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讲成功与怎样成功的书最热销，书商们还给这类书起了个名儿，叫“励志书”，各种正规和非正规的教育，稍微有点儿想法的，都说自己是成功教育，只是他们所谓的成功，就是学科考试狭窄的单行道。“励志书”能不能让人成功，我不知道，因为没工夫看，人活到50出头，还没有成功，估计看什么也白费，所以不耽误那个工夫。但是所谓的成功教育，在我看来，其实把它们大头冲下，倒过来，称之为失败教育，也许更合适。
从小学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孩子们每天必去的地方，就成了战场，考试，排名次，成为激励学生上进的法宝。老师和家长反复对学生灌输，不，轰炸的一个道理，就是那个19世纪末时严复从“达尔文的咬狗”——赫胥黎老先生那里搬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落后就意味着挨打，落后就是失败者。一句老话，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虽然老师们不大好意思劝失败者干脆跳楼算了，省得浪费国家的粮食，但每次批评差生，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于是，凡是成绩不好的学生，在背后都会被视为垃圾生，档次不够的学校，被视为垃圾学校，凡是被视为垃圾，自己也觉得没什么上进希望的学生，自己也自暴自弃，因此，凡是所谓垃圾学校，或者职业中学的学生，课堂纪律一般都一塌糊涂，老师糊弄，学生自己也糊弄。老师在课堂上挨揍，甚至被杀，都不算稀罕事，当然，碰到比较彪悍的老师，打学生，也是寻常事。
进化论式的竞争，是没有止境的，从幼儿园一直到博士研究生，竞争都在进行。每个层次有每个层次的失败者，而且每个层次，成功者都是少数，纵然是天资很好，也很会考试的学生，也没准会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最后爬到塔尖的所谓成功者，大概只有极个别的诸如什么“哈佛女孩某某某”，才配说自己成功了。于是，整个的教育过程，在金字塔的每个阶梯，都布满了失败者，绝大多数人都感到的是挫折，都很沮丧，更没有人会感到快乐。
毋庸置疑，这样的教育，就是失败的教育，或者说是制造失败者的教育，绝大多数人在这个非常艰苦，非常乏味的过程中，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只是遗憾和挫折感。这种感觉，往往会一直带到他进入社会，自然，这样的感觉，尤其是那些在教育的中小学阶段就倍感挫折的人，长成之后，想不变成愤青，都难。
“愤青”的养成，除了我们这些无师自通坚信进化论的老师和家长的努力之外，还有我们整个教育体系的冷漠，教育过程缺乏爱意，惩戒和漠然，每每如冬天般的严酷，刺伤着每个受教育者的心灵。这样的心灵，如果在进入社会之后，再被无所不在的权力傲慢凌辱一番，受点儿挫折，那么，“愤青”就会“愤”得厉害，“青”得更厉害，过了多少年，都长不大。
学校是培养人的，培养人格健全，能自食其力的人，并不是成名成家者的摇篮，如果“让孩子都成为精英”的理想，变成了切实的教育目标，学校无疑只能制造大批失败者。任何社会，精英都是少数，而没有进入那少数精英行列的人，不见得就非得心怀郁闷地活着，一个扫大街的清洁工，不见得看见教授就非得自惭形秽，进哈佛商学院的人，不见得就比学厨子更得意，只要学的人自己乐意，感觉良好。学校不能在培养少数精英的同时，大批量地向社会吐出心怀怨愤的失败者，这样的学校，这样的教育，从本质上就是一种失败教育。
大学教师的种类
按道理说，大学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官僚化的地方，一旦官僚化，后果将非常严重，其官僚气、衙门气、衙役气、甚至有可能超过真正的衙门。毕竟，现在中国的各级行政机关，无论政绩观是否正确，都要有政绩，而且这些政绩多少要有点儿实在东西，怎么也要修几条路，盖几栋楼，引进一点儿资金，增加一点儿GDP。然而，大学不一样，首先不需要制造GDP，其次没有升学压力，最后连毕业生的就业也基本上不用操心。上级评估考核的玩意，无非是论文发表数量，课题数量这些可以通过卡学生的毕业证“土法炼钢”，以及让教师挣计件工分实现的。至于能拿到多少博士点，多少重点学科，一级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这些中国的外行不明白，外国的内行也不明白的标志大学档次的东西，关键看朝中是否有人以及运作的水平。因此，如果大学变成衙门，那就是一个没有政绩压力的衙门，这样的衙门，当政者除了摆官架子，玩虚招子，没有多少实在事可做，风气之恶，或者恶化速度之快，可想而知。
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衙门里，在大学里教书的人，大体上分成这样几种。一是大学脸上的脂粉。这属于极少数大牌教授，在这些教授之中，最受重视的，是具有全国性学术评审机构成员资格的人，只要进了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无论你是谁，立马身价百倍。其次是两院院士，当然，如果院士兼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则是当然的老大。排在最后的，是各个学科有点儿名气的学者，对于这些人，也是只看名头，不看实力。如果这样的人不懂事，跟领导闹别扭，那么很容易被打入冷宫。
第二种是学官。所有有头衔的教授，所谓的双肩挑干部，都是学官。学官有学衔，职称是教授、研究员，但屁股坐在官椅子上，主要的身份，其实是官。严格来讲，这些人是大学里最重要的人物，因为所谓的衙门，就是各级复杂管事的官僚构成的，教授可有可无，包括前面撑门面的教授，即使真的走了，也不打紧，花工夫、出高价再找就是，但是没有了官，衙门可就玩不转了，衙门的架子搭起来，由于国有而且垄断的缘故，根本就不愁没有人来教书，没有人来上课。
第三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计件工人。除上述两类教师之外，所有的教师均属之。虽然这些人里也分三六九等，但基本上都是计件工人，唯一的特权是学校方面不大好轻易解聘，但必须完成计件工作，从上课课时到科研任务，完不成，轻则扣工资，重则降级。别小看这计件工的活，所有的读书人都抢着干，在学校领导眼里，三条腿的难找，两条腿的教授有的是。
必须说明的是，大学里最大的官，校长副校长之类的领导，无论自家有没有这个本事，都会带上若干学术的头衔，跻身第一类教授之列，如果拿不到院士和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也得挂上著名学者的桂冠，身兼若干学术评议组的组长、副组长。大学就是这样的一个有意思的去处，领导是官老爷，但必须挂上学者，乃至大学者的头衔，哪怕自家就是出身政工的政工干部，只要当上了书记副书记，也必定是教授。在做官之前原本就是院士教授的，自然学术地位陡升，轻松地化为学术泰斗，如果此前只是官僚，比如做了若干任司局长的，一旦摇身一变，成了校长，也马上会变成著名学者，同时还要兼著名教育家。官老爷是具有实在利益的官员，而大学者，则是校长们自我荣耀的光环，别的官老爷，则不那么容易得到这种闪着学术光芒的光环罩身。
有位著名的校长说过，要想办好大学，只有一句话，招徕最好的人才，让他们快乐(recruit the best people and keep them happy)。
学衔垄断与士风日下
现在的中国，所谓的学衔， 一般指学位，学士、硕士和博士，而讲师教授之类，被称为职称。其实泛泛地说，职称也是学衔，按道理说，总得先有了学位，然后术有专长，才能有职称。虽然说，眼下的中国，党校和各个大学纷纷乱撒文凭，博士硕士满天飞，各行各业都有职称，连政工干部，也有政工师、高级政工师（相当于讲师、教授）这样的职称，但一般来讲，在人们眼里，有职称的人，还是知识分子，或者说高级知识分子的专利。不管学衔滥到什么地步，它们都有一个统一的特征，那就是国家授予。从讲师教授到政工师，都是拿着国家授予的资质证书。获得资质的过程，差不多举国一致：外语考试、学术评审，而且全部由国家授权的机构认可。严格来讲，这种学衔，不意味着职位，有没有这些玩意，理论上说，跟你担任什么职务，没有直接关系。尽管很多高级官员都喜欢拿一个博士头衔，但没有这个头衔，也不一定就当不上官员。即使属于技术职位，也不一定有高级工程师头衔的人，必定会担任工程师或者总工程师。
在中国古代，类似的东西只有科举制下的科名，即所谓秀才、举人和进士。明清两代最接近当下，越久远越不像，在察举制下面，各地向上举孝廉，所谓的“孝廉”，根本没有职称的意思，如果没有官做，什么都不是。孝廉真正有含金量，是在明朝以后，人们习惯把举人类比为孝廉之时，那时候中个举人，即使不做官，自有人养着你，拖家带口，带着田亩来投充到你的门下。这样具有含金量的头衔，跟今天一样，都只能由国家掌控，由国家特定的机构和程序来颁发，个人纵然权倾朝野，也得按规矩走。比如秦桧想要自己的孙子当状元，也只好参加考试，顶多吩咐考官照顾，断不能自家相府里弄出张纸片盖上印就算数。
古代学衔含金量之高，是国家与社会合力为之。国家看重这些人，给他们以高官厚禄，而社会也看重这些人，无论得没得到官职，都会得到相应的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待遇，就是一个小小的秀才，不仅见了官不用下跪，而且老百姓都会对你客客气气，乡间礼俗活动，少不了他们，宗族管事，也优先考虑，至少，教学生谋束修，不会再有太大的问题。混成举人进士，则自己一辈子加上儿子一辈子，如果不发狠败家的话，基本上衣食无忧了。叶浅予回忆说，他老子是举人，他这个举人老爷的儿子，小时候被抱到街上，各路小贩会自动地把各种好吃的塞给他，多到自己和仆人都拿不了。过去所谓的乡绅，大多跟功名（即我们所说的学衔）有点儿关系，没有功名，得到的尊敬就会打折扣，而地方地面的维持，我们知道，有乡绅自治这回事。
不用说，这种国家颁发的学衔，对于读书人来说，吸引力巨大，大到如宇宙黑洞与宇宙粒子一般。《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说，如果孔夫子活在今天，也得忙于赶考，其实是有道理的。这种吸引力，不仅仅是功名后面的“黄金屋”和“颜如玉”，还因为这玩意意味着来自家族、社会和国家三位一体的荣誉感。就算可以抵御利禄的诱惑，也不大能抗得住这种光宗耀祖的魅力。写了《聊斋志异》的蒲松龄，可以在自家的书里把迷恋于科考的士子讽刺得体无完肤，而其在某些方面晚年得一个岁贡生，也一样喜不自禁。
晚清西学的输入，对社会最大的冲击，是使得读书人有了另外一条获得功名利禄的捷径，而且通过这个捷径，这些通西学的人所得到的好处，随着国家现代化的推进，越来越优厚。但是，这些留学生和在西学学堂学习过的读书人，却依然热衷科举，以得一个功名为荣，在办洋务的岗位上，一边操练西学，一边复习八股，参加考试。像严复这样能够睁大眼睛看世界，而且大规模从西方引进学理的明白人，自打留学回国做了海归，每届乡试都不落下，屡败屡战，直至清朝新政，朝廷举行经济特科考试，让他当主考，赏了他一个进士头衔，才罢手。甚至在科举废除之后，朝廷给留学生考试，分别授予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各科进士举人，比如兵科（军事学）进士、农科进士，等等，喝了洋墨水的留学生们，也纷纷应试，得一个工科甚至牙科举人，都乐得屁颠屁颠的。这就是“国家学衔”这四个字，本身具有的巨大吸引力。
新式学校乃至新教育制度的兴起，意味着学衔的国家垄断被打破。无论什么性质的大学，不管它是国立的、私立的、还是教会的，甚至没有资质的野鸡大学，都可以给它认为合格的毕业生发文凭，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头衔。学校里出来的学生，如果从事新的行业，做工程师、医生和律师，至少在晚清到民国的转型时期，也不用参加国家的统一考试，由国家授予从业的资格。后来被骂为大卖国贼的曹汝霖，在刚刚进入民国的时候，没官做了，转行做了中国第一个律师，根本没有参加过什么司法考试。反过来，无论是留学生也好，国内名牌大学毕业生也好，毕业找不到工作，也只好饿肚皮，没有人会端着面包和牛油等着你。
新中国成立后，风水又转了回来，不仅大学和高考制度，使得科举在新学的前提下得以复归，而且国家掌控和垄断学衔授予的局面，也再度重现。大学毕业即为国家干部，这种制度，甚至在号称破除一切的“文革”中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身上，也照旧得到落实。改革之后，大学不包分配，毕业生不再有铁饭碗，但学位和职称的授予，还是国家包办，为数不多的几个民办大学，顶多也就能发本科毕业证，连这种证件，也得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统一掌握，没有高考档案，任何学校的毕业证都不算数。而职称更是国家强力垄断，只有少数所谓的国际会计师之类的“职称”，由于有特殊的需求，是个人自己到专门的国际行业协会所属的机构来考的，剩下的，国家不认可，就什么都不是。
在古代，国家垄断学衔，但也很慎重对待学衔，官衔可以滥卖，滥到妓女和厮养都有四品的官衔，但学衔决不滥发，清朝直到把科举废除，学衔的授予，都是相当严肃的。因为在古代国家视野里，学衔或者叫功名，属于国家名器，关系到国家根本，什么滥掉，这个也不能滥。可是，现在学衔的国家垄断，已经进入现代甚至后现代语境，不仅大学的学位发得越来越滥，滥到无话可说的地步，职称的评定，也大体上黑幕重重，讲政治，讲权势，讲金钱，什么都讲，就是不讲学术的现象，绝对不是个别的。
有意思的是，尽管学衔之颁如斯之滥，形同儿戏，但知识分子却很少能抵御学衔的诱惑，放弃追求的。不管评职称的过程有多黑，所有人，包括某些看得很明白的人，都只能前赴后继地扎到里面，孜孜以求。不管这个过程让人有多么的屈辱，多么的不情愿，还是不能放弃。真正能看得开的，几如凤毛麟角。当然，替知识分子想想，作为一个大学教师，如果一辈子做学问，最后连个教授都拿不到，感觉自己也不比别人差，这本身就意味着自己和家人的奇耻大辱。
从根本上讲，国家垄断学衔，意味着国家对社会精英的无形控制，晚清到民国，国家放弃这种垄断，虽然思想、文化乃至学术大师涌现了不少，但国家对精英的控制也放松了。再一次恢复这种垄断，意味着至少在体制内，国家可以保障对精英的控制，就算有不满，也在追求学衔的程序过程中，斗志全消，不变成奴才，已经阿弥托佛了。只是，古代的学衔垄断，国家还能保证学衔本身大体上的严肃性，不会撒开了乱给，表明对士人的某种尊重，而现在学衔颁授如此之滥，而且越来越滥，狗洞和大门都敞开，一任各种毫无知识含量之人涌将进来，说明古代的那种对士人的尊敬，已经不复存在，现代的知识分子，已经变成了权力的工具和玩物。成了玩物和工具，道德操守，自然靠不住，即使没有得到职称之前靠得住，得到之后，大都也靠不住了，士风想不日下，也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