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黄河》2012年第02期
栏目：作家书斋
因工作关系，前些年不断在黎城、平顺、壶关、长治一带的山区考察或走访，希望发现山区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经验和规律。这是一个向前看的事，涉及的问题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也很多，很难找到一个能把各种问题都综合进去的分析框架，但迷茫之中还是有了意外的发现，这些地方都有赵树理先生当年的足迹。从他出生、工作到后来挂职返乡，这位作家的大半生是埋在上党山区的黄土里的。
时逢赵树理先生的公子赵二湖先生重访左权县横岭村，发现赵树理当年曾在这个小村参加过一桩命案的调查，而这桩命案可能与《小二黑结婚》的创作有关，因而又被认为是小说的故事原型。只是书内书外的两位主人公的命运反差过大，真实世界中的当事人是被其他村干部活活打死的，小说中的小二黑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让人看到了走出悲惨世界的理想与可能。“清粼粼的水来蓝圪莹莹的天”成了中国人梦里的生活。《小二黑结婚》原来是一个爱情的故事，有了这个历史背景，便又成了一个社会问题。此时重读《小二黑结婚》，发现小说还涉及到基层选举、文化传承、科学与迷信等等山区的乡村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至今仍是中国正在解决的问题。一部一万多字的小说竟能包含如此丰富的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那些“反对封建迷信，反对包办婚姻”的评价，更令人拍案的是，书中还不留痕迹地描述了一种精神，这样一来，小说的思想就不再如胡乔木所说，是小的，不深，缺乏振奋人心的东西（董大中，《赵树理年谱》）。而是具有全然不同的气象与格局。而这一切，都是从小二黑的文化传承开始的。
“小二黑没有上过学，只是跟他爹识了几个字。”小说里介绍小二黑的文化水平其实过于客气了。因为他的识字课本不是五经四书，常识国语，“是从天干、地支、五行、八卦、六十四卦名等学起，进一步便学些百中经、玉匣记、增删十易、麻衣神相、奇门遁甲、阴阳宅等书”，以今天的学历看，能把这些书的字识下来，至少是硕士毕业。
朱自清1943年在《经典常谈》中说，中国的文字起于夏商之间，这个时间距今已3500多年。最早的文字就是卜辞。东汉许慎作《说文解字》搜罗了9000多字，是学习一切古典的工具和门径。小二黑要读懂周易、八卦，至少得把这9000多字识个七七八八。费孝通说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庙堂性的，在《乡土中国》一书中，用了两节来讨论文字下乡的问题，但直到1947年，文字“还不是乡下人的东西”。识字是教育的初步，《周礼》《保氏》说贵族子弟8岁入小学，先生教给他们识字。小二黑这么一个偏僻山村的乡下孩子，从6岁开始便识得“庙堂性”的文字，这样的文化传承实属不易。
旧中国的教育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旧式教育，私塾、社学、书院、学堂。小二黑受教育当属私塾家传一类。王中青和孟宪德当年也就读于私塾，拜在今长治鹿家庄刘士奇老先生门下。1905年清朝废除科举制，兴办新学堂，才增设了法、史、算等内容，所谓“国小常识”。像西方一样，开始分科，但真正办起来的学堂很少。民国元年，即1912年，前述四类学堂一律改为学校。当时的长治，共有男初小60所，学生1271名；女初小4所，学生67名。1940年代，长治市共有小学26所，学生771人。其中高小5所，学生151人。真正庙堂式的教育成了新式大学。以当时的年龄、教材和识字水平看，小二黑当在这151人之上。如果不是和小芹搞恋爱搞得惊天动地，到太原上大学恐怕是没什么问题的。
另一类教育机构是传教士们办的，后大都归了美国人。1922年，罗素写了一本书叫《中国问题》[1]，其中用一节来说教育问题。他说，美国人传播的不是基督教，而是美国精神，“清洁的生活，清晰的思维和充满活力”。在实践中就是“以整齐取代美感，以道德取代哲学，以娼妓取代小妾（因为这更容易隐蔽），以异常忙碌的气氛取代中国素来的悠闲”。对一个积贫积弱的古国来讲，吸纳这种精神显然正当其时。但他也指出了一种问题，“爱情和思想是人生真正的目的。在中国，这两者都很普遍，但任何一个都无法与‘充满活力’的习惯想适应。美国的影响必是会将这二者排除无遗”。以今天中国教育的种种利弊看，罗素这老头儿是有些远见的。
赵树理本人读过私塾，也读过新学，熟读儒家经典，也在由庚子赔款所办的大学住宿，还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2]，但他却把小二黑的命运拉到了中国文化的源头，这个青年是书中唯一打死日寇的英雄。这就不能不令人关注。我们可以把这种状况理解为一个作家的无意为之，仅仅是对身边生活的记录。但在大战之际，在经历了鸦片战争，辛亥革命，二次革命，马关条约，七七事变等等一切之后，从中国文化的根上去关注中国的命运，或许是更大的可能。近代以来，西学在中国的影响并没有深入到内陆山区，新文化只是影响到知识界和沿海地区的部分民众，不可能改变或决定农民的思想行为。1943年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说，周易八卦到现在还是我们大部分人的信仰。因此，在小二黑身上贴一块洋化的标签很不对路。孔夫子是农民所熟悉的，但儒家的东西是一套农业社会人间秩序的思想安排，其最高价值仅在于秩序本身，体现于读书，升官，发财，多子多福的功利性流动中，科学，逻辑，艺术，爱情等等要素只依附于这一安排而没有应得的地位。更要命的是，这套思想中缺少一种更伟大的精神，套不住暴力这头野兽，反而要看暴力统治的眼色行事，一遇战乱，便法力全无，其价值急剧缩水。如果中国文化不能为广大民众提供更为伟大的精神，这种文化的结构必然存在某种致命的缺陷；如果这种文化具有一种伟大的精神，就需要进行深度发掘，实现创造性转化。礼失求诸于野，赵树理一生把主要精力放到乡村绝不是随意的，小二黑父子一个传承，两种选择的命运也就为我们提供了极为深刻的思想资源。仅从这个层面看，小二黑的文化担当就十分了不起。
在《拿双》一节，小二黑和小芹正在互诉来自家庭的压力，四五个黑影突然出现，并大叫“拿下”“捉双”，几个民兵就要捆打。一对内心深处本来就充满冲突的青年，突然面临暴力袭击，已完全陷入绝境，无论道德舆论，暴力的合法性，还是权力的合法性，力量的对比，双方都不对等。但在这个当下，一个农民，面对暴力却毫无惧色，小说行文到此节奏明显加快，急促的跑步声，凶狠的叫骂声，身体的扭打声，文中不着一字，但那种紧张，恐惧的气氛却跃然纸上。小二黑也火了，大喊：“拿，我不犯法。”
据我所知，在长达近百年的时间里，以至到1980年代初期，被人捉双都能对一个人造成致命打击，不管是婚姻自由还是爱情的正式规则多么冠冕堂皇，个人的精神力量都显得极其脆弱，不堪一击。小二黑在那种场合喊出“我不怕他”，简直就是黄钟大吕。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那种伟大的精神。这种精神，与其说来自于有关法的知识，不如说是来自于集体无意识，那种从人类原始时代就开始一点一滴，一层一层积累下来的精神本能，它能使人们在极端境遇中不假思索地这样做或那样做，而不会被眼下轰轰烈烈的风潮所改变。
故事到了这一步，小二黑已经可以名垂青史了。即便没有后来的对簿公堂，平反昭雪，也足以永垂不朽。因为在那类暗夜里，他始终是孤独的，特立独行，自强不息，像海明威笔下那位漂在海上的老人，或者像舞干戚的刑天。
赵树理早年办过教育，知道文字下乡的重要。但他笔下的主人公却是土生野长的知识青年，仅以此看，小二黑的知识结构就不能忽略。
读书识字在乡下很重要，农民不仅尊重识字的文化人，而且对写了字的纸也很敬重，绝不允许当手纸用的。拿土坷垃擦擦就行了，自然而环保。但读书识字又是件很昂贵的事，一来得花很多钱，多数农民承担不起，二来人生识字糊涂始，读书人往往把自己弄得一头雾水，再不想干简单的事。朱自清说仓颉造字的时候，“天雨粟、鬼夜哭”，人有了文字，会变机灵了，会争着去做容易赚钱的事，辛辛苦苦去种地的便少了。如果读书却不做实事，不敢担当，乡下人是看不起的，百无一用是书生，很是有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