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蜀地区出土早期佛教造像与西南传播路线
李竞恒
一、滇蜀地区考古所见之早期佛教造像
虽然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包括了张骞通西域、霍去病获休屠王金人、汉明帝梦见金色神人等多种版本，但学者认为较为可信的说法应为《后汉书》记载公元1世纪楚王英的崇佛活动。但是，中国古代文献缺乏有关早期佛像的记载，只是在近几十年来，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兴起和考古活动的深入，汉魏时期的佛教造像才得以被广泛发现，进而促使研究者思考这些造像的来源与传播路径。这些佛教造像及其相关艺术，相当密集地分布于四川和云南地区。
早在在抗战时期，四川彭山东汉崖墓中就出土了一件陶座，上面表现着三个浮雕人物，中间盘坐着高肉髻的释迦佛像，两侧分别为大势至菩萨和观世音菩萨。而在上世纪50年代，乐山县城郊的麻濠东汉大型崖墓后室门额上，发现了用浮雕技法雕刻的一尊坐佛。佛像头带项光，手作施无畏印。此外，乐山柿子湾另一座东汉崖墓中也刻着一尊带有项光的坐佛，与麻濠崖墓的造型一致。乐山的崖墓佛像年代，被定为公元2世纪中叶。在四川出土的另一件东汉陶座上，表现了取材于印度艺术的大象主题。1989年，四川绵阳何家山发现了有佛像的摇钱树，类似装饰于摇钱树的佛像，也见于四川忠县、重庆丰都。此外，在四川芦山县、雅安、西昌等地都出土过金、铜制成的汉代佛像。在这些广袤分布的区域内，仅佛像，就有24尊。
1972年成都什邡县皂角乡白果树村马堆子出土了一块表现了三层佛塔的画像砖。在这一佛教主题艺术中，佛塔、伞盖、宝珠、莲花都清晰可见。而四川彭山、西昌都发现过佛教莲花纹的墓砖。这些材料显示，在东汉的四川地区，南至雅安、西昌，北至绵阳都广泛分布着包括了佛像、佛塔、莲花等佛教形象在内的造像艺术作品。
在云南地区，位于古天竺道上的云南昆明官渡区、西山区、曲靖汉墓中都发现有佛教莲花石刻的造型。云南大理大关北郊汉熹平纪年（172—178）墓葬出土七件胡僧吹箫俑，结跏趺坐。在云南保山蜀汉墓葬中，也出土过陶僧俑。
对于四川地区广泛分布的这些早期佛教造像，任继愈认为这些造型既不是直接从西域传入，也不是间接从长安、洛阳传入，最大的可能是“通过云南输入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云南考古发现的早期佛教造像中，还有胡僧之形象。此种胡人佛僧形象之出现，显然源自于对现实生活的经验。联系到《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记载云南永昌住有“身毒人民”这一材料，可以确认在东汉云南的永昌郡确实居住有来自印度或印度化的缅甸人。这些人中有佛教僧侣，因此云南的早期佛教艺术中会较多地表现这些来自异域的佛教信仰者。而对于四川地区的汉族人群而言，佛之形象更多被理解为等同于东王公或西王母的异域神祇。
这些考古发现无疑为研究中国早期佛教思想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但值得进一步探索的内容还包括：这样密集分布于滇蜀西南地区的早期佛教造像艺术，究竟是如何出现的？其背后存在着怎样的传播路径和文化交流通道？
二、滇缅道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张骞出使西域时到达了大夏，在那里见到了产自蜀地的商品。张骞还了解到，这些商品是通过“蜀贾人”流转到“身毒国”的。根据文中的记载，西汉政府后来根据张骞的建议，派出使者试图打通前往印度的官方通道，但却在滇王那里受阻，因此未能成功。季羡林先生指出，这仅仅意味着“官方的失败”，因为此路一直畅通，后来东汉时缅甸的国王还曾由此道向汉庭朝贺。实际上，中国的丝绸一直就通过滇缅道流通到印度。
余英时先生推测，西南夷的君长之所以会有意阻挠汉朝庭官方打通滇缅道，最根本的原因是害怕汉庭直接建立起对外的贸易通道，损害其在对外贸易中一直保持的特殊地位。这一行为与中亚的安息商人阻挠汉使者与罗马直接建立官方关系，属于同一利益心态。
这就意味着，至少在西汉时，西南地区就存在着通过蜀地商人、西南夷酋邦首领组成的贸易经济利益共同体，并且有着明确的贸易路线，将四川、云南、缅甸与印度联系在一起。这条道路就是滇缅道，是西南丝绸之路的核心通道。尽管汉代政府未能建立起打通整个滇缅道的官方路线，但这条通道确实具有相当古老的历史。在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遗址和滇池地区西南夷墓葬中，就曾发现过数量众多的海贝，这种产自印度洋的环纹贝显然不是成都平原与滇池地区的本土产物，而是通过贸易或间接贸易从印度洋沿岸得来。也有学者认为，公元前1000年时，蜀地的丝绸已经通过西南贸易，进入了印度，甚至远到埃及。这些直接或间接的贸易除了丝绸，还包括了青铜资源。因此，滇缅道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之前。
在早期佛教造像广泛出现于滇蜀地区的东汉时代，这条道路上的对外活动一直相当频繁。《后汉书·西南夷传》载，永宁元年（120），掸国（即缅甸）国王雍由调向汉庭遣使贡献掸国乐器和幻人（魔术师）。这些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可见，罗马魔术师到达汉庭，必须是由缅甸经过永昌道，由蜀地到中原。在《后汉书》中记载，缅甸国王六次与汉庭交往，走的都是永昌道。这就意味着，东汉时由缅甸通往中原的道路非常通畅，使用频繁。《华阳国志》中明确记载了永昌有来自印度的人群居住，云南出土的东汉胡僧俑也并非无故——遥远的罗马帝国臣民尚且通过滇缅道进入中原，更为接近的印度与缅甸早期佛教徒由此进入中国也就不足为奇。通过与这些人群的交往，滇蜀地区的中国人显然接受了早期佛教的艺术形式，并将之按照自己的世界观进行理解。
正如英人D.G.E.霍尔所说，早在公元前122年，张骞在大夏发现了来自四川的商品，就证明了滇缅道早于此前的存在。公元69年，东汉政府在距离今天中缅边境60英里处设置了永昌郡，公元97年，来自罗马东部的使者便由此路通往东汉的腹地。而3世纪末，中国求法的僧人也从此道前往室利笈多的朝廷。
因此，滇缅道一直都是沟通西南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理解这一背景，也正是进一步探讨早期佛教造像艺术在滇蜀地区广泛流行和传播以及早期佛教在中国传播方式的先决条件。
三、由滇缅传入之佛教造像
由于早期佛教并没有大乘佛教兴起以来的佛像与菩萨偶像崇拜，早期信徒之膜拜对象更多为与佛陀有关的圣树、佛塔、三宝标识，还有佛陀的足迹、行经处、佛座等。佛像艺术在印度，是随着公元1世纪大乘佛教的流行而兴起的。这就意味着，包括了佛像崇拜在内的早期佛教艺术形式在中国的传播，只能是在公元1世纪之后，这在时间上与滇蜀地区东汉以来流行的早期佛教造像是扣合的。
有学者指出，汉代佛教传入中国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北方的中亚，另一条则是由东南亚沿海传入。此一观点中所指东南亚沿海，显然系沿印度及缅甸到中国西南夷地区。荷人许里和（Erik Zürcher）认为，公元1世纪佛教传入中国，路线为西北的丝绸之路，另一条则可能为交州通过番禺到会稽和吴郡的海上路线。许氏研究中国佛教史甚有功力，但在讨论早期佛教传播时，却对汉代西南地区的佛教艺术并没有引起重视，因此影响了他的判断。
根据历史记载，公元前232年阿育王（Asoka）宣扬佛教，派出Sona和Uttara两名僧侣到泰国和缅甸传授佛教巴利文经典。在泰国东北部、越南中部等地都有佛像之发现，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初期。这些考古材料，显示了公元初期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和佛像崇拜的流传，东南亚地区开始流传包括佛像在内的佛教造型艺术。在缅甸，也发现了公元2世纪的佛像。这样，一个从公元1世纪到2世纪，从印度到包括了泰国、缅甸、越南的早期佛像传播线路就清晰了起来。
阮荣春先生指出，东汉、三国时期，由中国到缅甸的道路是相通的。一些早期的来华僧人，就由此道进入中国内地。在四川地方志上记载多处寺庙建于东汉，其分布范围主要是近邻成都的岷江区和长江线上，不仅仅与学者们长期讨论的“滇缅道”在空间上不谋而合，而且这些年来发现的早期佛像也在这个范围之内。因此，这些现象绝不是偶然的。季羡林先生对这一论点评价很高，他认为汉代佛教通过海上传播的可能性非常小，“海路的可能几乎是没有的”。他指出，除了中亚的丝绸之路外，西南地区具有久远历史的滇缅道，正是通过陆路传播早期佛教的重要通道。
实际上，假如将中国长江流域汉末、魏晋的佛教造像整个进行考察，不难发现佛教造像具有从西南往东南传播的趋势，越靠近西南滇缅道地区，佛教造像出现越早，而越靠近东南吴越地区，时间则越晚。学者指出，长江流域的佛教传播为由蜀身毒道传至川滇，再由鄂、江浙自西向东传播。这一点，得到了考古证据的有力支持。
不晚于公元2世纪中叶，川滇地区已经出现了早期的佛像、莲花、宝塔等造型，而到了公元3世纪的早期，这些艺术形式开始在长江中游的湖北地区出现，直到公元3世纪中叶，江浙地区才出现了禅定和飞天等佛教造像。这样，一个从印度到东南亚，由东南亚至川滇，再由川滇传播到长江中下游的传播路线已经很清晰了：公元1世纪，佛教造像在印度开始流行，到了2世纪，这些佛教造像艺术已经在泰国、缅甸、越南流行，并于公元2世纪中叶之前传入云南，一些来自印度或缅甸的佛教徒也于这一时期进入云南或内地。到了公元3世纪，这些造像艺术已经广泛存在于云南和四川，并与当地的民间信仰混合在一起，与此同时，佛教造像开始继续向长江中游传播。到了3世纪中叶，传播到了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至此，一条由西南滇缅道通往整个长江流域的传播过程完成。
结语
关于早期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与路线，向来为学术界研究的难点。早期佛教造像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佛教信仰的出现，但至少是佛教信仰在这一地区出现和流行的先决条件之一。因此，早期佛教造像艺术的出现和传播，对于研究早期佛教信仰在中国的传播路线，以及西南丝绸之路在沟通中印思想史上的地位，具有积极的意义。通过对滇蜀地区出土的早期佛教造像考察，结合西南滇缅道的历史背景，不难将公元1世纪以来印度和东南亚佛教造像经由此道向中国腹地的传播路线清晰连接。当然，“佛教征服中国”作为一个历史事实，本身涉及到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信仰变迁，具有相当复杂的背景。需要指出，经由滇缅道传入的早期佛教造像更多是与滇蜀和长江流域的本土或民间信仰杂糅在一起，并未显示出奠定早期佛教信仰根基的基础性作用。要解释经由西南滇缅道传入早期佛教造像系统对于“佛教征服中国”这一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具体地位，则还需要更多的资料发现和进一步的深入考察。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南方丝绸之路与欧亚古代文明”［10&ZD087］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