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打来电话，问我认不认识他们镇的领导，他想把当年退给队里的土地要回来。
电话这端，我不知如何回答，首先我作为一个码字的，虽然在本地略有些薄名，但跟领导干部们是隔行如隔山。其次，他的那块地，退回去差不多有十好几年了，早已分给其他人，现在再讨要，人家也不干啊。
大哥是表姨的儿子，比我年长个一二十岁，那时他还没有分家单过，春节返乡，一大家子住在一起。我打小喜欢农村过年的气氛，这个表姨虽然不算至亲，但跟我姥姥走得热络，有些春节，我就住在他们家里，大哥退地那天，我正好在现场。
印象中那是一个滴水成冰的早晨，我刚刚起床，便见队长登门，高门大嗓地问大哥在不在家。表姨就去外面那间偏厦里喊大哥，好半天，大哥趿拉着棉鞋，一边扣着棉袄扣子一边走过来。他问队长什么事儿，队长说，这一年到头都不见你人影子，可别忘了交公粮。大哥说，我这地都不种了。队长说，那也得交，这地是你名头上的，就得你交。大哥说，那我可管把地退了？队长说，管啊。大哥说，退就退！
就这么一言为定了。饭桌上姨父听说了这件事，半晌没说话，好一会儿，才拿筷子点着桌子说，咱们是农民，地是咱们的本，咱们不能忘本，更不能把本给扔了。你把地退了，不是个事儿。
大哥早上也喝酒，他一扬脖，喝下一盅酒之后，说，不是我不想种，但你讲这地咋种？农药化肥恁么贵，粮价恁么贱。累死累活干一年，不落几个钱。我在外面打两个月的工，挣的都比这多。
姨父没说话，大哥说的是实情。村子里外出打工已蔚然成风，人们去北广上跟走大路似的，也有挣到钱的，也有虽然没挣到多少钱，起码见了大世面的。大哥属于前者，而且几乎是最为成功的一个。
姨父有五个孩子，四个是男孩。吾乡重男轻女，儿子多，出门时腰杆都挺得比别人直。但回到家心里一盘算，一个儿子就是一座大山。吾乡娶媳妇不易，就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订婚时开始，过小礼，下大定，数目就已经不菲，还没算上盖房子。没有房子的人家，礼金就得格外重，算下来，没个万把块钱，娶不回一个像样的媳妇。
大哥早知家里艰辛，初中没毕业，就回乡务农，又不甘心就这么过一辈子，一直很注意搜集致富的信息。他养过兔子，种过果树，承包过池塘养鱼虾，几番折腾，不是失败告终，就是收益甚微。好在，他肯钻研敢折腾，引起了村里一户人家的好感，没有要太多礼金，把闺女嫁给了他。
某年春节，邻村的一个同学来找他玩。这个当年在班里很不起眼的同学，出现在他面前时，西装革履，头光脸净，让大年下还衣衫褴褛的大哥，顿时自惭形秽。
同学说，他去年一直在邻省的W城打工，在工地上挑毛渣，虽然苦点累点，但工地包吃住，一年下来，能落不少现钱，比种地强多了。
大哥为之心动，要同学带自己一块去那花花世界。该同学本就为兜揽他而来，春节一过，大哥辞别了父母妻儿，跟他的同学踏上了新征途。
年底回来时，大哥俨然成了那个同学的翻版，一件灰色呢子大衣，压着他瘦弱的小身板，袖子上的标签舍不得拆，举手投足时格外闪亮，脖子上居然还围了条白围巾，谈不上文艺范儿，却也画龙点睛地将他和村里人区别开来。他口袋里揣着好烟，见人就散一支，有人恭维他发了财，他就把得意的笑容，努力压缩得谦和一点，说，混口饭吃，混口饭吃而已。
那个春节，他和老婆孩子的穿着打扮，在村里都是最光鲜的。村里孩子相约着骑车去赶年集，回来之后，一顿饭的工夫，全村人都知道，大哥给了他儿子十块钱，让他随便买，而其他的孩子，赶集时口袋里最多也不过五毛钱。
如是种种，都是活广告。春节前后，表姨家局促的堂屋，总是出一屋子又进一屋子，人们带着笑容以及一小篓鸡蛋或是一袋红糖或是一瓶香油，站在大哥面前，问他能不能把自己家的孩子带出去，那个年节，大哥比他们村支书都风光。
大哥带了一支队伍出去，成了一个小小的包工头，在邻省的W城，专门给人家建筑工地挑毛渣。他挣的是极辛苦的钱，有个表弟读高中时突然产生厌学情绪，看大哥回来时的风光，铁了心要退学回来跟他走，一到工地上就傻眼了，包括大哥在内，都身着单衣，到河滩上挑毛渣，脸上身上泥水汗水混在一起，哪还有个人模样。表弟被震到了，乖乖回家继续上学，居然考了个大专，进城当了小职员。
但对于更多的村里人，苦不可怕，可怕的是没钱。孩子上学需要钱，老人看病需要钱，娶媳妇需要钱，没有经济来源的家庭，时刻岌岌可危。我多次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本来还算美满的家庭，因为某个变故陷入赤贫。20世纪80年代末，村里还有人会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吃不上饭，缺钱的恐惧感，无法靠种庄稼解决。
大哥也在慢慢摸索门道，进入21世纪，商品房大行其道，城里人买了新房，就得装修，干装修比挑毛渣卖苦力略为轻松不说，挣的也更多一些。虽然，干装修工需要一些技术含量，但这怎么能难得住我那脑子活络的大哥，他放下小包工头的架子，跟着个油漆工当学徒，很快，他出了师，还能带徒弟了，他手下的那个队伍也全面转型。
2002年春节，我照例去乡下，眼前的大哥踌躇满志，他告诉我，他这一年“搞得还可以”，明年会更好。因为他认识了一个黄姓老板，这个黄老板特别有办法，接了不少活，他明年不蹲街上等活了，就跟着黄老板干了。
我也替他感到高兴，第二年春节，我单位里忙，没能回去，大年夜，我给表姨打去拜年电话，问大哥都还好吧。表姨说，你大哥没过来，在自己家躺着呢。我感到奇怪，这大年下，这么早，怎么就躺下了？
表姨在电话那头压低了声音，说：“你大哥去年不是认识了一个黄老板吗？跟他干了一年，都没拿钱，讲是年底一块儿给，你大哥也怕自己拿着弄丢了。讲好二十二小年前给，到那天黄老板没露头，到他住的地方，门锁得铁紧，邻居说看见他拎着箱子走了。你大哥手里有复印的他的身份证，摸到贵州他老家，家里就一个老娘，八十多了，眼都瞎了，一个劲儿给你大哥赔不是，都要跪下了，说是没见他，‘他好赌啊，回来我非杀了他’，你讲你大哥还有啥办法，只好回来了，回来就没出过门。”
关于这次经历，后来大哥不再提起，只是表姨家堂屋的镜框里挂了一张他在贵州黄果树的留影。我不知道那会儿他怎么还有心思去游山玩水，大概因为比较近吧，舍不得浪费这个可以“到此一游”的资源，照片上的他穿一身褪了色的蓝工装，斜斜站着，面无表情。
我同样不知道大哥如何应对眼巴巴地等着他拿钱回来的乡亲，只知道，这是他“事业”的一个转折点。这个春节之后，不再有人愿意跟他出去，“跟他干搞不到钱”，村里人都这么说。这个一号能人，众人眼中的福星就此陨落，出了十五，大哥孤单单地出了门，只有他妻子还追随着他。
这次挫折让他从此过度谨慎，选择工作的第一个条件是，工资必须按月结清，虽然因此错失了很多机会，他也不在乎：“总比一个钱都落不着好。”他失去了当工头拉队伍的信心，成为无数寻常打工者的一分子，靠一点手艺和力气，挣几个辛苦钱。
随着我自己成家生子，我渐渐很少再去乡下，偶尔听到大哥的消息，也都大同小异。大致知道他这些年来很不容易，随着年事渐高，有些活他已经干不了了，他换过好几个工种，当过装卸工，干过缝纫工，还在建筑工地上做过饭，在颠沛流离中，寻一点生计，他曾经经过我居住的这座城市，是在春节返乡时候。
春节返乡，是他们一年最大的指望，但也常常是他们颇为为难的一件事。从邻省W市，没有去他们镇里的直达车，只是春节前，会有老乡组织包车，票价颇高之外，碰上不赶趟的时候，还一票难求。那时候，就得去求开大货的老乡，看能不能搭个顺风车，如果连这个运气也没有，就得想办法转车回去。
那年中国发生了一场大雪灾，很多高速路都被封了，老乡们好容易包了个大巴，到路口又被拦了下来。条条道路皆是穷途，但家是不能不回的，大哥仔细研究了地图之后，想到可以先坐火车，到我所在城市再转车，虽然他不确定这里是否封路，好歹离家是更近了一点。
他抵达这座城市是在午夜十二点，汽车站没开门，他在对面火车站坐了一晚上。我们这个中部城市，暖气不像北方那么足，据大哥讲，那天晚上极冷，他抖抖索索地冻了一夜，后来好长一段时间，夜里都会突然哆嗦着醒来，再出上一身盗汗。
我问他为何不来我家，他说，我当时拎了很多东西，穿成那个样子，怎么能去呢？他的话让我有点难过，我其实是可以想象他当时的样子的。我家小区对面，有一片建造中的建筑群，夜晚我出去散步，常见有民工穿着满身尘土的工装，坐在排档上吃夜宵。临近过年时，我尤其会注意到他们的人数是否减少，揣度他们是否已经回乡与家人团聚，我心里将他们与大哥视为一类，总觉得在他们身上，有着整个中国的乡愁。
前年春节，我又回了一趟乡下，发现眼前的大哥，与我见到的那些打工者还是有所不同，他比他们都老，也比我印象中的老。他后来建的房子在村子主干道上，这里兴了个小集市，整条街都是欢欢喜喜的打工者，盈动着满载而归的醺醺然。大哥坐在他家门口，手操在袖子里，眯着眼睛看着前方，脸上，就有了点今非昔比的沧桑。
世界已然不再是他的，他有点看不懂了，也干不动了，他说他想回来干点别的。他跟我讨论转行的可能性，比如开个网吧。他刚一提出这个话题，就被大嫂喝止，说当初他们儿子在镇上读书时，就成天泡在网吧里，“家里没有大人看着，掉进去就出不来，为赚点钱坑害村里小孩，将来是会被人戳脊梁骨的”。
大哥讷讷然，又说，是不是可以搞个模子印冥币。一沓冥币成本只要两毛钱，卖给小商店一块钱，清明中元冬至春节，一年四次祭祀，每次若能卖出一万沓，就能赚三万二。“人家小店早有供货的了吧？”我说。他苦涩地笑了下，换了话题。
我想安慰他，指出他的一双儿女都还比较争气，虽然作为留守儿童，难免有意志力薄弱的时候，但也都在复读之后考上了大学，现在都有了一份还说得过去的工作，他们会照顾他的。但我何尝不知道，这些“穷二代”，在城市里，自己尚生活得步履维艰，买房，结婚，养娃，都得靠自己，本来就落后于那些出生于城市里的孩子，就算他们自己有孝心，肯吃苦，作为父母，又于心何忍？何况，大哥今年也才五十多岁，他怎么能够就这么在重重压力下，混吃等死？
五十多岁，这个听上去不算太老的年纪，却已经不再为城市所需要，有的是年轻力壮者填充进来，对于城市来说，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但是他能往哪里去呢？“田园将芜兮胡不归”，他的田园也已不再，他没有养老保险，没有退休金，他只剩一身提前到来的病痛，要硬着头皮走向可以想象的风烛残年。
作为第一代打工者，大哥也是第一代被出局者，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我有义愤，却很无力，有同情，却自觉伪善。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告诉他，我不认识他们镇领导，让他自己去找找当年要他退地的老队长。他说，老队长已经去世多年，他去看过过去的田地，田埂地沟都没有了，和周围田地连成了一片。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满霜，这句词原来也可以形容大哥和他的土地。这个身份为农民的人，就这样，即便回归故里，也无法再心有所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