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无论怎样都睡不着……
总是不见来信
这是一个月淡星稀的夜晚，毛泽东把杨开慧母子几人悄悄送回板仓老家。
即便是在晚上悄然回家，毛泽东也是在冒极大的风险。
那正是白色恐怖疯行城乡的非常时期。自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人的捕杀，似乎越杀越红眼。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等著名共产党人相继遇害。在当时的中国，连乡下都知道，抓一个“红脑壳”，政府就奖十块大洋。像毛泽东这样著名的“红脑壳”，自然是反动派枪口随时瞄准的对象。
1927年，是中国历史风云变幻的一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死中求生的一年。
这一年的湖南长沙更是惨烈。
猝不及防的共产党人纷纷倒毙于敌人的枪口与屠刀之下。当时的长沙，从南门口一直连向天心阁，城墙上皆挂满了革命者的头颅。有的甚至还不是革命者，只是被那场疯狂屠杀而误杀的普通百姓。据说连当时的狗，也因为吃惯了人肉而吃人成性，见到活人就一顿乱咬。到6月底，共产党员、工会农会干部以及国民党左派被杀者已达500人以上，三湘大地有“死地”之称。
这一年，眼看着一个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在国民党右派的屠刀下纷纷倒下，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还在忍耐、迁就、让步，观望……
这一年，曾经在毛泽东心中沉思日久的一个思想越来越明朗坚定：拿起枪，组织自己的工农武装。
就在板仓，就在杨开慧简陋的卧室，毛泽东夫妻一别，就再也没有相见。
那天，黑夜中的告别，虽然比从前任何一次告别都要匆忙。但毛泽东却一反常态的显得重复啰嗦，老是反复叮嘱妻子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杨开慧后来对堂妹杨开英说，从前，她跟毛泽东的任何一次分别都没有那种掏心掏肺的感觉。可那一次偏偏那么奇怪，那个人一融进夜色中，她的心就空了。
事实上，杨开慧的直觉没有错。那黑夜中的匆匆一别，竟成夫妻永别。那煤油灯下的最后一眼对视，竟成了后来岁月中回味不尽的终极影像。
这以后，杨开慧就开始了彻夜难眠苦度时日。
无论怎样都睡不着，虽然是倒在床上。一连几晚都是这样，合起来还睡不到一晚的时晨（辰），十多天了，总是不见来信……
也许是一种莫名的预感在作怪，与毛泽东别过多次的杨开慧，从来没有像这一次分别那样令她心神不定：
我检（简）直要疯了！我设一些假想，恼（脑）子像戏台一样，还睡什么觉？人越见枯瘦了。
手稿中诸如此类的文字比比皆是，但这绝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少妇思夫。那段时间，在杨开慧的思梦中，肯定多是噩梦。国共两党越来越激烈的武装对抗，她当然明白，身处对抗前沿的丈夫毛泽东，每时每刻将会面临着什么。
在那些寝食不安的日子里，看报成了杨开慧每天必不可少的重要生活。报纸上的“赤匪”被描绘成惶惶不可终日的走寇。在各路武装的围追堵截中，那些“赤匪”似乎只有挨打逃窜，而无还手之力。杨开慧从报纸上得知，丈夫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似乎天天在敌人的追杀中东躲西藏，已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并随时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丈夫的队伍越打越少，最后一小股赤匪流窜到了井冈山，苟延残喘，惶惶不可终日……
杨开慧虽然不完全相信报纸上的说法，但她明白，在围追堵截的险恶环境里，丈夫毛泽东和他的起义部队，会遭遇怎样的困境。
其实，秋收起义后的毛泽东和他的起义军，要比杨开慧想象的境遇更糟更难。
起义像霹雳一样惊现，不久，也像霹雳一样从空中划过去。毛泽东为保留革命火种退到井冈山，却被当作违抗党中央指令受到严厉处分……
在板仓，与毛泽东魂系梦绕的杨开慧像有一种生命感应。
站在门前，心里跑到他那里去了。好像看见他带着一种凄黯的神色在那里。
杨开慧当然不可能想象丈夫受什么处分，她只是心忧与心疼地想象着他的艰难。带着一种凄凉神色的毛泽东要有多糟糕就有多糟糕：山上的部队可能没有粮食，可能没有医药，可能没有衣服，可能没有子弹，可能有很多糟糕的可能。
在杨开慧眼中，曾经毫不起眼的那个井冈山，当时已成为她心目中最要命的山。夜里梦见那座山，醒来想着的还是那座山。
（2）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
不能忍的原因绝不仅仅是因为思念，而更多的是因为牵挂与担忧。
杨开慧非常明白，在那时那刻，她就算寻到井冈山，等待她的并不是夫妻团聚的喜悦与浪漫，而是同甘共苦的艰难，是生死与共的命运。甚至，就是死亡。
“没有我在身边，他不会注意的。”
已经给毛泽东生了三个孩子的杨开慧，这句话绝不是自以为是之言。在杨开慧那些伴夫走天涯的日子里，她知道，生活中的毛泽东是不屑于生活琐事的。甚至面对危险也仍然没有应有的警觉。
毫无疑问，那时那刻的杨开慧决意要上井冈山，明显带着共赴危难的强烈意识。在杨开慧貌似纤弱的身躯里，多情善感的情怀与刚烈倔强的个性同时并存。即使没有杨开慧英勇就义的那一幕，单看杨开慧的手稿，就不能不让人坚信：如果需要，杨开慧随时准备为毛泽东去死。
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去死，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运命！
藏在墙洞里的这些心语，可不是杨开慧的自夸自的人前之语，而是她真实的心声。
中国历史从来不乏贞妇烈女的故事。中国女性漫长的人生中，嫁给了一个男人，也就嫁给了一种命运。像王宝钏，十八年守成一座活的望夫石……
但杨开慧显然不是王宝钏。她是一个女人，同时还是一名共产党员。在杨开慧意欲奔赴井冈山的冲动中，无疑包含了激情燃烧的信仰与舍生取义的大气。革命有难，此时不出，更待何时？！但是，如果把杨开慧按捺不住的冲动仅仅理解为共产党员的本能反应，恐怕也嫌简单。历史地看，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一种事实：在那些令人唏嘘的故事中，只见女人为男人而死，却少有男人为女人舍命。正如那些被捕的革命者们，只见变节的男性，而少见叛变的女人。
其实，在那些贞妇烈女的故事中，传承着我们这个民族永远不敢漠视的精神特质：忠贞与坚守。飘流在民族文化之河上的那本《女儿经》，虽然已经渐行渐远，但历史的轻风仍然会把书中的碎片吹到人们面前，并散发出令人难以抗拒的余香。
作为著名伦理学家的女儿，杨开慧自然有机会接受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熏陶与浸润，并把它们化为中华女性共同的某种姿态，在历史的原野摇曳出一个大写的花名：中国女人。
也许正是这些因素，造成杨开慧当时的去意彷徨：
作为革命者，在革命遭受挫折之时，理应挺身而出，与战友们一道并肩；
作为一个妻子，在丈夫遭遇厄运之时，理应相行相伴，与丈夫共渡难关；
作为一位母亲，杨开慧却又不能无视三个儿子的存在……
革命需要战友，丈夫需要妻子，但儿子需要母亲。
一头理想一头家，一头丈夫一头儿，杨开慧能怎么样？会怎么样？
天地没有回应，命运闭着眼睛……
（3）幸喜天保佑我接到了那贵重的信
那段时间里，杨开慧每天最重要的心思就是盼信。
太难过了，太寂寞了，太伤心了！这个日子我检（简）直想逃避它。但为着这几个小宝，我终于不能去逃避。他终于有信来了，我接着喜欢得眼泪滚下来了……只有五十天，幸喜天保佑我接到了那贵重的信。
杨开慧说的那封贵重的信，是毛泽东用暗语写来的，信中说：“开始生意不好，亏了本，现在生意好了，兴旺起来了。”接到来信的开慧禁不住喜极而泣。
其实，这封只有寥寥数语的信并没有告诉杨开慧太多。她更不知道，在收到这封贵重的信时，井冈山上的毛泽东，生活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初上井冈山的毛泽东，可能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失意的一次。他不但被撤去了党内要职，竟然还被传言“开除了党籍”。于是，毛泽东病了。当他孤独的身影一瘸一拐地走在山道上时，那情形看上去已经没有“霹雳一声暴动”的气概了。
就在毛泽东身心疲惫情绪低迷之时，有一位十九岁的少女及时在毛泽东身边出现了。
少女名叫贺子珍，在当时当地被称为“永兴一枝花”。这位能骑善战的年轻女战士，对来自山外的青年毛委员似乎特别关注。尽管，眼前的他体弱多病，头发过长，越发显得单廋。但是，年轻女战士贺子珍却仍然强烈地感觉到，在青年毛委员落魄的外表下，在那双忧郁的眼睛里，似乎藏着一个深不可测的世界。甚至连那瘦削却不失挺拔的身影，都彰显一种男人的孤独与倔强。
其实，在见到毛泽东之前，贺子珍对毛泽东的名字并不陌生。读书时候，她就早已读过毛泽东的文章。比如毛泽东发表在《湘江评论》和《政治周刊》上的文章，那些一气呵成的排比句让你一看就停不下来。面对那些美文，贺子珍曾经猜想，能写出这种锦绣文章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等贺子珍知道来井冈山的这个人，就是写出那些美文的人，心里大发感慨：造物主也有不公平的时候，这人拥有深刻透辟的思想，怎么还让他拥有赏心悦目的容颜？
然而，无论山道上的脚步挨得多近，两颗心却似乎挣扎着不敢靠得太近。因为毛泽东告诉过贺子珍，在湖南老家，他早有妻子和孩子。
井冈山之外的杨开慧自然不知道，她日夜牵挂的爱人正面对一位少女的深情苦苦挣扎。此时的杨开慧，仍然在思念的迷途上越走越远：
……连那他写的字，只要是他的，一概变了比珍宝囊还要要紧些。太难过了，我疑惑我的肚子里已经有了小毛。在这时，我感到一种爱惜了，连那几个。大寂寞了，太伤心了！
杨开慧笔记中，提到肚子里的“小毛”，虽然很快被确诊是一种假孕。但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杨开慧在思夫的心路上，已经把自己给丢失了。
（4）我总是要带着痛苦度日
1928年5月，朱德、陈毅所部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师井冈山。自此，“人不过千户，粮不过万担”的山沟沟呈现出了异常兴旺的景象。两位留过洋的将领也毫不隐秘地捅穿了那层窗户纸——在他们的撮合下，毛泽东与贺子珍以吃顿饭的形式结为革命伉俪。
一月后，杨开慧的堂弟杨开明上了井冈山，还给毛泽东捎去了堂姐带去的两双布鞋和一坛毛泽东永远吃不厌的豆豉辣椒。
当杨开明见毛泽东，无疑是理性的。那种理性可能不仅仅来自革命利益的原则，也来自毛泽东身边的那个女人贺子珍。
身在井冈山上的杨开明，自然有机会耳闻目睹贺子珍的处事与为人。在井冈山根据地，那是个有口皆碑的女人。
杨开明就亲眼见识过贺子珍让人为之一动的另一面。那次，杨开明正与井冈山的几位领导开会研究工作，突然得报，敌人的部队正向这边摸来。已有身孕的贺子珍一听，想都没想便摸出双枪冲了出去，竟凭两支手枪逗着敌人追着自己满山跑；杨开明自然也听说，贺子珍与毛泽东结合后，备有个随时准备离开的行包。说是一旦开慧姐姐上山来，她就背上行包让位走人。取代堂姐的竟然是这么一位有胆有识、有情有义的女人，杨开明还能怎样？他除了沉默只能还是沉默。
对毛贺之恋，《毛泽东传》的作者特里尔对此作了一种中国式的解读：
“这一点很合毛的脾气，他笃信诚实的乡土美德。他不同于那些‘五四’型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看来，大胆的社会实践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他和开慧及子珍的婚姻在当时的环境中都是稳定的。确实，毛泽东并不看重结婚的仪式。然而，一旦确定这种关系就会稳固地保持下去，直到因外部因素而发生突变。”
我由此想起井冈山上另一位年轻女战士曾志。这位红色夫人，晚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那个时候我们有今天没明天，我们没有时间卿卿我我，我们是大情大爱，爱得更热烈，也只能爱得更直接，爱和生命每时每刻都连在一起。如果说男人革命是用生命，那女革命者是带着情和爱投身革命，直至献出生命在所不惜。因为，女人的生命和爱是同时存在的，一方面消亡，另一个必定跟着去了。”
（5）毛泽东托吴福寿长沙找寻杨开慧
我第三次上井冈山，专为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情路探访找知情人谢美华。
谢美华的姑父吴福寿，当年跟井冈山上的毛泽东住得很近，一来二去，比毛泽东大29岁的吴福寿，与毛泽东成了忘年交。
许久得不到妻子音讯的毛泽东，想派人去长沙寻找妻子，探实情况。思来想去，“闯荡江湖”的银匠吴福寿成了他物色的合适人选。
吴福寿受毛委员之托向湖南方向去了。没过多少时日，他回到茅坪，当夜来到八角楼向毛泽东复命。在毛泽东几次急迫询问下，吴福寿才说了一句：“毛委员，看来你们很难相见了。”毛泽东闻言大惊，问到底怎么回事，吴福寿只是难过地摇头，并不言语。
毛泽东明白了，当时呆若木鸡，痛苦地流下双行泪水……
可是，吴福寿真的到了板仓？怎么会得到杨开慧已不在人世的误传。
因为这一连串的不合情理，让我禁不住作出一种自以为是的推断：吴福寿有可能根本就没有去找杨开慧，或是去了，回来也是善意“撒谎”。
作为毛泽东的近邻，也作为贺子珍的远亲，吴福寿不可能对毛贺之间的暗恋甚至明恋视而不见。吴福寿也不可能不明白，毛贺之间那种退不得进不得的恋情，全因为在毛贺之间还隔着一个杨开慧。于是，善解人意的吴福寿假意受命去找杨开慧，在外面虚走一趟后即回来向毛泽东复命。也许，望着毛泽东黯然神伤的样子，用心良苦的吴福寿想着，先为眼前的两个有情人做件好事再说。
不必讳言，毛贺之恋一直是井冈山历史研究中绕不过去的结点。也是世人众说纷纭的敏感处。对毛贺之恋的各种看法与见解，甚至早已跳出了历史的范畴，而直接指向伦理道德的层面。
（6）井冈山的政治联姻？
我注意到，一些研究资料都为毛贺之恋找出了严肃的背景铺垫，甚至挖掘出了毛贺联姻的现实无奈与历史必然。那些用心良苦的解读与诠释，皆为了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井冈山上的毛贺之恋，不止是情感的使然，也是政治的必然。
关于那些解读，下面的说法恐怕是人们最熟悉的：
自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以来，井冈山上的两个山大王跟毛泽东一近一远，一亲一疏。袁文才认定毛泽东的确是个“中央才”，很想将他长久地留在井冈山。而一向疑心很重的王佐，却担心毛泽东想吃掉他的队伍当山大王，一直对毛泽东若即若离，心存戒备。而势单力薄的毛泽东如不能尽快与王佐的部队联手对付敌人的围追堵截，井冈山这块根据地将朝不保夕。要想让心存戒备的王佐放心，最好的办法就是他们提出的让毛泽东成为井冈山的女婿。于是，一个联姻妙计似乎顺其自然地出笼了。这条妙计的始作俑者自然是王佐和袁文才，主角自然是毛泽东与贺子珍，而与工农革命军刚刚会师的朱德与陈毅则成了这段婚姻的推波助澜者。
那些众所周知的说法还告诉我们，毛泽东开始自然是本能地推挡着这桩婚事。推挡的理由自然也合情合理——山外还有毛泽东割舍不下的妻儿。然后井冈山上的几个婚姻说客继续对毛泽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把毛贺婚姻与革命前途联在了一起。于是，毛泽东在犹豫再三之后，为了联手王佐，为了巩固井冈山根据地，为了井冈山的发展出路，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合了。
其实，在当时的共产党人中，类似毛贺之恋的情感故事并不鲜见。历史地看，如果用移情别恋或另结新欢来表述这类故事，显然是片面的。在共产党人艰难而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曾经离得很近的人走远了，曾经相隔很远的人走近了。在一远一近的情感困惑中，如果苛求他们为痴等远水而忍受近渴，恐怕也是某种矫情的诗歌。其实，浏览那些已成过去的情感故事以及故事后面的故事，人们不难发现，在共产党人的情感世界里，情感的负重与情感的洒脱总是那样如影随形，难以剥离。在那特定的年代，他们的情感故事已然成为那段历史的一部分。不管人们怎样看待那些故事，都无法忽视一个事实：那些看似有违传统道德的情感故事，不但滋润了故事主角的精神与生命，甚至可以说，那些故事滋润了一段历史。
又何况，当时并不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家里一个顾老小，身边一个知冷暖”更是普遍。
类似情形也发生在毛泽东在井冈山上的战友朱德将军身上，他在跟第四任妻子伍若兰结婚时说：“这不是常规的婚姻。我在四川有妻子，自从1922年以来没有见过面。我们有时通信，她早就明白我的生命是属于革命，我不可能再回到家里去了。伍若兰和她的家庭对此是全部知道的，但他们并不受传统礼教的束缚。当然，像其他妇女一样，她还保持自己的姓名，在政治部做自己的工作，她大部分时间是在村子里。”
前中央文革的戚本禹说：
“一九六六年夏天我曾向周恩来询问过这一段历史，周恩来的答复是，当时井冈山的人听说杨开慧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朱德将军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当时中央对这些问题已有过解释。”
贺子珍晚年时，曾这样回忆井冈山的那段时光：“物质生活虽然贫困，但我们的精神生活却是富有的。毛泽东博览群书，夜深人静，他写累了，就给我讲他读过的故事，讲他的诗文。他的话，把我带入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常常是一个讲着，一个听着，不知不觉迎来新的一天。”
我想，读到晚年贺子珍这段朴实无华的追忆，那些聚光在毛贺之恋的一双双眼睛，会不会突然收回追光，在沉默中设身处地、将心比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