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涯》2000年第04期
栏目：文学
五月的阳光真的很好，该绿的都绿了，该开放的都开放了。这样的季节里，罪恶应该像黑暗一样躲得远远的。
当时蔡云就是这样想的。当时是星期六的午后，蔡云在所里值班，无所事事，只好把两只脚搁在另一张椅子上打瞌睡。为了做好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他没有敢脱鞋子，电话机放在一伸手就能拿到的桌子边。
但是蔡云睡不着，脑袋里全是事情，杂乱得像春运高峰时期的火车站。去年夏天从警校毕业之后，他和三个同学分到市公安局。局里二次分配，一个去刑警支队，一个去防暴大队，一个去110指挥中心，一个去望湖派出所。去派出所的就是蔡云。局长一宣布，他们就被接受单位领导带走了。他们分手前郑重地握了握手，却无意间站成三对一。三人顾不上兴奋，眼睛里全是毫无遮掩的同情。他不知所措，好像还没有醒悟过来。
然后他们就走向接他们的车。
去刑警支队的谷超乘坐的是“三菱”越野吉普，去防暴大队的申建国乘坐的是“奥迪”，去110指挥中心的辛德明乘坐的是写着“110、120特别联动”字样的“依维柯”，他们乘坐的交通工具上警灯转动。蔡云跟所长毛迪声走到门口，毛迪声伸手拦下一辆“夏利”出租车。
“毛所长，要不要送一下？”刑警支队的赵队长笑着问。
毛迪声挥挥手说：“不用不用。”他又说：“所里的车出现场了。”
“出现场？”赵队长笑着说，“还要你们出现场？”
蔡云真的不想往出租车里钻。他已经很久没有坐民用车辆了，在警校的时候，出门都是两三个人借驾驶班的三轮摩托。毕业后在家的几天，他向分在分局的学长借了一辆摩托。摩托半新半旧，但车上写着“公安”，就很容易让人想到伤痕累累、风尘仆仆的战马，从而联想到主人的出生入死、战功卓著。新车有什么用？新车让人一下子就想到了连立正都站不稳的新兵。他装着系鞋带，等同学们拐上马路后才往车里钻。他希望同学们听到了毛迪声所长的后半句话，所里不是没有车，所长说所里的车出现场了。
蔡云到望湖派出所才知道，所里有一辆普通型“桑塔纳”，但车子不是去办案，而是一大早帮关系户押车去了外市。
另外三个同学到岗位上不久都有了故事。去刑警支队的谷超，上班没几天就参加“8.29特大杀人案”的侦破工作。他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但他参加了，到过现场，经过曲折，知道过程，说起来就比较过硬，所以，只要聚会他就要往这上面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从上甘岭下来的人，哪怕只是炊事员，说话时舌头都比在后方的人硬。去防暴大队的申建国，没几天就参加了“特保”。“特保”就是特别保护，国务院副总理来也不过“一保”。他一般不说，好像一说就涉及到绝密，就犯了纪律。这很容易让人觉得他很可能只是远远地站着，实际上什么也没看见。每到这时候，他就会扔下“手很软”、“头发根有些白”之类的话，让人摸不清头脑，又让人觉得已经说得不能再清楚了。到110指挥中心的辛德明，没几天就从十六层的1607室的阳台上翻出去，沿墙平移了5.4米，翻进1608室的阳台，帮主人取出了钥匙。这件事他不用说，当时正好有记者路过，摄像机记录了全过程，录像带在电视台当晚的特别报道中原汁原味播出，全市人民都看到了。
蔡云到派出所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背户籍，每个晚上跟户籍警外勤老刘一家一家去认门。老刘是派出所的元老，年后要退休，所里的意思是让蔡云将来接他的班。老刘是好人，长了老太太一样迷迷糊糊的脸，对蔡云像对独生儿子。他和谁都熟，谁家的煤气表装在哪个位置他都知道，更不要说谁家有几口人、从事什么职业了。他到谁家都要被谁家逼着喝一杯茶，抽一支烟。
“这位是——”人家指着站在一边的蔡云问。
老刘说：“我的助手，小蔡。”
“联防队的？”人家问，然后善意地笑了，一般人不大相信老刘会有助手。
老刘说：“不，正经警察，警校才毕业。”他接着介绍蔡云，说蔡云怎么怎么好，说着说着就说到蔡云的同学谷超、申建国、辛德明身上。人家对谷超和申建国不熟悉，却都看过电视台的特别报道，都记得当时心和辛德明一起吊在半空。“他本人，就是辛德明的同学!”他说。好像这么一说，蔡云就不同凡响，而不同凡响的蔡云居然是他的助手，他的地位就跟着高了。这实际上是不搭界的事情。
如果人家有年龄相当的姑娘，老刘会多坐一些时间，一副努力做红娘、促成婚事的样子。弄得人家姑娘闭紧门不出来，在里面又羞又急地说“刘伯伯快走刘伯伯快走”，臊得蔡云站也不是走也不是。
这样走下来，有时一个晚上只能走两三家，至多走四五家。
望湖派出所是新建立的。这个地段在城市和郊区的结合部，原来是一片荒地，后来开发，有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居民小区。市里规划将城区扩大，这里陆续多了几栋高层建筑，多了好几个日夜轰隆隆的建筑工地。但总的来说，望湖派出所现在所管辖的范围并不大，大部分还在规划中和蓝图上。派出所正在不断充实力量，蔡云就是为充实力量来的。
望湖派出所边有个自由市场，满眼是小摊小贩、买进卖出。有交易的地方就有缺斤少两，就有你争我夺，因此就有纠纷。闹开了，双方揪着衣领。“走!你要是不怕，跟我去派出所!”“我怕你？我怕过哪个？派出所又不是专门为你家开的!”人来了，派出所就要问情况，做记录，再拿出让双方都能接受的意见。有时一个上午只能处理一个纠纷。
“还不如叫居委会呢!”蔡云心里嘀咕。
因此，派出所户籍警外勤蔡云没有什么故事可谈，聚会的时候只有听。他们分手的时候说每周聚一次，参加工作后才知道有多紧张，坚持了个把月就改成一月聚一次，后来这也坚持不下来，改成有空就聚。蔡云被推举为联络人，原因是他不太忙，而且常守在电话边。大概是世纪末了，乱七八糟的事情多了起来，所里经常要出现场，让他值班。值班就是守电话，哪儿也不能去。哪儿也不能去，怎么会有故事？
现在，蔡云一个人在所里值班，带班的毛迪声在彩票销售现场。五月这样的季节，又是星期六的午后，如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人就没有理由不懒洋洋，睡意如同从天而降，大雾一样弥漫。因为经常值班，没有睡午觉习惯的蔡云天天都要打一会儿瞌睡，人仿佛一转眼就到了按部就班的中年。他把身体摆放到最舒服的位置，双手交叉放在小腹那儿，心往丹田沉，渐渐地就分不清自己是躺着还是站着了。
“嘀铃铃铃——”
电话就在这时候响了，清脆而急促，如同夜深人静的时候炸响的一串鞭炮。一听那不由分说的声音，谁都知道一定是哪里出事了。蔡云猛的一激灵，双手往下一滑，人掉下椅子。
“喂!”蔡云半趴在地上，在第一时间抓过听筒，“喂，你好!请讲!”
电话那头没有人说话，但显然电话通着。从电话背后嘈杂的声音上，蔡云判断打电话的人用的是公用电话。他听出里面有紧张地喘气的声音，好像打电话的不是人而是一头负重的牛。
“你好。”蔡云放缓语气，“你不要紧张。”
对方还是没有开口。
蔡云学过心理学，知道人在极度紧张的时候是有可能发不出声音的。他趁机让脚钻进皮鞋，扣好衣扣，扶正椅子，做好了下一步行动的准备工作。
“你现在是在哪里——你——身边有什么显眼的建筑吗？”蔡云启发对方说。
听筒里还是呼哧呼哧的喘气声。
蔡云无声地笑笑，以为是有人在恶作剧。他接过这样的电话。有一次，对方是一个女学生，说有人在望湖小学西围墙边拦路抢劫。他一个人奔到现场，什么异样的情况也没有看见，却看见几个小学生躲在墙后鬼鬼祟祟地笑。他想训训他们，又想到对手是几个小学生，有理也说不清，即使说清了也没用，装着若无其事地走了，仿佛他不是专门来处理事情，而是路过这里。这样一来，那些小学生反而不知所措。还有一次是同事捉弄他，说湖边发现了一蛇皮口袋的碎尸。他全身的力量都拥到了嘴边：“你说什么!”好在同事在那头忍不住笑了起来，否则他搁下电话就要通知所长出现场。他想这次可能和前两次差不多，决定将计就计。
“你能把电话交给你身边的人吗？比如公用电话亭的老太太？”蔡云在“公用电话亭”几个字上用了重音，明确地表示自己的判断。
“喂!”电话那头突然蹦出一个老太太放开的声音，“喂!你是谁？”
蔡云被粗重的声音震得耳膜发颤。“我是望湖派出所。”他知道打电话的人把电话交给了身边的人，那人身边真的有一个老太太，“请讲。”
“你是哪里？”老太太问。
蔡云有些不耐烦地说：“望湖派出所!”
“——你是小蔡吧？”老太太高兴地说，“我是你李大妈呀!”她又急促地说：“快来，一个小伙子来找你，好像是报警的。”
蔡云急忙奔到李大妈的“望湖”杂货店。杂货店就在派出所右前方不远的地方。李大妈是老刘的老婆，老刘退休后，家里生活困难，望湖小学破墙开店，派出所帮他家申请开了一家杂货店，兼办公用电话业务。
“就是他!”李大妈指着一个青年说，目光炯炯有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