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秋，时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的康生认为，上海地下党和赤色工会几次遭受大破坏，鱼目混珠，敌我难辨，情况很复杂，下令全面停止上海地下党的活动。党指示布鲁马上离开上海去延安。布鲁到西安时，正遇上“西安事变”，少帅张学良为实现国共合作、全面抗战，毅然举行“兵谏”，把蒋介石抓了起来，举国为之震动。那阵子中共在西安的党组织忙极了，博古听说布鲁能写能画，便把他留在党领导的“中国新闻社”工作，负责刻蜡纸、画报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年3月，布鲁随中国新闻社撤回延安，进入红军大学（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半年后，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简称延安保安处），先后任侦察科长、情报科长、保卫部长、绥德专区保安分处处长等职，在延安党的保卫战线一干就是九年。
布鲁初到延安保安处时正是保安处工作草创时期，全处三十余人，清一色长征过来的红军工农干部和少数陕北本地人，他是第一个从白区大城市来的地下党干部。当时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内战停止了，在边区和国统区，国民党和共产党互设各自的办事机构，如在国统区设有八路军办事处，在延安设立了国民党观察小组，边区重点保留了国民党县党部和邮电局等；但是，视共产党为心头之患的蒋介石从未真正想与共产党握手言和，一直暗中磨刀霍霍，妄图通过“联共、限共、溶共”达到“灭共”的目的。自1938年蒋介石的势力到达西北以后，即调集胡宗南数十万大军，坐镇西安，不断对边区进行军事挑衅和蚕食，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妄图将毛泽东、朱德和共产党中央、驻守的八路军及边区军民困死在贫瘠荒凉的陕北高原。与此同时，国民党的特务活动大大加强，军统中统云集西安，成立各种名目的反共秘密特务组织，建立特务站，跟踪、监视我办事处人员；或派人打入我党内部，长期潜伏，收集情报，待机而动；或散布谣言，盎惑人心，拉拢策反我基层干部，组织哗变；或武装侵袭边境，强占我村镇，杀害我干部，抢劫边区群众财产。面对如此复杂严峻的形势，边区保卫工作就变得十分紧迫而繁重。按照当时侦察工作业务，侦察科成立了内勤和外勤两大系统，分别负责对内侦察和对外派遣（即打入敌人内部），多方采取措施，以达到“争取主动，事先早知道，稳、准、狠地打击敌人破坏活动”的目的。
布鲁担任侦察科长之初，全科只有十来个人，副科长为王范（凡）。王范性格豪爽开朗，曾长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他利用在四马路巡捕房当巡捕的公开职业，收集情报，保护被捕同志，后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坚贞不屈，甚至大胆策划组织难友暴动越狱，惜乎中间有人变节告密，未能成功。解放后，王范先后担任华东局公安部长、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听说谭政文参与了“两陈案”，搞了布鲁不少所谓“间谍”之类的黑材料，他把谭政文痛骂了一顿，说“都在延安一块儿干过，要掉脑袋也是一起掉，哪来的‘间谍’？屁话！”一次，毛泽东来上海视察，一眼把王范认出来了，毛泽东问他：“王范，你现在做什么大官呢？”王范开玩笑说：“我是上海的‘包打听’。”毛泽东哈哈大笑。五十年代末期，王范因犯“严重右倾错误”被下放到公社当党委副书记，但他性情不改，“大跃进”闹浮夸时气得一蹦多高，降了职也到处叫：“让农村公社大炼钢铁是错误的！母鸡管下蛋，公鸡管打鸣，各有各的分工嘛。”因他资格老，别人都拿他没办法。“文革”中，1967年1月12日，“四人帮”在上海夺权，时在江苏省体委工作的王范在这一天开枪自杀，以生命和鲜血向“四人帮”发出最后的抗争。死前留下三封遗书，在给爱人的信中，他写道：“望你带了孩子长大成人，誓把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彻底干净消灭救中国，我力尽致死为党尽忠。”在给体委全体同志的信中，他悲愤地写道：“我的斗争失败了，希你们继续努力。”在给党中央领导写的信中，他说：“跟党走了四十一年没有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组织，真正做到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党。现在通行着一条极端错误的路线，被坏人利用，我尽到最后的努力，洒尽我最后的热血为党尽忠。”
王范调入侦察科不久，赵君实、陈石奇、朱贵芳，以及布鲁的妻子李器等一批长期从事过地下斗争或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也先后调入，侦察科的文化水平和业务水平大大提高了。
经保安处同意并报中组部批准，侦察科决定组建特训班，培训秘密侦察员。学员在延安抗大、陕北公学、中央组织部训练班等处选拔，条件是思想坚定、表现优秀、政治上绝对可靠、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