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前，组织部找我谈话：“为了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为了加快干部队伍年轻化的步伐，所以……”
无须再多说了，我明白，我面临着老主任十年前面临的境况。
设身处地，才会有触景生情的感受。短短的十几天，我豁然感悟到十年前老主任矛盾而复杂的心境。
为什么伴随着我们权力的交接和转移，总有那么多的痛苦和矛盾？
我一下子觉得有许多话要同老主任讲。我真想在老主任家再喝醉一次。能再一次滔滔不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畅所欲言。
电话中我说：“老主任，明天我准备去给您拜年，您方便吗？”
老主任显然有些惊讶，但声调仍是平静的：“我知道你很忙。电话拜年就挺好。你……”
“您是不是有所不便？明天是初二，我回老丈人家。吃过中饭，我想去看看您。如果您觉得方便的话。”
电话那边静默了有十几秒钟，老主任吐出一句话：“欢迎你来。”音调仍是十分平静，体味不到说“欢迎”这个词时应有的热情。
老主任姓刘，叫刘崇望。我对老主任的称呼，应时而变，换过好几次。
认识老主任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中期。那时候，他“下放改造”在工厂当钳工。我“接受再教育”也在工厂当钳工。我们就成了“忘年之交”，“患难之交”。那时，就有了一个富有环境特色又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的称呼：我叫老主任刘师傅。直至现在，还有不少昔日工厂的老朋友仍叫老主任刘师傅。我每次听到这一称呼，都会回忆起在工厂时大家那种毫无猜忌、亲密无间的相处，心中油然而生一股暖流。
后来，老主任落实政策调回文艺界，我也经老主任推荐调到了文艺界。在文化圈内，当着温文儒雅的文化人，再开口叫刘师傅，就感到了别扭。这既是一种“卑微出身”的暴露，又难免让人有“土得掉渣”的嘲笑。于是，入境随俗，我就沿用文艺界的习惯，改称老主任刘老师。
再后来，市总工会恢复。工人文化宫所属权从省群众艺术馆收回，成立了唐虞市工人文化宫筹备领导组。老主任出任筹备领导组组长；老主任把我也带到了文化宫。唐虞市工人文化宫，因其规模宏大，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在省城引人瞩目，非一般文化宫、文化馆可相提并论。省、市的人大会、政协会从来是安排在此；每逢节假日，省、市领导也常来到文化宫与民同乐。老主任能出任此职，身份地位有了天渊之别的变化。再称呼普普通通的刘老师显然已经表明不了其地位，也显示不出其身份。于是，我就改称刘组长。当筹备工作结束，刘组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刘主任。
再再后来，情况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随着本人职务的逐级提升，我担任了文化宫第一副主任。其后，每次领导班子开会，再称呼刘主任就越来越觉得不是滋味。作为班子里的成员，大家自然应该是平等地探讨、协商、决策文化宫的重大事情。然而在会上，我叫其它副主任老邱、老闫、老赵，其它副主任都称老主任是老刘，而我叫老主任则是刘主任。我是尊重地：“刘主任是不是这样”，“刘主任是不是那样”，而老主任则是随意地：“小廉应该这样”，“小廉应该那样”。无形之中，老主任对我就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不像是班长，倒像是家长。地位失去了平等，心理也就失去了平衡。但是，称呼什么？一时真难以改口。为表示平等，称老刘？叫崇望同志？显然不妥。既感觉别扭、唐突，又失之不恭。千思百虑的结果，终于产生了“老主任”这一想来颇为得意的称呼。
老主任这一称呼，既尊重了历史延续的事实，又赋予了现实变化的新意；老主任，一个“老”字中，既表达了尊老爱幼的姿态，又隐含着新陈代谢的心理；既有夕阳无限好的赞誉，又含长江后浪推前浪的隐喻。而且，随着历史的演进，这个老主任的称呼中，又有了“原主任”、“前主任”的含义。于是，这个称呼总算在我口中固定下来，十几年再没变。
其实，老主任还有两次变更称呼的机会：一次是市政府调他去当副秘书长，一次是市文化局调他出任副局长。然而，老主任两次都放弃了让别人艳羡不已的升迁，终于没有改称刘秘书长或刘局长。
老主任说：“人贵有自知之明。我知道自己不是个当官员的材料。让我搞群众文化工作，我是得心应手，轻车熟道。我能呼风唤雨，有很大的鼓动性，很大的能量。可要让我带上个乌纱帽，我就路也不知道该摆什么姿势走，话也弄不清该拿什么腔调说了。每个人要有发展，有建树，就要找到适合自己生长的土壤。热带雨林，可以栽种芭蕉椰子；而高粱玉米，只能播撒在黄土地上。种在江南为橘，种到江北就变成了枳。把我放到官场上，用不了几天，还不得蔫得枯萎了？”
老主任还说：“现在西方很流行一种说法，叫彼得原理。一个人有能力，总会被提拔到更高一层的职位。但人总有江郎才尽、在新的岗位变得力不从心、难以胜任的时候。于是，人往往都会在自己不胜任的岗位上停留下来。不是操如何做出政绩来的心，而是操如何保住这个对自己并不适合的位子的心。这真是人生的悲剧。聪明人应该避免这种悲剧在自己身上发生。”
我能够感受到：老主任离不开文化宫，离不开群众文化工作这一行当。
老主任的话无疑是对的。但那一刻，我是这样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