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谢物启只是陈情，即表示感激，用得多了，自易流为俗套，甚至了无新意，所表达的谢意有时也不免沦于虚空，或伪饰；但庾信终究是学识渊博，能另辟蹊径，高人一筹。赐物启中，如许梿《六朝文絜》第六卷所选的启文中，刘峻《送橘启》、刘潜《谢始兴王赐花纨簟启》、庾肩吾《谢东宫赉内人春衣启》等，都只是竭力骋辞夸饰所赐之物，除此之外，几乎不见其他性情；庾信却不这样，总是从多个侧面烘托、夸饰，即以上面的《谢明皇帝丝布等启》来说，明皇帝指北周明帝宇文毓，在位四年（557—560）。庾信入北在梁元帝承圣元年（552），就是说，赐丝布事发生在入北后的不几年，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直接关涉到庾信的真实心情。一时间，刚入北的庾信生活恐怕还没着落，也可能有些落魄，文中也直接反映了这一点：“比年以来，殊有阙乏”，一个“比年”，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启中开始所说的“白社之内，拂草看冰；灵台之中，吹尘视甑。怼妻狠妾，既嗟且憎；瘠子羸孙，虚恭实怨”，以乞丐、瘠子羸孙等来比拟，恐怕不是一味地降低身份，可能实有所指。这种情形下雪中送炭，一下子又赏赐这么多，“杂色丝布绵绢等三十段、银钱二百文”，自然是感激涕零了。文中先夸饰感觉，赐年、赠药都不能相比；接着止不住手舞足蹈，这不啻舟楫无岸时的反风，荠麦将枯时的大雨。这还不够，又以道士延将尽之命，真人生已枯之骨来比——这些人间千年难遇的期盼，都得到了满足，还想什么呢。厚恩当然相报，由此引用蓬莱谢恩之雀，汉水报德之蛇。不过，即便是此，还“宁无愧心”，内心又怎不万分的愧疚呢！ 这样，庾信一再宕开笔墨，把感恩知报的心思表达得淋漓尽致；由于用语典雅，丝毫也不觉得虚伪，反而感到万分的诚挚，发自肺腑——简短的篇幅内，熔铸进这么丰厚的内涵，笔力当然非凡。鲍照也有《谢赐药启》，如“疹同山岳，蒙灵药之赐；惠同河间，谬仙使之曲”，虽是四五隔句对，但在构词、运思方面显然没庾文灵动、自然。与此类似，还可看《谢赵王赉丝布启》：
去冬凝闭，今春严劲，霰似琼田，凌如盐浦。张超之壁，未足鄣风；袁安之门，无人开雪。覆鸟毛而不暖，燃兽炭而逾寒。远降圣慈，曲垂矜赈。谕其蚕月，殆罄桑车；津实秉杼，几空织室。遂令新市数钱，忽疑贩彩；平陵月夜，惊闻捣衣。妾遇新缣，自然心伏；妻闻裂帛，方当含笑。庄周车辙，实有涸鱼；信陵鞭前，元非穷鸟。仰蒙经济，伏荷深慈。
行文也是一片声情流丽、辞情跳荡，全以偶对成文了。
不过，骈文作为一种文体，的确有较大的局限性。这些局限与缺憾，即便在骈文生机勃勃、上升时期的南北朝，也表现得比较明显。为此历来的评论者对它总是指责的多，赞扬的少，也并非没有道理；但是，还是应该平心静气，滤去浮渣，比较客观地评价、分析。齐梁陈时的骈文，大致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缺憾：
一、刻意雕琢，有时反而使文意欠通，“意欲明而文转晦”。如江淹的文章中“履影吊心，酸鼻痛骨”，“使人意夺神骇，心惊骨折”，“蔓草萦骨”，“闭骨泉里”，“履影吊心，酸鼻痛骨”，“ 炎穴一光，骨烂魂伤”等“骨”的运用。可参见第五章《骈文成熟下的进一步开掘》一小节中有关江淹的论述。这只能是追求新奇的结果，即《文心雕龙？练字》中所言的“今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追求特异的警醒效果。不仅如此，王若虚《滹南集》卷三十四《文辨》亦讥评江淹《别赋》“意夺神骇，心折骨惊”，以及庾信《哀江南赋》“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崩于巨鹿之沙，碎于长平之瓦”等，“堆垛故实，以寓时事，虽记闻为富，笔力亦壮，而荒芜不雅，了不足观”，“尤不成文也”。近人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即说：“齐梁之文，于字句之润饰务工，音律之谐和务切。于时作者，遂有颠倒文句以为新奇者，舍人所訾为‘讹势’也。”刘先生就举江淹的前两句为例。
再如沈约《谢赐轸调绢等启》“曹植还藩，非降魏两之赐”中“魏两”，不易理解。按：《六朝丽指》第66条释：“以上句‘未闻汉储之礼’观之，乃用《易》‘明两作离’，以‘两’为太子也。”这种新奇之法，就很难让人苟同了。
二、藏词与代词。以“孔尔”，“孔怀”，“则哲”，“贻厥”，“贲然”等词语为例后，说“盖断章取义，古人有焉。而课虚成实，则始于魏晋，六朝人触类引申之。然读其文者，必达其意。苟未明乎运用之故，语将有不可通者矣。”可参见《来自主流的声音：从孙绰到傅亮、谢灵运、颜延之》一节中“藏词”的论述。问题是，藏词沿用久了，习惯了，就成了代词，即代称。比如“友于”代指“兄弟”，大家一看就知道；一些生僻的，或者压根就是作者一味追求“新奇”而生造的藏词，就恐怕不那么好理解了。这适足以造成理解的障碍。
推而广之，为求句式整齐或典雅而改用一些代称，就几乎让人莫名其妙、不知所云了。如庾信《吴明彻墓志铭》中有“自梁受终，齐卿得政；礼乐征伐，咸归舜后”，这里用“齐卿”，“舜后”来代指陈霸先，就不易理解。再如沈约《郊居赋》中“贵则丙、魏、萧、曹，亲则梁武、周旦”，除了“周旦”指周公容易知道外，其他的五人具体指谁，恐怕就不易确指了。又如徐陵《与李那书》中“吾栖迟茂陵之下，卧病漳水之滨”，不仅语义重复；且以“栖迟茂陵”代指患病，“栖迟茂陵”即指患病，源自《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也有不当之处，因为居住茂陵的人并非只仅有相如一人，相如也并非一直有病。
三、夸饰：即不顾事实，一味地夸大。
四、句式的凝固、僵化。
上面所举的“今人”如何，“古人”尽管（虽）如何，方斯蔑如也等，实际上还反映出另一个问题，即句式的凝固、僵化。除了以上实例，还能举出一些：
汉结叔高，晋姻武子，方斯蔑如也。 （王俭《褚彦回碑文》）
昔沛献访对于云台，东平齐声于杨史，淮南取贵于食时，陈思见称于七步，方斯蔑如也。（任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
故以羽仪宗家，冠盖后进，路叔之一日千里，北海之称美共治，方斯蔑如也。（任昉《齐司空曲江公行状》）
虽复素环之绝贶，烛银之瑶宝，方斯蔑如也。（沈约《瑞石像铭？并序》）
躬谨兰闺，身撝椒第。若卫娥之炯行，樊嬴之英操，方之蔑如也。（江淹《建平王太妃周氏行状》）
这些句中，任昉一人就有四例，可见其对这一句式的钟情。当然，这种句式还有其他的变体，如：“虽吴门采药之地，楚望怀椒之歌，汤反流沙之魂，锦饰汾阴之鼎，无以喻焉。”萧纲《招真馆碑》。“其有集论尚书，穷文质之敏；驻马停信，极亹亹之功，莫尚于斯焉。”或者，变换成别的字，文义一样，如：“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擅众美，斯文在斯。”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这种“古不如今”的思维模式，几乎渗透了一切，不分场合，不问对象，就不能不给人一种华而不实、虚夸的印象。
五、隶事之病。钱钟书先生曾论述“骈体文两大患”，即“一者隶事，古事代今事，教星替月；二者骈语，两语当一语，叠屋堆床（钱氏自注：参观《全汉文》论扬雄《解嘲》、《全后汉文》论孔融《荐祢衡表》、《全梁文》论任昉《奏弹刘整》）”。第一点即表现为多用类似之典。古代类似、堪称经典的故实实在不多；勉强之下，只好用同一个故实，而变换字词。第二点也即《文心雕龙？丽辞》所说的“骈枝”，如“刘琨诗言：‘宣尼悲获麟，西狩涕孔丘。’若斯重出，即对句之骈枝也”。这种毛病，也即《熔裁》中说的“一意两出，义之骈枝也；同辞重句，文之疣赘也”。这种对偶句，南北朝时甚多，但时人不以为病；特别是上下两句语意部分重合的，更俯拾即是。有时甚至只讲字面不重复，全不管语意的重复。当然，也有注意避免的，如沈约《为武帝与谢朏敕》：“璧帛虚往，蒲轮空归”，用一“往”、一“归”字，而避免了重沓。
先看第一点，可比较下面文章的相关内容：
少孺（枚皋）速而未工，长卿（司马相如）工而未速，孟坚（班固）辞不逮理，平子（张衡）意不及文，孔璋（陈琳）伤于健，仲宣（王粲）病于弱。其有集论《尚书》，穷文质之敏；驻马停信，极亹亹之功，莫尚于斯焉。（王僧孺《太常敬子任府君传》）
似临淄之借书，类东武之飞翰。轸工迟于长卿，逾巧速于王粲。固乃度平子而越孟坚，何论孔璋而与公干？（陆倕《感知己赋》）
少孺指枚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所作少而善于皋。皋赋辞中自言为赋不如相如。”陈琳、王粲则见曹丕《与吴质书》：“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仲宣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这里，王僧孺、陆倕为了突出任昉的文学才华，刘孝绰为了彰显萧统的文才，都几乎用了相同的故实：即汉代以来以文学著称的枚皋、司马相如、班固、张衡、陈琳、王粲等都不能比肩、抗衡，“固乃度平子而越孟坚，何论孔璋而与公干”，“穷文质之敏，极亹亹之功，莫尚于斯焉”，“独擅众美，斯文在斯”，集众美于一身，当然出类拔萃了。虽然钱钟书曾言：“夫以无穷之人事，比附有限之典故，隶事成联，众手往往不谋而合，势必所至，语未必偷。公器同心，亦如江上清风，山间明月，子我所共适，而非彼此之相侵也。”但相近故实带来的堆砌陈词的弊病，也是很明显的。
再看第二点。刘勰举张华的诗“游雁比翼翔，归鸿知接翮”，及刘琨的诗“宣尼悲获麟，西狩涕孔丘”为例说明；这种“骈枝”、“重出”的例子，齐梁以来几乎比比皆是。梁章钜《文选旁证》有集中的说明：“谢惠连《秋怀》诗：‘虽好相如达，不同长卿慢。’相如长卿一人两用。古人诗文多有之。《易林？随之履》曰：‘申公颠倒，巫臣乱国。’《临之晋》曰：‘平国不君，灵公殒命。’《后汉书？冯衍传？显志赋》：‘款子高于中野兮，遇伯成而定虑。’《范冉传》：‘甑中生尘范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宋书？恩幸传序》：‘胡广累世农夫，伯始致位卿相，黄宪牛医之子，叔度名动京师。’及本书刘琨赠卢谌‘宣尼’云云，皆同此体也。”再如：
望汨心郁，瞻罗思越。（颜延之《祭屈原文》）
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蒿街。（丘迟《与陈伯之书》）
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一心只为对偶而不顾文意的重复。这样，雷同一响，千人一面，难免会使人生厌。
这尚可容许，重要的是用典错误，《颜氏家训？文章》即以潘岳赋“以朝雊”，陆机《与长沙顾母书》中“痛心拔脑，有如孔怀”，何逊“跃鱼如拥剑”等例，说明隶事的错误。再如，即便是骈文大家如庾信，有时也不免用典失误，如《谢赵王赉猪启》：“（公）孙弘牧于淄水，惟以求钱；卜式养于上林，岂知其味。”据《汉书》卷五十八《卜式传》，卜式牧的是羊，不是猪。这就是庾信的误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