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趟不仅是特意卖给孙承宗一个人情，更是表明自己的立场。
白露很清楚，自己虽然是在新生代阉党里混，与伟大的厂公大人同乘一条船，但毕竟魏公公的思想解放不够彻底，还未脱离低级趣味，长期相处下去两人必定会闹点小别扭。
而当小别扭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必定有一方会忍无可忍，从而大打出手，到那时自然有一方是要被打趴下的，白露自然不希望自己被魏公公打趴下。
因此，白露必须得先跟魏公公的对头拉好关系，这样将来自己给对头递刀子时，魏公公的对头才会义无反顾的接过白露递出的刀子对魏公公捅黑刀，将来清君侧之时也不会弄错了人。
那本账册上不仅仅是一个记账法那样简单，至于白露为何会有户部的账册，自然是借的，只不过当时户部的管理人员下班了，白露估摸着天色已晚，值班人员估计已经睡下了。
白露也不好意思大晚上在叫人回来开门，本着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大无畏奉献精神，白露只好自己动手，顺手借走而已。
当然，其做好事不留名的传统美德白露也时刻谨记着！
黄册十年一造，由于嘉靖道长专注炼丹修道，怠政严重，占田大户都是像严嵩之类的手握重权之人，即使是后来的徐阶也是占田大户，这样的大腕，造册之人自然不敢得罪。
黄册瞒报一事就越演越烈，直到万历年间，交上来的黄册已是荒唐至极，各地的人口都有所下降、各种瞒报、虚报、绝户层出不穷。
人口下降的各地并无战乱与天灾，黄册上的人口户数竟比开国时还少，许多地方一夜之间仿佛死绝了，不是生了十几胎的女儿，就是不孕不育，要么就是出国深造了，反正就是一句话，家中无人种地，自然也就交不起田赋应不了徭役。
当时的张居正见这些黄册形同摆设，有心拨乱反正，搞出了一条鞭法，将徭役的分摊方式从按户分摊改成了按丁数和田亩数分摊。
就比如，张三家有四口壮丁，家中有七亩地，隔壁李四家有百余亩良田，李四家人丁兴旺，家中有十几口壮丁。
按照原来的按户分摊规定，每一户需要出两个壮丁去应徭役。
这个时候，隔壁家的李四家是当地大族，很有点手段，便动了歪心思，买通小吏篡改黄册，将张三家的四口人由一户改成了两户，因此，张三家的四口人都需要去应徭役。
李四家的徭役就由张三家的壮丁代劳了，而张三家因为四口壮丁都去应了徭役，导致家中的七亩田地荒废。
第二年张家颗粒无收，张家便家破人亡，李四家的田地有家中的壮丁照料，自是过了个好年，李四家是越发壮大起来。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出来后，将原本的按户分摊改为按丁数与田数分摊就大不相同了，按丁分摊，只需要每三个壮丁出一个人应徭役。
本着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原则，哪户人家的田地超过五十亩，每二十亩便要多出一个壮丁应役。
最重要的便是一条鞭法并非一定壮丁去应役，应徭役的百姓若是不想去，只需出银钱上缴即可，官府拿了银子再去招工，这样一来，就避免了张三家的灭门惨案。
而这笔徭役的征银由官府出面，不经过当地乡绅里长之手，杜绝了这个环节上的贪墨。
张居正改革后，丈量土地、一条鞭法推行之下，那些瞒报的大户，才得以显现了出来，才使得国库充盈，而为了督促官员们，张居正才不得已出了考成法，用来督促这班懈怠政务多年的官员们干活。
在张居正过世后，他的改革也停了下来，一切似乎又回到了起点，国库留下的银子不过是张居士时积累下的，万历三大征下来，国库又开始吃紧，皇帝是不能打自己脸的，遇到辽东战事只能是加派辽响。
许多地方的百姓苦不堪言，因而才放弃户籍成群结队的离开原籍四处游荡，人都跑了，地方官府也就根本没法管理，更谈不上造册交税了。
透过白露的那本账册，可以清楚的看见，一个利益集团利用手中的职权，攀附在大明这棵大树上贪婪的吸食着大明的枝叶，正在将这个帝国的气数一点一点榨干。
此次的四川永宁土司叛乱，便可通过那本账册清楚的看到，四川永宁的土司奢崇明起兵叛乱，朝廷调集四川、湖广、贵州三省的大军进行剿灭，这些平叛大军的军费从户部的太仓库运出京城时只剩下了八成，军费还未运到四川布政司这笔军费只剩下了五成不到。
户部拨出的十五万两响银作为此次平叛四川土司的军费，这十五万两银子在户部的流水账上并没有什么问题，即使是仔细瞧也瞧不出什么端倪，可被白露归入表格后，问题一下子就出来了。
四川永宁土司叛乱军情紧急，户部拨出的十五万两银子作为军费，这十五万两银子到地方上采购军粮，京城的米价为一两二钱一斗米，一石等于十斗，也就是说一石米需要十二两银子，十万两银子大约能买一万两千多石米。
可问题就在于，军情紧急，刻不容缓，必须马上集结部队平叛，军队不能都开到了京城买好了粮食在出发，而是带上部分口粮，在拿着户部拨出的军饷到地方上采办粮食。
而地方上的米价却并非是一两二钱一斗米，户部拨出的这十五万两银子也是按照地方上的价格去采办的，四川此时正在战乱，米价必定上涨，诺按照户部给的预算购买，可就落不到什么好处了。
于是，这批军饷并非是在地方上购买的，而是从杭州府采办的，因为杭州府粮食多，米价也就低，这样一来，同样的粮食却能从中剩下不少的军饷，省下的这笔军饷当然不可能上交户部，也不会犒赏军士。
这件事实在是巧合，若是白露不去那一趟杭州府，还不知道这些事，账册上的所写的购买地并非是杭州府，而当时白露在杭州府见有人大肆采购粮食，还以为是奸商想要屯粮，误以为是什么商机，便派人打听，这才得知了此事，便多留了个心眼。
当时四川永宁叛乱已起多时，朝廷怎么会还在杭州府采办军粮，因此回了京城便让谭老三去了一趟户部，将账册拿来比对一下，这一对，便于杭州府的购粮账册对上了，只不过采购军粮的地点是在杭州府，户部的流水账上是在四川成都府购买而已。
军情如此紧急，叛军都已然杀到城下，既然还有人盯上这笔本不该动的军饷，想必当时辽阳城的援兵迟迟未到，也与这军饷中的门道不无关系。
白露便将此种厉害关系都写入账册之中，这便是一个契机，哪怕是如此的微不足道，白露也要一试。
舍近求远，军粮一再耽搁，前来会剿的大军也因此而耽搁，奢崇明的叛军已经兵临成都府之下，仅凭成都府的守军，是绝对守不住叛军的攻势。
兵贵神速，可按日子算来，这会儿从杭州府购买的军粮还在路上，成都府的守军如何受得住土司的攻势，几日后成都府必将失陷，到时白露的这份账册所体现的厉害便能立竿见影。
孙承宗是白露目前唯一能找到与皇帝说上话的人，虽然魏公公也能说上话，可魏公公到底思想觉悟不够高，不是跟皇帝大人说自家的椅子坏了就是桌子缺了几个角，是让皇帝大人一展身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