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传奇故事（下半月）》2007年第08期
栏目：专栏
东吴基业的继承者与开拓者孙权，于赤壁之战大败曹操、白衣渡江之战生擒关羽、夷陵之战力挫刘备，这样显赫的战绩足以力托起他“英雄”的称号。然而，他的晚年似乎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昏庸，《三国志》作者陈寿也毫不客气地将东吴日后覆家亡国的责任追究到开国之君孙权身上。那么，孙权晚年之举究竟是圣明还是昏庸？他究竟做了些什么？这些事情又对东吴这艘航船的航向发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辛弃疾诗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作为东吴基业的继承者、鼎定者与开拓者，孙权一生确实无愧于英雄之名，陈寿在《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中称赞他“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这样的称誉并不过分。赤壁之战大败曹操、白衣渡江之战生擒关羽、夷陵之战力挫刘备，这样显赫的战绩足以力托起孙权“英雄”的称号。但是，古语云“鲜克有终”，孙权似乎也不能例外，和许多雄才大略的皇帝一样（例如汉武帝），他的晚年似乎也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昏庸。对于这种昏庸，陈寿作如此评价：“性多嫌忌，果于杀戮”，“谗说殄行，胤嗣废毙”，“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将东吴日后覆家亡国的责任追究到开国之君孙权身上，这样的见解既是大胆的，同时无疑也是深刻的。陈寿敢给孙权下这样狠的评语，自然有他的道理。
那么，孙权晚年究竟做了些什么，这些事情又对东吴这艘航船的航向发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陈寿评语里所谓的“谗说殄行，胤嗣废毙”、“性多嫌忌，果于杀戮”等种种昏庸之举所指向的实际上是同一件事情：孙权晚年的立嗣问题。
和好色的曹操一生育有25子相比，孙权的后嗣实在少得可怜。从18岁执掌江东集团，到71岁去世，孙权总共只育有7子（从这种对比中可以看出孙权对女色并无多少兴趣，所以史书中有关于某某夫人因为美丽而得孙权宠幸之类的记载值得我们持保留态度），依次是：长子孙登、次子孙虑、三子孙和、四子孙霸、五子孙奋、六子孙休、七子孙亮。因为孙权多年不立皇后，所以诸子之中无嫡庶之分，只有长幼之别。孙权中前期立嗣，一贯遵循儒家传统的嫡长子制度。因无嫡庶之分，所以只以长幼为序。
建安二十五年，孙权受曹魏之封为吴王，随即立长子孙登为吴王太子。孙权称帝之后，王太子顺理成章升为皇太子。孙登在太子位共21年，于赤乌四年，先于孙权去世。
次子孙虑比孙登死得更早。赤乌五年正月，孙权立三子孙和为太子，正是在孙和的太子任上，出现了储嗣争斗的风波，这一争斗的另一主角是孙权的四子鲁王孙霸，因为这场政治争斗发生在东宫和鲁王宫之间，故而史称“二宫构争”。
史书把这场政治风波的直接责任人定为孙权，认为是孙权对孙霸不合适的宠爱导致了“二宫构争”。从表面上的记载来看，太子孙和为人恭谦，“好学下士，甚见称述”，其身份和品行完全符合一个优秀储嗣的条件。但在立孙和为太子的同年八月，孙权又另立四子孙霸为鲁王（其余诸子均不立王），并对其“宠爱崇待，与和无殊”，以至于二宫之间，礼秩不分。这种对太子、鲁王的“无区别对待”实际上贬低了东宫，抬升了鲁王。皇帝无家事，孙权这种不适当的暗示不仅仅传达到了鲁王孙霸那里，滋生了其争夺嗣位的野心，同时也传达到了太子孙和那里，引起了他的不安。更严重的是，这种不适当的暗示还传达到了东吴满朝文武那里，大臣们开始各寻拥护对象，最后出现了“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的局面。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朱）绩、尚书丁密、太子太傅吾粲等拥护太子孙和；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人拥护鲁王孙霸。至此，东吴朝堂之上已经形成了太子党和鲁王党两大集团，出现了“党争”。储嗣之争是亡国之道，朋党之争也是亡国之道。同时，储嗣之争和朋党之争还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之间的有机结合，在封建王朝屡见不鲜。在孙权的晚年，这种状况也不幸上演。
这场政治风波的最终结局，是太子党和鲁王党的两败俱伤。太子孙和被废，流放故鄣；鲁王孙霸被赐死。同时，一大批陷入“二宫构争”的重臣们也受到惩处，丞相陆逊在孙权的屡次“责让”之后“愤恚”而死；太子太傅吾粲下狱诛死；太常顾谭等人被流放；骠骑将军朱据被赐死……
“二宫构争”对后孙权时代东吴集团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一、由于成年之子已尽，孙权不得不立年仅7岁的幼子孙亮为嗣。孙亮10岁登基，政令不由己出，终身苦受权臣威逼之祸。
二、对大臣的清洗导致孙权去世之后东吴朝堂之上缺乏有力的忠臣与重臣，严重地动摇了东吴的统治基础。孙亮登基之时缺乏可靠的有能力的辅政托孤大臣，遂致政变屡兴，权臣不断。
从这两点来看，陈寿对孙权的评语是相当中肯的。东吴确实在孙权晚年就凸现出了亡国之兆。但是，就此认定孙权的晚年是昏庸不堪的，却又似乎为时过早，过于武断。历史真相的复杂程度和曲折离奇永远要远甚于任何构思精妙的小说情节。
赤乌七年，也就是陆逊被气死、“二宫构争”进入高潮的前夕，62岁的孙权又一次向我们展现了他的英明神武。是年，蜀汉执政者蒋琬将本国的军事重心由汉中南移至涪县，在此多作舟船，意欲顺汉水而下，袭取瞢魏的上庸、西城等三郡。这次举动引起了东吴一批重臣们的不安。步骘、朱然等人向孙权上奏：“从蜀国回来的人都说蜀国有意背叛同盟，和曹魏交通。正在大造舟船，修治城池。蒋琬之前镇守汉中的时候，听说司马懿南下攻击我们，也不出兵魏国。如今反而合弃汉中，南移涪县。对此我们应当有所准备。”
对步骘、朱然等人的担忧，孙权很不以为然，他说：“我待蜀国不薄，没什么地方对不起他们，怎么会这样呢？司马懿上一次入侵，不过10天就退军了，蜀国千里迢迢，怎么可能及时得到消息而出兵支援我们？人家治国，修理城池、打造战具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这边也在治军，难道说我们也是为了攻打蜀国吗？我以身家性命向诸位担保，蜀国不会背盟。”
一个大脑如此清醒、政治眼光如此敏锐的人同时又正在导演一场在日后传统史家看来昏庸至极的“二宫构争”，这种反差难道仅仅是个偶然吗？
答案：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