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华传奇》2009年第05期
栏目：当代传奇
1949年6月下旬的一天，正在郊县办案的上海市公安局侦查处长钟剑突然接到紧急通知，命令他火速赶回局里接受重要任务。钟剑二话不说，迅速跳上一辆美式吉普，风驰电掣地赶回了市局。
在办公室里，副局长杨帆看着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钟剑，单刀直入地说：“你把手头的事放下，全力侦破此案。”说着，把一份电文推到了他面前。
钟剑拿起一看，电文是上海市军事管理委员会发来的，编号“沪军管[49]008号”，电文写道：“兹为1937年冬，由延安党中央派往上海地下党之李静安（即李白）同志，现去向不明，特劳查。有关线索即派专人送达。上海市军事管理委员会。”
接着，杨帆又推过来一本卷宗，顺带扔过一支烟，说：“这是军管会派人送来的专件，是1949年5月7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向上海市警察局蓬莱分局提解李静安的一份公文原件。”然后交代了几个具体问题，临走前，杨帆副局长对钟剑叮嘱道：“此案力求速破，尽快把逍遥法外的敌特分子绳之于法，为革命烈士讨还血债，给人民和其家属一个完满地交代！还有，此案由你直接向我负责，任何人不得干涉。”
回到处长办公室，钟剑反锁了门，埋头读了一个下午，理出了头绪，直到天色已暗，才打开烟雾弥漫的房门，叫来了两个侦查科长。一个叫刘志安，一个叫方进，都是久经沙场，经验丰富，长期战斗在反特除奸第一线的骨干人员。刘志安身材魁梧，拳腿功夫深厚，且粗中有细，多次在危急关头化险为夷。方进则面相儒雅，文人秀才一般，但绵里藏针，足智多谋，人称“小福”，意即福尔摩斯第二。
钟剑简略说了说案由后，重点介绍了李白同志的英雄事迹。钟剑说：“李白同志生于湖南省浏阳县的一个贫苦家庭，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1934年参加红军长征，任电台台长及政委。1937年奉命调往上海，在情报系统搞秘密电台。在漫长的十多年地下工作中，李白同志智勇双全，坚守岗位，沉着应对各种复杂局面，保持了上海地下党与延安的电讯联系，及时向党中央传递了重要的军政情报，为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1948年12月29日晚上，李白在遭受敌人重重包围中，及时向党中央拍发完重要情报、销毁密码和处置电台后，不幸被捕。敌人马上对李白进行了连续30多个小时的刑讯逼供，一连使用了36种酷刑，但李白同志坚贞不屈，严守机密，保全了革命力量，使地下党的备用电台得以迅速启用，继续发挥作用。李白同志被捕后，最初关押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后于1949年4月20日移解上海市警察局蓬莱分局，但5月7日后便不知去向。现在，中央给我们下达的任务很简单，又很艰巨，一是找到李白同志的下落，二是坚决惩治迫害李白同志的有关凶手，把正义还给人民。”
接着，钟剑对侦破工作作了具体安排。成立案情调查组，钟剑任组长，下设两个小组，第一小组为行动组，直接面对现场，主要负责外部的调查、跟踪、破获和抓捕，由钟剑兼任组长，刘志安任副组长，下有特勤队员若干；第二小组为内务组，主要负责有关档案的查阅和整理，群众来信等线索的归纳和分析，各种信息的综合，以及内外联络等，由方进担纲，下有精干人员若干。两组各司其责，相互配合；各组侦查员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侦破班子刚搭好，各项工作即刻开始。根据市军管会送来的那份材料所提供的线索，钟剑带领刘志安驾车直奔蓬莱公安分局开展调查，准备从这里打开一个突破口，推动破案进度。
到蓬莱公安分局门口下了车，钟剑对在此等候的分局长耳语几句，立即进入会议室坐定，继而分局一些留用的旧警察临时得到通知，陆续进来参加会议。大多数留用旧警察坐在那里一脸茫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更不清楚是祸是福。分局长说了开场白，刘志安则开门见山说明来意，他要在座各位提供当时曾在此关押过的李白的信息，并一再申明此事的重要性，若有知情不报者，定严惩不贷。刘志安的一番话把留用的旧警察们镇住了，吓得他们头皮发麻，噤若寒蝉，以至无人敢吱声。会议气氛极其沉闷，一根针落地的声音都可听清，咳嗽声简直就是如雷贯耳。然后分局长也作了动员，还承诺只是协助为破案提供线索，绝无秋后算账的意思。尽管分局长说话委婉，语气平和，会场气氛也有所缓和，但还是没有人肯站出来说话。刘志安和分局长没有办法，只好望着钟剑讨主意，钟剑微微颔首一笑道：“散会吧，以后有事还望各位配合。”
“这样做不会有结果的，人家多一事还不如少一事，谁会自找麻烦呢！”钟剑见其他人已走完，对刘志安和分局长布置道，“既然李白同志是5月7日失踪的，那么只要把当天所有警察的书面考勤记录找出来，对有关警察分别进行询问，一定会找到破案线索的。”
刘志安和分局长恍然大悟，即刻去档案室调阅那天的考勤记录，于是5月7日那天当班执勤旧警察的名单很快被一一列了出来，钟剑拿着这份名单，冷冷地说道：“按图索骥，一个一个来！”
谈话进行到第四个，线索果然出现，一个叫陈继明的警察反映说：“5月7日那天下午，大约在开晚饭前的时候，有一个穿长衫的囚犯被押上刑车提走，几天后听说被押往浦东杨思地区枪决了。”得到这个消息后，钟剑立即带着刘志安赶到浦东，找到川沙县杨思区政府，党政机关的负责同志对此非常重视，派出专人陪同钟剑等人四处走访群众，了解情况。几天后，根据一个老人的指点，钟剑等人终于在杨思戚家庙后面挖掘出了十二具烈士遗体，其中就有李白同志。
看着烈士们的遗骸，钟剑神情严峻，刘志安悲愤难抑，地方上的许多同志更是热泪盈眶，泣不成声。至此真相已经查明，李白同志确实是在5月7日下午与另外十一位同志一起，被敌人杀害于杨思戚家庙。
赶回市里，钟剑马上向杨副局长作了汇报，杨副局长当即指示钟剑形成一个简单的文字材料后，迅速报告了陈毅市长。陈毅市长接到报告后，在最短时间内回电并向中央情报部长李克农通报了情况。电文表达了陈毅市长对缉拿凶手的坚决态度：“血债要用血来偿！残害李白同志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定要向他们讨还这笔血债！”
至此，中共上海市委为侦缉捕杀李白烈士的凶犯，指令上海市公安局抽调侦查员成立专案组，由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帆负责。杨副局长亲任专案组组长，指令钟剑为副组长，并以最快速度从各部门抽调精兵强将，搭建班子，形成合力，迅速投入到案情侦破当中去。
专案组通过市公安局发出通缉令，缉拿杀害李白烈士的凶手。报纸、电台等新闻媒体也及时将在浦东杨思地区发现李白等烈士的遗体一事予以公布。
一石激起千层浪，消息一经公布，上海人民群情激奋，闻声而动，纷纷投书政府，要求坚决惩治凶手，为烈士报仇雪恨，同时积极提供各种破案线索。一时间举报信件如雪片般飞进专案组办公室，方进与同事们加班加点阅读和整理举报信件，查阅挑选，分析归纳，从中提取有关案情信息，为下一步行动找到突破口。终于，有一封群众来信引起了方进的注意，信是用毛笔写的竖行文字，工整流利，写信者是一位退休在家的小学教师，名叫孔应熙。
孔应熙在信中写道，1948年12月30日凌晨，他像往常一样在家中客厅静坐着，凝神屏气，练习吐纳功夫。忽然，他听到弄堂外面传来一丝有些怪异的声音，好像是汽车熄火后在地面滑行的沙沙声，仔细一听，果然不错，正诧异不解时，那汽车却无声无息地停下了，接着传来压低嗓门的说话声，听上去人数还不少。他不清楚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又有些好奇，便停止了练功，悄悄摸到窗户边窥视外面。借着昏暗的路灯，只见一群穿着深色大衣的汉子手握短枪，猫腰弓背，行动诡异，簇拥着几个背着类似步话机仪器的人往弄堂深处走去。过了大约二十分钟，弄堂里面传来一阵喧哗声，接着喧哗声越来越近，他再次起身站在窗户边观察，看到刚才进去的那群人推搡着一个男子走了出来，那男子他曾经在附近见过几次，依稀有些印象，但从未打过招呼，也不清楚是什么人以及姓甚名谁。但那群拿枪的特务中有一个他是认识的，那个特务名叫耿本轮，曾经和他在霞飞路做过邻居，此人以前在法租界巡捕房当过包打听，绰号“飞机头”，好像还是青帮中人，但不知为什么一晃又成了国民党特务。
方进得到这个重要消息，非常兴奋，即刻向钟剑作了汇报，钟剑拿着信去见了杨副局长，得到进一步指示后，立即带领刘志安等人火速赶往孔应熙老先生那里了解情况。
孔老先生见到钟剑等人，立即热情地迎进客厅坐下，送上茶水，不等钟剑询问，就主动将举报信中的内容重新复述了一遍。然后又说，举报信寄出后，为了把情况落实清楚，他又去原住址找老邻居了解耿本轮的情况。
原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法租界落到了日本人手里，耿本轮进了汪伪政权的特工总部，当起了汉奸；然而，抗战刚一胜利，耿本轮却又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地下特工人员”，竟然是抗战功臣，领到了国民党当局的赏金，并当上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的小头目。耿本轮已于1949年夏天搬离了原住址，据说是住在徐家汇一带。
回去的车上，刘志安对钟剑说：“头，这耿本轮嫌疑很大。”
“马上找到此人！”钟剑斩钉截铁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