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进吧，”她边从办公室里出来边说，仿佛被我们的成功所挫败了，但仍旧希望这成功只是暂时的。我们走进他宽敞的办公室。桌上摆着几部电话，他正在用其中一部通话。他并未中断交谈，眼中稍带疑惑地朝我们点头示意，用大幅度的肢体语言将我们指向沙发，而后大手向下一按，仿佛要将我们永久性地按进沙发里。就在此时，我看见了完完全全的另一个人。这是一位身处舰桥面色冷峻的舰长。几部电话响个不停。他朝一部电话那头给出某种类似命令的建议，又朝另一部给出像是和善请求的命令。
有好几次，人们拿着某些文件走进来，如果他正在打电话，来人则以一种军事化的谦恭站在门边。而后他查阅简报，在审阅当中就将之缩减得更加简短。而来人则静悄悄地从办公室里消失。
我已然在为自己松懈散漫地拜访这部精准的工作机器而感到窘迫。我朝朋友使使眼色，暗示他我们最好赶紧滚回家去。似乎他在将我们溺死在沙发中后，就完全忘记了我们作为溺水者的存在。我们泅出沙发表面，站起身来。此时他正在打电话。他盯着我们看了三秒钟，仿佛在尝试理解我们到底是如何出现的，然后他挂掉电话说：
“如果你们没有具体的事情，那咱们就八点钟在阿木拉见。”也许是惯性所致，他的话听起来就像是命令。我们走出办公室，女秘书再次惊奇地打量着我们，而这一次仿佛是想弄明白，当他一刻停顿地在打电话时，我们是在哪一个瞬间与他完成了交流。难道是边打电话边用手势交流。他倒确实对我们做过一个手势，而那之后我们便淹没在沙发里了。
“真是个奇人”，朋友说道，“连咖啡都不招待一杯。”
怡然的太阳，怡然的海洋，慵懒的游客以及更加慵懒的老主顾们坐在露天咖啡馆里品着咖啡，仿佛是在对比着斯大林的统治、赫鲁晓夫的统治以及当下勃列日涅夫的统治对于咖啡口味的影响。从他们的面部表情看来，似乎是没有太大差别。
我惊讶地意识到在这座城市中，除却炎热带来的慵懒之外，还有一个地点正在进行着精确而热情高涨的工作。也许就是这样的点仍旧在支撑着我们的生活。如果能得知这类点的在全国的确切数量，或许就可以确定我们还能撑多久。
傍晚在“阿木拉”，我们和拉乌尔再次碰面。从他身上察觉不出一丝疲劳的痕迹。仍旧是那个好心肠的，不时与邻桌交换笑话的拖油瓶，偶尔还会为了某些尤为逗乐的段子而互送瓶子。
一年后，当我再次来到阿布哈兹时得知，拉乌尔没有同任何人打招呼，毫无征兆地便离开城市，上北方工作去了。他去职之时，政府内部正在讨论任命他为部长。当然，是地方上的官职。
“抛下房子，妻子，朋友，一句话也没留就去了北方，”几位我们共同的老友都抱怨道。
在列举他抛下的东西时，始终不变的是将房子放在首位，妻子和朋友则不时变换名次，但房子始终处在第一。他多到数不清的朋友们是在他的妻子，现在是前妻那里才得知他北上的消息。据他们说，除此以外那女人一问三不知。看起来，是有人在阻碍本来就已相当闭塞的消息传播。
“州委会的人脑子坏掉了，竟然想冒险提名他做部长，”当地的某位自由主义者悲痛地说，“而他实际上是潜逃去了北方，这是在州委会自由派的脸上啐了一口唾沫。就因为他，现在斯大林主义者完全掌控了高层职位。”
“我觉得，”那位同他一起去打猎的老兄在我面前滔滔不绝，“有可能他对利赫尼村的乡下亲戚们说了些什么，专门跑到那里去，但连那些人也不理解，于是他也啐了他们一脸。总之，我以他的密友的身份给您讲讲这个人。虽然他是个一流的工程师，但脑子并不完全正常。我是去年注意到这一点的，忽然就开始招惹我的猎狗，不仅惹还找茬儿！它到底哪里惹到你了？你在我家大嚼特嚼的鹌鹑都是它从刺窝里叼出来的。他不，就要招惹！去年打猎途中（看起来他了我也在场）他说：来，往它嘴里到点白兰地。自己是个酒徒，还想把所有人都变成酒鬼。他都已经把我那只听话的狗的嘴扒开了，想往里灌酒。以我母亲的名义发誓，我当时就毛了！从他那一把抓过酒瓶，卯足劲甩出去好远。”
“那他呢？”
“他能说什么？坐我的车来的，还能跑到哪儿去。乖乖地闭上嘴去捡酒瓶，捡起来原地就喝了个精光。真是本性难移！”
“喏，并不完全是那样，”我说道。
他气愤地瞪了我一眼，却忽然回想起当时的场景中我那狡诈的存在。然而就在此时，他一把抓起我的双手，甚至提高了嗓音，补充道：
“你在的时候，也许并不完全是那样，但你不在场时就是那样！我可没说他只招惹了一次啊。要是就那一次，我干脆就不记得了。不，他每次都招惹它，但鹌鹑照吃不误，想呵呵笑就呵呵笑，想哈哈笑就哈哈大笑。天理啊！请问是非在哪里？”
就这样，拉乌尔在朋友们的叨叨声中从他们的生活里消失了。也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十年过去了。而忽然某一天，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如日中天的，如当下俄罗斯一般闲情逸致的泥潭日子里，他的名字陡然出现在各大报纸的版面上。
原来，他在北方已然主持了某项重大工程，并采用了一套新的鼓励获取个人利益的劳动计酬办法，最终达到公私双赢。报纸上描述了某些细节，我现在记不清了，但本质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