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个世纪的观点来解释内心的激动，这完全属于正常现象。但那是一九七五年。一九七五年我三十一岁，罗股长二十七岁，都是青春正炽的岁数。是的，我们是军人，军人自有军人严格的纪律。但我们在这莽莽大戈壁之西，在这根本看不见异性的边防站，用战士的话说，飞过来一只苍蝇都是公的。今天一下子看见如此美丽的女性，我们没有违反任何纪律，难道心里激动一下也不行的么？
但那是一九七五年。
那时候，我们的思想如同一条干涸的河床，没有碧波，没有流动，没有灵性，没有润泽。我们每天要求自己像毛主席语录一样，在书上、在纸上规范地活着，而且这样的所谓规范，其实就是死一样地活着，就是如同死尸一样活着，才能活着。
是的，如同死尸一样活着，才能活着——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能活过来的经验。
是以，我对自己心中情潮有这么一丁点儿拱动，都有自己怎么也扛不起的罪恶感。
干着活儿，三个人无拘无束地说着话。罗股长与女主人当然是说话的主角，大多时间我是当听者。我很用心地听，很想知道这个住在这个魔窟般的小石屋里的神秘女人与罗股长，与边防团团部，与大戈壁，与边境线到底有着什么神秘的关系。
听得出来，他们对我在场亳不介意，根本没有因为我而说话躲躲闪闪的意思。比如：
罗股长说俩麻袋里的食物，是团长叫他准备的，昨儿下午就准备好了的。带我到这里来也是团长的特许。团长说，我是北京来的诗人，让我来见见她，对她，对我，或许都能有点什么用处。
“诗人？”一听说我是诗人，女主人的双眸立时如同星星到了黑夜，明辉如射，异彩焕然，“诗人，上高一的时候，我们班主任就是诗人！”
她禁不住高叫起来。
她忘情地说：“他教我们的诗，我们班会上集体朗诵过，现在我还记得。”
“真的？”罗股长喜出望外，“那快快，快念给我们听听，给诗人听听。”
女主人放下切了一半的黄瓜，站到那唯一的窗户底下，清了清嗓子，念道：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自由，爱情！
我要的就是这两样。
为了爱情，我牺牲了我的生命，
为了自由，我又将爱情牺牲。
她念的时候，左右手做了几个简单的动作，一看就是中学生动作——清纯，青涩，但是真实，可爱。
她声音不高，但清新圆润，还保持着当年老师排练时的那种节奏。但再不只是那种上海普通话了，声调中多了一份新疆普通话的韵味。
也许是紧张，也许是激动，念完诗，她两颊涨得绯红。她深深地呼吸了好几下，才急急地解释：“这是我们班会时，全体女生出的一个集体节目。老师说，诗是匈牙利一个什么诗人作的，不记得了——”
“裴多菲。”我小心地提示。
“哦大概是，大概是。”她歉意地莞尔一笑，“老师给我们排节目时说，把两个中文翻译版本连在一起才好听，好看。真的，这么多年，我还记得——差点都忘了……”
她是那样忘情地笑着，仿佛回到了中学生时代，满脸红霞飞溅，明媚灿烂。
那一刹，我忽然想起了那两句歌词：
她那粉红的笑脸，
好像那红太阳……
记得小时候老师教这支歌，唱到这里，我心里还直犯嘀咕，描写姑娘的脸，怎么能用红太阳呢？总觉得不是那么妥帖，是为了押韵，不得已而为之的苟且。而这时这刻，我在这张笑脸面前，突然顿悟了：是的是的，这张笑脸就应该是红太阳，只能是红太阳，因为她一笑，我全部身心都被它融化了。
罗股长高兴得一劲儿鼓掌，连连说：“真好，真好，我一直不知道这首诗有两个翻译版本，只知道前面那个。今天听了后面那个，也好，一样好——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
他俩说着话，我在旁边听。
渐渐的，我从他们的对话渗透出来的信息中，梳理出一个大致情况——
这小石屋是整个幸福渠链条上的一个看水站：
这位女主人是看水员，上海人，属鼠的，与罗股长同岁，一九四八年生。只是罗股长是年头，她是年尾：
从小石屋门口，过水闸，下到草地，到霍尔果斯河边，大约走八分钟；
一般情况下，霍尔果斯河在这段只有三十米宽，最深处也在膝盖下面，卷卷裤腿就可以过河；
因为这一段国境线，苏方没有电网和耕土地带，于是成为敌、特及潜逃者、叛国者选择越境的理想地段，敌情复杂，也是边防部队防务的重点地区之一：
女主人在这小石屋里已经住了七年：
大孩子六岁，老二四岁。都没名字，她懒得给他们取名字，老大就叫老大，老二就叫老二；
小石屋旁边的棉花地有十二亩多，玉米地有十亩多，还有菜地，全部是她一个人将戈壁滩上的石头清理之后开垦出来的。每年的小麦、玉米、棉花等庄稼，从播种到管理到收割，都是她一个人，收获后兵团派汽车来运走。七年间，五年大丰收，两年歉收。开荒种地不是她的任务，是她自己愿意做的：
她管辖的二十里水渠地段，包括今年春上栽的树苗，成活的白杨五千二百四十八棵，柳树两干一百二十二棵，还有少量的杏树、枣树，都挂果了；
七年间，她独自抓获潜逃者十一名，间谍三名，还协助边防部队抓获叛逃集团两个；
她没有武器，师里曾要给她配备一支手枪，她不要；
边防团老团长是她最尊敬的首长和朋友，七年来一直在各方面亲切地关注着她，关心着她，帮助着她，没有老团长的无私帮助、接济，她怕是坚持不下来；
