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家从前就住在江畔街44号院。那个大杂院里,全是一片随时随地都会倒塌的小趴趴房。那种房子既怕风,又怕雨,更怕火。从院里一出来,便是江畔的公共厕所。
秋天,这院儿里的家家户户总是比着赛着地往大缸里腌酸菜、腌咸菜、晾菜干;虽然那些年家家都是苞米面饼子就着酸菜、咸菜地打发日子;即使这样,44号大院里人—,过日子的心劲儿照样足足的。每到过年,家家的窗户上、门楣上,那对联儿、福字儿,红彤彤地贴了一片,小鞭、二踢脚也照样噼噼啦啦放得震天响。家家的桌上,也有大碗大碗的鸡鸭鱼肉热热乎乎地冒热气儿!他们惟一的希望就是能早日住上好一点的房子。
说到房子,老爹就叹气,他总是责骂自己没能耐。挣命似的苦熬一生,结局是,有着四十年工龄的老爹,在文革结束后不久的某一天,胸前戴了朵大红花,由厂里的工会干部们敲锣打鼓地陪同着,送回院里来了,光荣退休啦!在家好好养老吧。
可老爹老妈怎么呆得住啊,那时节,大哥刚从兵团回城,进了车辆厂上班。不久,下乡时处的对象——大嫂也返城了,都二十好几了,论理应该赶快给他们成家才对。
其他几个兄弟都还小哩,都还在上中学。老二被家里人称作小老儿。他生在国家闹三年自然灾害的六一年。因为没啥好吃的,一生下来瘦得皮包骨,一张小脸上章堆满了折皱。老爹见了张口就说:怎么像个小老儿!从此“小老儿”就叫开了,成了二弟的小名。老爹退休那年,小老儿才上高二。老三老四是一对孪生兄弟,那抢先一步生出一来的,就被称作小大,那后一步生出来的就是小二了。那年,小大、小二才上初三,可老爹就在家庭负担这样重的时候退休了。老爹一退休,生活的重担,就全然落在了大哥身上了。
七七年恢复高考,大哥看人家跃跃欲试的,心里好憋气,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终于打消了报名的念头。他要是去上学,家里怎么办?大哥心情闷了几天,就又开朗了。他不爱愁眉苦脸,他是生就的乐天派。他自己说,我这人属骆驼的,天生挨累的命!下乡时;扛锄头、下大地、赶马车、开拖拉机;来来回回的路上,还尽帮连里的女同学们扛行李袋子。现在,返了城,进了厂,刚想直直腰板,松口气,好嘛,又得帮老爹分担家庭重担了!大哥说:没办法,我就这命。
大哥与共和国同龄,他出生在关里老家。
大哥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已经十来岁了,记事了。但十来岁的大哥,长得只有城市里七八岁的孩子那么大。那模样真像语文课本里那句话所形容的:三根筋挑着一个头。而刚到三十岁的妈,那一副枯槁的身形,老得像有五十岁了。
早先,老家日子不好过,爹就一人闯关东去了。老爹的想法很实际(穷人是浪漫不起来的),到东北发狠地干上几年,挣下一笔钱,然后就回老家来,守着一家子人,团团圆圆在一起,乐乐呵呵地过自己钓小日子。
谁知,想往中的这笔钱,说什么就攒不下来!最后,因囊中羞涩,竟躲在外面连过年都不敢回家了。还是妈带着十来岁的大哥,千里迢迢地从关里老家投奔老爹来了。
那是一个阴雨绵绵的暮春天气,时令已近端午,大哥还裹着一身露棉花的老破棉袄,裤子是那种在腰间用力一紧的挽档裤;那一身紫花老土布,还是妈点灯熬油地亲手织出来的。那时,妈的脑后梳着一个河北老家妇女常见的抓髻,有一绺叫汗水打得精湿的头发粘贴在额前。她一手挽着一只黑乎乎的包袱,那包袱里装的是从老家带出来的全部家当;另一只手就紧紧地攥着大哥。母子俩就这样闯进了城市。好在城市不大,向人询问了几遍之后,娘俩个就来到了父亲上班的厂门口。
正是下班时分,在老爹工作的厂门口,有许多入把他们母子俩团团围住。他们像看西洋景似的围观着这两个突如其来的出土文物。“老孙,老孙,你媳妇你儿子来啦!”立刻有人飞马向车间里报信。倒把老爹闹了个手足无措。
爹也太老实了,十好几年干下来,连间住房都没有给自己闹下呢。当时,他竟还住在宿舍楼。早先,他是住工棚的。解放后,工人的生活大大改善,厂里还为单身工人盖了宿舍楼,爹也在宿舍楼里给自己闹了一张床位;可现在家眷来了,住哪呢?宿舍里怎么挤得下?又怎么好意思去挤?
爹竟想叫妈、回去:“怎么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来了呢?我一点准备也没哇。住哪?住招待所,那得花多少钱?”
可妈就是不回去。“老家的日子就那么好过吗?都饿死人了!”妈憋着个口气,慨然来了,说什么也不能回去了!她带着大哥在工厂的收发室里硬挺着,将就了些日子,工会看不下去了,这才给已经四十多岁的老孙头,在江畔44号大院里找了间房。这个大院与工厂仅一墙之隔,它原本是厂里的一个仓库,后来间隔一下,安置了一些无房的工人,房子虽不怎么样,好歹是把家安顿下了。
这一住下,就又添人进口的,有了小老儿,又有了小大、小二。这一住下,就一直住到大院动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