说流传后世，却不幸去世。我昨天送去百两纹银帮助他办丧事，又做了一副对联悼念他：“豫章平寇，桑梓保民，休讶书生之功，皆从廿年积累立德立言而出；翠竹泪斑，苍梧魂返，莫疑命妇死烈，亦犹万古臣子死忠死孝之常。”我这样站出来大声呼吁，颇有号召众人学习的意思。但我只是处于客卿的位置，估计无人响应，所以只好独自反复感叹不已。韩愈曾经说过：“贤德的人经常无法维持自身生活，无德的人却志得意满，不可一世。”这也是自古以来人们对这种情形的叹息呀！
【原文】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六官经制大备，而以《周礼》名书。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礼、善说辞者，常足以服人而强国。战国以后，以仪文之琐为礼，是叔齐之所讥也。苟卿、张载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近世张尔岐氏作《中庸论》，凌廷堪氏作《复礼论》，亦有以窥见先王之大原。秦蕙田氏辑《五礼通考》，以天文、算学录入为观象授时门；以地理、州郡录人为体国经野门；于著书之义例，则或驳而不精；其于古者经世之礼之无所不该，则未为失也。
【译文】
古代的君子是如何竭尽心力修德养性的，我们是不能看到了；但他们修养身心、管理家庭、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却都秉持礼法。从内部说，舍弃了礼法就谈不上道德；从外部说，舍弃了礼法就无法协理政务。所以六卿之官设置完备，记录典籍以《周礼》做书名。春秋时代，士大夫中通晓礼法、擅长游说辞令的人，常能说服众人，实现自己的主张，因而使国家强盛。但是战国以后，将仪式的华美琐碎当做礼法，是叔齐所讥讽的虚有其表。荀卿、张载小心谨慎地以礼为实务，可称得上知晓根本，喜好古风，不追逐流俗啊！近代张尔岐作《中庸论》、凌廷堪作《复礼论》，也可以从中看到先王教化原貌的佳处。秦蕙田编辑《五礼通考》，把天文、算学录入授时门一类，把地理、州郡录入体国经野门一类。这样做，对于著书的意义和条例来说，就有些繁杂不精，但该书对古代经营世事的礼法则全部具备了，所以也说不上有什么失误。
【原文】
崇俭约以养廉。昔年州县佐杂在省当差，并无薪水银两。今则月支数十金，而犹嫌其少。此所谓不知足也。欲学廉介，必先知足。观于各处难民，遍地饿莩，则吾人之安居衣食，已属至幸，尚何奢望哉？尚敢暴殄哉？不特当廉于取利，并当廉于取名。毋贪保举，毋好虚誉，事事知足，人人守约，则可挽回矣。
【译文】
崇尚节俭可以用来培养廉洁之风。过去，州县的佐官杂员在省城任职办事，国家没有薪水银两。如今，每月可领到数十两银子还嫌给得太少，这就是所谓的不知足呀！要想学习廉洁正直，必须先知足。看到各处的那些难民，遍地都是饿死的人，而我们却衣食无忧、住行不缺，已属万幸了，哪里还有什么奢望呢？哪里还敢任意糟蹋东西呢？不仅应当正当地获得利益，还要正当地赢得名誉。不要贪图向上保举获得功劳，不要贪图虚浮不实的名誉。事事知满足，人人守纪律，那么正当的风气就可挽回了。
【点评】
廉洁是什么？廉洁就是不贪公肥私，正派做人。贪欲过多，是为官者败落的根源。做官的人，应该牢牢记住、遵守这一条规则。然而从古至今，为官者茫如群星，但是为官不贪的却寥寥无几。
曾国藩就是为数不多的廉洁的官员之一。为官不贪是曾国藩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曾国藩的祖父曾对曾国藩的父亲说：“虽然宽一（曾国藩的乳名）点了翰林，但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曾国藩将这番话作为一生的训示，他说：“我从三十岁开始，便以做官发财为耻辱，以官宦公饱私囊、为子孙聚敛财富为耻、为羞。因此我立下誓言。此生决不靠做官发财、为后人敛集财富。神明作证，我绝不食言！”曾国藩一生行事也确乎如此。他初办团练，便标榜“不要钱、不怕死”。虽然在外做了大官，但是他并未给家中寄回太多钱财。正因为他不爱钱，所以他谆谆以“勤俭”二字训诫后代，也孜孜以“勤俭”二字严律自己。他终身自奉寒素，过着清淡的生活。他甚至将每月要用多少两银子限定一个固定的数目，称出来另外封好。本月用完，只准有节余，不准有亏欠。而让曾国藩一生所自傲的是他的确做到并未动用军中财物，没有贪污军中粮饷。
面对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一生，如今的为官者是否该有所思考呢？其实，要廉洁就要首先做到严格要求自己，并能坚持自律形成习惯。
《久战》
【原文】
久战之道，最忌势穷力竭四字。力则指将士精力言之，势则指大局大计及粮饷之接续。贼以坚忍死拒，我亦当以坚忍胜之。惟有休养士气，观衅而动，不必过求速效，徒伤精锐，迨瓜熟蒂落，自可应手奏功也。
【译文】
打持久战，最忌讳“势穷力竭”这四个字。力，是指将士的精力而言；势，是指战略大局，全盘作战计划及粮饷的供应补充。敌人以坚忍的决心拼命抵抗，我也要以坚忍的精神抗衡，直到最终取胜。这时只有休养士气，相机而动，不必急于追求胜利而白白消耗精锐的士气。等到时机成熟，就如瓜熟蒂落一样，自然可以一出击便歼灭敌人。
【原文】
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战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营中诫诸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
【译文】
凡是和敌人相持日久，最要戒备的是散漫地打仗。士兵们会因散漫作战而不在意，不在意就会懈怠、不认真。敌人因为散漫作战而更狡猾，狡猾就会变得机巧。用我军的疲累懈怠去和敌军的诡诈机巧作战，终不免有受害的一天。所以我曾经在军营中训诫各位将士说：“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也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计划。”
【原文】
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国藩于此数语，常常体念。大约用兵无他巧妙，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惟苟营之拔逼阳，气已竭而复振；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毙。此善于用气者也。
【译文】
打仗，靠的就是勇气。第一次击鼓进攻时，兵将的士气最旺盛，第二次进攻，士气就开始减弱，等到第三次进攻，士气几乎就完全衰竭了。这是古人用兵经验，我对这几句话，经常思索琢磨。大概用兵并无其他奥妙，经常保持锐气不使其用尽就可以了吧！孙权攻打合肥，受挫于张辽；诸葛亮攻打陈仓，败在郝昭手下，这都是因为起初士兵士气太盛，攻打不下就逐渐士气衰竭的缘故。荀营攻打逼阳国，本来士气已经衰竭，但是后来又振作起来；陆抗攻打西陵的时候，料想到不能很快攻下这座城池，所以他养精蓄锐，保持士气，先准备好外援，就在城外守着，等城内无法困守自动投降。这就叫做善于运用士气。
【点评】
久攻不下的时候，最能体现一个将帅的智谋。曾国藩针对持久战的主要战术为“防是主”、“攻是客”、“以守代攻”、“以逸待劳”、“以静制动”。曾国藩认为既然进不能攻，那就要安心退守。退守之时，重要的是先稳定军心，修养士气，伺机而动，又不能让士兵萎靡不振，所以勤练不惰，并且要振作兵士的胆气。他曾援引陆抗久战告捷的例子，来说明持久战时，困守敌方的策略。陆抗攻打西陵的时候，料想到不能很快攻下这座城池，所以他养精蓄锐，保持士气，先准备好外援，就在城外守着，等待城内无法困守自动投降。但曾国藩认为，守是为了攻，当时机成熟时，就不要顾忌，果断出兵。
曾国藩的湘军和太平军的战争前后一共持续了十年之久，1864年6月3日洪秀全病逝，太平天国内部分崩离析，士气衰竭。曾国藩就在城外养精蓄锐，待到7月19日一举攻下天京城。在曾国藩的湘军和太平军对峙初期，太平军实力强大，二者势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曾国藩能够在这场持久战中取得最后的胜利，不能不说与他的“久战”之道有莫大的关系。
《勤敬》
【原文】
为治首务爱民，爱民必先察吏，察吏要在知人，知人必慎于听言。魏叔子以孟子所言“仁术”，术字最有道理。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即“术”字之的解也。又言蹈道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观人当就行事上勘察，不在虚声与言论；当以精己识为先，访人言为后。
【译文】
治理政务，首要的在于爱民，爱护人民必须先督察官吏，督察官吏的要点在于知道他的为人，而知人必须谨慎地听取言论。魏叔子认为孟子所说的“仁术”中，“术”字最有道理。喜爱一个人也能知晓他的短处，厌恶一个人也可以看见他的长处，就是“术”字的意思。又说遵行大道、顺应时势的就是君子；违反大道的就是小人。观察一个人应当从他具体的行为上去勘察，而不在于虚假的名声和浮夸的言论。应当先提高自己的观察识见能力，然后再去访察别人的言论。
【原文】
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勤、大、谦。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与，谦若汉文之不胜，而勤谦二字，尤为彻始彻终，须臾不可离之道。勤所以儆惰也，谦所以儆傲也，能勤且谦，则大字在其中矣。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谦字，吾将守此二字以终身，倘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者乎！
【译文】
古人修身治人的方法，不外乎“勤于政事、胸怀广大、谦虚谨慎”这几点。勤能像周文王那样勤于政务而没有闲暇；大就像舜、禹两位帝王的功业伟大而不可代替；谦就像汉文帝的自以为不可胜任。而勤于政事、谦虚谨慎两点，更要从始至终地贯彻到底，一刻也不能背离。勤于政事可以使懒惰的习气警醒，谦和谨慎的态度可以警惕骄傲情绪滋生。能够勤劳、谦和，那么胸怀宽广自然就在其中了。古往今来的圣贤豪杰，哪怕是奸雄，只要想自立于世，不外乎也是一个“勤”字。能够通晓千古之真理大道的士人，不外乎一个“谦”字。我将终身遵守这两个字来行事，就可以说是“早晨听到了人间至理真谛，晚上死了也值得了”。
【原文】
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而惯常之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当责以庸之道，且当怜其有所激而矫之之苦衷也。
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思遁入眼闭箱子之中，昂然甘寝，万事不视，或比今日人世差觉快乐。乃焦灼愈甚，公事愈烦，而长夜快乐之期杳无音信。且又晋阶端揆，责任愈重，指摘愈多。人以极品为荣，吾今实以为苦懊之境。然时势所处，万不能置事身外，亦惟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而已。
【译文】
我踏入仕途已有好些年了，已经看够了京城的风气。那些达官贵人、权贵显要们，特意表现出从容宽宠的气派来提高自己的声望，对下属姑息纵容，一团和气，这种现象我早就知道并且很熟悉了。但是我多年养成的惯常禀性，不仅没因此磨平，反而越发变得慷慨激烈。我想惩治迂腐肮脏的这一类现象，想改变这个社会三四十年来形成的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的坏风气。不过，矫正偏差难免超过应有的限度，有时更不免出现意气用事的偏激，因此经常招致深重的怨恨，被一些人讥讽而自取其咎。然而，真正有道德的君子本来不应责备他人没恪守中庸之道，并且还应该同情体谅他被激发而起来纠正恶俗的苦衷啊！
许多事都很难办，焦灼万分的时候，也不是不想干脆眼一闭，睡到棺材里算了。舒舒服服地休息，什么事也不用看也不用管，也许比今日活在人世间更快活。于是焦虑越来越重，公事越来越繁乱，而快乐死期却杳无音信。而我又晋升为大学士，责任更重，被人指责评议的地方也就越多。他人都以官至极品为荣耀，我现在实在是把它当做痛苦、烦懊的处境，但处在这种形势之下，又万万不能置身事外。我也只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罢了。
【点评】
为政应当勤敬，当官也应当勤敬。古来成大事者，都以事业为重。诚惶诚恐地使用自己的权力，尽职尽责，兢兢业业，如履薄冰。中国这种谨慎勤敬古已有之，后世亦未断绝。“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历来成为官员勤政爱民的典范。而“清代帝王多勤敬”，堪称一绝。康熙帝从政六十余年，夜分而起，未明求衣；彻曙听政，日哺而食；数十年间，极少间断。这是康熙帝勤于政事的突出表现。康熙帝于每日清晨至乾清门，听部院各衙门官员面奏政事，与大学士等集议处理，这就是衙门听政之制。而康熙帝对自己的要求则是务在精勤，有始有终。在他执政的前几十年问，“夙兴夜寐，有奏即答，或有紧要事，辄秉烛裁决”。即使到了晚年，右手因病不能写字，仍用左手执笔批旨，而决不假手他人。他在临终前留下的遗诏中说：“自御极以来，虽不敢自谓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上拟三代明圣之主，而欲致海宇升平，人民乐业，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这并非过誉之词。康熙帝的勤于政务，以身作则，为“康乾盛世”的出现奠定了重要基础。
曾国藩早年做京官的时候，对于清廷内忧外患纷陈迭至的根源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勤敬之于政务，首要的是治民；而治民的第一要义是爱民。曾国藩从中寓悟到，必须经历一个自上而下的大改革，才能使江河日下的清王朝振作起来，以恢复到康乾时代的太平盛世。改革的切入点应是整顿吏治，改变全国官场风气，以应时变。
为此，他先后上呈《应诏陈言疏》、《备陈民间疾苦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痛陈对统治危机的忧虑，阐述吏治弊病的极度严重，尖锐地指出：现在官场“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京官办事的通病有两种：退缩与琐屑。
曾国藩认为，理想而又称职的政治家应具有以下品格：一是责任。就责任方面而言：无论为人君，为督抚，为州县之官，均负领导社会，转移风气，培养人才之责任，这在曾国藩的“应诏陈言疏”中固可知之，于其所作之“原才篇”中更可知之。他尝致官文书云：“弟与阁下均居崇高之地，总以维持风气为先务。”亦足见曾国藩理想中之政治家当负有维持风气之责任。
二是道德。就道德方面而言：欲领导社会，转移风气，必当律己以严，以身作则。此于曾国藩之《应诏陈言疏》中既可知之，于其所作之《原才篇》中更可知之，其复李希庵函云：“今天下大乱，人人皆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而问者焉。吾辈当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共约同志者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耳！”足见曾国藩理想中的政治家应当具备律己以严的道德。
三是才具。就才具方面而言：既抱淑世之心，当有用世之具。“才须学，学须识”，曾国藩既称述武侯之言，“取人为善，与人为善”，曾国藩复乐道孟子之语。盖舍多学而识，无以成其才；舍集民广益，无以长其智。既无用世之才具，空抱救世之热忱，于事终无所济。曾国藩生平虽好以德取人，亦兼顾才识。如复左宗棠函云：“尊论人才惟好利没干两种不可用，鄙意好利中尚有偏裨之才，惟没干者，决当摒斥。”而《原才篇》亦云：“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故曾国藩理想中之政治家当有用世之才具。
四是态度。就态度方面而言：于曾国藩所谓“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已可知其大概。盖自古官箴，为清慎勤；曾国藩亦尝以此自勉，并曾作三字箴。其清字箴曰：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箴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已。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力求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曾国藩的勤敬精神在他治军方面有深刻的体现。他十分重视湘军的纪律教育，力争以湘军形象改变老百姓心目中“兵不如匪”的看法。他说：“担心民心一旦失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堵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自四月以后，间令塔将传唤营官，一同操演，亦不过令弁委前来，听我教语。国藩之为此，盖欲感动一二，希望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目的在于，要在精神上唤起兵勇的自觉意识，以对抗太平军。
曾国藩苦口婆心，开诚布公，劝导士兵严守纪律，爱护百姓。他对湘军日夜课程的七条规定，就是要突出一个“勤”字，使士兵在营中无论日夜都有一定课程可做，严格遵守点名、演操、站墙子、巡更、放哨等营规。他对于治军中“勤”字的理解是“治军以勤字为先，实阅历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起早，而临敌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习劳，而临敌忽能习劳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敌忽能忍饥耐寒者。”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又提到，“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只有在平日里保持高度的紧张，才能有备无患，战时镇定自若。曾国藩在湘军操练上，严格要求，从不间断，在循序渐进的基础上达到熟练掌握技艺的程度。从而训练出一支精强的军队。
《诡道》
【原文】
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尝望其成立，望其发达，则人之恩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懔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蛮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
【译文】
带兵的方法，用恩情不如用仁义，用威严不如用礼遇。“仁”的意思就是：“要想自己立身成事，先让别人立身成事；要想自己达到目的，先要达到别人的目的。对待士兵要用对待自家子弟一样的心情，希望他能够成就事业，希望他兴旺发达。那么人们自然会感恩于你。”“礼”的意思，指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待，不管年龄大小，不分位置上下，不能怠慢侮辱别人，要安适平和而不能骄傲自大。端正衣冠，目光庄严肃穆，使人看见就生敬畏之心，觉得你威严持重不猛烈。做事要非常敬业，待人要端庄，于无形无声之中显出凛然不可冒犯的气势。那么，别人自然就能尊重你的威仪了。如果遵照了这两个方面，即使是到蛮夷落后的邦国也行得通，又有什么样的兵士不能管理呢？
【原文】
兵者，阴事也，哀戚之意，如临亲丧，肃敬之心，如承大祭，庶为近之。今以羊牛犬豕而就屠烹，见其悲啼于割剥之顷，宛转于刀俎之间，仁者将有所不忍，况以人命为浪博轻掷之物。无论其败丧也，即使幸胜，而死伤相望，断头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日陈吾前，哀矜不遑，喜于何有？故军中不宜有欢欣之象，有欢欣之象者，无论或为悦，或为骄盈，终归于败而已矣。田单之在即墨，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黄金横带，而骋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鲁仲连策其必不胜，兵事之宜惨戚，不宜欢欣，亦明矣。
【译文】
用兵，是很冷酷的事。有哀痛悲愤之意，如同面临失去亲人的场面；肃穆庄敬之心，如同身处祭奠仪式，这样才可以讲用兵。如今杀猪狗牛羊之际，见它们嚎叫啼哭在刀割之时，痛苦挣扎于斧案之间，仁慈的人就不忍心看，何况眼见以人命来相搏杀的争战之事呢。先不说战争失败的情形，即使幸运地获胜，看见战场上死的死伤的伤，到处是断头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的场面，哀痛悲切还来不及，哪里会觉得高兴欢喜呢？所以在军队中不应有欢欣喜乐的情形。有欢心喜悦情绪的，不论是高兴还是骄傲轻敌，终归在战争中失败。田单在守即墨的时候，将军有赴死的心思，士兵没有生还的念头，这是能打败燕军的根本原因啊！等到进攻狄戎时，士兵们披着金甲玉带，驰骋在淄渑之间的土地上，有求生的乐趣，没有赴死的心思，鲁仲连认定他一定打不赢，果然言中。用兵打仗的事应当有凄惨的准备，不应有欢欣的妄想，这才是明智的。
【原文】
练兵如八股家之揣摩，只要有百篇烂熟之文，则布局立意，常有熟径可寻，而腔调亦左右逢源。凡读文太多，而实无心得者，必不能文者也。用兵亦宜有简练之营，有纯熟之将领，阵法不可贪多而无实。此时自治毫无把握，遽求成效，则气浮而乏，内心不可不察。进兵须由自己作主，不可因他人之言而受其牵制。非特进兵为然，即寻常出队开仗亦不可受人牵制。应战时，虽他营不愿而我营亦必接战；不应战时，虽他营催促，我亦且持重不进。若彼此皆牵率出队，视用兵为应酬之文，则不复能出奇制胜矣。
【译文】
练兵就如同作八股文，只要心中有百篇背得烂熟的文章，那么文章的结构布局、立意主题之法，就常有熟路可寻，行文腔调也会左右逢源。凡是那些读书太多，实际上却潦草浮泛没有心得体会的人，一定不会写文章。用兵也应该有简达易练的营垒、兵法纯熟有谋略的将领，学习阵法也不可贪多而不切实际。这时，自己想控制全局是毫无把握的，如果立即追求成效，就会虚火上浮而身体困乏，弟心中不可不明白这一点。我们常说进兵必须由自己作主，不能因为他人的言论而受到牵制。不仅进兵是这样，即便寻常出兵开仗也不能受人牵制。应该开战的时候，即使别的营垒不愿出战，我的营垒也必须接战开火；不应该作战的时候，即使别的营垒一再催促，我也要坚持不进兵。如果彼此都牵制关联，勉强出兵，把用兵看作写应酬的文章，那么就再也不能出奇制胜了。
【点评】
《老子》云：“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仍无敌，执无兵。”大意是说，我不敢先发动进攻，而是采取守势；不敢冒进一寸，而要后退一尺。老子的这一思想对曾国藩影响很大，成为他攻防战守的主要理论基础。曾国藩一生用兵的战略战术核心思想就是要以退为进，不轻易出击，保存实力，后发制人。
他还认为：“行军本非余之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大直。”“平”、“直”二字，可以说概括了曾国藩战术的特点。但是，平直不等于用兵呆拙。曾国藩在极主稳慎的同时，也很注意机动灵活。讲求变化多端。
关于稳慎与灵活的关系，曾国藩在一副箴弟联中说得很明白：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又要简捷。稳慎与变化，有先后之序；精到与简捷，须同时并求；这就是曾国藩的战略原则的总的要求。
曾国藩还认为，打仗就是一件很凄惨的事情，士兵们应该有凄惨的准备，不应有欢欣的妄想。如果士气浮躁，应敌时势必会军心涣散。所谓哀兵必胜，与此也有同理。
曾国藩一生潜心钻研前人的兵法，将其运用到湘军中，开始时虽屡战屡败，但仍不断总结，始终坚持。最后终于歼灭太平军，为摇摇欲坠的清政府赢得了几十年的安定局面。
《廪实》
【原文】
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大抵军政吏治，非财用充足，竟无从下手处。自王介甫以言利为正人所诟病，后之君子例避理财之名，以不言有无，不言多寡为高。实则补救时艰，断非贫穷坐困所能为力。叶水心尝谓，仁人君子不应置理财于不讲，良为通论。
【译文】
勤劳节俭，保持自己的操守，习惯劳苦，能够置身于优裕的环境，也能够置身于节俭的环境中，这才是君子啊。我做官二十年，一丝一毫也不敢沾染官宦的奢侈习气。日常的饮食起居，都还谨守着贫寒朴素的家风，极为俭朴也可以，约略丰厚也可以，但是太丰厚就不敢领受了。凡是做官的人家，由俭朴到奢侈很容易，可是由奢侈恢复到俭朴可就难了。你年纪还小，千万不能贪恋奢侈，不能养成懒惰的习气。无论是资丰财厚的大家族还是勤劳俭朴的小家庭，不管是士子、农民、雇工还是商人，只要是勤俭节约的，没有不兴旺的；只要是骄奢倦怠的，没有不破败的。
大抵治军、治国方面，没有充足的财力物资，就无从下手。自从王安石（字介甫）因谈论利益而被正人君子评论批驳后，后世的君子们就都避开理财的问题，以从不说有无钱财和财力多寡为清高。实际上到了补救国力、扭转时世的时候，断断不是贫穷困苦能解决问题的。叶适（号水心）曾说：仁人君子不应当不讲理财问题。这真是个很好的说法。
【原文】
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如必推敝处主持，亦不敢辞。祸福置之度外，但以不知夷情为大虑。沪上若有深悉洋情而又不过软媚者，请邀之来皖一行。
以正理言之，即孔子忠敬以行蛮貊之道。以阴机言之，即句践卑辱以骄吴人之法，闻前此沪上兵勇多为洋人所侮慢，自阁下带湘淮各勇到防，从无受侮之事。孔子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我苟整齐严肃，百度修明，渠亦自不至无端欺凌。既不被欺凌，则处处谦逊，自无后患。柔远之道在是，自强之道亦在是。
【译文】
洋务问题本来很难处置，但它的本质，也不外乎孔夫子所说的“忠、信、笃、敬”四个字。笃，就是质厚；敬，就是谦慎；信，就是不说假话。然而，这几个字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是极难的事。我们应当从这几个字下手，今天说定的话，明天不能因小的利害关系就改变。如果一定要推举我主持洋务，我也不敢推辞。我可以将祸福置之度外，但是因为不了解外国的情形而深感忧虑。上海那里如果有很懂洋务、了解洋情而又淳厚正直的人，可请他到安徽来。
从正理上说，我们以孔子的忠敬来与洋人打交道；从机变谋划来讲，我们可以采用勾践自辱其身以使吴王骄傲的方式，来对付洋人。听说前些日子，上海的兵勇大多都被洋人侮辱轻慢。而自从你带湘淮各处兵勇防卫以来，还从没有受辱的事。孔子说：“能够自治的国家，没有人敢侮辱。”如果我们整齐队伍严肃法纪，各种事宜都处理妥当，自然不会无端受欺。既然不被欺凌，就要处处谦逊，这样自然就没有后患了。以柔和之道谋发展是这样，自强的路也是这样。
【原文】
第就各省海口论之，则外洋之通商，正与内地之盐务相同。通商系以海外之土产，行销于中华。盐务亦以海滨之场产，行销于口岸。通商始于广东，由闽、浙而江苏、而山东，以达于天津。盐务亦起于广东，由闽、浙而江苏、而山东，以达于天津；吾以“耕战”二字为国，泰西诸洋以“商战”二字为国，用兵之时，则重敛众商之费；无事之时，则曲顺众商之情。众商之所请，其国主无不应允。其公使代请于中国，必允而后已。众商请开三子口，不特便于洋商，并取其便于华商者。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
【译文】
就拿各省的出海口来说，我认为和外洋通商，正和内地的盐务相同。通商就是以海外的土特产，在中华大地上售卖。盐务也是以各海滨的物产，行销到各个口岸。和国外通商由广东开始，由福建、浙江到江苏，再到山东，最后到天津。盐务也是兴起于广东，由福建、浙江到江苏，经过山东，最后到达天津。我们国家以“耕战”两个字为立国之本，泰西各国以“商战”两个字为立国之本。需要动用军队时，就狠狠地收取商人的税费；和平无事时，就照顾随顺众商人的要求。只要众商人所请求的，国王没有不应允的。他们的公使代表商人向中国提请的事务，一定要听到应允方才罢休。众商请求开放三个港口，不但便利洋商，也便利华商。中国和外国商贸交易，就是互通有无，所以购买实用的外洋器具物品，更是名正言顺。
【点评】
太平天国期间，清延财穷力竭，不能发放军饷，督抚将领就地筹饷，不再受户部控制，也不能按原来的刻板则例报销。同时，收支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财政制度陷于混乱。督抚掌握地方财政，自行分配，户部连各省收支项目和总数都不清楚，更不可能进行财政的统筹和监督。曾国藩作为一个有见识的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自然是洞若观火。古语有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而要使国富民强，百姓知礼节晓荣辱，应该廪实为要，勤俭为本，商贸为道。曾国藩“廪实”的理财之道，自然是从俭字入手。他深知“每粒米来之不易”的古训，告诫人们，须知“一文钱摔倒英雄汉，半碗粥扶起乞丐王”的道理，因此，在理财问题上，大手大脚最是要不得的，既不利于人的德性修养，又不利于财物的积累。
西方列强用枪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迫中国开放通商口岸。曾国藩认为开放通商口岸，可以互通有无，这于中国也有益处。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但是当时形势如此，曾国藩只好提倡对外处处谦让，以和为贵，借用道家中以柔克刚的法子，以勾践自辱其身而让吴王骄傲的法子来对付外洋。对内，自己军队修明法度，严整规矩，善于自治，外洋自然不敢轻易触犯。内修外柔，这样就杜绝了受辱的后患。
《忠疑》
【原文】
盖君子之立身，在其所处。诚内度方寸，靡所于疚，则仰对昭昭，俯视伦物，宽不怍，故冶长无隗于其师，孟博不惭于其母，彼诚有以自伸于内耳。足下朴诚淳信，守己无求，无亡之灾，翩其相戾，顾衾对影，何悔何嫌。正宜益懋醇修，未可因是而增疑虑，稍渝素衷也。国藩滥竽此间，卒亦非善。肮脏之习，本不达于时趋，而逡循之修，亦难跻于先进。独是娟守介介，期不深负知己之望，所知惟此之兢兢耳。
【译文】
一般说来，君子讲求的立身之道，在于他所处的环境地位的和谐。如果他确实做到反省内心时，毫无愧疚之处，那么他仰望日月青天，俯视大地万物时，就会心胸广阔，无所畏惧，更不会感到羞惭。所以，公冶长不愧对他的老师孔子，东汉范滂也没有辱没母亲的教诲，他们都有内心足以自信的东西。您这个人，纯朴诚实，淳厚守信，恪守本分，无求于人，可是意外的灾祸却连连降临。夜晚对影沉思，内心充满了悔恨和不满。这种时预正应该加深功力，提高修养，发扬美德，不能因此而滋生疑虑，哪怕是稍微改变平时一贯的信念。我在这里滥竽充数，结果也不太好。我恶劣的习性本来就跟不上眼前的形势，而我修行弛缓，也难跻身高明者之列。只有一件，那就是恪守自己独立正直的原则，希望能够不太辜负知己朋友对我的期望。我所追求的也只是小心谨慎地做到这些而已。
【原文】
持矫揉之说者，譬杞柳以为栖椿，不知性命，必致戕贼仁义，是理以逆施而不顺矣。高虚无主见者，若浮萍遇于江湖，空谈性命，不复求诸形色，是理以豕恍不须矣。惟察之以精，私意不自蔽，私欲不自挠，惺惺常存，斯随时见其顺焉。守之以一，以不贰自惕，以不已自循，栗栗惟惧，斯终身无不须焉。此圣人尽性立命之极，亦即中人复性命之功也夫！
【译文】
主张矫揉造作说法的人，就好像把杞柳树当作用它的枝条编结成的杯盘一样。不知道本性天命的道理，必然会残害仁义，使道理颠倒而不顺畅。只是高谈玄虚空论，自己却没有见识和主意的人，就好像浮萍漂泊在江河湖海中。只是浮泛地论述本性、天命的学问，却不探求事物外在的形状和内在的神色，这种学问实际上是模糊不清、不够通顺的。只有体察精细微妙，不隐蔽自己的意图，不屈挠自己的欲望，清醒与机智常存心底，这样的人才会随时都行事顺利。坚守专一的原则，警戒自己要忠贞不贰，并遵循前进不停息的规律，兢兢业业地做事情，惟恐自己有什么失误之处，这样去做，终生才会没有不顺利的事。这也是圣贤之人用以发挥本性安身立命的最高境界，也是一般人恢复天性、立身处世的有效法则。
【原文】
阅王夫之所注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易·系辞》“尺蠖之屈”八句，尽性也；“过此以往”四句，知命也。农夫之服田力穑，勤者有秋，散惰者歉收，性也；为稼汤世，终归礁烂，命也。爱人、治人、礼人，性也；爱之而不亲，治之而不治，礼之而不答，命也。圣人之不可及处，在尽性以至于命。尽性犹下学之事，至于命则上达矣。当尽性之时，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验或有应有不应，圣人于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着力若不着力，此中消息最难体验。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
【译文】
我阅读王夫之所注解的张载的《正蒙》篇，对于尽性知命的要旨略有领会。对自己所能知道、能改变的事，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就是性。对自己不可知、无法改变的事，听凭上天的安排，就是命。《易·系辞》上“尺蠖之屈”这八句，讲的就是尽性；“过此以往”四句，讲的就是知命。农夫耕田地、种庄稼，勤劳的有好收成，懒惰的就欠收，这就是性。在商汤大旱之年种庄稼，无论怎么勤劳，庄稼终归是焦枯绝收，这就是命。喜爱别人，教化别人，礼遇别人，是性。喜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自己；教化别人，别人却不遵从实践；礼遇别人，别人却不回应报答，这就是命。圣贤之人不可企及的地方，就在于尽性而知命，尽性还属于平常人可办到的范围，知命就非常难了。当尽性的时候，努力已达到十分，而效验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圣人对这种情况非常平静淡泊。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好像用力，又好像没有用力，这其中的分寸最难把握体验。如果对于“性”应当尽力之事，百倍努力以求其成功，而对于听天由命的事，则应以淡泊为原则，这样差不多就接近大道了。
【点评】
恪守独立正直的原则，积极进取而又顺守天命，在心底常存一份清醒与机智，这是一个人成功的秘诀。
曾国藩攻克太平天国以后，由于“功高震主”，清政府的矛盾中心就从太平军转移到湘军头上，消灭了太平军，湘军就成为清廷的心腹大患。此时，摆在曾国藩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另立新朝，与清政府对着干；二是裁军。曾国藩想了几天，反复权衡利弊得失后，决定裁军。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现在曾国藩的坚实后盾——湘军被裁，个人势力大为削弱，对清廷的威胁不足以使皇室害怕。所以曾国藩又重新受到朝廷信赖，得以延续他晚年的安定生活。曾国藩这样的做法就是在危险到来之前，采取主动的做法，表明自己的一片忠心，从而消释清廷对他的怀疑。遵循古圣先贤的教导，尽性知命，尽自己的可能表明忠心，不过分妄求，时时谨慎，步步小心。正是凭着这样的做法，曾国藩才将可能的危险降至最低程度，让自己在仕途这条险路上平安无险。
《峻法》
【原文】
世风既薄，人人各挟不靖之志，平居造作谣言，幸四方有事而欲为乱，稍待之以宽仁，愈嚣然自肆，白昼劫掠都市，视官长蔑如也。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壹意残忍，冀回颓风于万一。书生岂解好杀，要以时势所迫，非是则无以锄强暴而安我孱弱之民。牧马者，去其害马者而已；牧羊者，去其扰群者而已。牧民之道，何独不然。
【译文】
当世风气渐渐不淳厚，人人各怀不安分的心思，平日里造谣惑众，希望天下大乱好趁机作恶为害。稍稍对待他们宽容仁慈一些，他们就更加嚣张放肆，光天化日之下在市集抢掠财物，将官府君长视同无物。如果不用严刑峻法惩治他们，那些宵小鼠辈就会纷纷涌起，等将来酿成大乱就无法收拾了。因此我才注重采用残酷的手段，希望起到些微小的作用，以挽救颓废败坏的社会风气。读书人哪里会喜好杀戮，实在是被眼下的形势所逼迫。如果不这样，就没办法铲除强横暴虐之徒，安抚我们软弱和平的民众。放牧马群的人，去掉害群之马就可以了；放牧羊群的人，去掉扰乱群羊的坏羊就行了。治理民众的道理，为什么独独不是这样呢？
【原文】
医者之治瘠痈，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赢兵，盖亦当之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弛，殆不知所底止。立法不难，行法为难。凡立一法，总须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
【译文】
医生治疗瘦弱的病人身上的痈疮时，如果病情严重，也必定要剜除他身上的腐肉，以便长出新肉。现在军中品行恶劣、身体孱弱的士兵，也应该被淘汰精简掉，就好比剜去病人身上腐烂的肌肉一样。然后再对兵士严加训练，以便生成新的、更有战斗力的队伍。如果不按照上述两种办法整顿军队，那么军队武力的废弛，不知要到何时才会停止。立法并非难事，难在依法办事。每制定一项法令，都要实实在在地施行它，并持之以恒，长久坚持下去。
【原文】
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期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一则不与争功，遇有胜仗，以全功归之，遇有保案，以优奖笼之。应严者：一则礼文疏淡，往还宜稀，书牍宜简，话不可多，情不可密；一则剖明是非，凡渠部弁勇有与官姓争讼，而适在吾辈辖境，及来诉告者，必当剖决曲直，毫不假借，请其严加惩治。应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强兵，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
【译文】
用谨严精微的态度，去做树立威严的职事，务求达到让犯法而被处死的人没有怨恨，活着的人也知道警戒自己，这样我们的内心才能得到安宁。对待属下的方法，有两个方面应该宽，两个方面应该严。应该宽的：一是使用银钱之事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钱财充裕的时候，要挥金如土，一掷数十百万；当穷困窘迫的时候，也要慷慨解囊，分利于人，而自甘困苦。二是不与人争功，遇到打了胜仗，要将功劳全部归之于别人；遇到有保举的事情，就通过保举优奖笼络亲近他人。应该严的：一是礼节文书要疏远淡泊，来往要稀少，书信要简单明了，话不要太多，感情不要过于密切。二是要剖析讲明是非对错，凡是他部下将士与官宦百姓争斗诉讼的，又恰在我们管辖范围之内，又有来诉苦告状的人，一定要弄清原委曲直，毫不假借包容，请他严加惩治。应放宽的是利益和名声，应严格的是礼法和义气。如果四方面都顾及全了，而手下又有强兵，就没有不能相处的悍将了。
【点评】
晚清时期，中国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清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曾国藩认为，要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保国安民，制夷图强，就必须崇奉礼义，注重法制，要以峻法治理天下。法，律也，范也，乃指人们社会活动的行为准则。峻法，即指法律的严厉，法律的威严。
曾国藩虽主张“治国以礼为本”，强调肇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以礼自治”和“以礼治人”，把礼看做统治权术不可须臾离开的法宝，但他又认为，要天下真正大治，也离不开法制。为此，他极力赞赏周敦颐的法制观：“圣人之法天，以政养民，肃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动情性，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论焉。故得刑以治情伪微暖。”他甚至将唐虞以后的五刑称做为“不易之典”。
他还主张立法执法必须严肃认真，认为立法是必要的，立了法就一定要认真执行。他说，凡立一法，出一令，期在必行；若待而不行，尔后更改，则不如不轻议法令为好。他强调执法必须从严，但并非漫无条律，而是要“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期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
以上这些主张于今天仍然有强的借鉴意义。
《外王》
【原文】
逆夷据地求和，深堪发指。卧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时事如此，忧患方深。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临难有不屈挠之节，临财有不沾染之廉，此威信也。《周易》立家之道，尚以有孚之威归反诸身，况立威于外域，求孚于异族，而可不反诸己哉！斯二者似迂远而不切合事情，实则质直而消患于无形。
【译文】
外国人占领了我国的土地，却要求停战议和，这实在令人愤慨不已。古人曾经说过，自己睡觉的床边，怎么能容忍他人自在鼾睡？现在国家不幸艰难到这种地步，实在令人非常忧虑和担心。要想改变这种局面，让外国人对我们敬畏臣服，我们国家就必须自立自强。装模做样或者虚张声势都没什么作用。面对危难有不屈不挠的顽强气节，面对财物有不贪不恋的清廉操守，是树立威信的根本。《周易》中谈到一个家庭自立于社会，尚且需要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具备令人信服的威望。更何况现在是我们国家在外国人面前树立威望，要求被他国人信服，我们怎么能够不从自己做起呢？这威望和信服两点，初一听似乎让人觉得迂阔遥远而不切合实际，但其实却是简单而明确的，它可以在无形中消除许多祸患。
【原文】
凡恃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译文】
凡是拿自己有而他人没有的东西向别人夸耀，都是人世间的常情。面对经常见到的东西就会忽视，面对极少见的东西就会震惊，这也是世间常情。轮船速度的飞快，洋炮射程的遥远，对于英、法两国来说是夸耀他们自己独特拥有的东西，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却因非常罕见而感到吃惊。如果能购买轮船大炮为我们所有，那么中国人就会因为它常见而不觉得惊讶，英、法两国也就渐渐失去他们所倚仗的优势了。等轮船大炮买回来之后，招募精思灵巧之才人，智慧奇巧的工匠，开始演练熟悉，然后尝试制造。不出一二年，轮船大炮肯定会成为中外官民通行的必需工具，同时还可剿除太平军，为巩固国家长远战略服务。
【原文】
师夷之智，意在明靖内奸，暗御外侮也。列强乃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师其智，购其轮船机器，不重在剿办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粤中猖獗，良可愤叹。夷情有损于国体，有得轮船机器，仍可驯服，则此方生灵，免遭涂炭耳。有成此物，则显以宣中国之人心，即隐以折彼族之异谋。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
【译文】
我们学习洋人的智能技术，表面上是为了平定内乱，剿除奸徒，实际上还可以抵御列强的欺侮。列强是我国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强敌。学习他们的才智，购买他们的轮船机器，重点不是为了剿办太平天国，而是为了陆续购买，为我们国家所有。广东一带，洋人猖獗，实在令人可恨可叹。洋人放肆的这种情况实在有损我国家威严。有了轮船机器，就可利用来驯服他们。那么我们的老百姓就可以免遭劫难了。有了这些现成的机器，从表面上看，可以稳定国内人心力量；从根本上讲，也可以抵挡破坏列强侵略我们的阴谋。各地都应该仿效推广，以此作为我们中国自强的根本。
【点评】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时代。这个时期，西方列强已经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一日千里。而中国，因为闭关锁国，还在做天朝上国的关梦，丝毫不知即将而至的威胁。曾国藩一直以中国传统思想来教导自己，未始没有这种天朝臣子的优越感。但是两次鸦片战争粉碎了他的美梦，轰开了他的头脑。曾国藩开始看到西方的器物之强，反思中国的不足。
在这时，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面对日益落后的清王朝，提出“师夷之长技”，目的就是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反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曾国藩早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计求经世致用。在当时国家内忧外患困扰的情况下，曾国藩接受了林则徐、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积极向西方国家学习救国之良方。尽管受其所处阶级的影响，曾国藩的观点不免有些局限性。但他力图冲破封闭僵化的文化限制，在自己的知识与能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去实现民族自卫、达到“外王”的目标，这种积极进取和爱国的精神还是值得称道的。
《盈虚》
【原文】
尝观《易》之道，察盈虚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剥”也者，“复”之几也，君子以为可喜也。“央”也者，“娠”之渐也，君子以为可危也。是故既吉矣，则由吝以趋于凶；既凶矣，则由悔以趋于吉。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则时时求全；全者既得，而吝与凶随之矣。众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岂若是不公乎？
【译文】
我曾经思考《周易》中所讲的道理，考察探究盈虚损益的原因，这才知道人不可能没有缺陷。太阳到了当空就会逐渐向西落下，月亮到了圆满就会开始亏缺，天空有空旷无依之处，大地没有东南尽头，所以世界上没有总是十全十美的事物。《周易》中的“剥”卦，是讲阴盛阳衰，小人得势而君子困顿，可这正蕴育着相对应的“复”卦，即阳刚重返、生气蓬勃，所以君子认为得到“剥”卦是可喜的。《周易》中的“夬”卦，是讲君子强大，小人逃窜，可是这也暗藏着“骺”卦即阴气侵入，小人卷土重来，所以君子认为得“姤”卦，也潜伏着危险，不能掉以轻心。本来是吉祥的，由于吝啬可以走向不祥。本来是不祥，由于改悔而又向吉祥发展。君子只有知道有灾祸，知道世上有许许多多不祥的灾祸，才可以忍受缺陷而不去追求十全十美的东西。小人则不懂得这个道理，时时要追求完美；完美已经得到了，但是吝惜和不吉也就跟着来了。如果众人都有不足，而一人常十全十美，如果是因为老天爷的缘故，世事难道会如此不公平吗？
【原文】
天下事焉能尽如人意？古来成大事者，半是天缘凑泊，半是勉强迁就。金陵之克，亦本朝之大勋，千古之大名，全凭天意主张，岂尽关乎人力？天于大名，吝之惜之，千靡百折，艰难拂乱而后予之。老氏所谓“不敢为天下先”者，即不敢居第一等大名之意。弟前岁初进金陵，余屡信多危悚敬戒之辞，亦深知大名之不可强求。今少荃二年以来屡立奇功，肃清全苏，吾兄弟名望虽减，尚不致身败名裂，便是家门之福。劳师虽久而朝廷无贬辞，大局无他变，即是吾兄弟之幸。只可畏天知命，不可怨天尤人。所以养身却病在此，所以持盈保泰亦在此。
【译文】
天下事怎能尽如人意？自古以来成就大业的人，一半是天缘相凑，另一半则是努力强求的缘故。攻克金陵，也是本朝的大功勋，千古的大功名，这全都是凭借上天意旨作主，怎么会完全由人力决定呢？上天对于大功名，吝惜得很，经千百次折磨、艰难动乱之后才能给予。老子所说的“不敢为天下先”这句话，就是说不敢居天下第一等大功名的意思。弟弟你前年刚刚进驻围攻金陵的时候，我多次写信给你并且大多是劝你小心儆戒的言辞，因为我也深知大功名是不能勉力强求的。少荃（李鸿章）自从同治二年（1863）以来屡建奇功，肃清江苏全境，我辈兄弟的名誉声望虽然降低，但还不致身败名裂，这就已经是家门的福分了。你的军队已经疲惫困顿很长时间了，而朝廷还没有贬斥你的说法，全局没有发生其他意外的变故，这就是我们兄弟值得庆幸的事了。我们只应该敬畏上天，相信天命，断断不能埋怨上天，归罪别人。我们保养身体、祛除疾病的方法就是靠这个，我们用来维持我家盈满之象，保持通畅、安泰的也是靠这个。
【原文】
谆谆慎守者但有二语，曰“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而已。福不多享，故总以俭字为主，少用仆婢，少花银钱，自然惜福矣；势不多使，则少管闲事，少断是非，无感者亦无怕者，自然悠久矣。余斟酌再三，非开缺不能回籍。平日则嫌其骤，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译文】
让大家严格遵守的只有两句话，那就是“有福分不要尽情享受，有权势也不能用得精光。”有福而不过分享用，就是要以勤俭为主，少用仆人奴婢，少花银钱，自然就是珍惜福分了；有权势而不过多实施，少管闲事，少评判是非，没有人感谢你也没有人惧怕你，你就自然可以长久了。我还在反复考虑，不辞职就不能回老家。平日里总嫌这样做太仓促，但是成就功业以后引退，则是要越快越好。
【点评】
古人深晓阴阳相生，祸福相长的道理。所谓“否极泰来”，是说事物坏到一定程度就要向好的方面转化；月满则食，水满则溢，人满则败，大自然及人世间万事万物的发展都逃脱不了这个规律。文武之道，有张有弛。人生之路，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只进不退，定生祸端，只退不进，无所作为。
曾国藩深得“阴阳盛衰”之道，强调在得意之时，需“势不使尽”、“弓不拉满”。自从咸丰十年（1860）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位渐高，名渐重，但他却多次上奏请求减少一些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会办。在他弟弟曾国荃孜孜以求功名利禄的时候，曾国藩谆谆教导他，凡事切不可太过。他对弟弟说：“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曾国藩一生同受儒家入世和老庄出世思想的影响。他一方面执着追求功名富贵，一方面又善于从“名利两淡”的“淡”字上下工夫，讲求谦让退却之术，所以能做到持盈保泰。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我们是否也应该学会“盈虚”之道呢？
《荷道》
【原文】
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晓事人语，表里粲然，中边俱彻，固自不可几及也。
【译文】
写作文章的道理，以气势宏伟广阔、境界明朗雄俊最难达到，也最为可贵。就像是连日淫雨绵绵的天空刚刚放晴，登临高山之上，眺望平旷的原野，有心旷神怡，气象万千的感觉。再如登上高楼俯临浩淼的大江，独自一人坐在明亮的窗台下，在洁净的茶几旁悠然远眺，可以看见水天交接：横无际涯的壮阔美景。又如豪侠英杰之士，身穿狐白裘衣，英姿雄发，飘然出尘而至，丝毫没有卑下龌龊的污浊之色。这三者都是光明俊伟的气象，文章中如果能有这种境界，基本上得益于天赋，与人后天努力学习没太大关系。除了孟子、韩愈外，只有汉代的贾谊、唐代的陆贽、宋代的苏轼，他们的文章中达到这一境界的相对最多。明代王守仁的文章也有光英明朗、宏伟雄俊的气象，虽然文辞意旨不够渊博高雅，但他文章的形式与内容浑然一体，通畅明快，就好像和知书达理的人谈话，文章言辞和内容都很华美，中心和铺陈相得益彰，这确实不是能够轻易达到的。
【原文】
古人绝大事业，恒以精心敬慎出之。以区区蜀汉一隅，而欲出师关中，北伐曹魏，其志愿之宏大，事势之艰危，亦古今所罕见。而此文不言其艰巨，但言志气宜恢宏，刑赏宜平允，君宜以亲贤纳言为务，臣宜以讨贼进谏为职而已。故知不朽之文，必自襟度远大、思虑精微始也。
【译文】
古人谋求天下大业，常以专心致志、严谨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诸葛亮凭借区区蜀国汉中的一小块地盘，却打算出兵关中，向北面讨伐势力广大的曹魏。他志向的宏伟远大、所处形势的艰难危急，实在是古今少有的。但是《出师表》这篇文章，不谈事务的艰巨，只说志气应该恢宏、赏罚应该公允，为君者应当亲近贤人、从善如流，为臣者应当以讨伐奸贼、进谏忠言为自己的职责。由此可以推知，那些流传千古的不朽文章，必定是作者胸襟远大、思虑精密周到的结果呀。
【原文】
三古盛时，圣君贤相承继熙洽，道德之精，沦于骨髓，而学问之意，达于闾巷。是以其时置兔之野人，汉阳之游女，皆含性贞娴吟咏。若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之伦，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泽衰竭，道固将废，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获麟，曰：“吾道穷矣！”畏匡曰：“斯文将丧！”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没，徒人分布，转相流衍。厥后聪明魁桀之士，或有识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驳，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轲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见少者，文驳焉；尤少者，尤驳焉。自荀、扬、庄、列、屈、贾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数。
【译文】
夏、商、周三代的鼎盛时期，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辅相们世代相传，社会安定繁荣。道德的精义深入到人们的心中，讲求学问的风尚普及到市井乡间，因此，那时候哪怕是捕兔子的乡野村夫或者是汉江边游玩的女子，都天性淳厚贞静、善于吟咏自己的情绪。至于像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这些人，他们的德行完美，文才精工，自当不用多言。等到了春秋时期，君王的恩泽衰败枯竭，道义本身就将废弛，文章也就变化了。所以孔子看到人们捕获麒麟，就叹息说：“我崇尚追求的大道完结了呀。”被匡人威胁，就说：“古代的礼乐制度要丧失了。”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经，昭示称王百代所需要的法制，使之流传千世也不更改。真是用心良苦之至，事业盛大之极呀！孔子去世之后，他的门徒遍布天下，不断传授、演进他的学说。后世聪明杰出的人才或者是有知识见解擅长著书立说的，大多都是孔子的传人。他们的文章醇厚或者驳杂，因他们对道德礼仪见识的多少而有不同。掌握大道特别多的人，他的文章就醇厚深沉，孟轲就是这样的人；掌握大道较多的，文章内容就浅薄明显一些；掌握大道少的，文章就有些驳杂浮泛；掌握大道最少的，文章就驳杂虚浮得最厉害。在荀况、杨朱、庄子、列子、屈原、贾谊之下，聪明杰出、擅长作文的人们的高低次序，基本上可以标示出来。
【点评】
自古至今，“文”、“道”的说法一直在文人脑海中萦绕。“文以明道”、“文道合一”、“作文害道”等说法层出不穷，不管怎样，在历朝历代，大多文人都认为，“道”是文的核心，一篇文章，如果没有“道”，就失去了写作的意义。曾国藩熟读前代文章，自然也不能避开“文”、“道”的说法。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国藩在《致刘蓉》一书中，初步阐发了他对文以栽道、文道并重的基本主张。这里的“道”自然是圣人之道，特别是孔孟儒学之道。
曾国藩，主张为文时思路宏开，意义宽广，济世载道。他最不愿意看的，便是无病呻吟的文章。他认为，大凡作文赋诗，应在真挚的感情达到了极点，不吐不快的时候，如果你有了这种不吐不快的压力了，那就表示你已到了可以作文赋诗的时候了。若想达到这种不吐不快的境地，一定要在平日注意情感与材料的积累，这样他在写作时，才会不假思索，左右逢源；而他所讲的道理，才会足以表达他心中的至真至正之情。一个人若在作文时没有雕章琢句的痛苦，在文章写成后也就没有郁塞不吐的烦恼。假若平常酝酿有欠深厚，即使他有真挚的感情想要抒发，但由于理念不足以与之相适应，这样就不得不临时搜寻理念和思想，而思想和理念又不是一时半刻就可以搜取得到的；于是就不得不追求字句的完美，以至于雕饰，试图用言辞的花巧来取悦读者，虚伪做作，一天比一天拙笨，所谓“修词立诚”的精神也就荡然无存了。
《藏锋》
【原文】
《扬雄传》云：“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伸也。言孙，即屈也。此诗畏高行之见伤，必言孙以自屈，龙蛇之道也。
诚中形外，根心生色，古来有道之士，其淡雅和润，无不达于面貌。余气象未稍进，岂耆欲有未淡邪？机心有未消邪？当猛省于寸衷，而取验于颜面。
【译文】
《扬雄传》中说道：“君子遇到政治清明、君王有为的时候，就要努力实施自己的理想抱负；遇到政治紊乱、君主无道的时候，就要像龙和蛇那样，能屈能伸。”龙蛇，就是指一直一曲，一伸一屈。比如说保持高洁的操守，就属于伸的一方面。言语谦逊，就属于屈的一方面。此诗讲害怕行高于世，必被伤害，所以言语谦逊，以自屈求全，这就是龙蛇之道。
诚恳的心意表现在人的外貌上，生根于心里，显示于颜色神气上。古往今来有道的人，他们的淡雅谦和无不通过外貌表现出来。我的气色没有丝毫变化，难道是我内心强烈的欲望没有淡化？机心没有消弭？我应该在心中深刻反省，让我的修为涵养通过外貌表现出来。
【原文】
凡民有血气之性，则翘然而思有以上人。恶卑而就高，恶贫而觊富，恶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恒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率常终身幽默，暗然退藏。彼岂异性？诚见乎其大，而知众人所争者之不足深较也。自秦汉以来，迄于今日，达官贵人，何可胜数？当其高据势要，雍容进止，自以为才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无以异也。而其间又有功业文学猎浮名者，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亦无以甚异也。然则今日之处高位而获浮名者，自谓辞晦而居显，泰然自处于高明。曾不知其与眼前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之营营者行将同归于澌尽，而毫毛无以少异，岂不哀哉！
【译文】
大凡有血气天性的人，都会想超过他人。他们讨厌卑微的职位，向往崇高的权势，讨厌贫贱而希望富贵，讨厌默默无闻而思慕显赫的名声。这些都是世人的常情。但是大凡君子，大都终生寂静藏锋，恬淡地弃官隐居。他们难道跟一般人的天性不一样吗？实际上，他们才真正明白了大的道理，知道一般人所争夺追逐的名利是不值得计较的。从秦汉至今，所谓的达官贵人，哪里能数得尽呢？当时他们占据权势要地，举止仪态从容高雅，自以为才智超过别人万万倍。但等到他们死去之后再看，他们和当时的杂役贱卒、低下行当的买卖人，就那样熙熙攘攘活着、又潦潦草草死去的人，真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当然其中也有所谓依靠功业文章猎取浮名的人，也自以为才智超过他人万万倍。但等到他们死去之后再看，他们和当日的杂役贱卒、低贱贩夫，熙熙攘攘的活着、又草草地死去的人，也是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既然这样，那么今日那些身居高位而取得虚名的人，自以为自己文章蕴含深义而地位显贵，因而泰然自若地自奉为高明，竟然不知道自己跟眼前那些熙熙攘攘、执劳役、供使唤的杂役贱卒，做低下行当的买卖人一样都将同归于死亡，而没有丝毫的差异，难道不叫人悲哀吗？
【原文】
古之英雄，意量恢拓，规模宏远，而其训诫子弟，恒有恭谨厚藏，身体则如鼎之镇。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此易达事耳。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蒲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又宜数引见佐吏，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人情不尽，复何由知众事也。数君者，皆雄才大略，有经营四海之志，而其教诫子弟，则约旨卑思，敛抑已甚。
【译文】
古代的英雄，志向和胸怀都很广阔，事业规模宏大、声名远播，但是，他们教训告诫子孙，做人应该虚心、谨慎、藏锋，身体要如同铜鼎一样稳固。以权势欺凌别人，别人难以服平；以威望对于别人，别人不讨厌。这是容易办到的事情。声色犬马、嬉游聚会之类的活动，不应该做得太度。像赌博、酗酒、钓鱼、打猎这样的事情，一概都不要做；吃穿用度等各种花费都要有节制。对于奇异服装、稀有玩物，都不应该有太大的兴趣。应该适当地与辅佐自己的官吏见面交流，相见不多，他们与我就不亲近。我就无法了解他们的感情思想，不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又如何去了解民众的事情呢？这几位先生，都具备雄才大略，都有治理国家的志向，而他们教育告诫子弟，都是意旨简约，往卑微处着想，非常收敛抑制。
【点评】
中国人最擅长的就是韬光养晦了。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一个人锋芒太露，很容易招致他人的嫉恨，并最终为自己带来祸患。孔子谆谆告诫要“温、良、恭、俭、让”，实际上也就有藏锋的意思在内。深藏不露的人，表面上看来好像他们都是庸才，胸无大志，实际上只是他们不肯在言语上露锋芒，在行动上露锋芒而已。因为他们有所顾忌，言语露锋芒，便要得罪旁人，得罪旁人，旁人便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行动露锋芒，便要惹旁人的妒忌，旁人妒忌，也会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表现本领的机会，不怕没有，只怕把握不牢，只怕做的成绩，不能使人特别满意。《周易》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无此器最难，而有此器，却不思无此时，则锋芒对于人，只有害处，不会有益处。额上生角，必触伤别人，不磨平触角，别人必将力折，角被折断，其伤必多。锋芒就是额上的角，既害人，也伤己。当然，藏锋是为了出击，如果一味地“藏”，也就谈不到“锋”了。所以藏是为了露，时机成熟时，要毫不含乎地露。
曾国藩能够功成名就的最大原因，也正在于能韬光养晦，懂得藏锋。他一生时时标榜自己真是一个钝拙愚柔短才的人，做人低调不张扬。但他对其弟曾国荃的复出及帮助李鸿章稳定两江总督一职，又集中反映了他“有藏有露再试锋刃”的高超谋略。正是因为善于藏锋，他才于乱世之中得以最佳地发挥自己的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