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着那颗咧嘴笑的石榴,13岁流亡少年高秉涵,迎着秋日的曙色与湛蓝的晴空,心头的阴霾却愈积愈厚,直至连喘息都感到了憋闷,“这是去公费求学,又不是上沙场;这是去投奔好前程,又不是跳火坑。”他自我宽慰着。
是啊,南下读书的决定是母亲宋书玉犹豫了又犹豫、思量了又思量之后作出的,他没有半点理由怀疑母亲的正确性。临行前,母亲那张被焦虑愁苦交相蹂躏的脸庞,最直观地告诉了他一切。
老菏泽城西北35里处的高庄,封存着高春生的孩提记忆,自从他跨上马车那刻起,世上便没有了高春生,只剩下孑然一身、仓皇逃亡的高秉涵。
高秉涵命运的断崖,出现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正月十九深夜。那夜,高金锡这个老牌国民党员,被四名闯进来的大汉,从睡梦中的妻子身边强行掳走。夤夜响起的枪声刺破了苍穹,高金锡至死没想明白,他一介布衣执着于乡村教育、不问政治、淡泊名利,竟也沦为乱世的牺牲品……
六十多年后,高秉涵“有幸”看到了一份档案,当年共产党锄奸队对其父高金锡的处决宣判,只有简单的七个字:国民党反动分子。更令他震撼的是,有的被处决者的结论竟是“杀错了”,生命的尊严在荒诞悖乱的年代比卑贱更卑贱。
国民党在菏泽的统治大势已去。宋书玉惶惶不可终日,似乎看到一双大手,正伸向身为“三青团”的大儿子高秉涵,失去丈夫的锥心之痛尚未散去,这巨大的恐怖再次蔓延而来。
宋书玉早年毕业于济南高等女子师范学堂,献身乡间教育数十年。凄风苦雨,昏灯摇曳,母子泪眼相看,她摸着高秉涵的头顶说:“你去江南读流亡学校吧,好歹还能保住一条命。”
当时高秉涵刚刚小学毕业,考取了菏泽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初中部。母亲的决定就是命运的宣判。
1948年8月5日夜里,宋书玉带着高秉涵潜回高庄,冲着奶奶正在熟睡的堂屋磕了三个头,再到高金锡的坟前磕了三个响头。
晨曦漫上原野,却无法扫去宋书玉母子心头的阴霾,眼看儿子就要登车而去,她颤声叮嘱道:“儿啊,如果流亡学校解散了,你要跟着国民党的部队走,国军不回来,你千万不要回来!回来,就和你父亲一个下场……军帽上有个太阳的是国军,军帽上有颗红星的是共军,你可别跟错了!”
从此,高秉涵沿着一条艰难险阻、肝肠痛断的长路愈走愈远,一口气走了半个世纪……
颠簸的马车拉着一车十几岁的孩子,经山东定陶、曹县、河南商丘,抵达南京雨花门里的边营小学。
初到异乡,高秉涵茫然失措,心神不宁,看着越来越多的同学,因水土不服和糟糕的卫生条件而患病,他越发陷入惶恐之中。“除了寝室之外,整个校园,几乎已经成了粪场,臭气熏天,令人难忍,这是我漂泊天涯的第一站。”后来他这样饱含心酸地回忆道。
1948年中秋节前夕,高秉涵和同学们又被发遣到镇江对岸的瓜洲镇。厄运降临了,他突然患上了急性肾炎,尿出的小便成了浓浓的血水,而且好像随时随地都想小解。几天下来,他形神委顿,犹如一颗被人遗弃在路边的烂苹果,等着死神前来宣判。
好在他的境遇得到了从菏泽同来的几位结拜兄弟的关照,他们一趟趟背着高秉涵,渡江到镇江一家基督教医院免费医治,竟也奇迹般活了下来。
1948年底,高秉涵随队迁移到无锡惠山,被编入专为收容山东籍南下学生的鲁南联中第七分校。
1949年春,国共两军隔长江摆开对峙的架势,解放军的渡江之势已是箭在弦上,引而不发。国民政府哪还有心思顾及流亡学生,第七分校很快断炊缺薪,难以维系,师生们一哄而散。多数同学选择结伙返回菏泽,有人劝他返乡,但母亲的告诫言犹在耳,他宁可流落街头,也不肯走回头路。
“秉涵,听说原来驻菏泽的刘汝明团长在芜湖,咱们找他试试运气吧。”说这话的人叫管玉成,是与高秉涵一同南下的菏泽同学。他别无选择,就跟随管玉成等人辗转来到芜湖,在刘汝明的国军一八一师五四一团做了一名卫生小兵,结束了学生流亡生涯的同时,却又踏上了一段新的逃亡路。
1949年4月,解放军突破长江天险,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裹挟在哀号恐慌的人群里,高秉涵日夜不停地奔逃,甚至来不及想到底要奔向何方,只是跟随着人流盲目地向前跑。不过他心里始终回响着母亲的话:“要跟着国军走,国军不回来,你也别回来。”
一天早晨醒来,他揉揉眼,发现立誓咬定的国军已开拔而去,顿时,他被有生以来最大的恐惧钳住,怎么办?只能是追!他拼命地沿着国军的踪迹追赶着,鞋子跑丢了,脚底磨出了水泡,水泡破了,又磨出了血泡,但他不能停下来,因为一旦停止,就会迷失目标,后果不堪设想。
国军在前面逃窜,解放军跟着屁股后面追击。追不上国军的高秉涵索性就跟着解放军跑,他想,跑过了解放军,不就追上国军了吗?这条小难民的“尾巴”引起了一些战士的同情,吃饭时会分给他一份。每到这时,高秉涵就生出一些困惑,这些解放军并不像人们描述的那样穷凶极恶啊,他们也是跟国军一样的鼻子一样的眼睛呀,你看,那个脸上沾着灰的小兵,还冲我露出虎牙笑了笑呢……可是母亲的话是不会错的,那是高秉涵心里的谕旨。
贵池、屯溪、马金岭、常山、玉山、仙霞岭、枫岭关、浦城、建阳、建瓯、南平、永安、连城、龙岩、漳州、厦门,这些饶有南方地域色彩的地名,大都跟旖旎秀美的江南风光相连,可是在高秉涵日后的记忆里却苦难叠着苦难……
这段行程总计3600多里,加上从菏泽到无锡的1500多里,高秉涵的小脚板,已丈量了5000多里路的生死悲欢……
就在高秉涵跟随国军进入福建不久,一个意外发生了。饥肠辘辘的他正盼着开饭,忽听炊事员吆喝:“一人一茶缸粥,别挤,都有饭!”
但一路逃奔哪有应手的家什,高秉涵急中生智,摘下身边一张芭蕉叶当饭碗。可是还没轮上他,后方有人大喊:“别吃了,共军又追来了!”这支败军即刻如累卵倾覆,喊爹骂娘声,叮叮当当声,枪支不慎走火声,搅作一团。
高秉涵恋恋不舍地看一眼那锅粥,被人推搡着趔趔趄趄地向前跑,忽然腿上一阵灼烧,接着就是火辣辣的撕痛。原来是一个端着粥跑的士兵摔倒,把滚烫的粥泼到了他的腿上,接着后面又有一人被绊倒,手里的粥又泼了上来。紧咬牙关的高秉涵泪水汹涌。
强忍剧痛走了五天,高秉涵的小腿肿得像个大冬瓜,苍蝇围着它嗡嗡打转,瞅准空子扑上去,又啃又钻,不久上面成了蛆虫的乐园。这样的处境下,一个可怕的念头闪过: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不如死了算了!
就在他被绝望拽向死亡之际,在一个叫九牧村的地方,他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喊:“小朋友,你腿上爬满了蛆虫,双腿肿得太厉害了,来来来,我给你治治吧!”
高秉涵回头一看,竟是个头戴五星军帽、身背红十字包的解放军卫生员,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赶紧逃,但伤痛的腿脚却不听他的使唤,傻呆呆地钉在原地,惊恐地看着那人走近来,蹲下身子检查自己的伤势。然后拉着他到一处泉边,洗掉蛆虫,再抹上一种黄色药水,最后又给他的双腿各自包扎上一个急救包。
他拍拍手,怜惜地看看高秉涵,随后匆匆向前跑去。
高秉涵做梦一般,怎么也不敢相信共产党的军队会救自己,一声谢谢在胸腔里滚了几滚,就是爬不上喉咙。
经过这次处理,他严重的烫伤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又可以苦挨硬扛地追赶“太阳帽”了。“国军的战士将我烫伤,共军的战士为我疗伤,国共两党都是中国人,为什么好好的日子不过,定要斩尽杀绝呢?哎,中国的大人们真笨啊!”他皱着眉头想了又想,到底没想出个子丑寅卯。
一个风雨交加的黄昏,饿得头昏眼花的高秉涵,尾随两个国军掉队士兵,走进了距离浦城不远的一个小山村。
这两个士兵持枪走进一家四合院,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站在北屋门口,看着走进来的三个人。两个士兵进屋后,翻箱倒柜,凶巴巴地向老太太讨要衣物食品。高秉涵看着老太太眼睛一酸,这位老人家多像自己的祖母啊!他走到她面前先鞠了一个躬,叫了声奶奶,因为极度的疲惫袭来,竟扑通倒在老太太旁边的榻榻米上睡着了。
凌晨时分,高秉涵被一阵人声惊醒,一看身边那两个熟睡的国军士兵已是脑浆迸裂,他的身上也溅满了血迹。再看老太太正站在他身前伸开手臂,阻挡着四个大汉靠前。
原来,老太太的儿孙们深夜潜回,打死了那两个睡梦中的士兵,想再把高秉涵捎带上。见此情景,吓得他珠泪滚滚,紧紧揪住老太太的衣角。在老妇人的坚持下,四个汉子放下了手中带血的农具。老妇人趁机把高秉涵推进另一间屋里,关上门,搬来一张凳子堵在门口,作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状。高秉涵提溜着心躲在门里,听着老妇人跟儿孙激烈的争执,他虽不懂闽南话,但也知道他们为何争吵。
黎明时分,安静下来。
过一会儿,门开了,老太太招手叫出他,端来一碗热米汤,并踩着凳子在天花板上摸出几块锅巴。高秉涵噙着泪,一口紧一口地啜着粥,嚼着干硬的锅巴。老妇人则坐在他身边默默看着。
高秉涵跪在泥泞的地上,给老妇人磕了三个头,转身离开了四合院。走出很远,再回头看时,眼前一片模糊,是泪水遮住了他的视线。“这是最凶残的一幕,也是最仁慈的一幕;这是爱与恨的一幕,也是生与死的一幕,这的确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幕。”
不久后发生在建瓯县建瓯桥上的一幕,是此次逃亡途中的另一道鬼门关。
当时最后一支国军已通过建瓯桥,高秉涵跛腿落在最后,一步一挨地走着。突然桥两面枪声大作,咻咻呼啸的子弹从他耳边擦过,他赶紧抓住桥栏俯下身子。
这时桥东侧的国军有人高喊:“桥上的小家伙,赶快跑过来!快!快!快!”
桥西的解放军则喊道:“国军的兄弟们,快投降吧,你们已经无路可逃了,放下武器吧!”
接着,一阵疾风骤雨的枪声,高秉涵抱住头连滚带爬到了桥头,接着被两名国军士兵拖到低洼处。就在这时,高秉涵听到一声巨响,建瓯桥从中间断裂,顿时四周一片死寂。
过后,高秉涵才知道,为了等他过桥,防御桥头的国军特意把爆破桥梁的时间延迟了五分钟。
他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那一刻,这短暂的五分钟很可能就是他生命的最后里程……
1949年10月17日,厦门东南海滩。
疯狂奔向那两艘刚刚泊稳的军舰的人们,比东海里的巨浪还要凶猛,不时有人被推倒,被绊倒,被流弹击倒,被人群生生踩在脚下毙命。霎时,美丽的海滩变成了人间最惨怖的活地狱。
高秉涵哪敢有半点迟疑,踩着尸体搭成的“浮桥”,拼命向着舰艇冲去,就在他将挤上舰艇的那一刻,突然有个人用枪托狠狠压在他头颈上,想借力从他身上踩过去,眼看他无力再支撑下去,千钧一发之际,一位素不相识的年轻军官,挥拳打掉了压着他的枪托,用力一推,把他送上了命运的另一条轨道。
舰艇犁开猩红色的海水,驶离了那片挤满绝望逃亡者的沙滩。
高秉涵惊魂未定,回头望着那片生死一线的沙滩。——他没想到,这投向大陆的最后一瞥,竟成了他此后几十年间噩梦与美梦的“混搭体”……
半个月前,一个新的共和国已在北京宣告成立。
第一脚踏上陌生的土地,高秉涵很快发现,新环境对他这样的外来者依然十分残酷:1950年代的台湾,被突然涌入的军队和难民,压得踉踉跄跄,民生凋敝,暴力泛滥,悲观情绪充斥于社会各阶层。
高秉涵跟随而来的刘汝明部,到台后即遭遣散。火柴棒一样的身板,又没一技之长,等待高秉涵的除了流落街头,实在没有好去处。
到垃圾场里,跟野狗夺食;给人洗车,挣几个小钱;夜间台北火车站候车大厅里的长木板凳,暂时收留饥寒的残躯,夜半又被巡警的橡皮棍戳醒;台北火车站穿红背心的16号小贩,用稚嫩的嗓音吆喝出找到归宿的幸福感;台北建国中学夜校初中部的通校生,为节省车票竟练就了跳火车的高难度技巧;因经常吃变质的“酸便当”,而造成胃溃疡,以致一辈子总是一副瘦骨嶙峋的体态,永远胖不了一两肉……
高秉涵的这段经历,很难用心酸艰难之类的词语描绘,幸运的是,他总能在山穷水尽时得到意外的照顾:从高雄逃亡台北的火车站台上,同乡好友管玉成,将仅有的一床旧棉被送给他,又买来两个茶叶蛋塞到他手里;台北车站清洁工孔先生,给他从铁路职工食堂里,偷偷带出的残羹冷炙,是他终生难忘的“美味佳肴”;又是在孔先生的帮助下,他被招为台北火车站16号叫卖小贩,有了第一份固定的微薄薪水;李学光、张文光、刘泽民、孔北堂、史子明、陈兰芝等菏泽师友,鼎力支持他重拾学业;同窗高虎雄的母亲,悄悄换掉他发馊的“便当”,重新装上跟儿子同样的饭食……
“施比受更有福。人生的价值,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付出多少。”日后,高秉涵将这种理念作为人生信条,恰恰是这段岁月赠予他的精神珍宝。
从菏泽老家逃亡十年后的1958年夏天,高秉涵在报考大学志愿一栏里,写下了“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那一刻,他并不知道,这个选择将会把他送到一座孤岛上吞咽思乡的苦泪……
1963年,高秉涵于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毕业,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跃。
1966年秋,高秉涵随三〇三师换防到高雄。
他与石慧丽经过几年的恋爱长跑,终于到了瓜熟蒂落时节。
他们的婚礼很热闹,菏泽老乡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祝贺,他们看着高秉涵从一个孩子长大,一步步走到今天,由衷地替他高兴。高秉涵也视这些人如父如兄,一一向他们鞠躬敬酒;新娘子石慧丽温文贤淑,随着高秉涵的称呼跟他们过礼,得到了大伙的交口称赞:“一看就是咱菏泽人的好媳妇,高秉涵你可得好好珍惜啊!”
新婚之夜,坐在红烛下,高秉涵悠悠联想:假如母亲见到我大喜,该多么开心啊!那夜,他又一次梦见了回家,兴冲冲奔向母亲,大喊着,我领着媳妇回来了!可是还没等他抓住母亲的手,就猛地被人抛进了茫茫大海,被浪头推打着,离母亲越来越远,他疾呼着,嗓子里迸出了鲜血……
他又一次痛哭着从梦中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