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涤非，祖籍湖南长沙，祖父是从农村走出来的苦孩子，学得厨艺，成为名厨，靠这点本事谋生立业，竟然使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得以大学毕业。涤非之父是三兄弟中的长者，从事文化研究工作，成为了当代中国人文领域中的一位著名学者。涤非之母亦为我国英美文化领域里的著名专家，尤其在英译中国文学名著方面卓有成就。
涤非孕始于“十年浩劫”之中，一九六八年，正当社会上一片乱哄哄之时，从事文化学术业务的臭老九都在赋闲游荡，其母曰：“前几年忙于工作没有时间，现在没有什么正经事可干，不如添一个孩子。”于是就有了涤非，此时他已经有了一个九岁的同母异父的姐姐。
迎接涤非出生的是家里的一片愁云。其父被圈进了“小学习班”进行隔离审查，原因是他曾在一个人数不过二十来人的小群众组织里身居“第四把手”，所作所为不过是走走中间路线，搞点折中主义，按“中央文革指示”、人民日报社论的调子贴过一些大字报，仅为获得较好的“政治表现”以求在大革命风暴中保自己身家的政治安全，从未干半点出格的事，却没想到成为“审查对象”被圈进了“学习班”，而出“学习班”时，竟成为了一个“被宽大处理的反革命分子”。回到家里，见到阔别了三个月的小儿子已长得虎头虎脑，能在床上爬来爬去，跟寻自己感兴趣的目标，或是一个小玩具，或是一块饼干。这个为父者头上已戴上了帽子，不敢想象这小儿子的未来，不禁哑声而哭。
这小子取个什么名字为好？其父当时已被强加于身上的臭老九原罪与对“伟大领袖革命路线”的“现行罪”吓傻了、压垮了，但求“洗心革面”、“彻底改造”，竟把自己逆来顺受、充满了奴性的傻乎乎的决心，化为一个沉重的名字——“涤非”，给了这生下来就八斤六两、天真无邪、活泼好动的胖小子。时过境迁，在以后的日子里，其父每想到强加给了自己儿子这么一个沉重而颇有忏悔意味的名字，就惭愧内疚，深责自己一时太窝囊、“太面瓜”。后来，这小子到了美国，傍着原名的谐音，给自己取了“David”一名，普通而自然，响亮而堂正，总算中和了、淹没了原来名字的含义。
不到半岁，小涤非与他九岁的杏姐就一并托付给住在湖南老家的爷爷奶奶抚养，因为其父母都被打发下了河南信阳一所干校，一去就是两三年。此干校似足以名垂不朽，因有杨绛的《干校六记》曾加以记述，只不过其劳动生活之艰辛与气氛之肃杀实远为胜过。
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的苦难历程终于过去了，涤非父母才算真正“安定”下来，姐弟俩得以回到北京与父母相聚。那时，父母所在的单位刚从干校回来，原来好些宿舍都被“革掉”了，于是老旧的筒子楼成为安置好些家庭的“宿舍大楼”，那时的钱钟书、杨绛两个老研究员尚且只分配到一间办公室安家落户，涤非的父母这一对被“文化大革命”卡在副研究员这个等级前面的“资深助理研究员”的待遇就可想而知了。他们一家四口挤住在一间十几平米的旧办公室里，一张大床、两张小床被三大块“布墙”隔了开来，各自成一统。浩劫之后的寒碜，也发散出温馨之家的气息。
进入中学后，小涤非很快从一个胖墩墩的孩童发育成一个俊秀的少年，戴上一副眼镜，俨然就是一个聪敏的小书生了，只是脸上仍存有憨态与稚气。也许是因为他身上渐渐开始显出了一个未来的有为青年的雏形，更成为了全家关注疼爱的重点对象。远在家乡的爷爷、奶奶、叔叔、婶婶思念他；近在北京的姥姥一生命运坎坷，把她晚年对孙辈的爱，倾注在他身上，甚过其他的孙辈；其母放弃了在美国名牌大学里的教席，也从自己的英美文学研究事业里分割出相当多的精力与时间，用于对他的培养教育，从照顾他的生活，到给他的文化学习、特别是英语程度的提高另开“小灶”，提供家学的“营养”；其杏姐已是北京外贸学院的学生，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仍没有放松对宝贝弟弟的关怀与指导，从他的庇护者又渐渐成为他的“铁哥们”。在这个时期，他的关爱者队伍里，又增添了一个新的成员，安徽的小慧，她比涤非大不了几岁，还未成年即从乡下来北京打工谋生，落户到了涤非家，她以其淳朴、善良与勤劳，赢得了全家人的信赖与仁爱，作为报答，她则像大姐一样尽心尽责地照顾着这位“东家小弟”的生活。
在这一片年长女性柔情温馨的关爱氛围里，似乎谁也没有发现这个清秀少年曾经有过青春期的逆反心理表现，唯有其父有所感受并深知其厉害。不过，这也得怪为父者自己。他曾经坦言自己的才力仅为“中等偏下”，不论此话有多少自我调侃的成分，反正面对着无涯的学海与不无阴险的人际关系，他要努力在学术阶梯上往上爬，当时得竭其全部的心力与时间，实在无暇关心儿子的成长与教育，特别是儿子有一次得了凶险的疾病，住院期间全靠其母照顾，做父亲的只寥寥探视过两次。他自以为心底里最爱的是儿子就够了，更满足于自己多挣稿费以充分保证儿子餐桌上的丰富营养与旅游开支的这种父爱方式，他这种伦理上的误识造成了儿子对父亲的隔阂与淡漠，这是这个可怜的父亲终生最引以为憾的一件事。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乃母以其优异的学术表现，得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邀请成为最早的中国访问学者，在美期间深得学界人士的赞赏与友情，这些有民主党倾向的学术精英，眼见中国有背景的子弟纷纷赴美留学已成为一道热闹的风景，不禁对这位出色的中国平民女学者发问：“你为什么不争取让你的儿女也来美国上学？”一语顿开”茅塞”，点明了这位女学者的奋斗方向，于是，她谢绝了美国高等学府的教席，回国致力于让儿女走出国门的工程，为他们赴美求学打基础、作准备。大女儿的事比较好办些，她顺利得到了美国著名学府韦斯理女子学院的录取，于一九八一年赴美。
小儿子的事则比较艰巨，他正处在初中毕业上高中的过程中，只能申请有高额奖学金的美国名牌贵族中学，这似乎比申请上大学的难度更大。特别费工夫的是，他必须大补英语，在听说写读上全面达到美国高中学生的水平。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于是小涤非开始了紧张而持续的奋斗。
经过一年左右的持续奋斗，小涤非在本校的学习成绩稳步前进，课外补习英语获得了长足的提高。两条“战线”都已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他开始转向了第三条“战线”，向国外中学提出申请并准备应试，其引领人与辅导者仍是乃母。在广泛地对美国的中学作了准确的调查研究之后，选出了三个有权接受外国留学生并能提供奖学金的美国名牌中学作为申请对象，它们是密尔顿中学，安多韦中学与莫西·布朗中学。然后就是正式提出申请，并在复杂的申请程序中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完这些渐进而繁复的程序，本身就是一个耗时费劲的巨大工程，有大量要填写的表格、要作答的问题、要呈报的个人资料，邮件来往不计其数。仅邮费一项即非同小可，足花费父母二人大半年的工资。比起申请过程中事务性与经济方面的负担，更为费劲的是必须书面回答一些考核性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要完成一些“功课”与作业以提供给校方进行检验与考察。
面试更是“考官”直接而无微不至的审查。涤非所申请的三个学校各自委托了两三个在中国的美国公民进行面试，一般都是来华访问的学者、教师，也有个别来华旅游的资深人士。面试是对申请者的英语理解力与表述力以及文化知识水平及人品教养的全面考核，从后来的结果来看，那些素不相识、铁面无私的“考官”对这个中国少年的表现还是认可的，因为过了一小段时间，三个中学都来了录取通知，并都承诺给予全额奖学金。对于一个中国学生来说，全额奖学金意味着什么？那就是免交学费，那就是免费给你提供膳食与住宿，甚至若干零用钱。三个中学在美国都是闻名遐迩的名牌，但以安多韦名气最高，学校条件最优越，美国有不少政治社会名人与学术精英，皆出自该校，两届美国总统布什父子二人都是从这里毕业的，而且该校愿意给涤非的全额奖学金最为优厚。理所当然，到安多韦上学去！
一九八六年春夏交，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一道“坎”，是一个“分水岑”。稍前两个月，涤非之母已第二次获邀赴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而涤非也即将赴美上安多韦，其姐也早在几年前已经赴韦斯理上学，从此再没有回过这个家。这是一道明显的“坎”，在此之前，一家人虽也有分离，好歹总聚集在一个国度、一个“空间”，而在这之后，则不折不扣是“天南地北”、“天各一方”了。
涤非在乃父的带领下，总算办完了出国的种种手续，虽然获取出国护照手续的内容与程序并不多，其工作量是远远不如入美国境内申请奖学金与签证那么多、那么繁重，但办理起来却更为麻烦、苦涩、劳神、费劲。当涤非获得了护照与签证时，他不禁高兴地叫了起来：“我终于可以飞上天啦，可以到美国去上学啦”，乃父见他如此兴奋，不难理解他此时颇有羽翼渐丰而欲展翅高飞的意气，也深感在他这句话的后面，似有若干人生初阶段略带苦涩的积淀：父母的坎坷、家庭的困顿、社会的灰暗与不平、自己在国内前途的不容乐观等等，如果有可依赖的天恩祖德，有饫甘餍肥的生活，有指日可待的锦绣前程，那还何需不辞艰辛、远走他乡？其父有清楚的认识，儿子此去路漫漫而修远，奋斗之途决非一坦平川，定要作出艰苦的付出，为了使他在奔往遥远目标的进程中无需他顾，已到知天命之年的老头子特别叮嘱其子，如果乃父旦夕有疾病灾祸之类的事故，他只管致力于自己的学业与奋斗，而不用回国探视照顾以尽世人所谓的“孝道”。把儿子的奋斗看得大大的，把为父的存在缩得小小的，倒也确实蕴含着对自己独生子的真挚钟爱。
一九八六年的五月，终于到了动身的那一天，临行时其父送涤非到机场，眼见他俊秀而生气勃勃的背影直往前走，甚至没有回头再看一眼，最后消失在进口深处的人流中，乃父久久地等在机场外，直到载着儿子的那架飞机越过上空，渐飞渐远，完全消失在天边后他才怅然痛失地回到家里……此后好些年，那俊秀的渐行渐远的背影不时浮现在这已进入老境的父亲的脑海里，日渐凝现为一幅缩影，似乎成为了这个父亲与儿子整个关系的一个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